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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村与城市不断接轨，从传播的认知、理解、决策三个逐级深入的层面看，人际传播在整个乡村传播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农村，人际传播是影响受众行为的决定因素。乡村传播过程中的舆论领袖提高了信息的清晰度，强化了信息的真实性，促进了信息的有效性传播。本文以陕西关中六个地区的传播机制为例，探讨舆论领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舆论领袖在乡村社会传播中的作用以及从传播角度如何促进新农村建设。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舆论领袖流言乡村传播人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4－0015－02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长期关注和重视新农村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并确立建设新农村的二十字方针。由此，新农村建设成为国家建设乡村的重中之重。因此，如何准确、高效的进行信息传播成为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一、乡村传播过程模式分析
乡村传播是乡村内部之间以及与之相连的外部传播系统的传播现象。［1］ 乡村传播的类型包括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自我传播等。大众传播是专业的媒介组织机构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的一般大众为对象所进行的传播。［2］ 媒介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传播的内容，更在于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革；组织传播是组织所进行的传播；自我传播是个人内部所进行的传播，是将个人的经验和知识积累等全部调动起来，对它们的意义重新进行解释、重组和加工，从而形成新的意义和行为；人际传播是点对点的传播，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传播。这几种传播类型中，人际传播是乡村传播中最有效的传播类型。
1．乡村社会的传播者
从乡村社会的整体人口分布看，劳动力主要集中于各个大中小城市，村庄剩余的人口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即剩余劳动力。受生活方式、文化程度和知识积累等多方面的影响，他们接触媒介的机会和频度十分有限，接触最常见的媒介是电视和广播。在整个调研中发现，受人口素质、教育程度、发行地域等限制，报纸的发行量少之又少，且呈逐年递减趋势。与媒介传播的内容和影响相比，人际传播是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决定性力量。在农村，饭后闲聊、走亲串门是最主要的休闲方式之一，由此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密切。传播内容涉及从电视、广播和报纸得到的信息，也包括从别人身上听到的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或是本村及周边发生的奇闻异事，信息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成为联系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纽带，受地理位置、环境条件、知识架构、利益趋同等相似的影响，使这部分人形成一个群体。与此同时，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可以相互转化，每个受传者也可以成为传播者。
另外，由于知识结构、社会地位、信息资源等的差异，村民掌握信息的丰富程度也存在明显的不同，那些信息量相对充足，经常及时与村民进行交流和反馈，尽量上情下达的村能人便成为村里的舆论领袖。
2．乡村社会内的传播过程模式分析
乡村是大众媒介传播的边缘地带，群体是个人的信息来源。［3］群体传播形成了乡村人际传播的格局网。村领导将国家的政策、方针等信息传播给舆论领袖，舆论领袖根据自身的经验、知识积累、社会阅历等对信息进行译码，既而选择、整合、加工后以群体传播的形式将信息传播给村民，村民再一次将信息解码后进行个体对个体的传播，即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迅速将信息传遍整个村落，大事小情在一夜之间被村民所熟知，村民讨论后，将意见或建议反馈给舆论领袖，舆论领袖再将村民的意见反映给上级领导，实现了上情下达的作用。
正是因为人际传播的效力，使得信息在乡村内部快速扩散，同时进行剧烈震荡，流言和谣言随之出现并被进一步放大。群体传播增强了信息的高效传播，“知识沟”的差异和不断扩大使人际传播中信息的准确程度受到极大威胁。
二、舆论领袖在乡村社会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1．信息干扰阻碍了传播的效能
