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学经典既反映作家个体的生命体验，也反映了一个国家、民族、乃至人类的生存、思想经验。这就需要学习者对文本背后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了解。否则，不仅文本解读的准确性、深刻性无法保证，而且学习者自身文化人格的塑造也难以完成。教师应该适当引领学生关注这部分内容。笔者认为，对作品文化精神的发掘，在高中文言文篇目的教学中体现得较为充分，而对外国文学经典则似乎着力不够，缺少重视。
如何从文化层面对外国经典文本进行解读？如何将文化背景与作品要义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更深入地表现文本个性？本文以《桥边的老人》《密室的生活》《瓦尔登湖》等课文篇目为例，分析上述问题。笔者将选取宗教原型、民族文化心理和思想哲学背景三个文化维度，分别对应三篇文章展开解读。抛砖引玉，求教大方。
一、“照看动物”——《桥边的老人》的宗教隐喻
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外国小说欣赏》收录有欧内斯特·海明威短篇小说《桥边的老人》。该单元知识点的设置侧重于叙事学，执教者更多将教学目标设定为理解第一人称“我”，即有限视角所营造的叙事效果。在“留白”中，读者可以自由想象主人公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并进一步理解其反战主题。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带有宗教寓意的原型意象，很多教师、研究者并未予以关注。这一点决定了文本的内涵，不仅仅是反战和平那么简单。
主人公是一个老人，家园被炮火摧毁，本人在流亡中已经筋疲力尽，无力撤离到桥对岸的安全地带。他对叙述者“我”反复唠叨的是自己家里的三种动物——山羊、猫和鸽子，老人很担心它们的安危，他说自己在故乡，主要的工作就是“照看动物”。“我”对此产生了某种疑惑，表示没听懂。很多教师在解读文本时，认为这反映了老人在现实中的孤独，甚至是内心的空虚绝望，或认为是表现他善良、博爱的一面。
笔者认为，“照看动物”本身含有隐喻性质，作为叙述者“我”并没有能够理解其意义，故事的隐含作者，是借助老人之口，用这样一个象征符号，暗示读者理解题旨，看到“我”因为视角局限所看不到的东西。借助《圣经》中的宗教性典故，我们能够比较完整的理解其意义。
“照看动物”的原型是上帝赋予人类始祖亚当管理动物权力的故事。据《圣经·和合本》所载，上帝在创世的第六天，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指出人与动物的关系，“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让亚当命名动物，赋予他责任和权力之余，也暗示着其与其他造物的亲缘关系。老人所说的三种动物，对应着上帝创造动物的三种类别。羊即地上的牲畜，鸽子即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在希伯来语境下指海中巨兽，它是强力的象征，在小说中被猫所取代，而猫正暗示着狮子，《旧约》指出它是地上权力最大的动物，这是对上述意象的戏仿。
事实上，亚当最终失去了管理动物的权力，正是因为他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老人反复念叨家里动物的安危，隐含着无法照顾他们，责任缺失的愧疚，这其中又隐含着几层意思：1.人类已经失去了上帝的信任，已经不再有管理动物的合法性，这表现了人与上帝的疏离，暗示着现代人信仰的缺失。2.战争意味着人与人的相互残杀，这正是违背了造物间的博爱和互助精神。3.原罪是亚当丧失权力的表征，老人丧失照看动物的权力，身上有人类原罪的缩影。在小说中，它象征人类的相互疏离、戕害，其实是源自于欲望、自大和对无限权力的僭越。这既指向海明威所抗争的西班牙法西斯政权，也带有对西方历史的普遍讽喻。
但“照看动物”这个隐喻，在《旧约》中有更为重要的变体，即诺亚方舟的故事。笔者更倾向于将老人理解为作者对诺亚的讽刺性模仿。上帝憎恶人类的罪孽，于是降下洪水，要灭绝人类。上帝事先将消息告知义人诺亚，要求他将动物“成对”带进方舟，躲避灾祸，目的是有利于繁衍。老人在描述自家动物时，是按“对”描述的。这里隐含着对上帝爱护、繁衍造物使命的遵从。诺亚为了确定洪水是否退去，先后四次派出飞鸟，这与老人养的“四对鸽子”数量不谋而合。诺亚最终通过鸽子确定了洪水退去，而老人最挂念的就是家里的鸽子是不是能够自己逃生，飞出鸟笼。作者展现了一个黑色幽默，老人安慰自己，鸽子笼没锁，鸽子可以自己飞到安全之处。而诺亚则是主动把安全的鸽子从鸽笼里放出去，去危险地带。诺亚的鸽子衔来橄榄枝后，再次出发，就杳无音信。老人的鸽子如果不飞走，就会被战火撕碎。这种戏仿处处在展现人类失去对动物的支配权，失去对未来前景的判断和预估，象征被神抛弃的人类，其自身的堕落与无力。
