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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调解工作五法而著称的浙江杭州大土工作室代表了人民调解工作的新方向，是城市社区矛盾调解社会学、法学双重实践的典范。他虽有政府背景却走民间调解的道路，其优势在于：传承传统的法文化；降低调解成本；弥补司法所不及。其特点在于：体现了人民调解的专业化目标；体现了向自治化、社会化的转化趋势；体现了法理型权威与魅力型权威的结合；体现了情理法之间的整体平衡。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1.05.018
关键词：人民调解 民间性 魅力型权威
一、应大土和他的大土工作室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基层的民间纠纷也日益多元化、复杂化。2007年9月27日，杭州市拱墅区米寺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了浙江省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基层人民调解专业化工作室——“大土工作室”。米寺巷街道东邻京杭大运河，南接环城北路，西至莫干山路，北接文一路，占地面积3.75平方公里，下辖七个社区，常住人口6.3万余人，外来人口约1万人。目前，大土工作室每月调处各类矛盾纠纷案件约150件、成功率达98.8%。浙江新闻联播、浙江在线、浙江法制报等多家媒体对大土工作室的情况做过报道。①
（一）大土工作室的组织机构
米市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土工作室是米市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一个内部工作机构，由独创“五法”调解民间纠纷的应大土同志任调解工作室主任，在街道司法所指导下开展工作，并制订相关的工作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规范操作。工作室的主要任务是：
1、受理辖区内的重大、疑难、复杂纠纷和跨地区、跨单位民间纠纷的调解。
2、参与社区、企业人民调委会所受理的疑难纠纷的调解和指导，协助基层调委会化解矛盾纠纷。
3、掌握和收集辖区内重大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动态信息及时向司法所汇报，并采取有效措施，把可能出现的群体性纠纷、突发性事件或重大的社会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4、配合综治工作中心、司法所处理人民群众各类矛盾纠纷的来信、来访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5、开展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宣传，教育辖区居民、外来务工人员遵纪守法，提高法律素质，培养社会公德。
6、配合综治工作中心、司法所指导和培训基层综治、调解干部的业务技术，开展经验交流与理论研讨活动。
为了保障工作室的正常运作，米寺巷街道按照辖区人口（包含外来创业人员）为工作室提供一定的经费保障。同时，为了激励先进，提高服务，对工作室进行一定的考评。②
（二）大土工作室独创的调解工作 “五法”③
1、公正与真诚法
调解工作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道德观念要求都比较高的工作，群众的矛盾纠纷要做到自愿调解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要求调解员必须具备公正的品质、真诚的态度，凡事都要出于公心，不徇私情，任劳任怨，严格要求，做群众的贴心人。当事人信任你了，你就有了调处的工作位置、权利。
2、耐心与人性法
调解矛盾纠纷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调解员在调解时需要对当事人亲切、热情大方，有体贴人的心态。特别是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要耐心倾听双方当事人的细叙，才能查清事实真相，找出纠纷发生的原因、争执的焦点和关键的人物环节，然后用疏导和感化的方法，做当事人的思想沟通协调工作，达到提升当事人的思想认识，促进互谅互让的目的。但是，思想沟通不是万能的，有时光靠疏导感化也不能完全奏效，还须辅之以解决实际困难的人性化措施。
3、急办与缓调法
社会矛盾纠纷是复杂多变的，调解矛盾纠纷也要因人、因事而宜。有些矛盾纠纷需要赶紧调处，比如小孩的抚养、教育费，老人的赡养费，以及不及时解决会导致激化成严重社会后果的纠纷；有些矛盾纠纷只要不会马上恶化，就不必急于调解，我们称作为“冷处理”。 特别是当前较多发生的群体性矛盾纠纷，其内部成员想法不一致，众口难调，就更要克服急办，重视一个缓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缓调”有别于“拖调”，也不是任其自然。
4、深查与析理法
