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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因其政治和经济力量而发展，但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的文化力量更加重要。比起其商业产出，一些世界上最著名的城市却恰恰是以文化丰富而受人敬仰的。在世界城市中，文化和经济两种力量协同发挥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伦敦、纽约和洛杉矶看到。
文化一词有三种意思。第一种基于艺术和美学；第二种基于人类学和生活方式；第三种则是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的首选——即文化是生长的生物培养基。城市的文化包含了这三种意义，因此，城市的文化生活比艺术要广泛得多。人们想居住在城市，因为他们想挣更多的钱，但他们也想改变生活、认识新朋友、做些新尝试……因此，世界城市有高度的多样性，涉及方方面面：种族、人口、性别、语言、风格和意义。比如，纽约作为贸易中心成长起来之后继而成为艺术、媒体和时尚中心。米兰以相同的模式发展，悉尼亦是如此。芝加哥在其巨大的商业和文化力量中获得了政治权力，洛杉矶也如出一辙。这些城市中没有一个是首都。
上海作为世界城市，在文化建设上与其他世界城市相比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作为文化都市的地位却越来越引起世界性的关注，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可能忽视太平洋西岸地区这样一个世界级城市的影响力。然而，对上海这样发展中的巨型城市，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带来的新景观，人口急遽流动、城乡互动频繁的张力，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多维视野，都给城市文化建设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当然，这些难题并非上海独有，其他几大世界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亦经历了同样的困境和弯路，然而它们最终走出了各自的特色道路，这样的经验值得上海倾听。
芝加哥：
小计划没有魔力，文化建设要志存高远
米歇尔·布恩（芝加哥文化局局长）：芝加哥市坐落于美丽的密歇根湖畔，拥有26英里的滨水湖岸，密歇根湖是北美五大湖中唯一几乎完全位于美国境内的湖泊。芝加哥也是摩天大楼之都，美国最早一批高楼大厦就兴建于芝加哥。上海众多高层建筑中，不乏芝加哥建筑设计公司的作品。
2011年，拉姆·伊曼纽尔当选芝加哥新任市长。伊曼纽尔市长在克林顿和奥巴马任职期间两度担任白宫幕僚长一职，他是提倡和拥护芝加哥文化发展的强力推动者，他说：“丰富多样的文化令我们的城市生活充满活力。我们珍视我们最富盛名的文化机构，同样我们也热爱生活在一座每天都有无数新的音乐、戏剧、舞蹈和视觉艺术诞生的城市中。”作为对这一态度的体现，我们成立了“文化与特别活动部”，文化与特别活动部的战略计划指导我们开展日常工作。计划的目标包括优化芝加哥艺术圈、向全球推广城市文化资产、保障人人能接触艺术以及带动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使命和战略计划为我部执行推动新文化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芝加哥文化中心始终位列芝加哥最受欢迎文化地标前五位。
文化与特别活动部同时管理城市公共艺术项目。1978年，芝加哥城市议会一致通过公共艺术赞助条例，规定市政大楼和公共设施建设更新费用的1.33%，必须用于发展原创艺术作品，并且上述1.33%的经费中一半以上用于激励芝加哥本土艺术家在当地的艺术事业发展并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当时，芝加哥作为最早且最大的自治城市之一，率先立法建立起公共文化艺术和官方项目的合作机制。现在，全美共有超过200多个类似的项目，均有借鉴芝加哥成功的先例。芝加哥公共艺术收藏所现有超过700件艺术作品在全市150多家市政设施内展览，例如警察局、图书馆、公交地铁站等。
我们也帮助支持文化产业，芝加哥电影办公室带领全市协助更多的电影、电视剧、广告和其他形式的视觉媒体作品完成制作。对于电影制作方来说，只需要将他们的制作需求提供给政府，我们将为其协调办理许可证、城市公共服务、故障解除和后勤保障以及技术支持等服务。从《蝙蝠侠》《超人》《变形金刚》等全球热映大片，到《福禄双霸天》《小鬼当家》《铁面无私》等经典老片，都摄制于芝加哥。
可以说，文化与特别活动部为芝加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我们工作的开展与继续都离不开公众的大力投入。为了激发当地居民对我们文化规划的思考，每次市政会议和社区对话开始前，我们都会问：“什么是文化？”得到的答案千人千面。对有些人而言食物是文化，对其他人而言音乐是文化，还有人觉得文化和视觉艺术有关。数以万计的民众在线参与了我们的工作，他们上社交网站，访问我们的博客、登陆我们的网站。去年10月中旬，文化计划最终版本与公立学校艺术教育规划一同发布，这一重大成果登上了新闻头版。同时，伊曼纽尔市长拨款100万美元，用于计划2013年的执行，其中一半款项用于支持艺术教育——艺术教育一直是我们市政会议中最重要的议题，同时它也是我们社区文化对话中最重要的环节。作为文化规划重要基石之一的艺术教育工作，在伊曼纽尔市长的倡议下，艺术教育课时得到增加，从而得以在公立学校课程中新增艺术课堂内容。从去年开始，因为课时的增加，新聘用了逾200名艺术课教师。教育理事会批准了艺术教育规划，并且对高中生就艺术课程提出了更高的毕业要求。此外，超过400所学校设有艺术联络专员。
我们在创意产业这一领域的工作主要是针对那些有潜力的行业，以及需要资助的行业。芝加哥电影办公室设立了很久，却作用有限，现在该办公室获权支持本地独立电影制作人。芝加哥以它的美食、动感的音乐以及独一无二的戏剧而闻名于世。因此我们想要帮助这些产业充分发挥其最大潜能。
我想引用一句城市规划之父丹尼尔·伯汉姆的名言。这句名言至今仍是所有芝加哥人的行动准则——“不要只做小计划，小计划没有魔力；做出大计划，对希望和工作志存高远。”
哈特福德：
通过文化和创新丰富市民生活
斯科特·加尔布雷斯（布诗诺艺术中心副总裁）：哈特福德市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尽管城市不大，但哈特福德市依然在近期美国最大140座城市的艺术和文化排名中高居第14位。哈特福德市中心密集大量的历史街区，饱含文化资产——众多博物馆、演出场馆、新旧建筑地标，还有公共艺术场所，彼此间相距不过15分钟的步行距离，共同装点市中心区域。 在过去四百年间，康涅狄格州，尤其是首府哈特福德市，始终被看作创新的代名词。作为美国最早的十三州之一，康涅狄格州是立宪政府的诞生地，因此被誉为“宪法州”，并催生了美国宪法。此外，在康涅狄格州还诞生了美国的第一家报纸、第一张医学位证书（由耶鲁大学颁发）、第一家公共艺术博物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第一架直升飞机……康涅狄格州也是众多名人的故乡，如马克·吐温、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作者），以及像贺瑞斯·布诗诺这样的知识思想领袖。
布诗诺是哈特福德最受爱戴的市民之一，也是美国19世纪的著名神学家。布诗诺21岁进入耶鲁大学，在10年间取得4个学位。他之后出版有12本著作，在众多领域都有造诣。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穷人的道义关注，布诗诺提出了一个振兴市区的计划，最终导致哈特福德修建了一个占地16万平米的绿地，供各个阶层的市民放松、玩耍。市政领袖将之命名为布诗诺公园。其女儿后来修建了布诗诺艺术中心，作为缅怀其伟绩的一个活纪念碑。