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网状格局分布的村民模式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又由于每个村民有选择的接收信息、理解信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对信息进行译码和解码，再附加自己的主观感受后以“把关人”的身份将信息多次传播，传播过程中会出现信息变异，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如果从第一个人传到第十个人时，信息的初始意义被完全颠覆，是打破了二级传播模式的多级传播。调查中发现，信息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程度决定了信息传播速度的快慢和传播范围，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削弱了信息的清晰度，增加了信息的模糊性。这也证实了奥尔波特的公式：流言的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4］ 调研中还发现，流言除了与问题的重要程度有关外，还与村民对村领导的信任程度密不可分。村民对村领导越是信任，逆意村民就越少，信息的清晰度越高，反馈就越及时，传播过程的干扰就越弱。此外，村民对问题的感兴趣程度也是信息快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罗堡村村民对“百家碎戏”（陕西方言电视剧）的兴趣十分浓厚，被调查的148人中，有89人每天准时收看此剧，占被调查人数的3/5，在问及“您觉得与咱们农民有关的电视节目多吗？”这一问题时，大部分人异口同声“百家碎戏”，村民对这一档节目的满意度非常高，表示有机会很愿意参与演员角色，该剧的情节内容也常常
＊ 本文为西北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新农村建设中的传媒力量——以陕西关中地区新农村与传统农村媒介接触的对比调查为例》后期成果（编号：20101069740）
成为村里妇女茶余饭后的闲谈内容。而这一节目在城市的收视率极低，调查中的大部分城市居民对这一节目表示不满。这一巨大的差异与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地理位置、审美等有着重要的联系，村里人对这一节目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直白的方言表达也是在乡村收视率高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被调查的陕西关中地区的六个村子中，村民普遍对村领导表现出不满情绪，当采访咸阳市泾阳县花马村一村民“认为村里的管理是否民主”时，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罗列村领导做的不妥当的地方，恰好一妇女路过，就停下来旁听，不久另一妇女路过询问此妇女，这个妇女略思片刻，表达了听到的内容。
信息干扰包括了传播过程中信息由信源到信宿产生的噪声，信息失真、变异和回流，阻碍了正常有效的传播，这也是乡村人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在调查的几个村子中，信息干扰的程度各不相同，受干扰程度越低，信息的清晰度就越高，信息的有效传播就越高，村里意见就越统一，村子的凝聚力就越强，政策的执行度就越快，乡村的整体发展情况就越好，反之，则信息清晰度越低，村子的意见越松散，发展就越缓慢。
2．舆论领袖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这里所说的舆论领袖主要指村能人，也包括部分密切联系群众的村领导，这部分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学识，立足长远，及时关注与本人和本村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关心时政新闻，了解国家大政方针，愿意积极探索本村发展途径，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成为联系上级领导与群众的纽带，也是村里名望较高的人，受到群众的认可，然而，这部分人的比例极小，但影响力却极大。他们不一定都受过极高的教育，但对如何改善本村发展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对改进村民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力。首先，由于地缘因素、心理因素、身份认同、利益相关等的接近，使村民很愿意从心理上近距离接触这些极少部分的舆论领袖，从而获得身份上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其次，大部分村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的识字能力很差，尤其是妇女，因此，高于他们学历的舆论领袖更容易获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再次，舆论领袖的思想认识弥补了村民文化层次浅显却想得到更多有利信息的缺陷；最后，舆论领袖的某些被证明是正确的想法和提议更是获得了村民的崇拜和推崇，积极拥护舆论领袖的建议，更快的推动乡村的发展。
舆论领袖对村民的意识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对多或一对一近距离的传播模式营造了和谐平等的对话氛围，消除了传统意义上上下级传播居高临下的心理压力和言论顾虑，舆论领袖和村民的想法和意见得以充分交流，拉近了与村民的心理距离，更全面的了解村民的真正需求，通过有效沟通，不仅使政策指令等上情下达，还使舆论领袖的意见更充分的被村民接受，形成良性循环的沟通环境。
三、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新农村建设是国家发展农村的一项重大战略性政策，也是多年发展农村的重要项目，这些年的发展使陕西关中地区的“新农村示范村”各有特色并逐渐增多。农村要发展，支农惠农的方针就要得到村民的认可，政策指令的下达就要到位和有效，还要得到村民的大力支持，离不开舆论领袖这一中间润滑剂的作用。要想发展农村，必须提高村民的文化水平和认知意识，从而影响村民的决策和行动。古登斯认为，日常生活的绵延固然是作为意图行动而发生的，但行动还产生了意外后果。这些意外后果可以系统的反馈回来，成为下一步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所以说，如果我用恰当的方式说、写英语，一般就会有助于整个英语语言的再生产。［5］ 村民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影响着政策的再生产以及政策在乡村范围内的传播。舆论领袖的出现整合了松散的信息，形成了群体规范，统一了村民的观点，加快了乡村的发展，促进了新农村建设。为了拥护党和政府建设新农村的政策，充分发挥舆论领袖的领导作用，笔者在这里提出以下建议。
