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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天津爱国商人宋则久首创系统的商业“学徒教育”，于1910年获南洋劝业会奖励。辛亥革命后，他又将这一职工业余教育做法运用于所创办的国货售品所，并不断充实丰富，着力坚持，从而成为开创我国近代商业职工教育的先驱。
关键词：宋则久；商业职工教育；人才观；授徒讲义；修养人格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1）06-0179-02
宋则久（1867～1956），天津市人，是上个世纪以“实业救国”、“专卖国货”而闻名的商界奇才。宋则久生于小康之家，幼入私塾，受教育8年。15岁入布店学徒，因勤奋好学，钻研肯干，32岁便被聘为天津著名大商号敦庆隆绸布庄经理，时为淸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天津为北方洋务运动中心，宋则久善于学习，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思想开放，较早地阅读过严复在天津翻译并传播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国富论》）及赫胥黎的《天演论》。上世纪初，积极参与淸末北洋“振兴实业”的经济活动，结识了直隶工艺总局总办、著名实业家周学熙，出任总局属下考工厂（商品展览馆）议绅、考工审查员、工商研究会会长；1905年，创办了天津造胰公司等实业。
辛亥改元，民国成立，为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宋则久毅然辞去薪酬丰厚的敦庆隆绸布庄经理职务，凭借多年积蓄的两万元，接办了原考工厂附设的工业售品总所。他高扬“人人用国货，中国不会亡”的旗帜，以“救国不在空喊高调，应脚踏实地去作”，致力于“专卖国货”。在此期间，与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余日章结识、过从，聆听过二位先生关于美国学用一致和中外教育比较的介绍，印象深刻。尤其崇拜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学说，这对于胸怀强国富民大志的宋则久一生影响至大。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他与进步青年学生周恩来、刘淸扬、邓颖超等站在一起，共同行动。宋则久虽身为商人，且已年过半百，但怀有强烈的“实业救国”志向，思想和行动相当政治化，乃至将其经营的工业售品所改名为国货售品所。
1910年获南洋劝业会“学徒教育”项目奖
宋则久早在任敦庆隆绸缎庄经理时，就显示出经营才干，创造了营业额达300万元以上的突出业绩。1907年，天津举办首次劝业展览会，敦庆隆绸缎庄以“货品精实，价格公平，招待妥善”获直隶工艺总局颁发的一等奖。1910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商品展览会——南洋劝业会在江宁（今南京）举办，敦庆隆绸缎庄代表直隶以“经济”和“学徒教育”两项参赛，获农工商部颁发的优等奖。“学徒教育”在今天应属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范畴，一个世纪前，以此项目参赛并获奖是不多见的，表明宋则久在“学徒教育”方面确实有着独到的创造性。
还是在任敦庆隆绸缎庄经理时，宋则久便深感中国的商业职工多是因经济无力、读书不成才干这一行的。他又认为，商业经营并不是随便任何一个人都能干好的，乃是一门有着高深学问和专业知识的科学，没有一定文化和相关的业务知识与操作技能，是做不好商业买卖的。因此，敦庆隆绸缎庄招收学徒时要经过考试，录取后先进行职业培训，教授珠算、收款、记账及售货操作等初步技能。尔后，又开办了“商业半夜学堂”，用业余时间，分单、双日各一班，对在职职工进行较系统的商业知识教育。自习类课程共五门：“写、算、读、看、外国语”；口授类课程有七门：“修身、书札、珠算、格致、货物理、买卖法、账目理”。教材编写及课堂讲授均由宋则久亲自操持。与此同时，还定期进行实际操作示范、演练。也正是以此成就，获得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褒奖。天津著名教育家严修（范孙）曾称道：“能注重实际教育而又毅然能行其志者，盖无过于宋则久。”
1913年，宋则久接办了天津工业售品总所之后，集以往经验和资料，编辑成《售品所授徒讲义》一书，除自用外，还公开出版发售。
售品所“同人补习班”和《授徒讲义》