布诗诺中心坐落在市内的政府办公区中心，与康涅狄格州议会大厦隔街相望。康州的姐妹州——中国山东省赠予的孔子塑像就面向州议会大厦矗立在布诗诺场地内。布诗诺艺术中心是一个集文化、教育、娱乐功能于一体的充满活力的企业型机构。作为一个艺术呈现者，我们上演百老汇最出色的音乐剧，众多国际艺术家和公众人物带来舞蹈、管弦乐队、声乐表演。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负责创作百老汇音乐剧，如《亚当斯家族》，该剧在百老汇演出之后于美国巡演，并在巴西、澳大利亚和中国上演。此外我们正致力于创作更多的、即将宣布的新剧。
然而在这个项目上我们遇到了问题：州议会大厦和布诗诺周围的政府及法律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几乎都住在郊区。他们早上进城，晚上出城，于是服务于这个群体的商家的营业时间也跟着政府的办公时间走；可是我们的表演往往在晚上下班以后才开始。这就意味着，来布诗诺看演出的客人想去趟餐厅和其他零售店就没那么容易了。
简单地说：就是当布诗诺中心的招牌灯光亮起来时，周边区域却刚好要关灯大吉。
与周边作息时间的错位不单单是布诗诺中心一个机构的问题，在哈特福德和其他城市的文化机构都面临相同的挑战。这让布诗诺中心领导层产生了这样疑问：“如果我们的位置在一个作息规律和我们更匹配的地段，那么我们将能给我们的社区和城市带来如何更加巨大的文化和经济影响？”
于是布诗诺中心邀请了曾获过奖的Suisman城市设计公司来帮助我们应对这个问题。Doug Suisman先生及其团队在我们现有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哈特福德市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将其所拥有的文化、娱乐、自然资源进一步整合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所产生的文化和经济影响将可以媲美比它大数倍的城市。”
在这样的愿景下，iQuilt计划诞生了，它作为哈特福德市中心区所做的城市设计方案，就像做一条锦被需要把各式各样不同但匹配的面料编织在一起，iQuilt也需要哈特福德市的各种文化和自然资源编织在一起。它的丝线将由一个充满活力的步行公园和城市广场构成的网络组成。计划的核心项目“绿色走廊”，将建立一英里长的开放式公园型区域，把位于布诗诺公园的金顶州议会大厦和康涅狄格河岸连在一起。完成后的“绿色走廊”会包括：一个环形音乐户外演出场馆（纪念一座美国早期爵士音乐家经常光顾的酒店旧址），一个户外木偶戏院以及各类艺术互动体验平台。该计划还包括更多的居所、全年无休的咖啡馆、自行车停放架、寻路工具等设施，最终造就一个露天市区“起居室”。这也可以说是贺拉斯·布诗诺19世纪的哲思在21世纪的一种现代表达。
即便在这些工程竣工前，我们已经在通过两个活动来启动iQuilt，即冬季节和想象节。冬季节马上就要迎来第三年，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哈特福德市民和周围地区的游客来体验一个全新的哈特福德市，不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冬季节最吸引人的是临时搭建的巨型免费溜冰场。一同登场的还有哈特福德历史悠久的旋转木马，以及临时的圣诞树买卖场，以便人们购置家中圣诞装饰所需。晚上，节日彩灯为夜色增添气氛。
想象节是哈特福德的免费首府城市艺术节，有超过100位艺术家、表演者和各类活动在节上亮相。刚刚举行的第二届年度想象节，在早9时的由一千骑车人参与的“发现哈特福德自行车游”活动中开幕。之后的一天里，数以千计的市民聚集在市中心各场馆欣赏各种公共艺术活动和表演，包括在布诗诺上演的史诗型话剧《战马》的预演，以及由布诗诺制作的音乐剧《西贡小姐》的演出等等。
虽然还在实施阶段初期，iQuilf已经实现了它预期的影响和效果。它除了给市中心带来成千上万的游人，它还为市民提供了一个通过新的和各异的方式参与城市文化生活的机会。iQuilf既将哈特福德的文化符号编织在一起，又颂扬康涅狄格州创新的历史，又倡导城市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整个计划完成时，iQuilf将会向世人展现一幅和谐统一的、真实体现哈特福德以及她的环境和市民的城市经济和文化景观。我衷心邀请你们下次来美国的时候，能够到哈特福德来，尽情享受iQuilt为您展现的哈特福德文化。
多伦多：
怎样吸引观众并不存在一种万能的模式
克里斯·洛维（加拿大声流文化中心执行总监）：过去七年里，我一直定居在加拿大多伦多。多伦多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之所以这么说，原因你可能想不到。多伦多的气候不够宜人，公交系统跟不上其他类似规模的城市，艺术和文化氛围也不算发达。但是另一方面，多伦多是北美最安全的大都市，经常荣登“经济学人智库”全球最宜居的五大城市之列。因为，多伦多真正的魅力在于它的人民。
作为人口近600万的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是世界上文化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在这里使用的语言和方言超过140种，30%以上的居民在家中用英语和法语之外的语言交流。多伦多这种人口特点为艺术节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像这样的城市，世界上并不多，也正是只有在这里，兼容并蓄的国际节庆活动才能找到自己的观众群。因为观众中很大一部分人都希望重拾只属于自己故土的文化。然而，虽然存在观众需求，但主办方要找到有意义的、正确的方法去与这些观众建立起联系并吸引他们参加，仍然存在挑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标志性节目（应该展示和欣赏的）会和目标观众（即与当地有着文化或地理联系的人群）实际想看的出现分歧。 这一挑战是我被叫回加拿大担任多伦多艺术文化节导演的主要原因之一。世界上很多大型艺术节长期以来都以欧洲化的审美为主，这并不适合多伦多这样的城市。在初期规划阶段，艺术节的发起人大卫·皮考特和托尼·卡格里亚诺与艺术顾问委员会共同确立了指导节目遴选的模式。他们确定了三个关键词——合作，多样性和亲民性，这三个词分别且共同体现了他们对艺术节的期许。他们相信只有让大多数多伦多居民感到艺术节属于他们，这样一项全新的、重大的文化盛事才称得上是成功的。
我2007年到多伦多的时候，这种模式和那一年艺术节的很多节目规划都已经付诸实施。启动仪式非常具有民主精神，经过精心策划，几个高级委员会推出了由当地文化圈精英分子制作的一些项目。现在我把第一届多伦多艺术文化节叫做“木桶节”，因为这些全然不同的节目被撮合到一起，共同推出，却没有全局性的策展视野。除了艺术节常见的戏剧、舞蹈、歌剧和音乐等主题，包括文学，饮食和时尚（最终变成魔术）在内的过于宽泛的领域构成则进一步模糊了艺术节的内涵。兼容并包的大杂烩，初衷是为了吸引最大范围的观众，可结果却恰恰相反，观众被分割开来，只能讪讪地守着各自已被公式化的“观赏口味”。尽管第一届艺术节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社会上仍旧存在很多质疑的声音，特别是媒体，批评它缺少一种整体意识。
那么我们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第一届过后，我们马上投入到第二届的规划工作中。艺术节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团队一致同意，如果要让艺术节在国际艺术节领域一支独秀，方法之一就是要积极采纳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艺术家的新作品。安大略省对此表示赞同，一次性投人1500万加币，为艺术节提供了运行资金，让它能够致力于开发新的艺术作品。否则，这些成果将无法先期问世。
