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可以称得上是阿里的热搜年—年初总裁闹家丑，年末蚂蚁上热锅，中间还穿插了几则廉政案，比如最近一则。
　　网传12月初，阿里副总裁古迈可能因涉贪腐被移送公安。古迈是谁？阿里电商业务的五员大将之一，胡伟雄的花名。
　　尽管阿里暂未有回应，但让人想起的是互联网多年来涛声不断的反腐浪潮。
　　随着判决书和内部邮件渐渐被公开，几乎所有互联网巨头都发生过内部贪腐，涉案人数数以千计。他们之中被辞、被抓的，级别一个比一个高，甚至身价过亿。
　　一般认为，贪腐只会滋生于权力部门。互联网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贪腐高发区，这不免令人吃惊。
　　但别忘了，公司，就是另一种朝廷。

互联网版“芝麻开门”

　　古迈传闻之前，今年还有两起备受瞩目的贪腐案件与阿里有关。一是赵圆圆，二是史苗。
　　赵圆圆，原阿里淘宝直播运营负责人，是他打造了李佳琦、薇娅两大超级主播，创造了淘宝直播销售神话。
　　然而，今年6月底，一份阿里内网公告显示，赵圆圆在位期间利用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决定予以辞退处分，并处以永不录用。
　　赵圆圆则在朋友圈留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八个字，似乎是对这则传闻作出回应。
　　大众显然没有兴趣判断真伪，也或许是没来得及。就在赵圆圆被通报的同一个月，另一名阿里的高级打工仔—史苗辞去了菜鸟网络副总裁一职，去社区团购创业了。
　　殊不知，早在史苗离职前后，阿里已经对其调查取证。在史苗以为离职就可以高枕无忧，而忙着找投资、见客户的时候，突然被捕。
　　今年11月，阿里内网通报称，史苗利用职务收受贿赂数百万元。史苗被抓随之被定性为菜鸟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廉政案。
　　问题出在哪儿？2017年的双十一，史苗拿下物流总指挥的大权。随着菜鸟扩张，史苗开始负责菜鸟的园区物流產业和基建项目，影响力越来越大，那些地产项目，可能让史苗动了歪心思。
　　二十年弹指一挥间，类似赵圆圆、史苗这样，全中国最聪明的人都在往互联网大山里钻。他们依靠敏锐嗅觉和市场感知，帮助资本打造出了一批成功的中国互联网公司，自己也成了名利双收的高级打工仔。
　　直到某一天，他们的权力大到足够在大山里钻出一个洞—只要大喊“芝麻开门”，洞里的金银财宝就能裸露在眼前的时候，即使年薪千万，他们能管住手吗？
　　至少ofo没能管住。斩获数轮融资，烧钱数十亿，作为ofo的创始人戴威，一度是资本市场众星捧月般的存在。但遗憾的是，资本的助力，让挥金如土的ofo忽略了严重的内部问题。
　　单车被成百上千辆地卖给供应商，然后供应商又把这些车子以原价重新卖给ofo。据说，当时ofo的中层管理一周的灰色收入，就能买辆特斯拉。
　　如果不是遭遇押金危机，ofo也许还不能从资本的沉醉中醒来，配合警方紧锣密鼓地开展反腐，但最终却仅追回数百万元损失，对于几十亿元的押金窟窿来说不过杯水车薪。
　　事实上，2019年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史上最严苛的反腐之年。有报告显示，仅去年前7个月，便有8家互联网公司爆出110余起反腐案件，涉及220余人，案件数量和涉事人数均为2015年的11倍以上。
　　最夸张的是去年7月份。期间，美团、360、小米、暴风、滴滴、百度，六家互联网公司接连曝光了40余起员工贪腐或舞弊案件。

京东就在反腐问题上下足了功夫，不单单招聘来从事过公安、反贪专业训练的专职调查人员组成监察部，还设立了每年1000万人民币的反腐奖励基金。

　　这场反腐风暴波及范围之广，上至暴风集团实际控制人冯鑫因涉嫌行贿被公安机关拘留，下至百度一名实习生因违规外传业务数据被辞退，反腐规模竟与2018年一整年曝光的相当。

