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20世纪初问世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是受“西学”学科分置影响未深之际的时代产物，那么，历经百年探索而中国文学史家重新标举“大文学史”理念，显然是基于中国传统学术的中国气派、中国道路的自觉理论追求。在我看来，刘怀荣、张新科、冷卫国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全三册，164万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简称“该书”）在确立研究范式、重视研究方法论探讨、遵循史学科学规范与突出文学本位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因此而表现出文献可靠、立论公允、科学准确等特点。
　　该书在承继前贤文学史撰写经验的基础上，在“大文学史”的撰写目的、撰写理念和体例等方面有所突破，确立了新时期文学史理论研究和文学史撰述实践的一类基本范式。百多年来，文学史家对于中国传统之“文学”的认识，经历了从“泛文学观”“大文学观”到“大文学史观”的认知过程，已有逾1500余种各种文学史著作，就是这种“文学观”发展历程的阶段性记录。相较而言，以“大文学史观”来作为研究理念来审视中国历代文学的发生、发展历程，探讨其文学发展道路、制约文学品格生成的诸因素以及作家作品的生成条件等，为学界瞩目的成果尚不多。在当前这一学术研究背景下，该书研究目的、撰写理念、结构安排等着实令人耳目一新。其“导论”部分，对于“大文学研究的背景和前提”“大文学的理论探索”等予以探讨，说明著者具有清醒的研究方法论自觉和体系建构意识，这就为本书后续框架体系设置等打下了坚实基础。在结构安排上，该书注意到中国古代独特的“文学”属性，主要从文体和文学理论两个层面来设置研究体系。该书除了按照诗、赋、骈文、小说等文体来进行专题研究外，还特别注意到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实际，把“文”分为“散文”“骈文”和“史传文学”来分类研究。这样一来，魏晋南北朝文学诸文体发展的历程、代表性人物及作品、影响文学品格生成的诸生态等，就容易加以梳理。由此，该书也就体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文学史撰述特征。
　　该书重视文学本位的文学体裁发展历程描述和发生学意义上的生态、机制和代表性文学作家作品的研究，以此为主线而勾勒出了魏晋南北朝四百多年的文学发展历史，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学”立场。该书着眼于中国文学史之“大”，但有所抉择，而非泛泛而谈。书中选取了对文学发生发展历程、文学体式、内容、风格等产生重大影响的生态部类，如第一编选取了“诗人个体生存状态和思想情况”“社会政治和地理环境”“士族政治”“文人生存状态”“玄学思想”“佛道思潮”“地域文化”等文化生态要素，来探讨彼时诗歌题材、内容、主题和风格等生成原因，视角独特且尊重历史客观事实，所得结论自然也是可靠的。尤其值得肯定的是，该书较好地处理了“历史文献”和“历史规律”的关系，重视以遵循逻辑的历史美学相统一的认识论方法来探讨文学样式的发展规律和审美特征，标志着著者坚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实现了与当代占主流支配地位的西方史学“年鉴学派”及其附庸史学流派思想理论的自觉疏离。如该书第二编“玄释合流对于赋的综合影响”“辞赋与诗歌关系”“连珠文体嬗变及其文化意蕴”，第五编“史学发达与史家思想的弱化”“以简为美的叙事模式”等，均能立足历史文献而抽绎其历史规律，并进而归纳其历史贡献，这一研究理念与方法显然与当代英国历史学家柯林伍德所提倡的“历史即思想史”相一致，也契合于英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卡尔·皮尔逊在《科学的规范》所倡导的“科学和审美判断”的统一性问题。