文本中大量的宗教性暗示，比如“我”和老人要通过浮桥，到河对岸的安全地带，这里可能象征着方舟与洪水。还有山羊（goat）与替罪羊的词源关系，暗示老人作为祭司的身份，而基督的本义——受膏者——也含有祭司被册立之意，让人联想到救世主、耶稣的降生和权威的确立。老人滞留河岸不走，他在守望什么呢？或许是人类救赎的契机。而小说结尾强调这是复活节将近，也呼应了这一层含义。老人的身份，似乎对应着亚当——诺亚——新的救世主或预言其降临的先知，“照看动物”则象征着上帝的嘱托的使命，或造物间神性层面的联系。从文化层面看，他们的失落和阻隔作为原型，涉及的是人类对自身信仰的疏离感，自我价值缺失的焦虑以及呼唤意识。
我们可以结合海明威自身的宗教观来理解。斯通贝克认为，“从海明威最初的作品到他最后的小说。无不具有宗教的基调和深刻的天主教根源，而迄今为止所有的海明威传记作家都忽略了这点，甚至连公认的海明威专家贝克也不例外。”[1]事实上，海明威的作品中大量引用了圣经中的话语作为背景，甚至以此命名作品。如《太阳照常升起》之名，取自《旧约·传道书》，而《丧钟为谁而鸣》则得名于诗人约翰·多恩的祈祷文，意味着人的不幸就是为对自己原罪的救赎。海明威关注宗教，并不是因为他虔信，而是源于他对人类存在困境的深切关怀。经历了残酷的“一战”，他已经失去了儿时来自于家庭的新教信仰。上帝对其而言是隐喻，它更多意味着精神归宿的缺席。在与虚无的斗争中，他笔下的英雄赋予孤独以精神的内涵，但这种内涵又是值得怀疑的，不能被证明的，这正是其人物最深层次的悲剧。这是现代人呼唤自身价值的悲壮历程。执教者应该由文本的宗教文化因素去解读作者的心灵密码。 二、《密室的生活》——犹太民族的文化心理
沪教H版高二语文教材（试用本）收录有《纽约时报》书评《密室的生活》一文。它从少女“青春剧码”和犹太民族灾难的“史实文件”两个角度阐释了《安妮日记》的经典意义，其深度值得执教者去关注。但笔者认为，这篇书评的独特还不止于此。它其实是将安妮作为个体的心理挣扎与犹太民族的精神特质联系在一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安妮的自我扭曲与民族的“精神格托”。作者强调了这样一个细节，安妮“扭曲自己的情感，所以外表显得邪恶，而内在仍保有良善”，其伪装的目的是不自觉地迎合他人。我们可以联系犹太民族的文化心理，对其典型性进行把握。卡夫卡曾这样总结本民族的性格特点：“我们犹太人不是画家……我们是叙述者。”这里隐喻犹太人渴望更自由地诉说内心，也暗喻他们内在灵魂的独立与自由，以及外在行为对环境的屈从、顺应。这种二元结构被形象地称为“精神格托”[2]（“格托”即隔离区），隔离区的栅栏象征着自我保护的人格面具，已经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2.安妮的善良与修善世界的民族使命感。无论外表如何伪装，安妮始终用自己的写作和博爱来坚持人类的基本价值。“仰望上天，我想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她认为良知与真理仍会主宰人间。她还表示：“我希望我死后能继续存在”，“很感谢上帝”，对生命本身她仍然有欣喜、有感恩之心。在这一刻，她真诚地纠正群体的错误，用个体的希望和感恩证明人类精神并非是荒芜的。犹太教经典《阿勒努》祷文中有一句话，犹太人的使命是使得这个世界“在上帝治权之下完美”。[3]犹太人并不满足于世界的现状，而是要不断改造和美化世界，消除丑恶，这是上帝赐予的义务。对修善世界的关怀，已经进入到犹太民族的骨髓之中。
3.犹太民族的“诫命”情结。《密室的生活》一文认为安妮为“有限的人类精神”带来“锥心刺痛的喜悦”。书评写作于1952年，血腥的二战刚刚过去，人类又陷入到核威胁与冷战之中，“有限的人类精神”暗喻西方现代文明信念与价值观的缺失。对比之下，安妮为代表的密室中的人们，能够坚守人类价值。这体现出犹太民族对真理和道德的敬畏性，自律性。摩西曾经向以色列人颁布上帝的诫命，并以此约束后人。犹太思想家罗森怀格说，针对“诫命遵守与否？”的问题，只有“是”“还没有”两种答案。可以说，犹太民族对道德律的遵从是绝对化、理想化的，不存在是非之间的中间地带，中庸变通之道，这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也不同于欧洲文化传统。
三、《瓦尔登湖》——灵欲和谐的思想寓言
沪教版教材高二年级收录了《瓦尔登湖》的节选部分，主要选自《湖》这一章节。大量的景物描写都突出湖水本身的难以被侵蚀的纯洁性。“像是玻璃的溶液，已经冷却，但是还没有凝结，而其中少数尘垢也还是纯洁而美丽的，像玻璃中的细眼”;“这一面明镜，石子敲不碎它，它的水银永远擦不掉，它的外表的装饰，大自然经常在那里弥补”;“这一面镜子……太阳的雾意的刷子常在拂拭它，——这是光的拭尘布——，呵气在上，也留不下形迹，成了云它就从水面飘浮到高高的空中，却又立刻把它反映在它的胸怀中了”。