除了这些大型活动（很多是在室内），另有多种免费节目，如公共场所视觉艺术展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气艺术家举行的露天音乐会等。这些都是在被问及艺术节感受时大多数观众所提到的。我们的研究还表明，这些免费节目的观众与购票节目观众之间的重合度非常小。
免费节目与购票节目在艺术节上的良好结合历年都是益处多多。大型音乐会（最终都集中到市区的广场上）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这让政府和合作企业非常高兴。这些活动邀请的艺术家代表了这个城市多样化的艺术成就，往往都能成功地吸引大批各类追随者，包括一般的音乐爱好者和特定的文化群体。我们也特别注意将免费活动安排在人流量较大的场所，这样就会有很多路过的人看到有意思的节目，从而停下脚步，驻足观赏。
我们的视觉艺术工程也让我们得以将城市当作画布，为艺术节吸引了另外一批观众。我们在火车站、办公大楼、公园、居民区和滨江地带展示大型作品，希望每天经过这些场所的人们能够驻足停留，享受我们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植入的片刻艺术时光。这些作品中很多都是由本土摄影师拍摄，后被当地和国家旅游局用来向世界展示多伦多蓬勃的文化生命力。
在大都市举办艺术节存在很多挑战。最成功的艺术节要能给整个社会带来普天同庆的感受。北美很多艺术节都在较小的城市（如美国查尔斯顿的斯波莱托艺术节，安大略省的斯特拉福德戏剧节，纽黑文国际创意艺术节）或乡村地区（如纽约北部的光波音乐节，马萨诸塞州伯克郡的坦格尔伍德音乐节和“雅各布的枕头”舞蹈节）举行，都是万人空巷的场面。当地商人、旅馆主人、出租车司机和其他公司企业都能明显感受到艺术节的影响，觉得其成功反映了社会的生机活力，因而非常自豪。这种程度的影响是大都市很难企及的，因为在城市的各个区域为了制造出相同群聚效应所需的内容，其实现所需的投资超出了任何艺术节的能力之外。例如，北美最大的多元艺术盛会之一，纽约市的林肯中心艺术节，每年夏季都会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家和企业的参与，但期间仍只有一小部分民众和游客知晓这一盛事。
实际上，一场艺术节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样立足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来进行策划。在一个地方非常成功的节目，换一个地方可能就是一场灾难。这不能说是谁的错。我在上面提到过，早期指导多伦多艺术文化节的三个关键词是合作，多样性和亲民性；五年的任期期间，随着艺术节的发展，我总结出了反映我的策展方略的三个关键词——个性，背景和改变。
柏林：
贫穷却性感的城市
汉斯·格奥尔格·克诺普（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国际文化政策高级研究员）：柏林市长在对柏林深入视察后有这样一句名言，“德国首都在经济上并不富裕，因此我们必须思考，柏林应该花多少精力支持文化事业、以及应该支持怎样的文化。”是的，柏林政府向来收人甚微，尽管如此，在柏林墙倒塌前和倒塌后，尤其在倒塌后，柏林吸引了大批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特别是年轻人。
柏林的文化活动经常被称作是不散的筵席。在最近一个由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公布的世界文化城市排名中，柏林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纽约，位列伦敦之前。为什么一个并没有什么经济实力的城市会吸引这样大的关注昵？我认为柏林的成功案例是不可复制的，这取决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并且每座城市、每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优势可以加以利用。
柏林是一座保存有丰厚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的城市，无论这些记忆是否美好动人。这里残留有盖世太保的恐怖记忆、纳粹的记忆、黄金20年代的记忆以及二战后的复杂局面。但是很快人们觉醒了，这座城市需要新生，它不能再仅仅靠着历史和记忆继续下去。虽然因为历史原因，没有银行或者跨国企业把总部设在柏林，早在40年之前它们就选择在别的地方扎根。柏林的经济一度严重下滑，完全依赖其它地区的支援来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但是这样低迷的状况随着城市的真正开放和走向国际化而慢慢转好起来。
举例说，国际知名的特雷索俱乐部建在德国银行废弃的仓库里，这片空地曾是二战之前欧洲最繁忙的地方，战时遭到轰炸变成废墟，后来因柏林墙的修建而被继续忽视。因为一直没有得到重建，这片废置的开放空间对于吸引创意人士前来创作生活非常有优势。柏林政府没有阻止他们搬入，反而资助他们。柏林的面积大过纽约，因此当时这样闲置的空间有很多。有些地方此前的功能完全不同，他们可能是老厂房，或者柏林墙的原址。 再比方说柏林世界文化宫。柏林世界文化宫原本是国会大楼，位置上紧挨着柏林墙，正对着德国议会原址。这座建筑原来位于西柏林的角落，交通不便，而现在它变成了柏林的中心。世界上还会有哪座城市，能让引进各国文化于一堂的重要文化机构紧挨着政府机构，正对着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议会大厦呢？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你可以说这纯属巧合，没有经过周密安排。但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紧紧把握住了。
买一张廉价机票来柏林度周末开派对变得越来越流行起来，但是光凭来参加派对的周末客是带动不了整个创意产业的，这背后还有别的因素，也就是土地。在柏林有不少价格低廉的空地，可以出租或是出售给年轻创业者。年轻时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现在已经是著名设计公司的总裁了，他告诉我，以前东柏林的老公房的厚围墙、牢固的结构还有便宜的房租给他们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创造力不是所谓的标准化经济、朝九晚五有规律的工作。创意和文化不会在处处设限的地区繁荣。著名时装设计师薇薇安·威斯特伍德在柏林多所大学任教多年，这得益于柏林的社会结构特性和开放的无限可能。柏林政府对此大量投入，其实也是创意产业发展的结果。创意阶层的产生和新发明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深深地植根在城市历史文脉中。柏林文化创意的迅猛发展背后原因有很多，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成本。如果纽约的生活成本是100，巴黎是118，伦敦是106，那么柏林只需要80。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说，他搬来柏林就是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他是从香港搬来柏林，因为他已经无法承受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了。另外一个原因是柏林延续了分治时期宽松的政策。人们想要使用或重新利用闲置土地和废弃的工厂、大厦时不会受到法规的局限。