　　该书兼顾史学研究、文学研究的基本学术规范要求，重视文献梳理、文体文学类型探寻、文学发展史规律探讨和作家作品历史定位等多层次研究，体现出对百多年来中国文学史研究前辈学者和文学史经典的敬意和温情。经过百多年的史学研究，学术界公认，文学史学与一般的通史或政治史、思想史等是有显著差异的。作为专门史的中国文学史学学科，有其更为细分的研究对象以及与此相应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具体说来，文学史所关注的对象，除了应该满足一般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如重视展现客观历史事件和历史环境、重视历史细节考察等之外，作为史学研究的文学史还应关注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文学人物、文学事件，以及在此发展历程中的文学诸部类的体式特征、题材内容和风格气象等属性特征及其发展历程。显然，除了与一般历史学种类同样具备“史”学属性之外，知识性、审美性、艺术性和情感性，亦应是文学史撰写者必须关注的。因此，文学史撰述就要求文学史家在兼顾中国之“大文学”发展史诸文化生态部类对中国文学诸体式发展历程、生成机制和属性特征影响的同时，充分注意“科学”与“审美”、有限文献与普遍规律等相互关系。而这两者，又是中西方史学界颇为纠结的重大理论问题。
　　认识到这一点，再来看该书对诸如此类的理论问题的处理方式，就显示出其独特高妙之处。具体说来，该书在行文中重视突出历史叙述与文献的统一性，多能于有限的历史文献中发掘其独特历史信息，进而总结其类型特征和发展规律，予以适当的文学史定位。如该书第二编各章就处理得非常精彩。其第一章“儒家与魏晋南北朝赋”第二节，著者在分析庾信《哀江南赋》时，紧密联系侯景之乱前后的历史事件进行分析，知识性、艺术性阐释与严谨的史学叙述相结合，所得结论令人信服。本编第四章“魏晋南北朝辞赋与其他文体的关系”，第五章“魏晋南北朝辞赋与艺术”；第五编第二章“史传文学由性格化向叙事化的演变”，第三章“门阀世族的出现与史传文学人物类型的变化”等，均能从史学典籍文献和文学文本文献中见微知著，在突出史学的客观真实性要求的同时，较好地兼顾了“科学”和“审美”，在突出“史学”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文学史“文学”本位的重点关注。
　　尤须称道的是，该书重视历史发展的内在性和历史事件的完整性，遵循了历史哲学所强调的“科学规范”，重视使用学术界公认的学科术语和规范概念，特别是在引入或使用涵蕴丰富的名词术语时，对其由来、历史涵义等皆有所交代，然后再展开对于本文叙述或研究。如涉及到名称界定的就有“七体”“设论体”“连珠”“骈文”“徐庾体”“子史同波”等。在具体的行文时，该书亦注重对相关概念的由来作适当说明，如第七编对“人的自觉”“言意”“形神”“雅俗”“刚柔”等概念的由来，皆有简要说明。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该书尤其重视依靠文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和历史逻辑来设置章节，依靠章节间的互相支撑、补充和说明来展示文学史发展。如该书第一编第四章“玄学思想与诗歌”第三节“玄学影响下的魏晋诗歌”，在梳理历代对于“玄言诗”的评价之后，在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玄言诗进行细致分析时，往往能够紧扣诗歌文本进行精当的义理阐释并述引相关玄学文献来佐证。其第五节“玄学思想方法与魏晋诗歌的艺术风貌”则属在前述阐释的基础上对于玄言诗艺术风格的内在成因机制等进行归纳、提炼。在此基础上，著者顺乎自然地谈及玄言诗的“淡乎寡味”问题，这就令人信服地揭橥了历史上先贤对于玄言诗特征认知的局限性问题。
　　当然，该书亦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如著者对于文学生态与文学内部要素特征及其生成的关系，似还缺少共识；部分章节体例不甚统一、有关文学生態部类与文学样式之关系的探讨或失之随意；有的章节仍然从静止的文学类型划分来书写文学发展进程或文学批评类型，这与该书倡导的“大文学史观”的撰述理念尚有一定距离；卷末的“余论”对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历史地位和影响的总结，亦稍嫌简单，深入不够。此外，书中对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的属性特征、价值规律进行历史定位固然是题中之义，但确认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在文学样式定型或完善、文学作为独立文化部类而得到确认、有别于前代的文学精神之生成等，亦应受到更多的关注。当然，作为团体协作的结晶，该成果能取得如此成绩已属不易。上述几点不足，实因爱之深而责之也严。虽不一定合理，但确是笔者阅读的真实感受，亦愿借此机会向著者请益。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社科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