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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之行”的背景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Snow）9月1日至5日的亚洲三国之行被舆论称为“汇率之行”，这是因为他此行负有一个重要使命：向北京施加压力，逼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
“我们想传达我们在汇率自由浮动问题上的意见，以便美国公司不致处境不利。”斯诺在访问北京前夕如是说。
7月31日，美国国会中一批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向布什总统发了一封信，呼吁财政部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更多强硬步骤，使中国修正令其产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不平等的竞争优势的币值。
此次行动的发起人之一是来自纽约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他说：“中国政府一直在汇率问题上玩游戏，以获得竞争优势。结果是，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我们再也不能不采取具体而又强硬的行动了。”
据这些议员称，自2000年7月以来，制造业已失去了260万个工作岗位，几乎占同期失业的90％。制造业的工作岗位的减少已持续了35个月，这是“二战”以来最糟糕的纪录。
这些议员认为，中国一直是美国制造业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据美国海关的统计，在截止到5月份的过去12个月中，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发生超过1100美元的逆差，中国是令美国贸易产生逆差的最主要国家。从1998年至2002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570亿美元扩大到1030亿美元，这段时期的总逆差超过3960亿美元。
“根据1988年美国奥里巴斯贸易和竞争法案（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财政部有责任考虑是否有国家操控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不平等的优势。侵害行为一经发现，财政部长就要与获得丰厚贸易盈余的相关国家展开谈判。”议员们在信中写道。
这些议员在信中说，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了15％～40％。
就在即将启程前往日本、中国和泰国之际，斯诺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四名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多尔（Elizabeth Dole）、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和斯诺维（Olympia Snowe）。另一封来自一个叫“合理美元同盟”（The 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的组织，这个组织声称由超过80个行业组织组成并代表了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和农业行业团体。两封信的内容与前述信件类同，并具体敦促斯诺在访问中国时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他的首要话题。
上述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鼓噪还带有复杂的政治背景。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政客的表现用意明显。来自康涅狄格的民主党参议员利伯曼是致信斯诺的参议员之一，上届竞选时是戈尔的搭档，这次打算卷土重来，他已把人民币汇率问题列入他竞选总统的议事项目中。《纽约时报》8月26日的一篇文章说，如果布什当局不对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他会冒着在一些重要的选区失去关键的支持的危险。该报援引众议员英格利什（Phil English）的话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布什先生在与对他的竞争对手较量时稍有差池，他就会铸成大错。”
事实上，布什在9月4日对媒体讲话时就称：“我们希望我们的贸易伙伴公平地对待我们的人民——生产者、工人、农民和制造商——在一种货币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在被公平地对待。”
带着这些压力，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登上了飞机，开始了他的“汇率之行”。
中国说“不”
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形成于1994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其表述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自那时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惟一一次大的变动发生在1994年1月至1995年5月间，从此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在8.28元比1美元上下的水平。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为防止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的升降幅度进一步收窄，波动幅度不足万分之五，“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一步“固化”。
一国汇率的变动，决定因素多，影响面也广，是一把“双刃剑”，总会利弊相生。在政策层面上，决策当局只能在主观上取利大者而为之。
面对大洋彼岸的鼓噪，中国在斯诺启程之前和在华期间就透过多种渠道说了个“不”字。
8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前美国财政部长、花旗集团董事长鲁宾时说，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稳定发展，而且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说，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
