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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中国房地产市场可谓“洋风”扑面,但你所担纲的清华坊却独树一帜开始回归传统。
当时我们处在一片假欧陆风情的建筑环境里,有些不伦不类。我经常在想,既然我们身处的土地上繁衍的是我们自己的民族,那么我们的建筑就一定要表达我们自己的精神诉求,而不是别人的。当时欧陆风盛行,连名字都是西式的,这让人很奇怪,这是别人的文化,不是我们的。
中国人有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对街坊、大院这样的环境情有独钟,而对西方人所谓的贵族庄园生活并不熟悉。你很难想象在不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如同住在别人家里那样的不自在。事实上,建筑文化应该是多元性的存在。历史发展到今天,各种文化都应该是共生的。我并不保守,也不反对将西方建筑风格融入中国,但我反对把它当作一股风气和思潮。
近年来社会上国学渐兴,传统文化的回归复苏趋势明显,这也反映到了国内建筑界。请评价一下中国建筑业的发展历程?
我们国家的建筑业,事实上绕了一个圈,走了一条弯路。我们回头看看民国时期的建筑。一批海归建筑师,在国外受的教育,具有当时世界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手法,但他们的作品仍然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脉。到了解放后,钢筋混泥土开始大量运用,这使得建筑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很重视建筑的实用性和功能性,这也造就了七八十年代一大批“火柴盒”的诞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精神层面的需求日益增强。到八十年代,整个建筑学术界开始提出,我们能否将民族性的建筑文化传承下来。这在当时是一个课题,但很少有人去实践。因为建筑材料、工艺手法与过去完全不同了,当代人的审美观也发生了改变。虽然一些城市也尝试过,比如在楼顶统一加盖绿色琉璃瓦等等,希望传承本民族的审美文化,但这样的做法按今天的眼光看,显然是失败的。
通过十年的时间检验,清华坊成为了你自己的一个起点,你是如何看待的?
这毕竟是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我和我的团队也受到了自身的观念认知、能力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以现在的眼光看,清华坊实际上是一件很“做作”的产品,有些“矫揉造作”。因为我们更多使用的是“加法”,即在原来的结构上用装饰的手法加上了一些表现民族特征的“符号”。说实话,在当时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用现代的工艺和材料怎么样去传承我们民族的文化。我们那时的手法只是一个尝试。但在十年前,人们会觉得它很不错,在当时来讲,算是具有开创性的。现在我反而觉得,我们跨的步子还不够大。
后来做广州清华坊的时候,我们吸取了成都清华坊的一些经验教训,整个建筑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做作”,因为我们知道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作品,所以在项目前期,心中就有一张比较完整的图纸。2004年《新周刊》将广州清华坊评为年度建筑,就是因为它看上去很朴实。
古人讲“繁自简出繁复简”。您刚才也说到,用加法来完成的建筑看上去会很“做作”,那你后来的设计理念是否也开始从“减”了?
纵观这十年的设计建筑历程,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努力探索:怎么样将新东方主义的建筑风格,从“做作”转变为自然。让这些建筑在风格上浑然天成,而不是通过外在元素的叠加来实现。所谓的自然,就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思维结合得更贴切,更舒适。所以后来的这些项目,从外部元素来讲,是越来越简单。
到中国会馆时,传统文脉只是我们头脑中的一种意识,在设计过程中,逐渐把它浸淫到自己的骨髓里去。
这十年来在建筑方面有了怎样的思想感悟?
第一是打破地域界限。原来我们做清华坊的时候,是着眼于全中国这个概念。我们当时并没有刻意去强调项目在四川的地域性,现在就更不去强调地域性,不去过分强调它究竟属于南派还是北派,中国还是东南亚。但我们会强调,它是东方的建筑。第二是传统与当下的结合。无论是清华坊还是中国会馆,有一个初衷没有变,那就是一定要做出符合现代人生活方式和现代人审美观,同时要传承本民族文脉的作品。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吸收现代设计的营养,另一方面要对我们自己的传统进行“扬弃”。这包括了两个内容:发扬应该发扬的、抛弃应该抛弃的。
中国会馆的直观感受就是一座大院子,它的设计理念和思路是否遵循中式庭院的体系?
