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昕:出版体制改革不只是转企改制
　　
　　陈昕在接受《出版商务周报》采访时说，现在许多人一谈出版改革，就是转企改制，好像事业单位转成企业单位，改成股份制了，出版改革的使命就完成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误区。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转制。过去我们是强调企业领导班子建设，但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同时建立起各司其职和互相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这一结构可以使企业领导班子更好地协调运转和有效制衡。
　　
　　邵培仁:媒介领导者应该什么样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邵培仁曾发表观点，反对将媒介交给商人管理，他们往往将赚钱多为首要目标甚至惟一目标;当然也不能将媒介交给政客管理，他们往往不懂媒介经营，但却往往擅长经营政治，不顾媒介经济效益和媒介的生存与发展，没有长远目标和规划，未来媒介领导者应该既是优秀的政治家、传播者，又是精明的企业家，他们应该既懂政治又懂经济，既懂传播学又懂媒介管理学。
　　
　　严士健:尽快建立高校教材评价标准
　　
　　北师大数学与数学教育研究所所长严士健在接受《大学出版》采访时，呼吁尽快建立起高校教材评价标准和办法，建立科学客观的书评制度。从目前情况看，我国还没有建立一个完善的教材评价标准和办法，对一门教材的要求、意义和作用等，应有相应的评价标准，另外，国内普遍缺乏很好的书评制度，所写书评大多是溢美之词，很少指出不足，建立科学客观的书评制度对促进学术繁荣非常重要。
　　
　　董中锋:责任编辑的三个责任
　　
　　董中锋在《科技与出版》撰文认为，责任编辑担负着三方面的责任:文字责任、内容责任、民族责任。首先是文字责任，無论是西方的经验还是我国现在的实情均说明，保证所编辑的出版物文字规范是责任编辑起码的基本责任。其次是内容责任，出版物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必须先有利于社会，有利于读者，有利于先进文化的传播。民族责任是指出版工作者要具有保护民族文化的责任意识，多出版一些文化含量高的能传之久远的精品，让民族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
　　
　　李霞:中国作者姓名在国际英文出版物上问题多
　　
　　李霞在《中国出版》撰文，近年来，随着中国的科技进步和中外交流的增多，中国作者撰写的书稿和文章在西方英文出版物发表的越来越多，但是由于在学术期刊里中国作者的姓名表达方式极不统一，发表的文章里前后姓名的出现形式严重地不一致，这种不统一与不一致除了它的不正确性外，还给文献的检索增加了难度和差错，也使相关数据统计产生了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