8月31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继续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文章说，在当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弊多利少。
9月2日，《中国日报》在一篇评论中称，中国不会屈服于放松外汇体制的国际压力。社论尖锐地问道：“难道中国应先屈服于压力而后再自尝由此产生的种种恶果？”
在众多反应中，以9月3日《金融时报》登载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人民币汇率问题答记者问最为全面。
周小川明确表示，现在来评价、认定人民币币值是低估还是高估恐怕为时过早，据此作出调整就更不明智。
周给出的理由是，今年以来，中国已出现进口增速明显大于出口增速的势头，如继续这一趋势，那么在近一两年内进出口贸易就会达到平衡，就不会有贸易盈余。
在回应“中美双方贸易不平衡状况是否可以用汇率手段解决时”这一问题时，周说：“一国汇率水平是否合适，有赖于其多边贸易的平衡情况，从来不取决于双边贸易平衡。”
经济学理论指出，汇率变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表现为：贬值鼓励出口，抑制进口；升值抑制出口，鼓励进口。汇率的变化的作用，可以影响贸易平衡。
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中美贸易中，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2年逆差达到1030多亿美元。中国的统计则表明，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2002年的顺差达427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一位官员指责美国在统计美中贸易规模上，一直不恰当地使用双重标准。美国把中国大陆出口到香港，经香港地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全部统计成中国的出口商品；但是，对香港从美国进口再转卖到大陆的商品，它们就不统计成是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这两个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加大了逆差。
这位官员还说，中美贸易逆差，部分还是生产国际化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从其他国家进口中间产品或半成品，或者进口零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再出口到美国。因此，中国的外贸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大，对东南亚国家的逆差就越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部分是韩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对美国贸易的转移。中美贸易状况，也是地区贸易结构的综合反映。
这位官员还指出，美国限制部分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也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我想买你的东西，但你不卖给我呀，”他说。
关于汇率对就业问题的影响，周小川说，“大家都有就业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就业压力是最大的。中国每年要解决100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特别突出的是农业人口问题，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首先是有一部分农产品竞争力下降，相当一部分农民就要离开农业。每影响一个百分点的农业就业就意味着约400万劳动者。
周小川还说，有些人把人民币升值问题炒得过热，导致有些“热钱”涌入。“从不鼓励‘热钱’投机的角度看，当前应强调稳定为好。”他说。
斯诺降低调子
9月3日上午10点35分，在美国驻华使馆一个机构的会议室，63岁、眉毛花白的斯诺堆着笑脸出现在20来名中外记者面前。
他是前一天从日本飞抵北京的。当天，他已与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中国的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会面。在出席记者会之前，他与一批中国经济学家座谈，以至于让记者们等候了35分钟。
斯诺是美国内阁新人，他是在今年1月份才由布什总统提名出任美国第73任财政部长的，获参议院通过后于2月3日上任。此前，斯诺是CSX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他在这家铁路运输公司工作了20年。
斯诺1962年毕业于位于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大学。随后，他进入维吉尼亚大学深造，师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67年，他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了一个法律的学位。之后，他分别在马里兰大学和维吉尼亚大学教授经济学，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法律。
可能是他的经历及个性使然，也可能是从中国方面显然是有组织的对汇率问题的反应中知晓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也可能是他已直接从他的中国对手那里探明了中国在汇率问题上的底线，在记者面前，斯诺绝无咄咄逼人之态，自始至终没有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指责。
在提到汇率问题时，斯诺的用语是如此的小心翼翼：“我们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对美国、对中国或对世界来说，最好的国际经济体系，应该建立在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汇率由市场决定的原则上。”