中国会馆的立意就是“河边上的院子”,因为风光如画的中河环绕整个地块。最初的想法是能不能把过去的四合院用一种更现代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老四合院中堂屋的位置仍然是我们的会客厅,各个厢房的组织安排都是按长幼排列有序的。中国会馆,在空间感受和空间序列上,都基本上遵循过去的传统。但内部房间的组织就完全不同了。
从规划上讲,街道都很直,井字形的。五百多亩地严格来讲跟过去的县城面积差不多大小,所在规划上也借鉴了过去传统的规划手法,井字形街道排列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坐落其间的院子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南北朝向,这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水也是符合的。
另外,在规划上我们没有设计所谓的景观节点,因为这里的街道和穿插其间的河道从景观上讲已经非常丰富,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去营造太多的景观节点来吸引眼球,而且有可能会破坏原有街道的空间尺度感,适得其反。
相比而言,我们对空间尺度的考虑更仔细,什么样的宽度,人们的感受最舒适,这些方面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比如道路的宽度,建筑的间距,都有非常细致的设计。有时候,街道距离适当一些,反而更亲切,更近人。以前的老街坊,尺度都不宽。
可现在是2011年了,与现代生活会不会有些脱节?从消费者角度出发,中国会馆的设计如何让他们接受?
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代人,都有一种院落情结和街坊情结。我们最初就已经定下了一个基调:在传统文化的荣光里,体会绝对现代的生活。所以中国会馆的风格意象选择,是在简约风格下体现出传统内涵,又区别于单纯的仿古建筑,这里面牵涉到形式与内涵的取舍与平衡。比如在中国会馆里,我们依然沿用了传统的瓦屋面,但不是传统的土瓦,而是现代的合金材料,看上去会更整洁,现代味更重。我们也不能把简约做到极致,因为站在开发商角度讲,我也必须要考虑到消费者的接受程度。
中国会馆是您倾注了极大心血完成的力作,对这一项目你有怎样的评价和期望?
应该说,就我而言,中国会馆有条件成为我个人设计开发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项目。中国会馆将是我个人很难超越的作品。
当时我们处在一片假欧陆风情的建筑环境里,有些不伦不类。我经常在想,既然我们身处的土地上繁衍的是我们自己的民族,那么我们的建筑就一定要表达我们自己的精神诉求,而不是别人的。当时欧陆风盛行,连名字都是西式的,这让人很奇怪,这是别人的文化,不是我们的。
中国人有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决定了我们对街坊、大院这样的环境情有独钟,而对西方人所谓的贵族庄园生活并不熟悉。你很难想象在不熟悉的环境中生活,如同住在别人家里那样的不自在。事实上,建筑文化应该是多元性的存在。历史发展到今天,各种文化都应该是共生的。我并不保守,也不反对将西方建筑风格融入中国,但我反对把它当作一股风气和思潮。
近年来社会上国学渐兴,传统文化的回归复苏趋势明显,这也反映到了国内建筑界。请评价一下中国建筑业的发展历程?
我们国家的建筑业,事实上绕了一个圈,走了一条弯路。我们回头看看民国时期的建筑。一批海归建筑师,在国外受的教育,具有当时世界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手法,但他们的作品仍然在传承我们自己的文脉。到了解放后,钢筋混泥土开始大量运用,这使得建筑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很重视建筑的实用性和功能性,这也造就了七八十年代一大批“火柴盒”的诞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精神层面的需求日益增强。到八十年代,整个建筑学术界开始提出,我们能否将民族性的建筑文化传承下来。这在当时是一个课题,但很少有人去实践。因为建筑材料、工艺手法与过去完全不同了,当代人的审美观也发生了改变。虽然一些城市也尝试过,比如在楼顶统一加盖绿色琉璃瓦等等,希望传承本民族的审美文化,但这样的做法按今天的眼光看,显然是失败的。
通过十年的时间检验,清华坊成为了你自己的一个起点,你是如何看待的?
