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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在常人眼里，我只是一个冷漠无情的公安局长，但是我首先是一个女人，在我的内心深处无时无刻不涌动着几乎所有女人都有的那种亲情和母爱，只是我无法把它给自己的家人！”这是任长霞生前的肺腑之言。任长霞远去的日子里，让我们走近她的母亲蒋秀兰老人，听一听——母亲心中的任长霞
（一）
长霞这孩子呀，从小就爱动，脾气又倔。小时候犯了错误，她爸爸打她，她从来不躲也不哭。她六七岁就爱舞刀弄枪，跟着别人学武术，为受欺负的小朋友打抱不平，一点也不像个温柔的小妮。一次她妹妹上幼儿园买了支圆珠笔，结果圆珠笔写不出颜色来，营业员的态度还很不好，长霞就帮着妹妹去讨公道，直到那个营业员赔礼道歉才算完。
后来，长霞长大了，上学了。她整天抱着侦探小说看，梦想着将来当警察。那时候，警察都穿着上白下蓝的制服。这让长霞羡慕不已。每次我和她上街，只要她看见穿警服的人都要回头看个没完。
１９８１年到了考学的年龄，长霞跟我们商量，说她要报警校。我和她爸爸都知道她的心愿，二话没说让她报了名。长霞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警校，毕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我和她爸爸都是普通工人，家里没有人当过警察，也没跟社会上的警察接触过，更不知道警察的辛苦和危险。自从长霞干了警察，我才真正知道当个警察不容易，当个好警察更不容易。
（二）
入警后，长霞对工作达到一种痴迷的程度，凡事都要争做最好的一个。有一年，河南省公安系统开展大比武，为了取得好名次，她把各类资料背得滚瓜烂熟不说，还借了一台抢答器搬回家中，让她妹妹帮她练习抢答。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以绝对优势夺得了全省第一名。在预审科工作时，她审的案件数量最多。如果说在这之前，我感到的只是做警察的辛苦的话，１９９８年１１月，长霞当上郑州市公安局技术侦察支队的支队长后，我更体验到了当警察的危险。她当上支队长后，正赶上全国“打黑除恶”行动。她带领打黑专案组打掉了一个又一个犯罪团伙。就在她准备打掉郑州一个有着１００多打手的黑势力团伙时，这帮歹徒绑架了她的小叔子，并捎话说：“如能网开一面，要２０万、３０万都行。你姓任的不网开一面，就撕票。”这件事最后虽然平安解决了，但从此以后，我无时无刻不为长霞的安全操心。一个越狱犯曾经放风，要把长霞和她的孩子都干掉。我得知消息后非常担心，劝她要小心。她说：“我既然干这一行就不会害怕。”再劝她，她笑笑说：“妈，放心，邪不压正。”
后来，听说她要到登封。我说啥也不愿意。那个时候登封社会治安的状况传得邪乎。好多人命案、杀人案破不了。告状的成百上千，有的人都告几百次了，中央都跑到了，成了告状大王。我真为她担心，可她说：“这是工作需要。我想我能拿下来这个活，我有把握干好。”她去了，我还是不放心，叮嘱她，听说登封民风剽悍，出去的时候带个警卫。她不听我的。
报道中都说长霞经常不回家。这并不是她不孝顺，她工作忙没时间呀！以前没当领导的时候，经常跟家里人说说笑笑，讲些好玩的故事。可随着她工作的变动，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在郑州公安局当支队长时，他父亲患脑溢血住进了医院，一住就一个多月。白天她没时间，总是半夜到医院来看她爸。她一到就给她爸不停地揉脚，一按就好长时间。我看着她瘦弱的样子，心疼地说：“霞啊！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你爸我们来照顾。”此时，她总是愧疚地冲我笑笑，仍按个不停。
到登封后，她回家的次数更少了。到登封第一个春节，全家人都到齐了，还不见长霞回来，我给她打电话。她说她值班，走不开，在电话里给我拜了个年。我无可奈何地对家人说：“我就全当为公安局生了个闺女吧！”
春节过后，长霞回家了。看着一家人为她回来那股高兴劲儿，再看看她偏瘫在床的老父亲。长霞脸上笑着，泪水却不断地往下掉。她说：“不是女儿不孝，实在是有那么多事搁在那儿，等着我去办哪！”其实我们都理解她，没有一个人会责怪她。