在记者的提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具体”(specifically)，记者们想知道斯诺具体地向中方提出了什么，中方具体答允了什么，中国的汇率改革有无具体的时间表。
然而，斯诺的回答都是不具体的。他只是说，中国官员向他反复承诺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迈进的长远的目标，他为此感到振奋。中国官员令他相信，过渡性的政策正在实施当中，这方面的工作会继续推进。“我认为试图获得和谈论一个时间表于事无补，”他说，“看到对一个政策方向的反复确认，倒是有用的。”
斯诺的经历显示他不是一个职业政客，他应当清楚产业和劳工组织观点的偏狭。他深知道汇率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中国货币的突然调升可能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许多大型美国公司会受到伤害，因为中国最近的相当一部分出口的增加正是来源于他们在华投资得到的好处；这将使美国消费者购买日常用品时付出更高的价钱；这将危及呆账负担深重的中国银行体系，这一体系的坍塌除了损害中国经济，对世界也是一个冲击，因为中国经济已成为为数不多的世界经济的引擎之一。
事实上，在美国国会8月份休会前，斯诺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议员们称，若取消资本控制措施，很多中国人可能会希望投资于美国或欧洲资产，以使其多元化，因此人民币实际上有可能贬值。这将使中国商品价格更加低廉，从而扩大双边贸易逆差。
“在实现浮动汇率之前，金融基础架构必须良好有序。”不久前他对记者说。具体到中国的情况，他说：“我意识到明天就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还存在着实质性障碍。”
9月3日下午，斯诺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会面。在汇率问题他所得到的信息在意料当中：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有一个说法出自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之口，李扬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正主持着一个讨论汇率问题的论坛。斯诺与温家宝总理会谈时，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清楚地知道汇率政策是一国的内政，我们不会就此说三道四”。斯诺的第二句话是，“美国很多议员对于汇率问题，对于中国的汇率制度并不了解。他们也不想了解，不想搞清楚。”
就这样，斯诺结束了他作为美国财长的首次中国之行。有媒体说，美国财长斯诺带着人民币不升值的信息离开北京。
汇率改革不可回避
人们往往较多地注意到斯诺在促使人民币升值的使命上的失败，却忽略了他与中国关键的经济领导人两天会谈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观察家说，斯诺此行，不但与中国主要经济领导人谈及了对人民币汇率实现自由浮动的愿望，而且还就一些金融问题与中国展开了对话，并可使这一对话在副总理黄菊不久之后访美时得到继续和延伸——斯诺邀请了黄菊访问美国。这将使美国与中国就包括汇率问题在内的金融问题方面的对话就此上升到部长以上级别。
中国的领导人已向斯诺重申了加大汇率浮动程度的改革目标，表明中国并非完全不合作。
周小川在《金融时报》上的答记者问，列举了中国政府已经实施或准备实施的10项资本市场开放措施，包括已实施的QFII（合格的境外投资机构）和正在讨论的QDII（合格的境内投资机构）政策，即允许国外的投资机构投资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国内的投资机构投资境外的资本市场；简化各类企业在国外投资、兑换和汇出的手续；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到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允许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发人民币债券；提高居民出境可携带外汇金额额度；移民、非居民的国内资产可以兑换汇出；放宽经常项目下各类企业开立外汇账户以及对外汇账户的限额方面的管理。
应当看到，此次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并不会因斯诺的“汇率之行”结束而消失。在未来几个月，特别是美国大选的临近，这个问题会被反复地提起。事实上，9月9日，一批来自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一律征收27.5％的关税。据称，这是对斯诺访华未能说服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争论中让步的回应。这一法案的发起人之一、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说，这一法案的起草工作得到了美国财政部的帮助，参议院通过这一法案可以为斯诺今后进行的谈判提供帮助。
中国的压力不光来自于美国。加入WTO后，随着进一步引入国际资本和国际竞争，中国不可能永远实行资本管制。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任务是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并实行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
“西方部分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没有道理，而我们自己在对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需要一定的远见和勇气。”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博士如是说。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胡祖六认为，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必须成为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如果中国对国际货币政策的辩论采取冷淡态度，或全然漠视外界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将有可能导致贸易伙伴国的不满，为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提供借口。胡祖六还认为，关于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大辩论，他觉得焦点是错的，不应该围绕人民币是不是应该重估，应该升值或者贬值来做文章。这个辩论的焦点不应该放在这里，应该从长而计，中国究竟实现什么样的汇率制度。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进行制度改革——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中国越早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自己和贸易伙伴就会越早受益。”胡祖六说。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John Snow）9月1日至5日的亚洲三国之行被舆论称为“汇率之行”，这是因为他此行负有一个重要使命：向北京施加压力，逼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