宋则久辞去敦庆隆经理一职后接办售品所，带领23名职工一同出号创业，这些同人都受过宋则久系统的“授徒”教育，成为新创办的售品所的业务骨干。尔后，售品所陆续招录新人，“教授学徒班时作时辍”，遂于1933年又创办起“同人补习班”，以使学徒教育“能达到普及完全之目的”，并制定了相关《简章》。
《简章》规定，以“补习商业必需之知识技能及营业方法并一切常识”为“宗旨”；每周业余学习一小时；课本为《授徒讲义》，另有若干补充，由同人自购；教员由“已完全透彻该课本之同人”担任。其学习方法也较独特，“用轮读偶加解释法，不了解者自问”，从而使学习者都有参与、发言的机会；并要求利用工余时间“各自温习”。考试“用问答法”，“以完全透彻了解为及格”。“毕业无定期，凡考试完全及格者即发给文凭”。
为提升职工素质，从1938年8月起，招录学徒的学历标准改为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力，这在当年百货行业中也是不多见的。训练同人仍以《授徒讲义》为课本，内容略有增加；并再次强调“凡未受该书训练及训练不全者，均需自行补读”。
《售品所授徒讲义》，原为宋则久在敦庆隆绸缎庄任经理时所作，1915年，取原稿“删改增补”发印，1929年再版。内容分28目，理论与实践并重，都是依实际需要所设。如今该书存世已很少，为使后人了解其原貌，现将该《讲义》题目列后：（1）修身；（2）洒扫；（3）应对；（4）进退；（5）招待；（6）折叠；（7）统卷；（8）包裹；（9）装潢；（10）陈列；（11）量较；（12）权称；（13）裁剪；（14）报账；（15）合价；（16）商品学；（17）买卖法；（18）簿记法；（19）章程规则；（20）买卖文件款式；（21）珠算；（22）商业作文；（23）习字；（24）经济学；（25）货币学；（26）外国语；（27）常识；（28）西装服饰礼俗考。其中，（1）、（17）、（18）、（19）、（21）、（22）、（24）、（25）、（27）、（28）均另有单行本专册。
如上所述，所列各题目都是根据实际需要编写设立的，综合看来，《售品所授徒讲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实际出发，细密、生动、具体。如“应对”目，商业买卖活动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往来，《讲义》提出，在这里要注意三个要素，即外观、说话、写字。凡外观庄严，说话淸楚简练，书写字体匀净、文理通顺者，“别管他肚子有学问没有，我们必不敢轻视”。商店业务员一方自然也应以此要求自己；同时，在语言应对上更需“声音淸朗，口齿淸楚”，“字字摆出，不重不乱”，“声调沉重，不轻不浮，不孩气，不懈慢”。又如“进退”目，要求走路需稳、快；办公事要快去快来。再如“招待”目，则要求“察视他人，看神色、举止、语言，周到和蔼”，等等。
第二，技能学习重操作演示、习练。凡商品售卖各环节，如折叠、包裹、量较、权称……讲授时都有实物作“道具”，实地演示。如“折叠”，需备大块绸子、整匹绸、窄折布、宽折布各一件，要求作到“手要轻，（商品）叠出平正、整齐”。又如“包裹”，需备杭纺绸4匹、色布等，包裹时商品“招牌字”需对正；扎绳要视商品大小，或十字、或二十字、或井字，用单绳或双绳扎妥，作到“结实勿断”。等等。
第三，对商品务求熟悉。“商品学”一项，种类繁多，以紡织品而言，绸、缎、绢、纱……均要求对产品品种、产地、别称、特点一一熟记，以流利自如地向顾客介绍和回答顾客疑问。
“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职工教育
宋则久于1916年加入了由天津教育界名流张伯苓等创建的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在仓门口教堂受洗，成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认为，基督教青年会是“恶水”般社会中的“慈航”。因此，他借鉴青年会的经验，推动售品所建立了“同人四育协进会”。目的是提高职工素质，增进友谊，培育群体意识，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1929年，“同人四育协进会”成立。“四育”即德、智、体、群四方面的培育，表明售品所不仅注重提高职工的文化知识和训练业务技能，同样关心职工的全面发展。在存留的史料中称：“德、智、体、群乃人生要素，亦为趋善之端。欲求事业之发展，必赖品学高尚、身体健全之人。”协进会“务使同人等各具健全身体及高尚品性，在个人时有活泼之精神，在公众间亦得互助之利益，今而后同人于精神上、能力上必另有一番新气象”。这一做法体现和发挥了依靠职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优势。
