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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可以公开大谈肉体和欲望，谈论灵魂却变成隐私和羞耻的年代，他坚持，要做触及灵魂的思考，要直面人生尖锐的问题。
采访约在午饭后。这天的午饭，谢有顺是和80后作家李傻傻一起吃的，谈论的话题和文学没有多大关系。和作家们的饭局，已经多年不谈文学了。他有些感慨地说：倒是和诗人在一起，还会为了某个诗歌观念争得面红耳赤，还会有喝酒、流泪甚至吵架的场面出现。
如果你还没有自杀
谢有顺自谦酒量不好，对吵架这样的举动也觉得有点过了。现在他更喜欢的话语方式是温和的、有风度的，像近年读得较多的国学大师钱穆、牟宗三，即便是批评，即便尖锐，也话语从容，像他生活的这座南方城市，季节激烈，倏忽从夏到冬，气质却宽和，所谓的高尚与世俗，都可以在这城里找到安身之所，谁也不强迫谁。
这和29岁就获得“冯牧文学奖”的新锐文学批评家谢有顺相去甚远。从前的谢有顺，喜欢的是尖锐、泼辣的文字，觉得这才是批评家的本分。今天的谢有顺却说，“不要只希望在我的文章里看到什么犀利的话语，也还要有理性的讨论，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不是看不出不好，而是尽可能说得温和、善意。“20世纪的文化灾难不仅是看摧毁了多少建筑古迹，也要看我们在思维和语言体系里留下了多少暴力、刻薄、阴暗的话语方式。”
他请书法家写了个条幅，是“文德敬恕”四个字，意思是为文最重要的态度是敬与恕。敬恕源自悲悯，悲悯源自对人生的思考。一座充满世俗精神的城市，大约也是最适合思考生命的脆弱与荒凉的地方，如同他给好小说下的定义：“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从当年《南方都市报》陈朝华一句“来广州吧”，他已在此地生活了15年。结婚、生子，从青年迈入不惑，亲历了一份报纸的名满天下，造就了华语传媒文学奖，一度成为中山大学最年轻的博导，教书育人。世俗生活，一一经历。
其实依然会有“惑”，面对社会的千疮百孔、存在的脆弱、死亡的不期而遇。来自外部世界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来自内心的、没有指称的无名焦虑，却常常让灰暗情绪挥之不去。所以，在这个可以公开大谈肉体和欲望，谈论灵魂却变成隐私和羞耻的年代，他坚持，要做触及灵魂的思考，要直面人生尖锐的问题。“不省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这样的思考给自己加了副精神的重担，不轻松，甚至有点自我折磨的意味。这迫使他去寻找更强大的精神援助，抵御生命的软弱。他读很多书，特别关注人类精神史上那些光辉奇异的段落，无论是作家还是哲人，是宗教还是思想。
思考的结论不算悲观，他赞同哲学家唐君毅的说法：“如果你还没有自杀，那就意味着，你的心里还在肯定这个世界，还在相信一种可以变好的未来。”思考也带给他某种确信，“不相信希望，写作无法开始”，“最悲观的绝望主义者，身上也会有光明的碎片。卡夫卡也在告诉我们，是有天堂的，虽然他不知道路在哪里”。
他有本书叫《文学的常道》，其实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也自有一套常道，是常道在决定人类往哪个方向走。他不以这样的思索为苦，反而觉得，追问之后，收获的是内心的丰富和深邃，是自我认识和精神质量的提升。有意无意间，他也把这种思考带到大学课堂。他的文学课常常从文学问题讲到人生问题。有学生说：“谢老师的课不煽情，听了却有想哭的感觉。”世界如此纷繁、欲望如此喧嚣，在大学这个塑造人格的地方，引导学生思考这样的问题，他觉得对人格的形成、内心的强大、进入社会后的心态都有益处。
文学是精神根据地
对人生的思考走得再远，精神根据地仍然是文学世界。有一次，一位老友聊天时劝他别研究文学了，谈点文化话题吧，“文学没有什么人关心”。他立刻较真，从盗版书多半是文学作品、最热的博客作者往往是文学素养很好的人，一路说到书城里醒目位置摆的也多是文学书，滔滔不绝，不像文学批评家，像是文学的辩士。