我们如何来解读这种稳定、深刻的纯洁性，它的寓意是什么？1.其展现的是人尊重自然、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驱使自身回归内心宁静的思想实验。2.有人认为这正是梭罗人格的象征，他的处事原则的写照。3.也有人把它看做是对人类道德自我完善的劝诫。而笔者认为，如果能结合当时美国的思想文化背景，读者还可以有进一步的思考。更深层次看，《瓦尔登湖》体现的是超验主义者对人性的一种救赎，它尝试弥补工业文明时代美国人灵与肉、物欲享受与精神和谐相互分裂的状态，重新实现民族人格的健全与完满。
文中说，对于瓦尔登湖，“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精神崇高与否，将通过对瓦尔登湖的欣赏和想象程度来验证。这里就隐含着某种衡量人性高尚与否的等级。有的人对于瓦尔登湖，是出于利用、占有的动机，比如文中所提到用“一根管子”“引湖水洗碗洗碟子”的村民，以及那些在湖边“建陋室”的爱尔兰人，冰藏商人。他们表现出人性被物欲束缚的一面。而像梭罗则更愿意沉浸于“懒惰”之中，宁肯把时间在这里虚掷，也不愿意为谋生和名誉奔波。还有那个不知名的独木舟主人，他取材于湖的环境，又让这舟沉入湖底作为归宿。他们反映的则是人性的另一个层次，不同于欲望，这是灵魂之维，以精神的和谐为旨。梭罗在扉页上说，“我不打算写一首沮丧之歌，只是想要像一只报晓的雄鸡，栖息在窝棚上，引吭高歌，为了唤醒我的邻居”。唤醒意味着对同胞“沉睡”状态的不满，他们陷入到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泥潭中。“谈什么——人的神圣！看大路上的赶马人，日夜向市场赶路，在他们的内心里，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激荡着呢？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驴马饲草饮水！”（《瓦尔登湖》经济篇）梭罗对人性缺陷的批判和救赎思想，与当时美国思想界的主潮是有呼应的。
以清教徒为国民主体的美国，勤劳、尽职的新教伦理深入人心，道德的驱动，技术的革新，也换来了经济层面的巨大繁荣。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逐渐发展，智力、权力、等级、资源决定一切，道德和信仰无益于实际的功利思想正逐渐影响着国民的精神。伴随着财富的积累，贫富的差距在逐渐拉大，违背自由、平等精神的恶之花也在暗地里悄然滋生，愈演愈烈。而一度让美利坚民族引以为傲的宗教信仰，越来越难以维系欲望与理性之间的平衡。有学者指出，在这一时期，美国本土许多超验主义、浪漫主义思想家、文人，作品不约而同地共同表现出一种道德寓言的特征。他们反映的是灵与肉尖锐的冲突，并试图建立起宗教以外的新的民族道德，以此去捍卫信仰缺失时人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宗教动机。这些人包括爱默生、梭罗、霍桑、麦尔维尔、艾米莉狄金森、亨利·亚当斯以及爱伦坡。笔者建议可以选取上述作家的作品（如爱伦坡的《黑猫》、霍桑的《红字》等）展现深陷灵欲冲突之中的罪人形象，引导学生去深入理解《瓦尔登湖》塑造理想人格的哲学背景。
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任何本质性的和伟大的事物都源自于如下事实：人有一片故土，并扎根于传统之中。”[4]这些事物自然也包括文学、艺术经典，“根”“故土”指文化传统。他呼吁哲学、艺术的使命应该是精神“寻根”。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它成为被世界广泛接受的经典，一定有着符合本民族个性的文化内核。
外国文学背后的文化传统，离我们的母语教学距离比较远，也更难以把握。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化繁为简，深文浅教，至于文化背景，一些执教者将其悬置。这一点勉强可以理解，但它毕竟有损经典文本自身的完整价值。对汉语言文学学习者来说，不利于其开拓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视野，也无助于对本国文化更客观、理性的体认。教育学者范梅南指出，人文科学教学的意义在于“追求对具体事物丰富性与完整性的解释”，拘泥于一隅的文化视角，最终将导致人文素养的缺失。
参考文献：
[1]邹溱.从海明威的传记看影响传记作品的若干因素[A].北京大学英语系.观海登山集——英语语言文学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8.