这毕竟是我们的第一个项目,我和我的团队也受到了自身的观念认知、能力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以现在的眼光看,清华坊实际上是一件很“做作”的产品,有些“矫揉造作”。因为我们更多使用的是“加法”,即在原来的结构上用装饰的手法加上了一些表现民族特征的“符号”。说实话,在当时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用现代的工艺和材料怎么样去传承我们民族的文化。我们那时的手法只是一个尝试。但在十年前,人们会觉得它很不错,在当时来讲,算是具有开创性的。现在我反而觉得,我们跨的步子还不够大。
后来做广州清华坊的时候,我们吸取了成都清华坊的一些经验教训,整个建筑看上去就没有那么“做作”,因为我们知道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作品,所以在项目前期,心中就有一张比较完整的图纸。2004年《新周刊》将广州清华坊评为年度建筑,就是因为它看上去很朴实。
古人讲“繁自简出繁复简”。您刚才也说到,用加法来完成的建筑看上去会很“做作”,那你后来的设计理念是否也开始从“减”了?
纵观这十年的设计建筑历程,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在努力探索:怎么样将新东方主义的建筑风格,从“做作”转变为自然。让这些建筑在风格上浑然天成,而不是通过外在元素的叠加来实现。所谓的自然,就是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思维结合得更贴切,更舒适。所以后来的这些项目,从外部元素来讲,是越来越简单。
到中国会馆时,传统文脉只是我们头脑中的一种意识,在设计过程中,逐渐把它浸淫到自己的骨髓里去。
这十年来在建筑方面有了怎样的思想感悟?
第一是打破地域界限。原来我们做清华坊的时候,是着眼于全中国这个概念。我们当时并没有刻意去强调项目在四川的地域性,现在就更不去强调地域性,不去过分强调它究竟属于南派还是北派,中国还是东南亚。但我们会强调,它是东方的建筑。第二是传统与当下的结合。无论是清华坊还是中国会馆,有一个初衷没有变,那就是一定要做出符合现代人生活方式和现代人审美观,同时要传承本民族文脉的作品。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要吸收现代设计的营养,另一方面要对我们自己的传统进行“扬弃”。这包括了两个内容:发扬应该发扬的、抛弃应该抛弃的。
中国会馆的直观感受就是一座大院子,它的设计理念和思路是否遵循中式庭院的体系?
中国会馆的立意就是“河边上的院子”,因为风光如画的中河环绕整个地块。最初的想法是能不能把过去的四合院用一种更现代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老四合院中堂屋的位置仍然是我们的会客厅,各个厢房的组织安排都是按长幼排列有序的。中国会馆,在空间感受和空间序列上,都基本上遵循过去的传统。但内部房间的组织就完全不同了。
从规划上讲,街道都很直,井字形的。五百多亩地严格来讲跟过去的县城面积差不多大小,所在规划上也借鉴了过去传统的规划手法,井字形街道排列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让坐落其间的院子都能有一个非常好的南北朝向,这与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水也是符合的。
另外,在规划上我们没有设计所谓的景观节点,因为这里的街道和穿插其间的河道从景观上讲已经非常丰富,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去营造太多的景观节点来吸引眼球,而且有可能会破坏原有街道的空间尺度感,适得其反。
相比而言,我们对空间尺度的考虑更仔细,什么样的宽度,人们的感受最舒适,这些方面是我们关注的重点。比如道路的宽度,建筑的间距,都有非常细致的设计。有时候,街道距离适当一些,反而更亲切,更近人。以前的老街坊,尺度都不宽。
可现在是2011年了,与现代生活会不会有些脱节?从消费者角度出发,中国会馆的设计如何让他们接受?
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代人,都有一种院落情结和街坊情结。我们最初就已经定下了一个基调:在传统文化的荣光里,体会绝对现代的生活。所以中国会馆的风格意象选择,是在简约风格下体现出传统内涵,又区别于单纯的仿古建筑,这里面牵涉到形式与内涵的取舍与平衡。比如在中国会馆里,我们依然沿用了传统的瓦屋面,但不是传统的土瓦,而是现代的合金材料,看上去会更整洁,现代味更重。我们也不能把简约做到极致,因为站在开发商角度讲,我也必须要考虑到消费者的接受程度。
中国会馆是您倾注了极大心血完成的力作,对这一项目你有怎样的评价和期望?
应该说,就我而言,中国会馆有条件成为我个人设计开发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项目。中国会馆将是我个人很难超越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