调解员受理案件后，必须到群众之中，深入仔细地、全面客观地调查和收集各种情况与证据，并对调查收集得来的情况与证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作出不同的分析判断。在调解的过程中，对当事人所提供的有关证词、证据及情况再要作具体分析，以免出现差错。
5、固本与强基法
固本，即着力推进调解员的思想道德建设，使调解员牢固树立人民调解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加强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全面提高调解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素质。强基，即硬件建设要到位，电子、电讯信息化的设备要保障；制度建设要到位：实行调处矛盾纠纷目标管理领导责任制，规范受理、调处、回访、存档等运行机制，奖励、表彰激励机制，责任追究机制，法律保障机制等。
二、大土工作室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优势
（一）传承传统的法文化
人民调解体现了中华文化追求人道、民主和亲情的自然和谐精神。在物质利益欲望膨胀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对程序正义片面关注和对实质正义严重忽视的今天，这种精神更显得弥足珍贵。在中国大地经受政治风波和经济大潮冲击之后，人们对诉讼持有“本能”的排斥心理，对保持长久良好的人际关系抱有真切的渴望，对和风细雨的调解工作有着感情上的亲近和接受。
（二）解决纠纷的效益性
目前，诉讼成本的日益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诉讼成本包括：私人诉讼成本，即当事人为完成诉讼所必须支出的费用、诉讼迟延成本、机会成本、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泄露的成本等；公共诉讼成本，即国家为维护司法的运作和解决纠纷所提供的司法资源，包括法官薪金、法院装备成本等，以及其他诉讼成本，如因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可能产生的“错误成本”，因法院判决而导致的当事人之间关系的破裂、和谐关系不再、精神压力以及对道德情感、良好情绪的伤害所造成的“道德成本”等 。
在应大土工作室调处的一起大厦保安执勤期间心脏病突发猝死纠纷中，由于双方对补偿理解的差距较大，死者妻子情绪激动准备跳楼，死者亲戚20余人聚集在公司长达6天。大土工作室考虑到当事人为外来务工人员，经济比较困难，打官司时间长，而时间拖延对双方都不利，在分析事情原委，认清事实经过，明确双方责任的基础上，使这起疑难纠纷得以迅速解决，节省了双方的成本，④充分体现了人民调解在解决民间纠纷上的效率性和效益性。
（三）弥补司法不及的“场域”
司法并不是万能的，法律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法律化使法院在其自身运作中无法游离于政治、经济之外，以法院为主体的司法制度在民间社会中出现了制度性危机。
人民调解能够弥补司法所不及的“场域”。一是调解人在收集涉案信息方面的优势。由于法院一般总是远离纠纷发生场所，所有的信息必须通过一定载体从案件发生地“运输”到法庭，不仅产生运输成本，还会发生信息变形、流失、甚至歪曲。二是调解人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背景知识——“地方性知识”来解决纠纷，如当事人的年龄、精神状态、房屋、土地所有权的沿革、婚姻案件中双方感情变化的真实原因，以及修复的可能性等。三是调解人没有条条框框限制，可以灵活运用各种生活技巧和手段来查调事实，解决纠纷。例如传闻在诉讼中一般不予采纳，但民间调解中并不受此限制。⑤
三、大土工作室的社会法学特点
（一）体现了人民调解组织的专业化发展目标
大土工作室从建立之时起，就确立了专业化的发展目标。1、工作室聘用人民调解员，要求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为人公正，善于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有过硬的政治素质，能熟练掌握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并具有相关的调解工作经验。2、为提高调解员的业务水平，保证调解工作操作规范，工作室聘请了拱墅区司法局基层科、区人民法院民庭的领导和业务骨干为业务指导员；制订了相关的工作制度：例会制度、学习制度、登记制度、回访制度、归档立卷制度等。3、经费保障，米寺巷街道按照辖区当年实有人口（包含外来创业人员）每人每年2元的标准作为工作室的经费，保障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运作。4、建立考评制度，每年底由司法所组织考评小组对工作室调解员的工作绩效进行考评，评选人民调解优秀指导员和优秀调解员个人先进（含社区调解员），对获得该荣誉的调解员予以奖励和表彰。⑥在此基础上，大土工作室的队伍还向基层延伸，在辖区企事业单位与社区内又组建了一支有60名同志的人民调解骨干队伍，保障辖区内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人民调解员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组织体系。⑦