[2]刘洪一.犹太文化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2.
[3]魏道思拉比.走进犹太人的信仰、传统与生活[M].刘幸枝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49.
[4]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M].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22.
如何从文化层面对外国经典文本进行解读？如何将文化背景与作品要义有机结合起来，从而更深入地表现文本个性？本文以《桥边的老人》《密室的生活》《瓦尔登湖》等课文篇目为例，分析上述问题。笔者将选取宗教原型、民族文化心理和思想哲学背景三个文化维度，分别对应三篇文章展开解读。抛砖引玉，求教大方。
一、“照看动物”——《桥边的老人》的宗教隐喻
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外国小说欣赏》收录有欧内斯特·海明威短篇小说《桥边的老人》。该单元知识点的设置侧重于叙事学，执教者更多将教学目标设定为理解第一人称“我”，即有限视角所营造的叙事效果。在“留白”中，读者可以自由想象主人公在战争中经受的苦难，并进一步理解其反战主题。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的。但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带有宗教寓意的原型意象，很多教师、研究者并未予以关注。这一点决定了文本的内涵，不仅仅是反战和平那么简单。
主人公是一个老人，家园被炮火摧毁，本人在流亡中已经筋疲力尽，无力撤离到桥对岸的安全地带。他对叙述者“我”反复唠叨的是自己家里的三种动物——山羊、猫和鸽子，老人很担心它们的安危，他说自己在故乡，主要的工作就是“照看动物”。“我”对此产生了某种疑惑，表示没听懂。很多教师在解读文本时，认为这反映了老人在现实中的孤独，甚至是内心的空虚绝望，或认为是表现他善良、博爱的一面。
笔者认为，“照看动物”本身含有隐喻性质，作为叙述者“我”并没有能够理解其意义，故事的隐含作者，是借助老人之口，用这样一个象征符号，暗示读者理解题旨，看到“我”因为视角局限所看不到的东西。借助《圣经》中的宗教性典故，我们能够比较完整的理解其意义。
“照看动物”的原型是上帝赋予人类始祖亚当管理动物权力的故事。据《圣经·和合本》所载，上帝在创世的第六天，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并指出人与动物的关系，“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上帝让亚当命名动物，赋予他责任和权力之余，也暗示着其与其他造物的亲缘关系。老人所说的三种动物，对应着上帝创造动物的三种类别。羊即地上的牲畜，鸽子即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在希伯来语境下指海中巨兽，它是强力的象征，在小说中被猫所取代，而猫正暗示着狮子，《旧约》指出它是地上权力最大的动物，这是对上述意象的戏仿。
事实上，亚当最终失去了管理动物的权力，正是因为他偷吃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老人反复念叨家里动物的安危，隐含着无法照顾他们，责任缺失的愧疚，这其中又隐含着几层意思：1.人类已经失去了上帝的信任，已经不再有管理动物的合法性，这表现了人与上帝的疏离，暗示着现代人信仰的缺失。2.战争意味着人与人的相互残杀，这正是违背了造物间的博爱和互助精神。3.原罪是亚当丧失权力的表征，老人丧失照看动物的权力，身上有人类原罪的缩影。在小说中，它象征人类的相互疏离、戕害，其实是源自于欲望、自大和对无限权力的僭越。这既指向海明威所抗争的西班牙法西斯政权，也带有对西方历史的普遍讽喻。