协进会专门制定了《章程》，规定了组织、会务、选举、公约、实行等五项内容。组织方面设总务、编查、庶务、群育、体育、智育、德育7名委员，分别主理七个方面的会务。在“四育”的具体活动上，群育“得按纪念节令筹办各种游艺会或交谊会”；体育“得按本所同人情形，分别赴野外或室内作各种运动或游戏”；智育“按本所之需要及人生常識得分班训练，并拟定班次，分请教员”；德育“按本所同人之需要程度，以基督教化为本，筹办各种组织”。其他会务均体现了群众性、民主性。
在上世纪20～30年代，绝大多数商店对职工的管理仍然是依照传统的、乃至封建半封建的模式运作。国货售品所则别树一帜，组织职工参加歌咏、体育健身、演奏乐器、排演新剧、集体春游等活动，可以说是极为少见的“异端”。
人格优先的人才观
宋则久十分注意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他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基础”，并借用一位教育家的话，以石碑和底座作比喻，认为“石碑是国家”，底座是“受教育的人民”。受教育的人民众多，意味着底座大，国基必然稳固。当年，中国文盲众多，如同“针尖上放东西”，很是不稳，十分危险可怕。因此，必须大力普及教育。
宋则久认为，人才的培养要“先注意造就人格，后注意造就人才”，“人格”即人的文化道德修养、气质、能力……等等。宋则久早在敦庆隆任经理时，便注重“修身”教育，编有《商务修身浅说》，将“忠、恕、信、敬”当作“为人大纲”；倡导“临事肯替别人想，便是第一等学问”；“对失意人，莫谈得意事，处得意日，莫忘失意时”；“人生在世，不必求人人说好，然万不可人人说不好”……通俗简要。1930年，又制定了《同人修养人格规则》，将人格的要求具体化，称为《五事》，并将其当作《所训》。即：
1.爱人。当饶恕人，体谅人，不嫉妒，不纷争，对内对外皆要和蔼谦卑。
2.惜物。公物私物要同样爱惜，不使靡费损失，要利用废物。
3.忠事。忠心尽职办事，凡事皆要时时求精求进。
4.守章。不拘固定的、临时的，所有章则皆要遵守。
5.耐久。对事皆要有耐久性，不可日久生懈。
《同人修养人格规则》还将实业、教育、宗教定为“人格三元素”。称“三者皆备，方能表现上列五事之状态，而成完全人格”。
事经多年，人们渐趋懈怠，于是在1939年，宋则久又提出了《对造就人格人才的警告》和相应的《造就人格人才方法指南》。既批评一些人对此的淡然漠视，又大声疾呼，要求职工“各自努力造就”，管理层的经副理、主任们，“不只要努力造就他人，更要努力深造自己”。《指南》则更进一步具体地规定，要熟读古文及《讲义》所列书目，格言与歌诀“必须读，更须熟读”，多看好书报、习字……等等。
综上所述，可见宋则久对教育的理解和重视。他认识到使民众“知识足，道理真，是非正，有本领，有技能”是国家强盛之基。“东西各国的强盛，全由于教育的普及”；“东西各国，无事不进步，由于研究深，所以能一日千里；进步如此之快，由于知识足”。教育“不只是人才的根本，直然可说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因此，他认为“教育是治国最要紧的事”。乃至提出，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且这些观点全都是在1915～1917年间提出的。
售品所从1913年创办，以“专卖国货”而驰名。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大环境中，在宋则久苦心经营下，依靠具有较高素质的职工群众，度过了企业亏损，应对了军阀敲诈勒索，化解了日寇抓捕职工，以及国家多难、战事频仍的种种困境，并拥有天津、北平、济南、西安等七个分所。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年逾八旬的宋则久退居北平香山。昔日在“五四”运动中对宋则久有所了解的周恩来总理曾派刘淸扬前往探视，并邀请宋则久参加政协活动，他以年老多病婉辞。
1956年，公私合营时，售品所核定资本20万元，700名职工全部纳入国家编制。遗憾的是宋则元已在这一年的1月辞世，没能看到他经营一生的售品所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一天。
参考文献：
[1]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近代天津十大实业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2]赵云声.中国大资本家传（7）[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4.
[3]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4]宋则久.宋则久论著[M].天津：国货售品所，1933.