“我们想传达我们在汇率自由浮动问题上的意见，以便美国公司不致处境不利。”斯诺在访问北京前夕如是说。
7月31日，美国国会中一批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向布什总统发了一封信，呼吁财政部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采取更多强硬步骤，使中国修正令其产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不平等的竞争优势的币值。
此次行动的发起人之一是来自纽约的民主党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他说：“中国政府一直在汇率问题上玩游戏，以获得竞争优势。结果是，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岗位正以惊人的速度消失。我们再也不能不采取具体而又强硬的行动了。”
据这些议员称，自2000年7月以来，制造业已失去了260万个工作岗位，几乎占同期失业的90％。制造业的工作岗位的减少已持续了35个月，这是“二战”以来最糟糕的纪录。
这些议员认为，中国一直是美国制造业最强劲的竞争对手之一。据美国海关的统计，在截止到5月份的过去12个月中，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发生超过1100美元的逆差，中国是令美国贸易产生逆差的最主要国家。从1998年至2002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570亿美元扩大到1030亿美元，这段时期的总逆差超过3960亿美元。
“根据1988年美国奥里巴斯贸易和竞争法案（Omnibus Trade and Competitiveness Act），财政部有责任考虑是否有国家操控其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以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不平等的优势。侵害行为一经发现，财政部长就要与获得丰厚贸易盈余的相关国家展开谈判。”议员们在信中写道。
这些议员在信中说，许多经济学家相信，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了15％～40％。
就在即将启程前往日本、中国和泰国之际，斯诺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来自四名参议员：舒默（Charles Schumer）、多尔（Elizabeth Dole）、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和斯诺维（Olympia Snowe）。另一封来自一个叫“合理美元同盟”（The Coalition for a Sound Dollar）的组织，这个组织声称由超过80个行业组织组成并代表了美国最大的制造业和农业行业团体。两封信的内容与前述信件类同，并具体敦促斯诺在访问中国时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他的首要话题。
上述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鼓噪还带有复杂的政治背景。2004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政客的表现用意明显。来自康涅狄格的民主党参议员利伯曼是致信斯诺的参议员之一，上届竞选时是戈尔的搭档，这次打算卷土重来，他已把人民币汇率问题列入他竞选总统的议事项目中。《纽约时报》8月26日的一篇文章说，如果布什当局不对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他会冒着在一些重要的选区失去关键的支持的危险。该报援引众议员英格利什（Phil English）的话说：“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布什先生在与对他的竞争对手较量时稍有差池，他就会铸成大错。”
事实上，布什在9月4日对媒体讲话时就称：“我们希望我们的贸易伙伴公平地对待我们的人民——生产者、工人、农民和制造商——在一种货币由政府控制的情况下，我们不认为我们是在被公平地对待。”
带着这些压力，美国财政部长斯诺登上了飞机，开始了他的“汇率之行”。
中国说“不”
中国目前的汇率制度形成于1994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将其表述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自那时至今，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惟一一次大的变动发生在1994年1月至1995年5月间，从此人民币兑美元一直在8.28元比1美元上下的水平。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为防止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的升降幅度进一步收窄，波动幅度不足万分之五，“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一步“固化”。
一国汇率的变动，决定因素多，影响面也广，是一把“双刃剑”，总会利弊相生。在政策层面上，决策当局只能在主观上取利大者而为之。
面对大洋彼岸的鼓噪，中国在斯诺启程之前和在华期间就透过多种渠道说了个“不”字。
8月5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会见前美国财政部长、花旗集团董事长鲁宾时说，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和金融持续稳定发展，而且有利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金融稳定发展，从根本上说，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