（二）体现了人民调解组织向自治化、社会化的转化趋势
根据《人民调解法》第7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但实践中,人民调解委员会更多地采用一种准行政调解。就拿应大土工作室来说，由中共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工作委员会、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米市巷街道办事处通过红头文件的形式设立，加之街道办事处对调解员的聘任、工作指导、经费支持和考核，官方色彩显而易见；⑧应大土本人还是拱墅区米市巷街道司法科科长和综治办主任，其身份仍是公务员。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市民社会及多元竞争所需要的条件还不充分，一方面，国家需要通过人民调解来达到间接管理社会的目的；另一方面，弱小的人民调解组织还需要国家的扶持。大土工作室脱不了官方背景，但能够以应大土个人名字命名，至少说明已经有了一份民间色彩，显现出人民调解自治化、社会化的雏形。人民调解组织不是直接由政府主持、介入或者直接投资，而是通过政府出资扶持或“购买”服务，体现了其自身的民间性及社会功能，符合《人民调解法》规定的人民调解组织的群众性，这应是大土工作室将来的发展方向。
（三）体现了法理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的结合
调解的正当性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然而在调解的实际运作中,当事人的合意通常是不容易达成的。在当事人的合意难以达成时,调解的正当性就需要由其他的因素来支持,这便是调解人所具有的权威。韦伯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威：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于以理性为取向(即以目的合乎理性或价值合乎理性为取向)而制定出的、要求组织成员必须遵循的各种法规和章程。科层权威是法理型权威最纯粹的类型。典型的法理权威拥有者是“上级”。传统型权威是由传统的神圣性赋予其合法性。魅力型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于权威者个人的魅力素质，即个人所具有的其他人无法企及的非凡力量和品质。魅力权威的获得有赖于“追随者们”对这种魅力素质的承认,而这种承认往往以它能给众人带来福利为条件。
在实际调解过程中，大土工作室较好地体现和运用了法理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体现在大土工作室的官方色彩和应大土本人的公务员身份。魅力型权威源于应大土的个人权威和人格魅力。应大土1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民间纠纷调解工作近20年，被群众称为“古新河畔的和事佬”。他曾获得全国人民满意司法助理员、浙江省综治先进工作者、杭州市十佳任命调解员、2010年杭州市十大金牌和事佬等荣誉称号。应大土作为魅力型权威，体现在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没有私心，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对于情感需要十分敏感，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当事人的情感、性格、价值取向，能够重视那些不为法律所规定的事项等，以其极高的调解成功率，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四）在情理法之间找到平衡点
总结大土工作室的调解五法：公正与真诚法、耐心与人性法、急办与缓调法、深查与析理法、固本与强基法，关键是在情理法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也是应大土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最大不同之处。仍以大土工作室调解一起大厦保安猝死的补偿纠纷为例，开始双方对补偿额的理解差距很大，死者妻子一度情绪很激动，大土工作室调解员进行劝解：“补偿的事情可以慢慢协商，现在你的儿子已经只有妈妈了，你去了就没有人照顾你的儿子，你要活着代你的老公照顾好儿子和自己。”调解员又做公司方的工作，建议考虑多方因素，消除不良影响，调解员还向家属宣传有关法律法规。通过工作室的努力工作，双方逐渐拉小补偿差距，从中可以看到情、理、法三者互相沟通，共同支持，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的全过程。
注释：
① 这些报道可参见：《我省出现首个人民调解工作室——“大土工作室”》，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7年11月22日；陆洁、王成：《“大土工作室”：用“和风细雨”化解“疾风骤雨”》,《杭州日报》2008年06月04日；陈卓：《综治老兵的苦乐人生》，《浙江法制报》2007年5月30日。