[5]南洋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审查给奖名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
作者简介：
陈凯（1930—），男，天津师范大学退休教师，研究方向为天津近代史。（本栏责任编辑：王恒）
关键词：宋则久；商业职工教育；人才观；授徒讲义；修养人格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1）06-0179-02
宋则久（1867～1956），天津市人，是上个世纪以“实业救国”、“专卖国货”而闻名的商界奇才。宋则久生于小康之家，幼入私塾，受教育8年。15岁入布店学徒，因勤奋好学，钻研肯干，32岁便被聘为天津著名大商号敦庆隆绸布庄经理，时为淸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天津为北方洋务运动中心，宋则久善于学习，受西方近代文明影响，思想开放，较早地阅读过严复在天津翻译并传播的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国富论》）及赫胥黎的《天演论》。上世纪初，积极参与淸末北洋“振兴实业”的经济活动，结识了直隶工艺总局总办、著名实业家周学熙，出任总局属下考工厂（商品展览馆）议绅、考工审查员、工商研究会会长；1905年，创办了天津造胰公司等实业。
辛亥改元，民国成立，为实现“实业救国”的抱负，宋则久毅然辞去薪酬丰厚的敦庆隆绸布庄经理职务，凭借多年积蓄的两万元，接办了原考工厂附设的工业售品总所。他高扬“人人用国货，中国不会亡”的旗帜，以“救国不在空喊高调，应脚踏实地去作”，致力于“专卖国货”。在此期间，与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余日章结识、过从，聆听过二位先生关于美国学用一致和中外教育比较的介绍，印象深刻。尤其崇拜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学说，这对于胸怀强国富民大志的宋则久一生影响至大。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他与进步青年学生周恩来、刘淸扬、邓颖超等站在一起，共同行动。宋则久虽身为商人，且已年过半百，但怀有强烈的“实业救国”志向，思想和行动相当政治化，乃至将其经营的工业售品所改名为国货售品所。
1910年获南洋劝业会“学徒教育”项目奖
宋则久早在任敦庆隆绸缎庄经理时，就显示出经营才干，创造了营业额达300万元以上的突出业绩。1907年，天津举办首次劝业展览会，敦庆隆绸缎庄以“货品精实，价格公平，招待妥善”获直隶工艺总局颁发的一等奖。1910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商品展览会——南洋劝业会在江宁（今南京）举办，敦庆隆绸缎庄代表直隶以“经济”和“学徒教育”两项参赛，获农工商部颁发的优等奖。“学徒教育”在今天应属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范畴，一个世纪前，以此项目参赛并获奖是不多见的，表明宋则久在“学徒教育”方面确实有着独到的创造性。
还是在任敦庆隆绸缎庄经理时，宋则久便深感中国的商业职工多是因经济无力、读书不成才干这一行的。他又认为，商业经营并不是随便任何一个人都能干好的，乃是一门有着高深学问和专业知识的科学，没有一定文化和相关的业务知识与操作技能，是做不好商业买卖的。因此，敦庆隆绸缎庄招收学徒时要经过考试，录取后先进行职业培训，教授珠算、收款、记账及售货操作等初步技能。尔后，又开办了“商业半夜学堂”，用业余时间，分单、双日各一班，对在职职工进行较系统的商业知识教育。自习类课程共五门：“写、算、读、看、外国语”；口授类课程有七门：“修身、书札、珠算、格致、货物理、买卖法、账目理”。教材编写及课堂讲授均由宋则久亲自操持。与此同时，还定期进行实际操作示范、演练。也正是以此成就，获得1910年南洋劝业会的褒奖。天津著名教育家严修（范孙）曾称道：“能注重实际教育而又毅然能行其志者，盖无过于宋则久。”
1913年，宋则久接办了天津工业售品总所之后，集以往经验和资料，编辑成《售品所授徒讲义》一书，除自用外，还公开出版发售。
售品所“同人补习班”和《授徒讲义》
宋则久辞去敦庆隆经理一职后接办售品所，带领23名职工一同出号创业，这些同人都受过宋则久系统的“授徒”教育，成为新创办的售品所的业务骨干。尔后，售品所陆续招录新人，“教授学徒班时作时辍”，遂于1933年又创办起“同人补习班”，以使学徒教育“能达到普及完全之目的”，并制定了相关《简章》。