那么，为什么文化那么重要？答案因人而异，对于柏林或德国来说可能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我们对文化有很强大的信念和传统。我们，包括我们所有的政治党派，都相信文化是社会的粘合剂，将我们的社会联系在一起。文化给予市民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文化也提供了开放的讨论空间。通过税收支持文化艺术的发展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德国每年在文化上投人10亿欧元，有3500万人次到访剧场和歌剧院，1.5亿人次参观博物馆。这不单单是一种社会力量，也是巨大的经济发展动力。
第二个原因就是经济，从柏林的案例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经济起的作用和重要性。我不认为以上两种原因互相矛盾，事实上二者是共生共赢的。来柏林的游客中，三分之二是想来欣赏它的文化。这里有着丰富生动的文化氛围，如小型俱乐部、小型试验艺术场所等，还有柏林不落幕的文化盛宴。柏林每年迎来2500万游客，是欧洲仅此于伦敦（4600万）和巴黎（3700万）的旅游胜地。但当年，我们游客的数字是那么微不足道！在1993年，只有700万游客。而现在游客数目保持着每年约13%的增长率，其中41%来自国外。每天晚上，柏林都有5万张不同文化活动的演出券出售，包括电影、音乐会等，售出率达至485%。所以说柏林的文化繁荣拯救了它的经济。
在欧洲大陆有一种强烈的传统，即人们把文化视为一种必须要保护起来的遗产，文化对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人们反思生存的价值在哪里的时候，这一理念变得尤为引人注目：文化是否仅仅是一种启发我们、让我们感觉更加良好的存在，还是文化是一种经济与社会实践的产物，如同工业和经济一样推动整个城市的活力、激励居住其中的市民？在柏林，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与世界范围内风行的通过盖高楼大厦来宣传城市形象的做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一个大搞文化形象工程、要人围观的社会是完全忽视了社会和市民的真正需要，而文化在柏林是一件由无数民众所共同完成的复杂作品。
新加坡：
培养文化身份认同感是社会凝聚力之根基
潘传顺（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总裁、国家艺术理事会前任总裁）：新加坡地处东南亚，是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岛国。新加坡是个多民族国家，包括大量华裔、马来裔、印度裔人口。尽管大家对新加坡的了解主要是现代新加坡的经济腾飞，但事实上新加坡也深受邻国以及欧洲、阿拉伯和中国海上商人的历史文化影响，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
新加坡的现代文化发展可以说是从1989年开始的，新加坡政府当时的文化政策主要是在多元化社会中吸引大众对艺术的广泛关注，同时发扬优秀艺术文化作品。政府鼓励跨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当年的主要建议却都集中于设立新的文化艺术中介以及建设新文化基础设施。2000年，新加坡文化政策在细节上有了显著转变，新的“城市复兴计划”强调指出，文化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其作为市民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更在于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增进城市综合竞争力、宜居程度、带动新兴创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从2000年到2012年期间，新加坡总共投入1.77亿新币，用于提升文化创意产能，将艺术商业化产业作为新经济发展机遇，以及向海外推广新加坡的艺术与文化。除了对国内文化公司以及商业化文艺项目的资助与扶持，城市复兴计划也鼓励新加坡积极参与国际重大文艺活动，诸如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戛纳国际音乐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等。此外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活动，比如在伦敦举办的首届新加坡季，2006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同期举办的新加坡双年展等，都将新加坡推广到了全世界的视线中。
通过开放政策，新加坡国际形象有了可喜的变化，昔日仅仅因实用主义和经济高速发展而闻名的新加坡，如今也正在成为一个生机勃勃、富有文化气息的地方。然而当文化艺术成为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引擎时，难免会有所疏漏。在2009年，国家艺术理事会（新加坡法定文化艺术扶持机构）重新审视后，决定将提升文化艺术的自身价值放在首要位置，而不是它带来的经济价值，从而进一步激发艺术服务社会的潜能。换言之，将艺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极培养人们对于不同文化的好奇心。可以说，国家艺术理事会对艺术与社区关系的关注正逢其时，因为仅靠城市复兴计划带来的文化活跃度的增长并不能够缓和新加坡社会文化中积累已久的对立紧张局面。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语境中，2009到2010年的新加坡已经成为繁忙的国际都会：在本世纪最初10年间，新加坡人口总数增加了32%，其中一大部分增长来自于前来新加坡工作、学习和居住的外籍人士人数的成倍增长，而新加坡本土人口同期增长仅为10%。2012年的新婚夫妇中，18.1%为跨族婚姻，在新加坡出生的新生儿中，46.9%的婴儿父母不是新加坡公民。
新移民与外来工作者的涌入以及新加坡民族构成的变化，大大改变了新加坡人口的统计特征。我们对于新加坡人的传统概念正受到冲击，社会中对外来人口和当前新加坡政府的反感随之产生，新加坡社会不断成熟的过程中，也面对着所有快速发展的开放型社会必然会面临的问题——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何为新、老新加坡人以及新加坡公民和外籍居民共同的文化身份？我们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什么是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这些问题关系到新加坡发展的新阶段，而艺术在为不同民众和社区提供表达、探索和参与的平台，发掘大家和而不同的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我们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传统文化的消逝。和其它国际大都市一样，新加坡也有很多旧事物在人们意识到之前就被新生事物所取代，我们的家园、我们儿时熟悉的地方因为重建而变得陌生。新建的高楼大厦和大型零售卖场取代了我们原本的社会记忆。西方流行文化的普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的饮食习惯也变了。在对外来风尚来者不拒的新加坡，我们独特的烹饪方式和街头小吃也正处于消失的边缘。还有，很多新加坡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兴趣和参与其中的热情正在减退。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年轻人对即时满足感的追求，与传统的艺术形式必不可少的长时间训练以及精湛的技术要求背道而驰。造成这样的现状有学校相关教育、研究和档案记录缺失方面的原因，也有缺乏传统艺术展示平台和艺术界批评的探讨方面的原因。