1．新农村建设应更好的关注人际传播效能
乡村传播的传播类型中，人际传播对村民决策产生很大影响，村民通过传统媒介了解一定的信息，掌握一定的知识，也仅仅对于开阔视野有着很大的帮助，他们对传统媒介保持着与生俱来的距离感、疏离感和冷漠感，认为电视报道的内容与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至多是放松心情，得到娱乐，大部分村民对如何发展本村表示困惑，看不清村子的发展方向，还有些村民沉醉在本村现有的环境中，对新农村建设政策持冷漠态度。这些迹象表明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宣传还停留在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上，笔者认为，虽然大众媒介的覆盖面相对较广，但对影响村民行为的力量微乎其微，为了使新农村建设政策更好的深入民心，应积极发挥舆论领袖的接近性普及新农村建设的相关知识，让村民认识到建设新农村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使村民有强烈的主人翁精神，把建设新农村的思想通过人际传播的形式进行推广。同时也可以了解村民的真实想法和意愿，实现了有效信息的双向传播。
2．新农村建设应提高舆论领袖的文化素养
乡村传播中，舆论领袖通过上级领导接收了信息的全部内容，并不代表接受了信息的全部意义，他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积累、生活阅历等对信息的意义重新进行解释、加工和整合，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意义和行为，以自己的理解传播给村民。班杜拉认为，假如思想探究运用得恰当的话，问题仍然存在，即语言能将个体正在思考的东西准确描述到何种程度。［6］ 同样，舆论领袖能否将信息的意义正确解读成为下一步传播的关键。因此，对村民而言，舆论领袖对信息意义的解读和正确有效的传播以削弱流言是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关键。
为提升舆论领袖的文化修养，应定期为各省各村的舆论领袖进行文化、思想、技术上的统一培训。这样不仅增强了其理解事物的能力，还开拓了其思想，为探索各村发展道路和有效传播、实现上情下达提供了良好的思想保证。
3．新农村建设应寻找与各村相适应的新型发展模式
建设新农村，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找和发现与本村发展相匹配的农村发展模式，舆论领袖应积极参与思考，提供切实可行的农村发展方案，并进行合理预测。不能天马行空，照抄照搬别村的发展模式。调研小组在采访中发现，有些村的村民一味羡慕其他村子的发展，认为本村也该按照其方法进行发展。采访中还发现，有村子因为照搬另外村子的发展模式吃了大亏。因此，探索乡村的发展固然是好事情，但不能盲目寻找，急于求成，而应该根据本村的特点探寻新型农村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李红艳.关于乡村传播与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 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4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古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 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舆论领袖流言乡村传播人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4－0015－02
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法。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长期关注和重视新农村建设，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并确立建设新农村的二十字方针。由此，新农村建设成为国家建设乡村的重中之重。因此，如何准确、高效的进行信息传播成为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一、乡村传播过程模式分析
乡村传播是乡村内部之间以及与之相连的外部传播系统的传播现象。［1］ 乡村传播的类型包括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自我传播等。大众传播是专业的媒介组织机构运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产业化手段，以社会上的一般大众为对象所进行的传播。［2］ 媒介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传播的内容，更在于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变革；组织传播是组织所进行的传播；自我传播是个人内部所进行的传播，是将个人的经验和知识积累等全部调动起来，对它们的意义重新进行解释、重组和加工，从而形成新的意义和行为；人际传播是点对点的传播，即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传播。这几种传播类型中，人际传播是乡村传播中最有效的传播类型。
1．乡村社会的传播者