那年春节看见人家家家团聚，想着长霞不能回来过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要是能照个全家福该有多好啊！可又怕她没时间。于是，我给她打电话说：“咱们照张全家福吧。你没时间回郑州，我们几个人就到登封来。”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在登封的一个路边照相馆照下了这张全家福，这也是我们全家最后一张全家福了。
今年春节大年三十，长霞打电话回来，说她年三十、大年初一值班，给我拜年了。我说，我已经习惯了。可到了傍晚，登封市公安局的刘丛德政委带着爱人来看我们了。我说：“大过年的赶快回去吧！”他说：“任局长到登封几年都没在家过过年。今年她非要值班，让我回来过年。想想任局长现在正忙着呢，我怎能忍心不来看看你老人家！”听着刘政委的话，想想长霞有这样好的战友，我知足了。
（三）
现在，我最没法交待的就是长霞她爸。老头子都６０多岁了，有病整天躺在床上，但他对长霞的工作非常支持。记得长霞到登封上任时，他把长霞叫到跟前说：“局长也是官，咱当官，要当清官，别当贪官，别给你祖宗挣骂名。”她爸的这些话，长霞都牢牢记在心中。长霞走后，我们全家都一直不敢跟老头子讲实话，怕他这个病秧子经受不住这个打击。
前几天，老头子想长霞了，就问我：“长霞咋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呀！连电话也不打一个？”我听着老伴的话，强忍着泪水借故走开了。机灵的小女儿接过话轻声安慰她爸说：“俺姐被抽到国外当刑警了，越洋电话太贵，打不起。”她爸又问：“在哪个国家？”小女儿压抑住内心的痛苦、紧张与不安，把谎话编得更圆：“哪个国家暂时还没说，那是保密的。”说完这句话，我看见小女儿霎时眼里涌满了泪花，但她强忍住，不让她爸看出一点破绽。
我能瞒得住老伴，却怎么也瞒不住自己。每当夜里老伴睡着时，我都常常手捧长霞的照片看，一边看一边落泪，心想：“多好个闺女啊！咋能让她死去呢？再活个十年八年也不亏啊……”
人死不能复生。长霞活着的时候，我听说人家登封人叫她任青天、女神警呀什么的。又是这个要给任青天立碑，那个要给女神警敲锣打鼓送匾。这回我亲眼看到了浩浩荡荡为她送行的队伍，我相信了，如果她在登封没有什么贡献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给她送行。我为我有这样一个在老百姓心中有这么高地位的女儿而光荣、自豪。
（一）
长霞这孩子呀，从小就爱动，脾气又倔。小时候犯了错误，她爸爸打她，她从来不躲也不哭。她六七岁就爱舞刀弄枪，跟着别人学武术，为受欺负的小朋友打抱不平，一点也不像个温柔的小妮。一次她妹妹上幼儿园买了支圆珠笔，结果圆珠笔写不出颜色来，营业员的态度还很不好，长霞就帮着妹妹去讨公道，直到那个营业员赔礼道歉才算完。
后来，长霞长大了，上学了。她整天抱着侦探小说看，梦想着将来当警察。那时候，警察都穿着上白下蓝的制服。这让长霞羡慕不已。每次我和她上街，只要她看见穿警服的人都要回头看个没完。
１９８１年到了考学的年龄，长霞跟我们商量，说她要报警校。我和她爸爸都知道她的心愿，二话没说让她报了名。长霞如愿以偿地考上了警校，毕业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我和她爸爸都是普通工人，家里没有人当过警察，也没跟社会上的警察接触过，更不知道警察的辛苦和危险。自从长霞干了警察，我才真正知道当个警察不容易，当个好警察更不容易。
（二）
入警后，长霞对工作达到一种痴迷的程度，凡事都要争做最好的一个。有一年，河南省公安系统开展大比武，为了取得好名次，她把各类资料背得滚瓜烂熟不说，还借了一台抢答器搬回家中，让她妹妹帮她练习抢答。功夫不负有心人，她以绝对优势夺得了全省第一名。在预审科工作时，她审的案件数量最多。如果说在这之前，我感到的只是做警察的辛苦的话，１９９８年１１月，长霞当上郑州市公安局技术侦察支队的支队长后，我更体验到了当警察的危险。她当上支队长后，正赶上全国“打黑除恶”行动。她带领打黑专案组打掉了一个又一个犯罪团伙。就在她准备打掉郑州一个有着１００多打手的黑势力团伙时，这帮歹徒绑架了她的小叔子，并捎话说：“如能网开一面，要２０万、３０万都行。你姓任的不网开一面，就撕票。”这件事最后虽然平安解决了，但从此以后，我无时无刻不为长霞的安全操心。一个越狱犯曾经放风，要把长霞和她的孩子都干掉。我得知消息后非常担心，劝她要小心。她说：“我既然干这一行就不会害怕。”再劝她，她笑笑说：“妈，放心，邪不压正。”