② 参见拱米工委〔2007〕55号：《关于设立“米市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土工作室”的若干意见》（试行）。
③ 参见应大土：《浅谈做好调解工作的“五法”》，未刊稿。
④ 参见应大土：《大厦保安猝死起纠纷人民调解调处促赔偿》，未刊稿。
⑤ 参见何兵：《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
⑥ 参见拱米工委〔2007〕55号：《关于设立“米市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土工作室”的若干意见》（试行）。
⑦ 相关事例可参见汪佳，黄君：《66位“应大土”调解辖区居民纠纷》，《青年时报》2007年4月11日。
⑧ 详见参见拱米工委〔2007〕55号：《关于设立“米市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土工作室”的若干意见》（试行）。
责任编辑：欧阳忠伟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1.05.018
关键词：人民调解 民间性 魅力型权威
一、应大土和他的大土工作室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基层的民间纠纷也日益多元化、复杂化。2007年9月27日，杭州市拱墅区米寺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成立了浙江省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基层人民调解专业化工作室——“大土工作室”。米寺巷街道东邻京杭大运河，南接环城北路，西至莫干山路，北接文一路，占地面积3.75平方公里，下辖七个社区，常住人口6.3万余人，外来人口约1万人。目前，大土工作室每月调处各类矛盾纠纷案件约150件、成功率达98.8%。浙江新闻联播、浙江在线、浙江法制报等多家媒体对大土工作室的情况做过报道。①
（一）大土工作室的组织机构
米市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土工作室是米市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一个内部工作机构，由独创“五法”调解民间纠纷的应大土同志任调解工作室主任，在街道司法所指导下开展工作，并制订相关的工作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规范操作。工作室的主要任务是：
1、受理辖区内的重大、疑难、复杂纠纷和跨地区、跨单位民间纠纷的调解。
2、参与社区、企业人民调委会所受理的疑难纠纷的调解和指导，协助基层调委会化解矛盾纠纷。
3、掌握和收集辖区内重大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动态信息及时向司法所汇报，并采取有效措施，把可能出现的群体性纠纷、突发性事件或重大的社会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4、配合综治工作中心、司法所处理人民群众各类矛盾纠纷的来信、来访问题，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5、开展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宣传，教育辖区居民、外来务工人员遵纪守法，提高法律素质，培养社会公德。
6、配合综治工作中心、司法所指导和培训基层综治、调解干部的业务技术，开展经验交流与理论研讨活动。
为了保障工作室的正常运作，米寺巷街道按照辖区人口（包含外来创业人员）为工作室提供一定的经费保障。同时，为了激励先进，提高服务，对工作室进行一定的考评。②
（二）大土工作室独创的调解工作 “五法”③
1、公正与真诚法
调解工作是一项法律性、政策性、道德观念要求都比较高的工作，群众的矛盾纠纷要做到自愿调解是很不容易的，首先要求调解员必须具备公正的品质、真诚的态度，凡事都要出于公心，不徇私情，任劳任怨，严格要求，做群众的贴心人。当事人信任你了，你就有了调处的工作位置、权利。
2、耐心与人性法
调解矛盾纠纷实际上是做人的工作，调解员在调解时需要对当事人亲切、热情大方，有体贴人的心态。特别是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要耐心倾听双方当事人的细叙，才能查清事实真相，找出纠纷发生的原因、争执的焦点和关键的人物环节，然后用疏导和感化的方法，做当事人的思想沟通协调工作，达到提升当事人的思想认识，促进互谅互让的目的。但是，思想沟通不是万能的，有时光靠疏导感化也不能完全奏效，还须辅之以解决实际困难的人性化措施。
3、急办与缓调法
社会矛盾纠纷是复杂多变的，调解矛盾纠纷也要因人、因事而宜。有些矛盾纠纷需要赶紧调处，比如小孩的抚养、教育费，老人的赡养费，以及不及时解决会导致激化成严重社会后果的纠纷；有些矛盾纠纷只要不会马上恶化，就不必急于调解，我们称作为“冷处理”。 特别是当前较多发生的群体性矛盾纠纷，其内部成员想法不一致，众口难调，就更要克服急办，重视一个缓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缓调”有别于“拖调”，也不是任其自然。
4、深查与析理法