我也认为新加坡并不是唯一面临这类挑战的国家。就如何面对上述挑战，新加坡政府给出了积极正面的回应。2013年，新加坡另一份重要文化政策文件——“新加坡文化艺术战略回顾报告”出台。这项报告不仅仅重点关注文化艺术对提升全球人才、投资和思维占有率竞争力的重要性，更重视培养国家文化归属感，增强社会凝聚力。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拓宽艺术的建设空间，鼓励和推广能够反映我们共同文化身份的作品，同时通过展演具有高度思想性、启发性的艺术作品提高我们文化生活的质量，从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周边的人群。
文化一词有三种意思。第一种基于艺术和美学；第二种基于人类学和生活方式；第三种则是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的首选——即文化是生长的生物培养基。城市的文化包含了这三种意义，因此，城市的文化生活比艺术要广泛得多。人们想居住在城市，因为他们想挣更多的钱，但他们也想改变生活、认识新朋友、做些新尝试……因此，世界城市有高度的多样性，涉及方方面面：种族、人口、性别、语言、风格和意义。比如，纽约作为贸易中心成长起来之后继而成为艺术、媒体和时尚中心。米兰以相同的模式发展，悉尼亦是如此。芝加哥在其巨大的商业和文化力量中获得了政治权力，洛杉矶也如出一辙。这些城市中没有一个是首都。
上海作为世界城市，在文化建设上与其他世界城市相比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作为文化都市的地位却越来越引起世界性的关注，今天的人们已经不可能忽视太平洋西岸地区这样一个世界级城市的影响力。然而，对上海这样发展中的巨型城市，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带来的新景观，人口急遽流动、城乡互动频繁的张力，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多维视野，都给城市文化建设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和挑战。当然，这些难题并非上海独有，其他几大世界城市的发展过程中亦经历了同样的困境和弯路，然而它们最终走出了各自的特色道路，这样的经验值得上海倾听。
芝加哥：
小计划没有魔力，文化建设要志存高远
米歇尔·布恩（芝加哥文化局局长）：芝加哥市坐落于美丽的密歇根湖畔，拥有26英里的滨水湖岸，密歇根湖是北美五大湖中唯一几乎完全位于美国境内的湖泊。芝加哥也是摩天大楼之都，美国最早一批高楼大厦就兴建于芝加哥。上海众多高层建筑中，不乏芝加哥建筑设计公司的作品。
2011年，拉姆·伊曼纽尔当选芝加哥新任市长。伊曼纽尔市长在克林顿和奥巴马任职期间两度担任白宫幕僚长一职，他是提倡和拥护芝加哥文化发展的强力推动者，他说：“丰富多样的文化令我们的城市生活充满活力。我们珍视我们最富盛名的文化机构，同样我们也热爱生活在一座每天都有无数新的音乐、戏剧、舞蹈和视觉艺术诞生的城市中。”作为对这一态度的体现，我们成立了“文化与特别活动部”，文化与特别活动部的战略计划指导我们开展日常工作。计划的目标包括优化芝加哥艺术圈、向全球推广城市文化资产、保障人人能接触艺术以及带动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使命和战略计划为我部执行推动新文化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芝加哥文化中心始终位列芝加哥最受欢迎文化地标前五位。
文化与特别活动部同时管理城市公共艺术项目。1978年，芝加哥城市议会一致通过公共艺术赞助条例，规定市政大楼和公共设施建设更新费用的1.33%，必须用于发展原创艺术作品，并且上述1.33%的经费中一半以上用于激励芝加哥本土艺术家在当地的艺术事业发展并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当时，芝加哥作为最早且最大的自治城市之一，率先立法建立起公共文化艺术和官方项目的合作机制。现在，全美共有超过200多个类似的项目，均有借鉴芝加哥成功的先例。芝加哥公共艺术收藏所现有超过700件艺术作品在全市150多家市政设施内展览，例如警察局、图书馆、公交地铁站等。
我们也帮助支持文化产业，芝加哥电影办公室带领全市协助更多的电影、电视剧、广告和其他形式的视觉媒体作品完成制作。对于电影制作方来说，只需要将他们的制作需求提供给政府，我们将为其协调办理许可证、城市公共服务、故障解除和后勤保障以及技术支持等服务。从《蝙蝠侠》《超人》《变形金刚》等全球热映大片，到《福禄双霸天》《小鬼当家》《铁面无私》等经典老片，都摄制于芝加哥。
可以说，文化与特别活动部为芝加哥的文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我们工作的开展与继续都离不开公众的大力投入。为了激发当地居民对我们文化规划的思考，每次市政会议和社区对话开始前，我们都会问：“什么是文化？”得到的答案千人千面。对有些人而言食物是文化，对其他人而言音乐是文化，还有人觉得文化和视觉艺术有关。数以万计的民众在线参与了我们的工作，他们上社交网站，访问我们的博客、登陆我们的网站。去年10月中旬，文化计划最终版本与公立学校艺术教育规划一同发布，这一重大成果登上了新闻头版。同时，伊曼纽尔市长拨款100万美元，用于计划2013年的执行，其中一半款项用于支持艺术教育——艺术教育一直是我们市政会议中最重要的议题，同时它也是我们社区文化对话中最重要的环节。作为文化规划重要基石之一的艺术教育工作，在伊曼纽尔市长的倡议下，艺术教育课时得到增加，从而得以在公立学校课程中新增艺术课堂内容。从去年开始，因为课时的增加，新聘用了逾200名艺术课教师。教育理事会批准了艺术教育规划，并且对高中生就艺术课程提出了更高的毕业要求。此外，超过400所学校设有艺术联络专员。
我们在创意产业这一领域的工作主要是针对那些有潜力的行业，以及需要资助的行业。芝加哥电影办公室设立了很久，却作用有限，现在该办公室获权支持本地独立电影制作人。芝加哥以它的美食、动感的音乐以及独一无二的戏剧而闻名于世。因此我们想要帮助这些产业充分发挥其最大潜能。
我想引用一句城市规划之父丹尼尔·伯汉姆的名言。这句名言至今仍是所有芝加哥人的行动准则——“不要只做小计划，小计划没有魔力；做出大计划，对希望和工作志存高远。”
哈特福德：
通过文化和创新丰富市民生活
斯科特·加尔布雷斯（布诗诺艺术中心副总裁）：哈特福德市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尽管城市不大，但哈特福德市依然在近期美国最大140座城市的艺术和文化排名中高居第14位。哈特福德市中心密集大量的历史街区，饱含文化资产——众多博物馆、演出场馆、新旧建筑地标，还有公共艺术场所，彼此间相距不过15分钟的步行距离，共同装点市中心区域。 在过去四百年间，康涅狄格州，尤其是首府哈特福德市，始终被看作创新的代名词。作为美国最早的十三州之一，康涅狄格州是立宪政府的诞生地，因此被誉为“宪法州”，并催生了美国宪法。此外，在康涅狄格州还诞生了美国的第一家报纸、第一张医学位证书（由耶鲁大学颁发）、第一家公共艺术博物馆、第一台彩色电视机、第一架直升飞机……康涅狄格州也是众多名人的故乡，如马克·吐温、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作者）、阿瑟·米勒（《推销员之死》作者），以及像贺瑞斯·布诗诺这样的知识思想领袖。