《简章》规定，以“补习商业必需之知识技能及营业方法并一切常识”为“宗旨”；每周业余学习一小时；课本为《授徒讲义》，另有若干补充，由同人自购；教员由“已完全透彻该课本之同人”担任。其学习方法也较独特，“用轮读偶加解释法，不了解者自问”，从而使学习者都有参与、发言的机会；并要求利用工余时间“各自温习”。考试“用问答法”，“以完全透彻了解为及格”。“毕业无定期，凡考试完全及格者即发给文凭”。
为提升职工素质，从1938年8月起，招录学徒的学历标准改为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力，这在当年百货行业中也是不多见的。训练同人仍以《授徒讲义》为课本，内容略有增加；并再次强调“凡未受该书训练及训练不全者，均需自行补读”。
《售品所授徒讲义》，原为宋则久在敦庆隆绸缎庄任经理时所作，1915年，取原稿“删改增补”发印，1929年再版。内容分28目，理论与实践并重，都是依实际需要所设。如今该书存世已很少，为使后人了解其原貌，现将该《讲义》题目列后：（1）修身；（2）洒扫；（3）应对；（4）进退；（5）招待；（6）折叠；（7）统卷；（8）包裹；（9）装潢；（10）陈列；（11）量较；（12）权称；（13）裁剪；（14）报账；（15）合价；（16）商品学；（17）买卖法；（18）簿记法；（19）章程规则；（20）买卖文件款式；（21）珠算；（22）商业作文；（23）习字；（24）经济学；（25）货币学；（26）外国语；（27）常识；（28）西装服饰礼俗考。其中，（1）、（17）、（18）、（19）、（21）、（22）、（24）、（25）、（27）、（28）均另有单行本专册。
如上所述，所列各题目都是根据实际需要编写设立的，综合看来，《售品所授徒讲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从实际出发，细密、生动、具体。如“应对”目，商业买卖活动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往来，《讲义》提出，在这里要注意三个要素，即外观、说话、写字。凡外观庄严，说话淸楚简练，书写字体匀净、文理通顺者，“别管他肚子有学问没有，我们必不敢轻视”。商店业务员一方自然也应以此要求自己；同时，在语言应对上更需“声音淸朗，口齿淸楚”，“字字摆出，不重不乱”，“声调沉重，不轻不浮，不孩气，不懈慢”。又如“进退”目，要求走路需稳、快；办公事要快去快来。再如“招待”目，则要求“察视他人，看神色、举止、语言，周到和蔼”，等等。
第二，技能学习重操作演示、习练。凡商品售卖各环节，如折叠、包裹、量较、权称……讲授时都有实物作“道具”，实地演示。如“折叠”，需备大块绸子、整匹绸、窄折布、宽折布各一件，要求作到“手要轻，（商品）叠出平正、整齐”。又如“包裹”，需备杭纺绸4匹、色布等，包裹时商品“招牌字”需对正；扎绳要视商品大小，或十字、或二十字、或井字，用单绳或双绳扎妥，作到“结实勿断”。等等。
第三，对商品务求熟悉。“商品学”一项，种类繁多，以紡织品而言，绸、缎、绢、纱……均要求对产品品种、产地、别称、特点一一熟记，以流利自如地向顾客介绍和回答顾客疑问。
“德智体群”全面发展的职工教育
宋则久于1916年加入了由天津教育界名流张伯苓等创建的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在仓门口教堂受洗，成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认为，基督教青年会是“恶水”般社会中的“慈航”。因此，他借鉴青年会的经验，推动售品所建立了“同人四育协进会”。目的是提高职工素质，增进友谊，培育群体意识，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从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1929年，“同人四育协进会”成立。“四育”即德、智、体、群四方面的培育，表明售品所不仅注重提高职工的文化知识和训练业务技能，同样关心职工的全面发展。在存留的史料中称：“德、智、体、群乃人生要素，亦为趋善之端。欲求事业之发展，必赖品学高尚、身体健全之人。”协进会“务使同人等各具健全身体及高尚品性，在个人时有活泼之精神，在公众间亦得互助之利益，今而后同人于精神上、能力上必另有一番新气象”。这一做法体现和发挥了依靠职工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优势。
协进会专门制定了《章程》，规定了组织、会务、选举、公约、实行等五项内容。组织方面设总务、编查、庶务、群育、体育、智育、德育7名委员，分别主理七个方面的会务。在“四育”的具体活动上，群育“得按纪念节令筹办各种游艺会或交谊会”；体育“得按本所同人情形，分别赴野外或室内作各种运动或游戏”；智育“按本所之需要及人生常識得分班训练，并拟定班次，分请教员”；德育“按本所同人之需要程度，以基督教化为本，筹办各种组织”。其他会务均体现了群众性、民主性。