8月31日，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题为《继续维护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文章说，在当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中国经济弊多利少。
9月2日，《中国日报》在一篇评论中称，中国不会屈服于放松外汇体制的国际压力。社论尖锐地问道：“难道中国应先屈服于压力而后再自尝由此产生的种种恶果？”
在众多反应中，以9月3日《金融时报》登载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人民币汇率问题答记者问最为全面。
周小川明确表示，现在来评价、认定人民币币值是低估还是高估恐怕为时过早，据此作出调整就更不明智。
周给出的理由是，今年以来，中国已出现进口增速明显大于出口增速的势头，如继续这一趋势，那么在近一两年内进出口贸易就会达到平衡，就不会有贸易盈余。
在回应“中美双方贸易不平衡状况是否可以用汇率手段解决时”这一问题时，周说：“一国汇率水平是否合适，有赖于其多边贸易的平衡情况，从来不取决于双边贸易平衡。”
经济学理论指出，汇率变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表现为：贬值鼓励出口，抑制进口；升值抑制出口，鼓励进口。汇率的变化的作用，可以影响贸易平衡。
美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在中美贸易中，1979年至1982年美国为顺差，1983年开始出现逆差，2002年逆差达到1030多亿美元。中国的统计则表明，在从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里，中方一直为逆差，自1993年转为顺差，2002年的顺差达427亿美元。
国家外汇管理局一位官员指责美国在统计美中贸易规模上，一直不恰当地使用双重标准。美国把中国大陆出口到香港，经香港地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全部统计成中国的出口商品；但是，对香港从美国进口再转卖到大陆的商品，它们就不统计成是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出口。这两个统计口径的不一致，加大了逆差。
这位官员还说，中美贸易逆差，部分还是生产国际化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从其他国家进口中间产品或半成品，或者进口零部件，在中国进行组装，再出口到美国。因此，中国的外贸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越大，对东南亚国家的逆差就越大。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有部分是韩国、日本等国家和香港、台湾等地区对美国贸易的转移。中美贸易状况，也是地区贸易结构的综合反映。
这位官员还指出，美国限制部分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也加剧了中美贸易的不平衡。“我想买你的东西，但你不卖给我呀，”他说。
关于汇率对就业问题的影响，周小川说，“大家都有就业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就业压力是最大的。中国每年要解决1000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特别突出的是农业人口问题，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首先是有一部分农产品竞争力下降，相当一部分农民就要离开农业。每影响一个百分点的农业就业就意味着约400万劳动者。
周小川还说，有些人把人民币升值问题炒得过热，导致有些“热钱”涌入。“从不鼓励‘热钱’投机的角度看，当前应强调稳定为好。”他说。
斯诺降低调子
9月3日上午10点35分，在美国驻华使馆一个机构的会议室，63岁、眉毛花白的斯诺堆着笑脸出现在20来名中外记者面前。
他是前一天从日本飞抵北京的。当天，他已与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中国的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以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会面。在出席记者会之前，他与一批中国经济学家座谈，以至于让记者们等候了35分钟。
斯诺是美国内阁新人，他是在今年1月份才由布什总统提名出任美国第73任财政部长的，获参议院通过后于2月3日上任。此前，斯诺是CSX公司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他在这家铁路运输公司工作了20年。
斯诺1962年毕业于位于俄亥俄州的托莱多大学。随后，他进入维吉尼亚大学深造，师从两位诺贝尔奖得主，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67年，他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了一个法律的学位。之后，他分别在马里兰大学和维吉尼亚大学教授经济学，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法律。
可能是他的经历及个性使然，也可能是从中国方面显然是有组织的对汇率问题的反应中知晓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也可能是他已直接从他的中国对手那里探明了中国在汇率问题上的底线，在记者面前，斯诺绝无咄咄逼人之态，自始至终没有对人民币汇率政策进行指责。
在提到汇率问题时，斯诺的用语是如此的小心翼翼：“我们一直以来的观点是，对美国、对中国或对世界来说，最好的国际经济体系，应该建立在自由贸易、自由资本流动、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汇率由市场决定的原则上。”
在记者的提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具体”(specifically)，记者们想知道斯诺具体地向中方提出了什么，中方具体答允了什么，中国的汇率改革有无具体的时间表。
然而，斯诺的回答都是不具体的。他只是说，中国官员向他反复承诺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迈进的长远的目标，他为此感到振奋。中国官员令他相信，过渡性的政策正在实施当中，这方面的工作会继续推进。“我认为试图获得和谈论一个时间表于事无补，”他说，“看到对一个政策方向的反复确认，倒是有用的。”