从乡村社会的整体人口分布看，劳动力主要集中于各个大中小城市，村庄剩余的人口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孩子，即剩余劳动力。受生活方式、文化程度和知识积累等多方面的影响，他们接触媒介的机会和频度十分有限，接触最常见的媒介是电视和广播。在整个调研中发现，受人口素质、教育程度、发行地域等限制，报纸的发行量少之又少，且呈逐年递减趋势。与媒介传播的内容和影响相比，人际传播是乡村社会信息传播的决定性力量。在农村，饭后闲聊、走亲串门是最主要的休闲方式之一，由此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密切。传播内容涉及从电视、广播和报纸得到的信息，也包括从别人身上听到的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或者是自己感兴趣的、或是本村及周边发生的奇闻异事，信息的出现使人与人之间发生关系，成为联系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纽带，受地理位置、环境条件、知识架构、利益趋同等相似的影响，使这部分人形成一个群体。与此同时，传播者和受传者的角色可以相互转化，每个受传者也可以成为传播者。
另外，由于知识结构、社会地位、信息资源等的差异，村民掌握信息的丰富程度也存在明显的不同，那些信息量相对充足，经常及时与村民进行交流和反馈，尽量上情下达的村能人便成为村里的舆论领袖。
2．乡村社会内的传播过程模式分析
乡村是大众媒介传播的边缘地带，群体是个人的信息来源。［3］群体传播形成了乡村人际传播的格局网。村领导将国家的政策、方针等信息传播给舆论领袖，舆论领袖根据自身的经验、知识积累、社会阅历等对信息进行译码，既而选择、整合、加工后以群体传播的形式将信息传播给村民，村民再一次将信息解码后进行个体对个体的传播，即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迅速将信息传遍整个村落，大事小情在一夜之间被村民所熟知，村民讨论后，将意见或建议反馈给舆论领袖，舆论领袖再将村民的意见反映给上级领导，实现了上情下达的作用。
正是因为人际传播的效力，使得信息在乡村内部快速扩散，同时进行剧烈震荡，流言和谣言随之出现并被进一步放大。群体传播增强了信息的高效传播，“知识沟”的差异和不断扩大使人际传播中信息的准确程度受到极大威胁。
二、舆论领袖在乡村社会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1．信息干扰阻碍了传播的效能
在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网状格局分布的村民模式加快了信息的传播，又由于每个村民有选择的接收信息、理解信息，根据自己的主观意图对信息进行译码和解码，再附加自己的主观感受后以“把关人”的身份将信息多次传播，传播过程中会出现信息变异，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如果从第一个人传到第十个人时，信息的初始意义被完全颠覆，是打破了二级传播模式的多级传播。调查中发现，信息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程度决定了信息传播速度的快慢和传播范围，这种口耳相传的方式削弱了信息的清晰度，增加了信息的模糊性。这也证实了奥尔波特的公式：流言的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4］ 调研中还发现，流言除了与问题的重要程度有关外，还与村民对村领导的信任程度密不可分。村民对村领导越是信任，逆意村民就越少，信息的清晰度越高，反馈就越及时，传播过程的干扰就越弱。此外，村民对问题的感兴趣程度也是信息快速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罗堡村村民对“百家碎戏”（陕西方言电视剧）的兴趣十分浓厚，被调查的148人中，有89人每天准时收看此剧，占被调查人数的3/5，在问及“您觉得与咱们农民有关的电视节目多吗？”这一问题时，大部分人异口同声“百家碎戏”，村民对这一档节目的满意度非常高，表示有机会很愿意参与演员角色，该剧的情节内容也常常
＊ 本文为西北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项目《新农村建设中的传媒力量——以陕西关中地区新农村与传统农村媒介接触的对比调查为例》后期成果（编号：20101069740）
成为村里妇女茶余饭后的闲谈内容。而这一节目在城市的收视率极低，调查中的大部分城市居民对这一节目表示不满。这一巨大的差异与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地理位置、审美等有着重要的联系，村里人对这一节目有着强烈的身份认同感，直白的方言表达也是在乡村收视率高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被调查的陕西关中地区的六个村子中，村民普遍对村领导表现出不满情绪，当采访咸阳市泾阳县花马村一村民“认为村里的管理是否民主”时，他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罗列村领导做的不妥当的地方，恰好一妇女路过，就停下来旁听，不久另一妇女路过询问此妇女，这个妇女略思片刻，表达了听到的内容。
信息干扰包括了传播过程中信息由信源到信宿产生的噪声，信息失真、变异和回流，阻碍了正常有效的传播，这也是乡村人际传播中存在的问题。
在调查的几个村子中，信息干扰的程度各不相同，受干扰程度越低，信息的清晰度就越高，信息的有效传播就越高，村里意见就越统一，村子的凝聚力就越强，政策的执行度就越快，乡村的整体发展情况就越好，反之，则信息清晰度越低，村子的意见越松散，发展就越缓慢。