布诗诺是哈特福德最受爱戴的市民之一，也是美国19世纪的著名神学家。布诗诺21岁进入耶鲁大学，在10年间取得4个学位。他之后出版有12本著作，在众多领域都有造诣。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穷人的道义关注，布诗诺提出了一个振兴市区的计划，最终导致哈特福德修建了一个占地16万平米的绿地，供各个阶层的市民放松、玩耍。市政领袖将之命名为布诗诺公园。其女儿后来修建了布诗诺艺术中心，作为缅怀其伟绩的一个活纪念碑。
布诗诺中心坐落在市内的政府办公区中心，与康涅狄格州议会大厦隔街相望。康州的姐妹州——中国山东省赠予的孔子塑像就面向州议会大厦矗立在布诗诺场地内。布诗诺艺术中心是一个集文化、教育、娱乐功能于一体的充满活力的企业型机构。作为一个艺术呈现者，我们上演百老汇最出色的音乐剧，众多国际艺术家和公众人物带来舞蹈、管弦乐队、声乐表演。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负责创作百老汇音乐剧，如《亚当斯家族》，该剧在百老汇演出之后于美国巡演，并在巴西、澳大利亚和中国上演。此外我们正致力于创作更多的、即将宣布的新剧。
然而在这个项目上我们遇到了问题：州议会大厦和布诗诺周围的政府及法律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几乎都住在郊区。他们早上进城，晚上出城，于是服务于这个群体的商家的营业时间也跟着政府的办公时间走；可是我们的表演往往在晚上下班以后才开始。这就意味着，来布诗诺看演出的客人想去趟餐厅和其他零售店就没那么容易了。
简单地说：就是当布诗诺中心的招牌灯光亮起来时，周边区域却刚好要关灯大吉。
与周边作息时间的错位不单单是布诗诺中心一个机构的问题，在哈特福德和其他城市的文化机构都面临相同的挑战。这让布诗诺中心领导层产生了这样疑问：“如果我们的位置在一个作息规律和我们更匹配的地段，那么我们将能给我们的社区和城市带来如何更加巨大的文化和经济影响？”
于是布诗诺中心邀请了曾获过奖的Suisman城市设计公司来帮助我们应对这个问题。Doug Suisman先生及其团队在我们现有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哈特福德市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将其所拥有的文化、娱乐、自然资源进一步整合和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所产生的文化和经济影响将可以媲美比它大数倍的城市。”
在这样的愿景下，iQuilt计划诞生了，它作为哈特福德市中心区所做的城市设计方案，就像做一条锦被需要把各式各样不同但匹配的面料编织在一起，iQuilt也需要哈特福德市的各种文化和自然资源编织在一起。它的丝线将由一个充满活力的步行公园和城市广场构成的网络组成。计划的核心项目“绿色走廊”，将建立一英里长的开放式公园型区域，把位于布诗诺公园的金顶州议会大厦和康涅狄格河岸连在一起。完成后的“绿色走廊”会包括：一个环形音乐户外演出场馆（纪念一座美国早期爵士音乐家经常光顾的酒店旧址），一个户外木偶戏院以及各类艺术互动体验平台。该计划还包括更多的居所、全年无休的咖啡馆、自行车停放架、寻路工具等设施，最终造就一个露天市区“起居室”。这也可以说是贺拉斯·布诗诺19世纪的哲思在21世纪的一种现代表达。
即便在这些工程竣工前，我们已经在通过两个活动来启动iQuilt，即冬季节和想象节。冬季节马上就要迎来第三年，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哈特福德市民和周围地区的游客来体验一个全新的哈特福德市，不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地方。冬季节最吸引人的是临时搭建的巨型免费溜冰场。一同登场的还有哈特福德历史悠久的旋转木马，以及临时的圣诞树买卖场，以便人们购置家中圣诞装饰所需。晚上，节日彩灯为夜色增添气氛。
想象节是哈特福德的免费首府城市艺术节，有超过100位艺术家、表演者和各类活动在节上亮相。刚刚举行的第二届年度想象节，在早9时的由一千骑车人参与的“发现哈特福德自行车游”活动中开幕。之后的一天里，数以千计的市民聚集在市中心各场馆欣赏各种公共艺术活动和表演，包括在布诗诺上演的史诗型话剧《战马》的预演，以及由布诗诺制作的音乐剧《西贡小姐》的演出等等。
虽然还在实施阶段初期，iQuilf已经实现了它预期的影响和效果。它除了给市中心带来成千上万的游人，它还为市民提供了一个通过新的和各异的方式参与城市文化生活的机会。iQuilf既将哈特福德的文化符号编织在一起，又颂扬康涅狄格州创新的历史，又倡导城市健康绿色的生活方式。整个计划完成时，iQuilf将会向世人展现一幅和谐统一的、真实体现哈特福德以及她的环境和市民的城市经济和文化景观。我衷心邀请你们下次来美国的时候，能够到哈特福德来，尽情享受iQuilt为您展现的哈特福德文化。
多伦多：
怎样吸引观众并不存在一种万能的模式
克里斯·洛维（加拿大声流文化中心执行总监）：过去七年里，我一直定居在加拿大多伦多。多伦多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之所以这么说，原因你可能想不到。多伦多的气候不够宜人，公交系统跟不上其他类似规模的城市，艺术和文化氛围也不算发达。但是另一方面，多伦多是北美最安全的大都市，经常荣登“经济学人智库”全球最宜居的五大城市之列。因为，多伦多真正的魅力在于它的人民。
作为人口近600万的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是世界上文化最多元化的城市之一。在这里使用的语言和方言超过140种，30%以上的居民在家中用英语和法语之外的语言交流。多伦多这种人口特点为艺术节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像这样的城市，世界上并不多，也正是只有在这里，兼容并蓄的国际节庆活动才能找到自己的观众群。因为观众中很大一部分人都希望重拾只属于自己故土的文化。然而，虽然存在观众需求，但主办方要找到有意义的、正确的方法去与这些观众建立起联系并吸引他们参加，仍然存在挑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看见，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标志性节目（应该展示和欣赏的）会和目标观众（即与当地有着文化或地理联系的人群）实际想看的出现分歧。 这一挑战是我被叫回加拿大担任多伦多艺术文化节导演的主要原因之一。世界上很多大型艺术节长期以来都以欧洲化的审美为主，这并不适合多伦多这样的城市。在初期规划阶段，艺术节的发起人大卫·皮考特和托尼·卡格里亚诺与艺术顾问委员会共同确立了指导节目遴选的模式。他们确定了三个关键词——合作，多样性和亲民性，这三个词分别且共同体现了他们对艺术节的期许。他们相信只有让大多数多伦多居民感到艺术节属于他们，这样一项全新的、重大的文化盛事才称得上是成功的。
我2007年到多伦多的时候，这种模式和那一年艺术节的很多节目规划都已经付诸实施。启动仪式非常具有民主精神，经过精心策划，几个高级委员会推出了由当地文化圈精英分子制作的一些项目。现在我把第一届多伦多艺术文化节叫做“木桶节”，因为这些全然不同的节目被撮合到一起，共同推出，却没有全局性的策展视野。除了艺术节常见的戏剧、舞蹈、歌剧和音乐等主题，包括文学，饮食和时尚（最终变成魔术）在内的过于宽泛的领域构成则进一步模糊了艺术节的内涵。兼容并包的大杂烩，初衷是为了吸引最大范围的观众，可结果却恰恰相反，观众被分割开来，只能讪讪地守着各自已被公式化的“观赏口味”。尽管第一届艺术节取得了很多成就，但社会上仍旧存在很多质疑的声音，特别是媒体，批评它缺少一种整体意识。