在上世纪20～30年代，绝大多数商店对职工的管理仍然是依照传统的、乃至封建半封建的模式运作。国货售品所则别树一帜，组织职工参加歌咏、体育健身、演奏乐器、排演新剧、集体春游等活动，可以说是极为少见的“异端”。
人格优先的人才观
宋则久十分注意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他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基础”，并借用一位教育家的话，以石碑和底座作比喻，认为“石碑是国家”，底座是“受教育的人民”。受教育的人民众多，意味着底座大，国基必然稳固。当年，中国文盲众多，如同“针尖上放东西”，很是不稳，十分危险可怕。因此，必须大力普及教育。
宋则久认为，人才的培养要“先注意造就人格，后注意造就人才”，“人格”即人的文化道德修养、气质、能力……等等。宋则久早在敦庆隆任经理时，便注重“修身”教育，编有《商务修身浅说》，将“忠、恕、信、敬”当作“为人大纲”；倡导“临事肯替别人想，便是第一等学问”；“对失意人，莫谈得意事，处得意日，莫忘失意时”；“人生在世，不必求人人说好，然万不可人人说不好”……通俗简要。1930年，又制定了《同人修养人格规则》，将人格的要求具体化，称为《五事》，并将其当作《所训》。即：
1.爱人。当饶恕人，体谅人，不嫉妒，不纷争，对内对外皆要和蔼谦卑。
2.惜物。公物私物要同样爱惜，不使靡费损失，要利用废物。
3.忠事。忠心尽职办事，凡事皆要时时求精求进。
4.守章。不拘固定的、临时的，所有章则皆要遵守。
5.耐久。对事皆要有耐久性，不可日久生懈。
《同人修养人格规则》还将实业、教育、宗教定为“人格三元素”。称“三者皆备，方能表现上列五事之状态，而成完全人格”。
事经多年，人们渐趋懈怠，于是在1939年，宋则久又提出了《对造就人格人才的警告》和相应的《造就人格人才方法指南》。既批评一些人对此的淡然漠视，又大声疾呼，要求职工“各自努力造就”，管理层的经副理、主任们，“不只要努力造就他人，更要努力深造自己”。《指南》则更进一步具体地规定，要熟读古文及《讲义》所列书目，格言与歌诀“必须读，更须熟读”，多看好书报、习字……等等。
综上所述，可见宋则久对教育的理解和重视。他认识到使民众“知识足，道理真，是非正，有本领，有技能”是国家强盛之基。“东西各国的强盛，全由于教育的普及”；“东西各国，无事不进步，由于研究深，所以能一日千里；进步如此之快，由于知识足”。教育“不只是人才的根本，直然可说是国家富强的根本”。因此，他认为“教育是治国最要紧的事”。乃至提出，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且这些观点全都是在1915～1917年间提出的。
售品所从1913年创办，以“专卖国货”而驰名。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部分时间处于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民生凋敝的大环境中，在宋则久苦心经营下，依靠具有较高素质的职工群众，度过了企业亏损，应对了军阀敲诈勒索，化解了日寇抓捕职工，以及国家多难、战事频仍的种种困境，并拥有天津、北平、济南、西安等七个分所。
1949年1月，天津解放，年逾八旬的宋则久退居北平香山。昔日在“五四”运动中对宋则久有所了解的周恩来总理曾派刘淸扬前往探视，并邀请宋则久参加政协活动，他以年老多病婉辞。
1956年，公私合营时，售品所核定资本20万元，700名职工全部纳入国家编制。遗憾的是宋则元已在这一年的1月辞世，没能看到他经营一生的售品所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这一天。
参考文献：
[1]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近代天津十大实业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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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协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7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4]宋则久.宋则久论著[M].天津：国货售品所，1933.
[5]南洋劝业会.南洋劝业会审查给奖名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0.
作者简介：
陈凯（1930—），男，天津师范大学退休教师，研究方向为天津近代史。（本栏责任编辑：王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