2．舆论领袖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这里所说的舆论领袖主要指村能人，也包括部分密切联系群众的村领导，这部分人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和学识，立足长远，及时关注与本人和本村发展相关的政策、法规，关心时政新闻，了解国家大政方针，愿意积极探索本村发展途径，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成为联系上级领导与群众的纽带，也是村里名望较高的人，受到群众的认可，然而，这部分人的比例极小，但影响力却极大。他们不一定都受过极高的教育，但对如何改善本村发展却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们对改进村民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有很大的影响力。首先，由于地缘因素、心理因素、身份认同、利益相关等的接近，使村民很愿意从心理上近距离接触这些极少部分的舆论领袖，从而获得身份上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其次，大部分村民的文化水平不高，很多人的识字能力很差，尤其是妇女，因此，高于他们学历的舆论领袖更容易获得他们的好感和信任；再次，舆论领袖的思想认识弥补了村民文化层次浅显却想得到更多有利信息的缺陷；最后，舆论领袖的某些被证明是正确的想法和提议更是获得了村民的崇拜和推崇，积极拥护舆论领袖的建议，更快的推动乡村的发展。
舆论领袖对村民的意识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一对多或一对一近距离的传播模式营造了和谐平等的对话氛围，消除了传统意义上上下级传播居高临下的心理压力和言论顾虑，舆论领袖和村民的想法和意见得以充分交流，拉近了与村民的心理距离，更全面的了解村民的真正需求，通过有效沟通，不仅使政策指令等上情下达，还使舆论领袖的意见更充分的被村民接受，形成良性循环的沟通环境。
三、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思考
新农村建设是国家发展农村的一项重大战略性政策，也是多年发展农村的重要项目，这些年的发展使陕西关中地区的“新农村示范村”各有特色并逐渐增多。农村要发展，支农惠农的方针就要得到村民的认可，政策指令的下达就要到位和有效，还要得到村民的大力支持，离不开舆论领袖这一中间润滑剂的作用。要想发展农村，必须提高村民的文化水平和认知意识，从而影响村民的决策和行动。古登斯认为，日常生活的绵延固然是作为意图行动而发生的，但行动还产生了意外后果。这些意外后果可以系统的反馈回来，成为下一步行动未被认识到的条件。所以说，如果我用恰当的方式说、写英语，一般就会有助于整个英语语言的再生产。［5］ 村民对政策的接受程度影响着政策的再生产以及政策在乡村范围内的传播。舆论领袖的出现整合了松散的信息，形成了群体规范，统一了村民的观点，加快了乡村的发展，促进了新农村建设。为了拥护党和政府建设新农村的政策，充分发挥舆论领袖的领导作用，笔者在这里提出以下建议。
1．新农村建设应更好的关注人际传播效能
乡村传播的传播类型中，人际传播对村民决策产生很大影响，村民通过传统媒介了解一定的信息，掌握一定的知识，也仅仅对于开阔视野有着很大的帮助，他们对传统媒介保持着与生俱来的距离感、疏离感和冷漠感，认为电视报道的内容与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至多是放松心情，得到娱乐，大部分村民对如何发展本村表示困惑，看不清村子的发展方向，还有些村民沉醉在本村现有的环境中，对新农村建设政策持冷漠态度。这些迹象表明新农村建设政策的宣传还停留在大众媒体和网络媒体上，笔者认为，虽然大众媒介的覆盖面相对较广，但对影响村民行为的力量微乎其微，为了使新农村建设政策更好的深入民心，应积极发挥舆论领袖的接近性普及新农村建设的相关知识，让村民认识到建设新农村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使村民有强烈的主人翁精神，把建设新农村的思想通过人际传播的形式进行推广。同时也可以了解村民的真实想法和意愿，实现了有效信息的双向传播。
2．新农村建设应提高舆论领袖的文化素养
乡村传播中，舆论领袖通过上级领导接收了信息的全部内容，并不代表接受了信息的全部意义，他会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积累、生活阅历等对信息的意义重新进行解释、加工和整合，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意义和行为，以自己的理解传播给村民。班杜拉认为，假如思想探究运用得恰当的话，问题仍然存在，即语言能将个体正在思考的东西准确描述到何种程度。［6］ 同样，舆论领袖能否将信息的意义正确解读成为下一步传播的关键。因此，对村民而言，舆论领袖对信息意义的解读和正确有效的传播以削弱流言是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关键。
为提升舆论领袖的文化修养，应定期为各省各村的舆论领袖进行文化、思想、技术上的统一培训。这样不仅增强了其理解事物的能力，还开拓了其思想，为探索各村发展道路和有效传播、实现上情下达提供了良好的思想保证。
3．新农村建设应寻找与各村相适应的新型发展模式
建设新农村，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找和发现与本村发展相匹配的农村发展模式，舆论领袖应积极参与思考，提供切实可行的农村发展方案，并进行合理预测。不能天马行空，照抄照搬别村的发展模式。调研小组在采访中发现，有些村的村民一味羡慕其他村子的发展，认为本村也该按照其方法进行发展。采访中还发现，有村子因为照搬另外村子的发展模式吃了大亏。因此，探索乡村的发展固然是好事情，但不能盲目寻找，急于求成，而应该根据本村的特点探寻新型农村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1 李红艳.关于乡村传播与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2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 谢咏才、李红艳主编.中国乡村传播学［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
4 郭庆光著.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5古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6 班杜拉.思想和行动的社会基础［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