那么我们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呢？第一届过后，我们马上投入到第二届的规划工作中。艺术节董事会和高层管理团队一致同意，如果要让艺术节在国际艺术节领域一支独秀，方法之一就是要积极采纳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艺术家的新作品。安大略省对此表示赞同，一次性投人1500万加币，为艺术节提供了运行资金，让它能够致力于开发新的艺术作品。否则，这些成果将无法先期问世。
除了这些大型活动（很多是在室内），另有多种免费节目，如公共场所视觉艺术展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气艺术家举行的露天音乐会等。这些都是在被问及艺术节感受时大多数观众所提到的。我们的研究还表明，这些免费节目的观众与购票节目观众之间的重合度非常小。
免费节目与购票节目在艺术节上的良好结合历年都是益处多多。大型音乐会（最终都集中到市区的广场上）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这让政府和合作企业非常高兴。这些活动邀请的艺术家代表了这个城市多样化的艺术成就，往往都能成功地吸引大批各类追随者，包括一般的音乐爱好者和特定的文化群体。我们也特别注意将免费活动安排在人流量较大的场所，这样就会有很多路过的人看到有意思的节目，从而停下脚步，驻足观赏。
我们的视觉艺术工程也让我们得以将城市当作画布，为艺术节吸引了另外一批观众。我们在火车站、办公大楼、公园、居民区和滨江地带展示大型作品，希望每天经过这些场所的人们能够驻足停留，享受我们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植入的片刻艺术时光。这些作品中很多都是由本土摄影师拍摄，后被当地和国家旅游局用来向世界展示多伦多蓬勃的文化生命力。
在大都市举办艺术节存在很多挑战。最成功的艺术节要能给整个社会带来普天同庆的感受。北美很多艺术节都在较小的城市（如美国查尔斯顿的斯波莱托艺术节，安大略省的斯特拉福德戏剧节，纽黑文国际创意艺术节）或乡村地区（如纽约北部的光波音乐节，马萨诸塞州伯克郡的坦格尔伍德音乐节和“雅各布的枕头”舞蹈节）举行，都是万人空巷的场面。当地商人、旅馆主人、出租车司机和其他公司企业都能明显感受到艺术节的影响，觉得其成功反映了社会的生机活力，因而非常自豪。这种程度的影响是大都市很难企及的，因为在城市的各个区域为了制造出相同群聚效应所需的内容，其实现所需的投资超出了任何艺术节的能力之外。例如，北美最大的多元艺术盛会之一，纽约市的林肯中心艺术节，每年夏季都会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艺术家和企业的参与，但期间仍只有一小部分民众和游客知晓这一盛事。
实际上，一场艺术节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样立足于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来进行策划。在一个地方非常成功的节目，换一个地方可能就是一场灾难。这不能说是谁的错。我在上面提到过，早期指导多伦多艺术文化节的三个关键词是合作，多样性和亲民性；五年的任期期间，随着艺术节的发展，我总结出了反映我的策展方略的三个关键词——个性，背景和改变。
柏林：
贫穷却性感的城市
汉斯·格奥尔格·克诺普（柏林赫尔梯行政学院国际文化政策高级研究员）：柏林市长在对柏林深入视察后有这样一句名言，“德国首都在经济上并不富裕，因此我们必须思考，柏林应该花多少精力支持文化事业、以及应该支持怎样的文化。”是的，柏林政府向来收人甚微，尽管如此，在柏林墙倒塌前和倒塌后，尤其在倒塌后，柏林吸引了大批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特别是年轻人。
柏林的文化活动经常被称作是不散的筵席。在最近一个由阿姆斯特丹大学研究公布的世界文化城市排名中，柏林排在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纽约，位列伦敦之前。为什么一个并没有什么经济实力的城市会吸引这样大的关注昵？我认为柏林的成功案例是不可复制的，这取决于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并且每座城市、每个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优势可以加以利用。
柏林是一座保存有丰厚文化遗产和历史记忆的城市，无论这些记忆是否美好动人。这里残留有盖世太保的恐怖记忆、纳粹的记忆、黄金20年代的记忆以及二战后的复杂局面。但是很快人们觉醒了，这座城市需要新生，它不能再仅仅靠着历史和记忆继续下去。虽然因为历史原因，没有银行或者跨国企业把总部设在柏林，早在40年之前它们就选择在别的地方扎根。柏林的经济一度严重下滑，完全依赖其它地区的支援来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转。但是这样低迷的状况随着城市的真正开放和走向国际化而慢慢转好起来。
举例说，国际知名的特雷索俱乐部建在德国银行废弃的仓库里，这片空地曾是二战之前欧洲最繁忙的地方，战时遭到轰炸变成废墟，后来因柏林墙的修建而被继续忽视。因为一直没有得到重建，这片废置的开放空间对于吸引创意人士前来创作生活非常有优势。柏林政府没有阻止他们搬入，反而资助他们。柏林的面积大过纽约，因此当时这样闲置的空间有很多。有些地方此前的功能完全不同，他们可能是老厂房，或者柏林墙的原址。 再比方说柏林世界文化宫。柏林世界文化宫原本是国会大楼，位置上紧挨着柏林墙，正对着德国议会原址。这座建筑原来位于西柏林的角落，交通不便，而现在它变成了柏林的中心。世界上还会有哪座城市，能让引进各国文化于一堂的重要文化机构紧挨着政府机构，正对着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议会大厦呢？这是历史给我们的机会。你可以说这纯属巧合，没有经过周密安排。但是当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们紧紧把握住了。
买一张廉价机票来柏林度周末开派对变得越来越流行起来，但是光凭来参加派对的周末客是带动不了整个创意产业的，这背后还有别的因素，也就是土地。在柏林有不少价格低廉的空地，可以出租或是出售给年轻创业者。年轻时我有一个关系很好的朋友，现在已经是著名设计公司的总裁了，他告诉我，以前东柏林的老公房的厚围墙、牢固的结构还有便宜的房租给他们公司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创造力不是所谓的标准化经济、朝九晚五有规律的工作。创意和文化不会在处处设限的地区繁荣。著名时装设计师薇薇安·威斯特伍德在柏林多所大学任教多年，这得益于柏林的社会结构特性和开放的无限可能。柏林政府对此大量投入，其实也是创意产业发展的结果。创意阶层的产生和新发明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深深地植根在城市历史文脉中。柏林文化创意的迅猛发展背后原因有很多，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生活成本。如果纽约的生活成本是100，巴黎是118，伦敦是106，那么柏林只需要80。我的一个艺术家朋友说，他搬来柏林就是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他是从香港搬来柏林，因为他已经无法承受香港高昂的生活成本了。另外一个原因是柏林延续了分治时期宽松的政策。人们想要使用或重新利用闲置土地和废弃的工厂、大厦时不会受到法规的局限。
那么，为什么文化那么重要？答案因人而异，对于柏林或德国来说可能是因为以下两个原因：
首先，我们对文化有很强大的信念和传统。我们，包括我们所有的政治党派，都相信文化是社会的粘合剂，将我们的社会联系在一起。文化给予市民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同时文化也提供了开放的讨论空间。通过税收支持文化艺术的发展是国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德国每年在文化上投人10亿欧元，有3500万人次到访剧场和歌剧院，1.5亿人次参观博物馆。这不单单是一种社会力量，也是巨大的经济发展动力。