调解员受理案件后，必须到群众之中，深入仔细地、全面客观地调查和收集各种情况与证据，并对调查收集得来的情况与证据，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作出不同的分析判断。在调解的过程中，对当事人所提供的有关证词、证据及情况再要作具体分析，以免出现差错。
5、固本与强基法
固本，即着力推进调解员的思想道德建设，使调解员牢固树立人民调解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加强调解员的业务培训，全面提高调解员的法律素质和业务素质。强基，即硬件建设要到位，电子、电讯信息化的设备要保障；制度建设要到位：实行调处矛盾纠纷目标管理领导责任制，规范受理、调处、回访、存档等运行机制，奖励、表彰激励机制，责任追究机制，法律保障机制等。
二、大土工作室在解决民间纠纷中的优势
（一）传承传统的法文化
人民调解体现了中华文化追求人道、民主和亲情的自然和谐精神。在物质利益欲望膨胀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法律制度不够完善导致对程序正义片面关注和对实质正义严重忽视的今天，这种精神更显得弥足珍贵。在中国大地经受政治风波和经济大潮冲击之后，人们对诉讼持有“本能”的排斥心理，对保持长久良好的人际关系抱有真切的渴望，对和风细雨的调解工作有着感情上的亲近和接受。
（二）解决纠纷的效益性
目前，诉讼成本的日益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些诉讼成本包括：私人诉讼成本，即当事人为完成诉讼所必须支出的费用、诉讼迟延成本、机会成本、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泄露的成本等；公共诉讼成本，即国家为维护司法的运作和解决纠纷所提供的司法资源，包括法官薪金、法院装备成本等，以及其他诉讼成本，如因法院作出错误判决可能产生的“错误成本”，因法院判决而导致的当事人之间关系的破裂、和谐关系不再、精神压力以及对道德情感、良好情绪的伤害所造成的“道德成本”等 。
在应大土工作室调处的一起大厦保安执勤期间心脏病突发猝死纠纷中，由于双方对补偿理解的差距较大，死者妻子情绪激动准备跳楼，死者亲戚20余人聚集在公司长达6天。大土工作室考虑到当事人为外来务工人员，经济比较困难，打官司时间长，而时间拖延对双方都不利，在分析事情原委，认清事实经过，明确双方责任的基础上，使这起疑难纠纷得以迅速解决，节省了双方的成本，④充分体现了人民调解在解决民间纠纷上的效率性和效益性。
（三）弥补司法不及的“场域”
司法并不是万能的，法律的政治化和政治的法律化使法院在其自身运作中无法游离于政治、经济之外，以法院为主体的司法制度在民间社会中出现了制度性危机。
人民调解能够弥补司法所不及的“场域”。一是调解人在收集涉案信息方面的优势。由于法院一般总是远离纠纷发生场所，所有的信息必须通过一定载体从案件发生地“运输”到法庭，不仅产生运输成本，还会发生信息变形、流失、甚至歪曲。二是调解人依靠日常生活中的背景知识——“地方性知识”来解决纠纷，如当事人的年龄、精神状态、房屋、土地所有权的沿革、婚姻案件中双方感情变化的真实原因，以及修复的可能性等。三是调解人没有条条框框限制，可以灵活运用各种生活技巧和手段来查调事实，解决纠纷。例如传闻在诉讼中一般不予采纳，但民间调解中并不受此限制。⑤
三、大土工作室的社会法学特点
（一）体现了人民调解组织的专业化发展目标
大土工作室从建立之时起，就确立了专业化的发展目标。1、工作室聘用人民调解员，要求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为人公正，善于联系群众，热心人民调解工作，有过硬的政治素质，能熟练掌握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并具有相关的调解工作经验。2、为提高调解员的业务水平，保证调解工作操作规范，工作室聘请了拱墅区司法局基层科、区人民法院民庭的领导和业务骨干为业务指导员；制订了相关的工作制度：例会制度、学习制度、登记制度、回访制度、归档立卷制度等。3、经费保障，米寺巷街道按照辖区当年实有人口（包含外来创业人员）每人每年2元的标准作为工作室的经费，保障了各项工作的正常运作。4、建立考评制度，每年底由司法所组织考评小组对工作室调解员的工作绩效进行考评，评选人民调解优秀指导员和优秀调解员个人先进（含社区调解员），对获得该荣誉的调解员予以奖励和表彰。⑥在此基础上，大土工作室的队伍还向基层延伸，在辖区企事业单位与社区内又组建了一支有60名同志的人民调解骨干队伍，保障辖区内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人民调解员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组织体系。⑦
（二）体现了人民调解组织向自治化、社会化的转化趋势