其实他是在为自己的精神根据地辩护。时代对文学的漠视和轻贱，没有动摇他对文学未来的信心。文学到底有什么价值？这个时代还需要文学吗？这些总被提及的问题，到他这儿，不是问题。通过文学这个大学科，他读懂了社会人生的许多方面，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能在文学中找到参照。他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说，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产生不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他比较同意林语堂的观点：“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钱穆的观点：“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
他不太赞成为文学而文学，他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是现实的苦难，是人心灵苦难。因此当下的文学现状还是让他有所不满。他痛惜90年代后文学的自我矮化，作家成了无关紧要的闲谈者，失去了探讨重大问题的能力，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是无法直面“主要的真实”。什么是当下“主要的真实”？他以为在社会层面是明火执仗、凌辱弱者，背后的思想根源是逐利、轻视道德、降低文明的底限，甚至把一种黑暗的价值观和流氓的文化合法化。屈服与怯懦正在社会的各阶层蔓延，危机在于，没有人觉得内心正走在溃败和腐烂的道路上。
因为不想和时代合唱，他经常提醒自己要有所不为：我不这样做会死吗？如果不会，就不勉强自己，因为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不谄媚、不过分委屈、不出卖，不为妥协寻找虚无的理由。屏蔽和简化并没有让他碰个头破血流。正如很多著名作家，他没给他们写过一个字的评论，却成了很好的朋友。身为批评家，他没有仇人。创办华语传媒文学奖时，愣头青般砍掉了枝枝蔓蔓的利益考量、直奔价值核心而去，竟然成事。
这样的经验让他愈加相信，自由不会从天而降，是摸索斗争来的。“你都没有去碰它，怎么知道边界在哪里？”
天上掉下个谢有顺
他在文学世界里痛笑歌哭，现实人生却也过得并不虚蹈。他的评论有理论文章少有的激情，行云流水，思绪纷纭，有深度也好读，颇受市场青睐。中大的课，没给学生考试和点名的压力，也总满满当当，每学年学生评教都排在前列。他也愿意教小学生，花精力参与小学生诗歌节，为那些稚气的诗歌写评论，因为“无法改变成人，可以改变孩子”。或许骨子里他真是当老师的料。他甚至把课上到了各级党校，从文化软实力到中国传统文化到城市与文化到经济危机后的文化机遇，内容之宽泛令人讶异。 2010年，他当选世界经济组织达沃斯论坛评选的“全球青年领袖”，任期5年。此前中国大陆的当选者有姚明、马云、丁磊、曹国伟、贾樟柯。贾平凹这样评价他，“我为他的出现而激动，他有一种大方的品格，他或许还没有飞到一种高度，但他是鹰，一定会飞得很高。”作家格非说，“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我颇感到荣耀”。二十几岁就有了对中国当代文学条分缕析、挥斥方遒的气魄，他的老师孙绍振感慨，他是他40年教学生涯里仅见的天才型学生。
了解谢有顺少年时代经历的人，会同意，“天才”用在这里，不全是老师对学生的偏爱。
他在一篇散文里回忆：“每到过年前，家里要酿酒、做豆腐了，母亲都要专门去村头挑竹林里流出来的泉水，水好，豆腐才好，酒才香。瞿秋白在《多余的话》的末尾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他吃的正是我老家长汀的豆腐。”这是他故乡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绿水青山，朝云暮日。不太美好的另一面，是中国大多数乡村的主旋律：贫穷。
文学青年绿妖写回忆文章，抱憾自己青少年时代精神生活的匮乏：怎么就不是看着《红楼梦》听着莫扎特长大的呢？年纪渐长，他开始想，荒凉何尝不是一种营养？虽然它不通向优雅和光滑的生活，但粗粝中也饱含力量。愿意直面人生的锐利，不屑于那些廉价的唾手可得的安慰，选择“活在真实中”的谢有顺，一定很明白绿妖的意思。
[记者手记]
水好，豆腐才好
采访结束的时候，正是下班时间，这个时间要在广州这个地方打到的士，需要点刮福利彩票的运气。对不开车也没司机的谢教授来说，这是这座城市不可爱的地方。
他的那位乡亲应该是没有看到这个场景。那位老乡来广州看他，回去后跟村里人说，“有顺在广州混得很好呢！他站街上一挥手，街上的车就停下来搭我们走。”这说的是打的。他的故乡是一个2005年前才通公路的山村，他母亲常跟他说：你下一顿馆子，顶得上乡下一头牛了。