后来，听说她要到登封。我说啥也不愿意。那个时候登封社会治安的状况传得邪乎。好多人命案、杀人案破不了。告状的成百上千，有的人都告几百次了，中央都跑到了，成了告状大王。我真为她担心，可她说：“这是工作需要。我想我能拿下来这个活，我有把握干好。”她去了，我还是不放心，叮嘱她，听说登封民风剽悍，出去的时候带个警卫。她不听我的。
报道中都说长霞经常不回家。这并不是她不孝顺，她工作忙没时间呀！以前没当领导的时候，经常跟家里人说说笑笑，讲些好玩的故事。可随着她工作的变动，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了。在郑州公安局当支队长时，他父亲患脑溢血住进了医院，一住就一个多月。白天她没时间，总是半夜到医院来看她爸。她一到就给她爸不停地揉脚，一按就好长时间。我看着她瘦弱的样子，心疼地说：“霞啊！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你爸我们来照顾。”此时，她总是愧疚地冲我笑笑，仍按个不停。
到登封后，她回家的次数更少了。到登封第一个春节，全家人都到齐了，还不见长霞回来，我给她打电话。她说她值班，走不开，在电话里给我拜了个年。我无可奈何地对家人说：“我就全当为公安局生了个闺女吧！”
春节过后，长霞回家了。看着一家人为她回来那股高兴劲儿，再看看她偏瘫在床的老父亲。长霞脸上笑着，泪水却不断地往下掉。她说：“不是女儿不孝，实在是有那么多事搁在那儿，等着我去办哪！”其实我们都理解她，没有一个人会责怪她。
那年春节看见人家家家团聚，想着长霞不能回来过年，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心想要是能照个全家福该有多好啊！可又怕她没时间。于是，我给她打电话说：“咱们照张全家福吧。你没时间回郑州，我们几个人就到登封来。”就这样，我们一家人在登封的一个路边照相馆照下了这张全家福，这也是我们全家最后一张全家福了。
今年春节大年三十，长霞打电话回来，说她年三十、大年初一值班，给我拜年了。我说，我已经习惯了。可到了傍晚，登封市公安局的刘丛德政委带着爱人来看我们了。我说：“大过年的赶快回去吧！”他说：“任局长到登封几年都没在家过过年。今年她非要值班，让我回来过年。想想任局长现在正忙着呢，我怎能忍心不来看看你老人家！”听着刘政委的话，想想长霞有这样好的战友，我知足了。
（三）
现在，我最没法交待的就是长霞她爸。老头子都６０多岁了，有病整天躺在床上，但他对长霞的工作非常支持。记得长霞到登封上任时，他把长霞叫到跟前说：“局长也是官，咱当官，要当清官，别当贪官，别给你祖宗挣骂名。”她爸的这些话，长霞都牢牢记在心中。长霞走后，我们全家都一直不敢跟老头子讲实话，怕他这个病秧子经受不住这个打击。
前几天，老头子想长霞了，就问我：“长霞咋这么长时间没回来呀！连电话也不打一个？”我听着老伴的话，强忍着泪水借故走开了。机灵的小女儿接过话轻声安慰她爸说：“俺姐被抽到国外当刑警了，越洋电话太贵，打不起。”她爸又问：“在哪个国家？”小女儿压抑住内心的痛苦、紧张与不安，把谎话编得更圆：“哪个国家暂时还没说，那是保密的。”说完这句话，我看见小女儿霎时眼里涌满了泪花，但她强忍住，不让她爸看出一点破绽。
我能瞒得住老伴，却怎么也瞒不住自己。每当夜里老伴睡着时，我都常常手捧长霞的照片看，一边看一边落泪，心想：“多好个闺女啊！咋能让她死去呢？再活个十年八年也不亏啊……”
人死不能复生。长霞活着的时候，我听说人家登封人叫她任青天、女神警呀什么的。又是这个要给任青天立碑，那个要给女神警敲锣打鼓送匾。这回我亲眼看到了浩浩荡荡为她送行的队伍，我相信了，如果她在登封没有什么贡献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人来给她送行。我为我有这样一个在老百姓心中有这么高地位的女儿而光荣、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