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出版“鲁迅”图书
　　
　　据《文汇读书周报》报道:这几年出版的关于鲁迅的著作或读物，多数是值得嘉许的，其作者多为资深的鲁迅研究者，学术价值自不待言，尤其难得的是能兼顾到大众读者的阅读口味。但也不是没有应该检讨的地方。当然，责任可以归到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上，但最关键的是作者和出版者不要抱着利用之心。鲁迅是最厌恶被人利用的，幸亏他不知道有人把他的文字剪剪，照片裁裁，凑成一部《鲁迅传》去卖钱，否则一定不依不饶，口诛笔伐，方解其冲冠怒气。还有一种利用法，相信鲁迅也是一眼就能看穿的。
　　这类人，鲁迅生前就点评过，说他们骂人也骂不到点子上，在此也希望说鲁迅是“落伍者”的新锐们反省反省，自己是不是也落伍了？还有一种，就是跟风。总之，出版社可以倚重与鲁迅有关的书作为品牌图书推出，但出版之前还需好好掂量掂量。
　　
　　教辅泛滥之害不只在经济腐败
　　
　　据《望》载文指出:教辅”已经成为新的腐败“增长点。据计算，每年全国中小学教辅材料定价总额约600亿元，回扣率达30％。这就意味着，教学辅导资料的“腐败量”竟然已达每年180亿元左右。
　　“教辅”泛滥，首先是使某些教师不再认真研究教材，布置作业和训练也变得非常随意。某些教师为了回扣而接受了推销的“教辅”后，根本不加甄别挑选。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越是回扣高的“教辅”资料，编辑及印刷方面的质量就越差，往往错误连篇。
　　为什么现在厌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为什么孩子们对知识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寡淡？细究起来，很多时候也是拜教辅材料所赐。作为一名教育从业者和一个学生家长，作者呼吁:有关部门管管“教辅”吧！
　　
　　创新能力弱化成出版业瓶颈
　　
　　据《文汇读书周报》报道:近年来出版界和读书界最常听到的三句经典话语:没有好书，缺少热点，好书读完了。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出版者创新能力下降，一是作者原创能力的弱化。
　　出版者创新能力的弱化是当前出版业缺少生机和活力的主要原因。这一弱化现象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和阵痛。作者创新能力的弱化与创新意识的淡漠是另一个深层原因。这主要是，一方面是作者本身创作能力处于下降态势，多数作者从青年进入壮年和老年，过了创作上的颠峰期。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一些作者为了生存（职称、生计等），心气浮躁，只求数量不求质量。
　　这一现实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出版业繁荣振兴的一个瓶颈。如果不能克服这个瓶颈，我们的出版业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繁荣。
　　
　　阅读不可随波逐流
　　
　　据《新京报》报道:这些年来，文化意义上的消费正越来越趋向快餐化、娱乐化。
　　在市场主导一切的社会，出版本身作为一种纯粹的商業行为，追逐利益本来无可厚非，但不能忽略的是，文化产品承载着知识和思想，影响着社会文明的传承和传播。出版行业注定其不能简单地将追求经济利益作为自己唯一的导向，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其文化责任的担当都应当是义不容辞的。
　　很多读者缺少对书的独立判断能力，习惯于跟随潮流，读畅销书、读流行书、读热门书，把读书当成了一种追随时尚的行为，而不是把读书当成一种自我提升和内在需要。这样的阅读习惯无意间给出版界的这些出版乱象填注了动力。读书应少一些功利目的，多一些自主选择。
　　
　　网络天书危及传统文化
　　
　　据《南方日报》报道:以校园爱情生活为主题、用符号表达小说内容的青春小说、网络小说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畅销书架和读者的视野之中，而聊天符号在小说中所占的比例也逐步提升到1/3强，由段首、句末偶尔“点缀”，变为整句整段使用。如今，这种“网络天书”符合了青少年的阅读和欣赏习惯。
　　由于消费群的年龄段非常低，“符号天书”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争议。
　　如今，符号天书面临的争议远不局限于出版界，对于符号天书的态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目前网络语言在中国语言体系中的尴尬位置。
　　
　　平衡文学的商业化与娱乐化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已举办了3届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日前揭晓了第四届的评选结果。作为一个由媒体发起的文学奖项，在举办到第四届的时候发生了一个细微的转变，由“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变成了“华语文学传媒盛典”。
　　与那些权威的文学奖相比，在民间出现的文学奖倒是呈现出了勃勃生机。一些热爱文学的房地产商人开始给文学捐款，且不乏大手笔。商人为文学捐款，对于一个文学大国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悲哀，但不得不说，这也是点燃文学火种的一个方式。
　　在商业至上的时代，我们要维护经典文学作品的尊严，同时也要认识到，文学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已经不可避免地到来，再维持新文学的清高面孔已不现实。
　　中国作家的“诺奖情结”一直为人所诟病，既然无缘一个与我们有着山水和文化之隔的文学奖，何不从重视身边的国产文学奖项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