他很珍视这个看起来没有给他多少文学滋养的故乡，他在老家重修了房子，每年都要回去几次，住上一段，总想为那里的建设、教育出点力。关于学问，他爱说的一句话是：没有精神根据地，就像一个人没有老家和故乡一样，是无根的人。关于写作，他经常发出的警告是：“要警惕抛弃故乡的写作。”他不做空洞的世界主义者，而自愿保持一个小地方人的真实和谨慎。和对故乡的眷念相比，他对知识和资料却保持着某种谨慎和距离。他自诩是个无序的人，自我管理能力不强，走到今天，没有任何经验可分享。读很多书，却从不做读书笔记和卡片，需要用时靠脑子记忆去找。虽然当年在报社工作时有短文章三校之后基本能背下来的记忆力，他还是自认这是种糟糕的方式，不可靠。
谢家兄妹6个，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每年村干部都要到家里来罚款，实在搜不到什么钱财时，后山的竹子也是要砍些走的。他上的村中学，以代课老师为主，上不上课老师不管。家里母亲不识字，父亲常年在外。记忆中的中学生活，很多时间是躺在教室后面的山上晒太阳、看云飘，或是和学校敲钟的老先生下象棋。学校没有英文老师，26个字母也不认识，所以无法上高中，考上中等师范学校，已是这所中学很多年里空前绝后的纪录。
整个中学时代，没有《红楼梦》，没有《战争与和平》，除了几本《人民文学》，几乎没有任何课外读物。有一年因为祖母去世，他还不得不辍学，跟着一个乡村老中医背了一大堆“汤头口诀”。经历了所有这些，最终，他还是没能成为乡村中医，而是成为了谢有顺。
他家三书墙的书柜让人印象深刻，老家的杉木，老家乡下木匠的手艺，自己的设计，典雅别致。书却没有我们想象中多。他说对书没有占有欲，就是拿来读的，所以增加书时也会淘汰送出一些书：“我自己估量了一下，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内心的需要，三面墙的书已经够了。”
在他从前工作过的媒体，旧同事说起谢有顺，几乎是有赞无弹：“为人诚恳”、“有才华，还很谦逊”。 他也常感念那一段生活，说至今还在享受那段经历带来的福利：对社会的敏感，对文字的处理方式，工作的节奏和效率。他说有这样的经历回到大学讲台，多了来自社会的鲜活东西，不会太教条。无论是批评家还是记者，是教授还是“全球青年领袖”，其实都是同一个人，是躺在村中学后山坡上看云的那个乡村少年。他生命中的第一口水不是曹雪芹，不是莫扎特，是蜿蜒的汀江，是后山的飞鸟，是母亲的豆腐。对他，这就够了。
采访约在午饭后。这天的午饭，谢有顺是和80后作家李傻傻一起吃的，谈论的话题和文学没有多大关系。和作家们的饭局，已经多年不谈文学了。他有些感慨地说：倒是和诗人在一起，还会为了某个诗歌观念争得面红耳赤，还会有喝酒、流泪甚至吵架的场面出现。
如果你还没有自杀
谢有顺自谦酒量不好，对吵架这样的举动也觉得有点过了。现在他更喜欢的话语方式是温和的、有风度的，像近年读得较多的国学大师钱穆、牟宗三，即便是批评，即便尖锐，也话语从容，像他生活的这座南方城市，季节激烈，倏忽从夏到冬，气质却宽和，所谓的高尚与世俗，都可以在这城里找到安身之所，谁也不强迫谁。
这和29岁就获得“冯牧文学奖”的新锐文学批评家谢有顺相去甚远。从前的谢有顺，喜欢的是尖锐、泼辣的文字，觉得这才是批评家的本分。今天的谢有顺却说，“不要只希望在我的文章里看到什么犀利的话语，也还要有理性的讨论，要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不是看不出不好，而是尽可能说得温和、善意。“20世纪的文化灾难不仅是看摧毁了多少建筑古迹，也要看我们在思维和语言体系里留下了多少暴力、刻薄、阴暗的话语方式。”
他请书法家写了个条幅，是“文德敬恕”四个字，意思是为文最重要的态度是敬与恕。敬恕源自悲悯，悲悯源自对人生的思考。一座充满世俗精神的城市，大约也是最适合思考生命的脆弱与荒凉的地方，如同他给好小说下的定义：“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
从当年《南方都市报》陈朝华一句“来广州吧”，他已在此地生活了15年。结婚、生子，从青年迈入不惑，亲历了一份报纸的名满天下，造就了华语传媒文学奖，一度成为中山大学最年轻的博导，教书育人。世俗生活，一一经历。
