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曾经坐在高档餐厅里，望着墙上的时钟，然后注意到这时是纽约的午夜12点，伦敦的凌晨5点，巴黎的早上6点，东京的下午1点。你觉得这稀松平常，理所当然，根本就和日出、日落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
　　但标准时间绝非自然的一部分。即使今日，世上仍有一些地方不遵行标准时间。
　　1876年前，世上大部分地区没有标准时区，也没有以首都时间决定全国各地区的规定。那时候，时间都是各地自己作主。时钟根据太阳运行来调校，但对太阳的观测不精准。旅行靠徒步或骑马，旅行距离不长，也不常远行。没有地区性电台或电视台报时。隔壁城镇的时间差个15分钟，没什么要紧。但铁路问世使这一情形全面改观。
　　有了铁路后，旅行和货运的时间缩短，更大空间内的时间趋于统一变得重要。1840和1850年代铁路公司变多，时区众多顿时令它们困扰。如果每个镇各有自己的时间，要如何协调各地的时间表，确保火车在正确时间行驶于侧线？问题在哪里非常清楚，但解决很难。在时间的确定上，每个镇在某种程度上都自认是世界的中心。要如何让大部分镇甘心接受其他镇的时间？由于事涉每个镇的颜面，问题很棘手。
　　铁路公司的解决办法不是说服各地领导人同意规定的時间，而是促成他们之间达成协议。最初促成时制一致的动力，不是科学或政治力，而是商业。在同一条铁路线上的镇，全配合所经火车的时刻表调整时间。但在多线辐辏的城市，这办法未促成时制的统一，反倒更乱。例如，在美国，布法罗城火车站有三个时钟显示不同时间，匹兹堡则有六个时钟！
　　英格兰，第一个建造火车的国家，也是第一个根据格林威治时间拟定标准火车时刻表的国家（1842）。
　　幅员辽阔的美国，进展较慢。1870年时，仍有约三百个各行其是的地方时区，八十种火车时刻表。随着往西开拓促进了更长距离的运输，铁路线横越更多时区。1870和1880年代铁路公司的合并潮，扩大了铁路网，时间表的统合变得迫切，也变得可能。1883年11月18 日，人称“两正午之日”，因为那一天正午，各时区东部的时钟全部回拨，以创造出全国一致的铁路时刻表。政府的脚步则较慢，再过了六年才将全国划为四个时区，直到1918年，标准时间才得到法律认可。
　　当时已知地球的大小，经度也已普获接受。因而，将世界划成二十四个时区，轻而易举。问题症结在于，应选择何地作为标准时间的所在。
　　法国人已在19世纪为统一度量衡付出许多心力（米、公斤/千克就是他们最值得称道的成就），当然希望巴黎成为世界的中心。当时为世界首要强国的英国，则希望选定英格兰，特别是格林威治。19和20世纪期间，为解决这一问题，召开了不少国际会议。但有几个国家，特别是法国、巴西，迟迟不愿加入，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才改变心意。
　　因为迟迟不加入，这些国家面临了一些严重问题。在巴西，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所做的一项调查，尽管绝大部分州应该都在同一时区，但每个州各有自己的时制。随着巴西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联结愈来愈紧密，这也严重危害到商业。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问题最终获得解决，而且是在19世纪轻松解决，不只要归功于理性主义，也要归因于帝国主义。亚、非国家融入国际贸易和国际运输的程度甚低，时制统一并非非做不可，但欧洲列强能够说服亚非国家领袖接受标准时间，原因就在于，其中许多领袖本身是殖民地总督。在欧洲人华丽客厅做出的这些决定，花了很长时间才被中非村民或安第斯山高地居民所接受。但随着世界经济的触角伸入与世隔绝的角落，这些地方慢慢地也被纳入标准时间。
　　如今每个人都知道时间就是金钱，但不知道的是，时间乃是生意人的历史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