根据《人民调解法》第7条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但实践中,人民调解委员会更多地采用一种准行政调解。就拿应大土工作室来说，由中共杭州市拱墅区米市巷街道工作委员会、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政府米市巷街道办事处通过红头文件的形式设立，加之街道办事处对调解员的聘任、工作指导、经费支持和考核，官方色彩显而易见；⑧应大土本人还是拱墅区米市巷街道司法科科长和综治办主任，其身份仍是公务员。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市民社会及多元竞争所需要的条件还不充分，一方面，国家需要通过人民调解来达到间接管理社会的目的；另一方面，弱小的人民调解组织还需要国家的扶持。大土工作室脱不了官方背景，但能够以应大土个人名字命名，至少说明已经有了一份民间色彩，显现出人民调解自治化、社会化的雏形。人民调解组织不是直接由政府主持、介入或者直接投资，而是通过政府出资扶持或“购买”服务，体现了其自身的民间性及社会功能，符合《人民调解法》规定的人民调解组织的群众性，这应是大土工作室将来的发展方向。
（三）体现了法理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的结合
调解的正当性来源于当事人的合意,然而在调解的实际运作中,当事人的合意通常是不容易达成的。在当事人的合意难以达成时,调解的正当性就需要由其他的因素来支持,这便是调解人所具有的权威。韦伯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权威：法理型权威、传统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于以理性为取向(即以目的合乎理性或价值合乎理性为取向)而制定出的、要求组织成员必须遵循的各种法规和章程。科层权威是法理型权威最纯粹的类型。典型的法理权威拥有者是“上级”。传统型权威是由传统的神圣性赋予其合法性。魅力型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于权威者个人的魅力素质，即个人所具有的其他人无法企及的非凡力量和品质。魅力权威的获得有赖于“追随者们”对这种魅力素质的承认,而这种承认往往以它能给众人带来福利为条件。
在实际调解过程中，大土工作室较好地体现和运用了法理型权威和魅力型权威。法理型权威体现在大土工作室的官方色彩和应大土本人的公务员身份。魅力型权威源于应大土的个人权威和人格魅力。应大土1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民间纠纷调解工作近20年，被群众称为“古新河畔的和事佬”。他曾获得全国人民满意司法助理员、浙江省综治先进工作者、杭州市十佳任命调解员、2010年杭州市十大金牌和事佬等荣誉称号。应大土作为魅力型权威，体现在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没有私心，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对于情感需要十分敏感，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当事人的情感、性格、价值取向，能够重视那些不为法律所规定的事项等，以其极高的调解成功率，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四）在情理法之间找到平衡点
总结大土工作室的调解五法：公正与真诚法、耐心与人性法、急办与缓调法、深查与析理法、固本与强基法，关键是在情理法之间找到平衡点，这也是应大土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最大不同之处。仍以大土工作室调解一起大厦保安猝死的补偿纠纷为例，开始双方对补偿额的理解差距很大，死者妻子一度情绪很激动，大土工作室调解员进行劝解：“补偿的事情可以慢慢协商，现在你的儿子已经只有妈妈了，你去了就没有人照顾你的儿子，你要活着代你的老公照顾好儿子和自己。”调解员又做公司方的工作，建议考虑多方因素，消除不良影响，调解员还向家属宣传有关法律法规。通过工作室的努力工作，双方逐渐拉小补偿差距，从中可以看到情、理、法三者互相沟通，共同支持，最后达成一致意见的全过程。
注释：
① 这些报道可参见：《我省出现首个人民调解工作室——“大土工作室”》，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7年11月22日；陆洁、王成：《“大土工作室”：用“和风细雨”化解“疾风骤雨”》,《杭州日报》2008年06月04日；陈卓：《综治老兵的苦乐人生》，《浙江法制报》2007年5月30日。
② 参见拱米工委〔2007〕55号：《关于设立“米市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土工作室”的若干意见》（试行）。
③ 参见应大土：《浅谈做好调解工作的“五法”》，未刊稿。
④ 参见应大土：《大厦保安猝死起纠纷人民调解调处促赔偿》，未刊稿。
⑤ 参见何兵：《纠纷解决机制之重构》，《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
⑥ 参见拱米工委〔2007〕55号：《关于设立“米市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土工作室”的若干意见》（试行）。
⑦ 相关事例可参见汪佳，黄君：《66位“应大土”调解辖区居民纠纷》，《青年时报》2007年4月11日。
⑧ 详见参见拱米工委〔2007〕55号：《关于设立“米市巷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土工作室”的若干意见》（试行）。
责任编辑：欧阳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