其实依然会有“惑”，面对社会的千疮百孔、存在的脆弱、死亡的不期而遇。来自外部世界的问题相对容易解决，来自内心的、没有指称的无名焦虑，却常常让灰暗情绪挥之不去。所以，在这个可以公开大谈肉体和欲望，谈论灵魂却变成隐私和羞耻的年代，他坚持，要做触及灵魂的思考，要直面人生尖锐的问题。“不省思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这样的思考给自己加了副精神的重担，不轻松，甚至有点自我折磨的意味。这迫使他去寻找更强大的精神援助，抵御生命的软弱。他读很多书，特别关注人类精神史上那些光辉奇异的段落，无论是作家还是哲人，是宗教还是思想。
思考的结论不算悲观，他赞同哲学家唐君毅的说法：“如果你还没有自杀，那就意味着，你的心里还在肯定这个世界，还在相信一种可以变好的未来。”思考也带给他某种确信，“不相信希望，写作无法开始”，“最悲观的绝望主义者，身上也会有光明的碎片。卡夫卡也在告诉我们，是有天堂的，虽然他不知道路在哪里”。
他有本书叫《文学的常道》，其实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也自有一套常道，是常道在决定人类往哪个方向走。他不以这样的思索为苦，反而觉得，追问之后，收获的是内心的丰富和深邃，是自我认识和精神质量的提升。有意无意间，他也把这种思考带到大学课堂。他的文学课常常从文学问题讲到人生问题。有学生说：“谢老师的课不煽情，听了却有想哭的感觉。”世界如此纷繁、欲望如此喧嚣，在大学这个塑造人格的地方，引导学生思考这样的问题，他觉得对人格的形成、内心的强大、进入社会后的心态都有益处。
文学是精神根据地
对人生的思考走得再远，精神根据地仍然是文学世界。有一次，一位老友聊天时劝他别研究文学了，谈点文化话题吧，“文学没有什么人关心”。他立刻较真，从盗版书多半是文学作品、最热的博客作者往往是文学素养很好的人，一路说到书城里醒目位置摆的也多是文学书，滔滔不绝，不像文学批评家，像是文学的辩士。
其实他是在为自己的精神根据地辩护。时代对文学的漠视和轻贱，没有动摇他对文学未来的信心。文学到底有什么价值？这个时代还需要文学吗？这些总被提及的问题，到他这儿，不是问题。通过文学这个大学科，他读懂了社会人生的许多方面，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今天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能在文学中找到参照。他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说，没有文学的世界，必定是个坚硬、僵死的世界。这样的世界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产生不出人心所需要的温暖、柔软和美好。他比较同意林语堂的观点：“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钱穆的观点：“文心即人心，即人之性情，人之生命之所在。故亦可谓文学即人生。”
他不太赞成为文学而文学，他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是现实的苦难，是人心灵苦难。因此当下的文学现状还是让他有所不满。他痛惜90年代后文学的自我矮化，作家成了无关紧要的闲谈者，失去了探讨重大问题的能力，用索尔仁尼琴的话说是无法直面“主要的真实”。什么是当下“主要的真实”？他以为在社会层面是明火执仗、凌辱弱者，背后的思想根源是逐利、轻视道德、降低文明的底限，甚至把一种黑暗的价值观和流氓的文化合法化。屈服与怯懦正在社会的各阶层蔓延，危机在于，没有人觉得内心正走在溃败和腐烂的道路上。
因为不想和时代合唱，他经常提醒自己要有所不为：我不这样做会死吗？如果不会，就不勉强自己，因为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
不谄媚、不过分委屈、不出卖，不为妥协寻找虚无的理由。屏蔽和简化并没有让他碰个头破血流。正如很多著名作家，他没给他们写过一个字的评论，却成了很好的朋友。身为批评家，他没有仇人。创办华语传媒文学奖时，愣头青般砍掉了枝枝蔓蔓的利益考量、直奔价值核心而去，竟然成事。
这样的经验让他愈加相信，自由不会从天而降，是摸索斗争来的。“你都没有去碰它，怎么知道边界在哪里？”
天上掉下个谢有顺