高级打工仔风险

　　“要用最锋利的刀子将这些腐烂的肉切掉，我管你XXX是什么鸟人。”360创始人周鸿祎在朋友圈的这组匕首配文照，曾一度令业界哗然。这是2019年7月，360一知识产权部资深总监被抓后。
　　自曝家丑，从公关角度，并不高明，尤其是上市公司，稍有失误就会引发股价震荡。红衣教主之所以大动肝火，正是因为贪腐从来都是公司的心头大患。
　　根据舞弊审核师协会的预估，贪腐所涉及的金额甚至能吞掉一家公司总收入的7%。
　　不要小瞧这个占比，如果按照 2020财年阿里约5000亿元的总收入计算，一旦有贪腐，其金额可高达350亿元。
　　破窗效应，这个让所有公司必须警惕的规律，同样，作为新贵，互联网公司也必须在第一扇破窗出现的时候，快速、立即修复。所以，不仅要在内部消化贪腐问题，互联网巨头们更愿意花大代价刮骨疗毒。
　　京东就在反腐问题上下足了功夫，不单单招聘来从事过公安、反贪专业训练的专职调查人员组成监察部，还设立了每年1000万人民币的反腐奖励基金。
　　甚至在2019年春节期间，这家电商还组织员工参观了一家看守所以警示员工。
　　反腐的刀子早就握在刘强东手里。刘强东在大学期间曾买下一家餐馆，但由于大厨、收银员和采购人员贪污而弄垮了。后来在京东初创时，刘强东就表示，你贪十万，就算花一千万也要把你查出来。
　　可以说，这种零容忍、强姿态的高压监察手段，已经逐渐成为近年来互联网的标配，并且几乎每查一次都能有所收获。
　　除了“芝麻开门”的方便，还有高级打工仔的恃宠而骄，互联网公司贪腐积弊的根源到底在哪？有人说，在于利益分配的不佳。 　　在BAT中掉队的百度，其股权结构的安排或许是一个例证。从百度向美国SEC递交的文件中看，截至2020年1月31日，李彥宏在百度持股为16.4%，其妻子马东敏持股4.68%。
　　与之对比的，是包括余正钧、沈抖、王海峰、崔珊珊在内的高级打工仔持股占比，加起来仅为1%。这就意味着，按照百度最新股价计算，高级打工仔合计持有的2万股百度股票，市值不过300万美元。
　　尽管这个数值在多数人看来已经足够充裕，但在高级打工仔那里，只要他们稍稍动动心思，就可以有银两源源不断地流入，多少钱又谈得上多呢？
　　就像今年4月涉嫌贪腐被抓的百度副总裁韦方。被抓前在百度负责财务，还担任百度系多家公司的“监事”一职，其中包括百度至关重要的营收渠道“搜索公司”。
　　像韦方这样成功爬到高位的高级打工仔，在和创业者一起打天下的时候竭尽全力，等到天下打下来了，怎么守可能还没学会，就做了手握实权的管理者。
　　这个时候，他们虽是资本管理者，毕竟本身还是打工者。面对无数风口，也看到无数的风口稍瞬即逝，那些他们一度追求的安全、公平和透明，往往就退居次要了。
　　同样迷恋上这套权力的游戏规则的，还有杨伟东。在人事高管多变的阿里，曾任优酷总裁、阿里音乐CEO杨伟东一度被形容为“流水的大文娱高管，铁打的杨伟东”。
　　“不倒翁”杨伟东黯然离场，是因为他在任职阿里期间，掌握着离“油水”很近的业务。
　　据媒体报道，搜查杨伟东住所时，搜查人员就像在看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墙壁上都是钱。

掌门人阈值

　　我们不禁要问，这两三年的反腐，仅仅是因为高级打工仔给公司造成的损失越来越大？难道这些公司就不惧怕公开家丑？
　　事实上，这与反腐的成本有着密切的关系。
　　执掌阿里廉正部的蒋芳，作为十八罗汉之一，在阿里创业初期就有“内务部长”之称。十年前，唯一敢拆马云台的她，被调至每天都有上百亿现金流的中供部门，实行整风运动，后发生了阿里史上的人事大地震。
　　蒋芳查出供应商内外勾结、员工拿巨额回扣的真相。受这场沸沸扬扬的阿里售假风波影响，时任阿里全球副总裁的卫哲和COO李旭晖两位高级打工仔引咎辞职。
　　究其原因，是近百名销售人员与“中国供应商”名录下的公司存在利益交换，管理层长期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纵容这些公司通过发布低价热门消费电子产品供应信息对国外买家进行诈骗。
　　为什么纵容？贪腐有成本，反腐也有成本。表面上看，这些高级打工仔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心里则不断地盘算、权衡贪腐与反腐之间的利弊得失。

你已经发现你任职的公司收益出现了下滑，那么，你应该提醒一下那些打工仔，无论高级与否，都不要触发某个阈值。

　　蒋芳不一样，她的收益就是反腐本身。所以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蒋芳直接爆粗口：“真是TMD太气人了！”
　　为维护阿里的价值观，马云最终不得不“挥泪斩马谡”。
　　而卫哲是马云拉来的合伙人，马云其实对其寄予厚望。从某种程度来说，阿里这次“挥泪斩马谡”更像是为了给外界一个交代，是阿里在贪腐与反腐之间做一个成本与收益的考量而已。
　　相比之下，如今互联网的反腐可以称得上是下了猛药，密集、公开，并且是自发的，甚至还要为公司名誉和市场反应冒险。
　　为何？这与互联网行业的现状，是直接相关的。
　　通俗来说，这些年互联网公司包括那些巨头们的收益增速下降，增收压力越来越大，当贪腐最终触及掌门人的成本收益阈值—反腐，就不可避免了。
　　在过去高速发展中，中国互联网经济产生了大量具有托拉斯气质的集团，一些人对中国经济的资源和市场都形成了垄断，并衍生出了一块诱人的寻租蛋糕。
　　流量生意就是一个典型。
　　人们看到了，删减差评。淘宝小二通过给推荐、删差评、倒卖数据等赚取“好处费”。
　　人们看到了，竞价排名。百度与莆田新的利益关系，无需多言。具有垄断性质的搜索引擎与陷阱式的医疗的作恶行为结合，冲撞着人们的道德神经。
　　但如今，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各项经济指标已经出现持续放缓迹象，营收利润等方面都较难达到预期。甚至像百度一类的公司，市值更是急剧萎缩。
　　这些巨头愈加在意现金，重视效率，反过来，对那些以补贴、流量分发而换取所谓绩效的贪腐行为都不再姑息。
　　反腐，就从遮遮掩掩，变为了常态化。最重要的不是实现零贪腐，而是销毁高级打工仔的“芝麻开门”的按钮，大幅度提高贪腐犯罪的成本预期。当高级打工仔意识到，贪腐的成本越大、收益越小时，贪腐的概率也就越小了。
　　如果你已经发现你任职的公司收益出现了下滑，那么，你应该提醒一下那些打工仔，无论高级与否，都不要触发某个阈值，也不要去挑战人性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