第二个原因就是经济，从柏林的案例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经济起的作用和重要性。我不认为以上两种原因互相矛盾，事实上二者是共生共赢的。来柏林的游客中，三分之二是想来欣赏它的文化。这里有着丰富生动的文化氛围，如小型俱乐部、小型试验艺术场所等，还有柏林不落幕的文化盛宴。柏林每年迎来2500万游客，是欧洲仅此于伦敦（4600万）和巴黎（3700万）的旅游胜地。但当年，我们游客的数字是那么微不足道！在1993年，只有700万游客。而现在游客数目保持着每年约13%的增长率，其中41%来自国外。每天晚上，柏林都有5万张不同文化活动的演出券出售，包括电影、音乐会等，售出率达至485%。所以说柏林的文化繁荣拯救了它的经济。
在欧洲大陆有一种强烈的传统，即人们把文化视为一种必须要保护起来的遗产，文化对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人们反思生存的价值在哪里的时候，这一理念变得尤为引人注目：文化是否仅仅是一种启发我们、让我们感觉更加良好的存在，还是文化是一种经济与社会实践的产物，如同工业和经济一样推动整个城市的活力、激励居住其中的市民？在柏林，这个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与世界范围内风行的通过盖高楼大厦来宣传城市形象的做法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一个大搞文化形象工程、要人围观的社会是完全忽视了社会和市民的真正需要，而文化在柏林是一件由无数民众所共同完成的复杂作品。
新加坡：
培养文化身份认同感是社会凝聚力之根基
潘传顺（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总裁、国家艺术理事会前任总裁）：新加坡地处东南亚，是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岛国。新加坡是个多民族国家，包括大量华裔、马来裔、印度裔人口。尽管大家对新加坡的了解主要是现代新加坡的经济腾飞，但事实上新加坡也深受邻国以及欧洲、阿拉伯和中国海上商人的历史文化影响，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
新加坡的现代文化发展可以说是从1989年开始的，新加坡政府当时的文化政策主要是在多元化社会中吸引大众对艺术的广泛关注，同时发扬优秀艺术文化作品。政府鼓励跨文化的理解和欣赏，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当年的主要建议却都集中于设立新的文化艺术中介以及建设新文化基础设施。2000年，新加坡文化政策在细节上有了显著转变，新的“城市复兴计划”强调指出，文化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其作为市民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更在于文化推动经济发展、增进城市综合竞争力、宜居程度、带动新兴创意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从2000年到2012年期间，新加坡总共投入1.77亿新币，用于提升文化创意产能，将艺术商业化产业作为新经济发展机遇，以及向海外推广新加坡的艺术与文化。除了对国内文化公司以及商业化文艺项目的资助与扶持，城市复兴计划也鼓励新加坡积极参与国际重大文艺活动，诸如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戛纳国际音乐博览会、法兰克福书展等。此外通过一系列的国际活动，比如在伦敦举办的首届新加坡季，2006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年会同期举办的新加坡双年展等，都将新加坡推广到了全世界的视线中。
通过开放政策，新加坡国际形象有了可喜的变化，昔日仅仅因实用主义和经济高速发展而闻名的新加坡，如今也正在成为一个生机勃勃、富有文化气息的地方。然而当文化艺术成为推动创意产业发展的引擎时，难免会有所疏漏。在2009年，国家艺术理事会（新加坡法定文化艺术扶持机构）重新审视后，决定将提升文化艺术的自身价值放在首要位置，而不是它带来的经济价值，从而进一步激发艺术服务社会的潜能。换言之，将艺术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积极培养人们对于不同文化的好奇心。可以说，国家艺术理事会对艺术与社区关系的关注正逢其时，因为仅靠城市复兴计划带来的文化活跃度的增长并不能够缓和新加坡社会文化中积累已久的对立紧张局面。在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语境中，2009到2010年的新加坡已经成为繁忙的国际都会：在本世纪最初10年间，新加坡人口总数增加了32%，其中一大部分增长来自于前来新加坡工作、学习和居住的外籍人士人数的成倍增长，而新加坡本土人口同期增长仅为10%。2012年的新婚夫妇中，18.1%为跨族婚姻，在新加坡出生的新生儿中，46.9%的婴儿父母不是新加坡公民。
新移民与外来工作者的涌入以及新加坡民族构成的变化，大大改变了新加坡人口的统计特征。我们对于新加坡人的传统概念正受到冲击，社会中对外来人口和当前新加坡政府的反感随之产生，新加坡社会不断成熟的过程中，也面对着所有快速发展的开放型社会必然会面临的问题——文化身份认同危机。何为新、老新加坡人以及新加坡公民和外籍居民共同的文化身份？我们有什么共同的价值观？什么是我们心目中最重要的东西？这些问题关系到新加坡发展的新阶段，而艺术在为不同民众和社区提供表达、探索和参与的平台，发掘大家和而不同的方面起到关键作用。
我们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传统文化的消逝。和其它国际大都市一样，新加坡也有很多旧事物在人们意识到之前就被新生事物所取代，我们的家园、我们儿时熟悉的地方因为重建而变得陌生。新建的高楼大厦和大型零售卖场取代了我们原本的社会记忆。西方流行文化的普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我们的饮食习惯也变了。在对外来风尚来者不拒的新加坡，我们独特的烹饪方式和街头小吃也正处于消失的边缘。还有，很多新加坡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兴趣和参与其中的热情正在减退。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和年轻人对即时满足感的追求，与传统的艺术形式必不可少的长时间训练以及精湛的技术要求背道而驰。造成这样的现状有学校相关教育、研究和档案记录缺失方面的原因，也有缺乏传统艺术展示平台和艺术界批评的探讨方面的原因。
我也认为新加坡并不是唯一面临这类挑战的国家。就如何面对上述挑战，新加坡政府给出了积极正面的回应。2013年，新加坡另一份重要文化政策文件——“新加坡文化艺术战略回顾报告”出台。这项报告不仅仅重点关注文化艺术对提升全球人才、投资和思维占有率竞争力的重要性，更重视培养国家文化归属感，增强社会凝聚力。我们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拓宽艺术的建设空间，鼓励和推广能够反映我们共同文化身份的作品，同时通过展演具有高度思想性、启发性的艺术作品提高我们文化生活的质量，从而让我们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周边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