他在文学世界里痛笑歌哭，现实人生却也过得并不虚蹈。他的评论有理论文章少有的激情，行云流水，思绪纷纭，有深度也好读，颇受市场青睐。中大的课，没给学生考试和点名的压力，也总满满当当，每学年学生评教都排在前列。他也愿意教小学生，花精力参与小学生诗歌节，为那些稚气的诗歌写评论，因为“无法改变成人，可以改变孩子”。或许骨子里他真是当老师的料。他甚至把课上到了各级党校，从文化软实力到中国传统文化到城市与文化到经济危机后的文化机遇，内容之宽泛令人讶异。 2010年，他当选世界经济组织达沃斯论坛评选的“全球青年领袖”，任期5年。此前中国大陆的当选者有姚明、马云、丁磊、曹国伟、贾樟柯。贾平凹这样评价他，“我为他的出现而激动，他有一种大方的品格，他或许还没有飞到一种高度，但他是鹰，一定会飞得很高。”作家格非说，“能够成为他的朋友，我颇感到荣耀”。二十几岁就有了对中国当代文学条分缕析、挥斥方遒的气魄，他的老师孙绍振感慨，他是他40年教学生涯里仅见的天才型学生。
了解谢有顺少年时代经历的人，会同意，“天才”用在这里，不全是老师对学生的偏爱。
他在一篇散文里回忆：“每到过年前，家里要酿酒、做豆腐了，母亲都要专门去村头挑竹林里流出来的泉水，水好，豆腐才好，酒才香。瞿秋白在《多余的话》的末尾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他吃的正是我老家长汀的豆腐。”这是他故乡生活中美好的一面。绿水青山，朝云暮日。不太美好的另一面，是中国大多数乡村的主旋律：贫穷。
文学青年绿妖写回忆文章，抱憾自己青少年时代精神生活的匮乏：怎么就不是看着《红楼梦》听着莫扎特长大的呢？年纪渐长，他开始想，荒凉何尝不是一种营养？虽然它不通向优雅和光滑的生活，但粗粝中也饱含力量。愿意直面人生的锐利，不屑于那些廉价的唾手可得的安慰，选择“活在真实中”的谢有顺，一定很明白绿妖的意思。
[记者手记]
水好，豆腐才好
采访结束的时候，正是下班时间，这个时间要在广州这个地方打到的士，需要点刮福利彩票的运气。对不开车也没司机的谢教授来说，这是这座城市不可爱的地方。
他的那位乡亲应该是没有看到这个场景。那位老乡来广州看他，回去后跟村里人说，“有顺在广州混得很好呢！他站街上一挥手，街上的车就停下来搭我们走。”这说的是打的。他的故乡是一个2005年前才通公路的山村，他母亲常跟他说：你下一顿馆子，顶得上乡下一头牛了。
他很珍视这个看起来没有给他多少文学滋养的故乡，他在老家重修了房子，每年都要回去几次，住上一段，总想为那里的建设、教育出点力。关于学问，他爱说的一句话是：没有精神根据地，就像一个人没有老家和故乡一样，是无根的人。关于写作，他经常发出的警告是：“要警惕抛弃故乡的写作。”他不做空洞的世界主义者，而自愿保持一个小地方人的真实和谨慎。和对故乡的眷念相比，他对知识和资料却保持着某种谨慎和距离。他自诩是个无序的人，自我管理能力不强，走到今天，没有任何经验可分享。读很多书，却从不做读书笔记和卡片，需要用时靠脑子记忆去找。虽然当年在报社工作时有短文章三校之后基本能背下来的记忆力，他还是自认这是种糟糕的方式，不可靠。
谢家兄妹6个，因为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每年村干部都要到家里来罚款，实在搜不到什么钱财时，后山的竹子也是要砍些走的。他上的村中学，以代课老师为主，上不上课老师不管。家里母亲不识字，父亲常年在外。记忆中的中学生活，很多时间是躺在教室后面的山上晒太阳、看云飘，或是和学校敲钟的老先生下象棋。学校没有英文老师，26个字母也不认识，所以无法上高中，考上中等师范学校，已是这所中学很多年里空前绝后的纪录。
整个中学时代，没有《红楼梦》，没有《战争与和平》，除了几本《人民文学》，几乎没有任何课外读物。有一年因为祖母去世，他还不得不辍学，跟着一个乡村老中医背了一大堆“汤头口诀”。经历了所有这些，最终，他还是没能成为乡村中医，而是成为了谢有顺。
他家三书墙的书柜让人印象深刻，老家的杉木，老家乡下木匠的手艺，自己的设计，典雅别致。书却没有我们想象中多。他说对书没有占有欲，就是拿来读的，所以增加书时也会淘汰送出一些书：“我自己估量了一下，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内心的需要，三面墙的书已经够了。”
在他从前工作过的媒体，旧同事说起谢有顺，几乎是有赞无弹：“为人诚恳”、“有才华，还很谦逊”。 他也常感念那一段生活，说至今还在享受那段经历带来的福利：对社会的敏感，对文字的处理方式，工作的节奏和效率。他说有这样的经历回到大学讲台，多了来自社会的鲜活东西，不会太教条。无论是批评家还是记者，是教授还是“全球青年领袖”，其实都是同一个人，是躺在村中学后山坡上看云的那个乡村少年。他生命中的第一口水不是曹雪芹，不是莫扎特，是蜿蜒的汀江，是后山的飞鸟，是母亲的豆腐。对他，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