斯诺的经历显示他不是一个职业政客，他应当清楚产业和劳工组织观点的偏狭。他深知道汇率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中国货币的突然调升可能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许多大型美国公司会受到伤害，因为中国最近的相当一部分出口的增加正是来源于他们在华投资得到的好处；这将使美国消费者购买日常用品时付出更高的价钱；这将危及呆账负担深重的中国银行体系，这一体系的坍塌除了损害中国经济，对世界也是一个冲击，因为中国经济已成为为数不多的世界经济的引擎之一。
事实上，在美国国会8月份休会前，斯诺对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议员们称，若取消资本控制措施，很多中国人可能会希望投资于美国或欧洲资产，以使其多元化，因此人民币实际上有可能贬值。这将使中国商品价格更加低廉，从而扩大双边贸易逆差。
“在实现浮动汇率之前，金融基础架构必须良好有序。”不久前他对记者说。具体到中国的情况，他说：“我意识到明天就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还存在着实质性障碍。”
9月3日下午，斯诺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会面。在汇率问题他所得到的信息在意料当中：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中国将根据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运行状况和国际收支状况在深化金融改革中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有一个说法出自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之口，李扬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正主持着一个讨论汇率问题的论坛。斯诺与温家宝总理会谈时，第一句话就说“我们清楚地知道汇率政策是一国的内政，我们不会就此说三道四”。斯诺的第二句话是，“美国很多议员对于汇率问题，对于中国的汇率制度并不了解。他们也不想了解，不想搞清楚。”
就这样，斯诺结束了他作为美国财长的首次中国之行。有媒体说，美国财长斯诺带着人民币不升值的信息离开北京。
汇率改革不可回避
人们往往较多地注意到斯诺在促使人民币升值的使命上的失败，却忽略了他与中国关键的经济领导人两天会谈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观察家说，斯诺此行，不但与中国主要经济领导人谈及了对人民币汇率实现自由浮动的愿望，而且还就一些金融问题与中国展开了对话，并可使这一对话在副总理黄菊不久之后访美时得到继续和延伸——斯诺邀请了黄菊访问美国。这将使美国与中国就包括汇率问题在内的金融问题方面的对话就此上升到部长以上级别。
中国的领导人已向斯诺重申了加大汇率浮动程度的改革目标，表明中国并非完全不合作。
周小川在《金融时报》上的答记者问，列举了中国政府已经实施或准备实施的10项资本市场开放措施，包括已实施的QFII（合格的境外投资机构）和正在讨论的QDII（合格的境内投资机构）政策，即允许国外的投资机构投资中国的资本市场和国内的投资机构投资境外的资本市场；简化各类企业在国外投资、兑换和汇出的手续；允许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到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允许国际金融机构在国内发人民币债券；提高居民出境可携带外汇金额额度；移民、非居民的国内资产可以兑换汇出；放宽经常项目下各类企业开立外汇账户以及对外汇账户的限额方面的管理。
应当看到，此次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并不会因斯诺的“汇率之行”结束而消失。在未来几个月，特别是美国大选的临近，这个问题会被反复地提起。事实上，9月9日，一批来自共和、民主两党的国会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对进口自中国的产品一律征收27.5％的关税。据称，这是对斯诺访华未能说服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争论中让步的回应。这一法案的发起人之一、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说，这一法案的起草工作得到了美国财政部的帮助，参议院通过这一法案可以为斯诺今后进行的谈判提供帮助。
中国的压力不光来自于美国。加入WTO后，随着进一步引入国际资本和国际竞争，中国不可能永远实行资本管制。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的长期任务是实现人民币完全可自由兑换，并实行完全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浮动汇率制度。
“西方部分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要求没有道理，而我们自己在对待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也需要一定的远见和勇气。”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许小年博士如是说。
高盛（亚洲）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胡祖六认为，作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中国必须成为世界经济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参与者。如果中国对国际货币政策的辩论采取冷淡态度，或全然漠视外界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将有可能导致贸易伙伴国的不满，为潜在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提供借口。胡祖六还认为，关于目前人民币汇率的大辩论，他觉得焦点是错的，不应该围绕人民币是不是应该重估，应该升值或者贬值来做文章。这个辩论的焦点不应该放在这里，应该从长而计，中国究竟实现什么样的汇率制度。
“中国真正需要的是进行制度改革——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中国越早实行灵活的汇率制度，自己和贸易伙伴就会越早受益。”胡祖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