但“照看动物”这个隐喻，在《旧约》中有更为重要的变体，即诺亚方舟的故事。笔者更倾向于将老人理解为作者对诺亚的讽刺性模仿。上帝憎恶人类的罪孽，于是降下洪水，要灭绝人类。上帝事先将消息告知义人诺亚，要求他将动物“成对”带进方舟，躲避灾祸，目的是有利于繁衍。老人在描述自家动物时，是按“对”描述的。这里隐含着对上帝爱护、繁衍造物使命的遵从。诺亚为了确定洪水是否退去，先后四次派出飞鸟，这与老人养的“四对鸽子”数量不谋而合。诺亚最终通过鸽子确定了洪水退去，而老人最挂念的就是家里的鸽子是不是能够自己逃生，飞出鸟笼。作者展现了一个黑色幽默，老人安慰自己，鸽子笼没锁，鸽子可以自己飞到安全之处。而诺亚则是主动把安全的鸽子从鸽笼里放出去，去危险地带。诺亚的鸽子衔来橄榄枝后，再次出发，就杳无音信。老人的鸽子如果不飞走，就会被战火撕碎。这种戏仿处处在展现人类失去对动物的支配权，失去对未来前景的判断和预估，象征被神抛弃的人类，其自身的堕落与无力。
文本中大量的宗教性暗示，比如“我”和老人要通过浮桥，到河对岸的安全地带，这里可能象征着方舟与洪水。还有山羊（goat）与替罪羊的词源关系，暗示老人作为祭司的身份，而基督的本义——受膏者——也含有祭司被册立之意，让人联想到救世主、耶稣的降生和权威的确立。老人滞留河岸不走，他在守望什么呢？或许是人类救赎的契机。而小说结尾强调这是复活节将近，也呼应了这一层含义。老人的身份，似乎对应着亚当——诺亚——新的救世主或预言其降临的先知，“照看动物”则象征着上帝的嘱托的使命，或造物间神性层面的联系。从文化层面看，他们的失落和阻隔作为原型，涉及的是人类对自身信仰的疏离感，自我价值缺失的焦虑以及呼唤意识。
我们可以结合海明威自身的宗教观来理解。斯通贝克认为，“从海明威最初的作品到他最后的小说。无不具有宗教的基调和深刻的天主教根源，而迄今为止所有的海明威传记作家都忽略了这点，甚至连公认的海明威专家贝克也不例外。”[1]事实上，海明威的作品中大量引用了圣经中的话语作为背景，甚至以此命名作品。如《太阳照常升起》之名，取自《旧约·传道书》，而《丧钟为谁而鸣》则得名于诗人约翰·多恩的祈祷文，意味着人的不幸就是为对自己原罪的救赎。海明威关注宗教，并不是因为他虔信，而是源于他对人类存在困境的深切关怀。经历了残酷的“一战”，他已经失去了儿时来自于家庭的新教信仰。上帝对其而言是隐喻，它更多意味着精神归宿的缺席。在与虚无的斗争中，他笔下的英雄赋予孤独以精神的内涵，但这种内涵又是值得怀疑的，不能被证明的，这正是其人物最深层次的悲剧。这是现代人呼唤自身价值的悲壮历程。执教者应该由文本的宗教文化因素去解读作者的心灵密码。 二、《密室的生活》——犹太民族的文化心理
沪教H版高二语文教材（试用本）收录有《纽约时报》书评《密室的生活》一文。它从少女“青春剧码”和犹太民族灾难的“史实文件”两个角度阐释了《安妮日记》的经典意义，其深度值得执教者去关注。但笔者认为，这篇书评的独特还不止于此。它其实是将安妮作为个体的心理挣扎与犹太民族的精神特质联系在一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安妮的自我扭曲与民族的“精神格托”。作者强调了这样一个细节，安妮“扭曲自己的情感，所以外表显得邪恶，而内在仍保有良善”，其伪装的目的是不自觉地迎合他人。我们可以联系犹太民族的文化心理，对其典型性进行把握。卡夫卡曾这样总结本民族的性格特点：“我们犹太人不是画家……我们是叙述者。”这里隐喻犹太人渴望更自由地诉说内心，也暗喻他们内在灵魂的独立与自由，以及外在行为对环境的屈从、顺应。这种二元结构被形象地称为“精神格托”[2]（“格托”即隔离区），隔离区的栅栏象征着自我保护的人格面具，已经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
2.安妮的善良与修善世界的民族使命感。无论外表如何伪装，安妮始终用自己的写作和博爱来坚持人类的基本价值。“仰望上天，我想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她认为良知与真理仍会主宰人间。她还表示：“我希望我死后能继续存在”，“很感谢上帝”，对生命本身她仍然有欣喜、有感恩之心。在这一刻，她真诚地纠正群体的错误，用个体的希望和感恩证明人类精神并非是荒芜的。犹太教经典《阿勒努》祷文中有一句话，犹太人的使命是使得这个世界“在上帝治权之下完美”。[3]犹太人并不满足于世界的现状，而是要不断改造和美化世界，消除丑恶，这是上帝赐予的义务。对修善世界的关怀，已经进入到犹太民族的骨髓之中。
3.犹太民族的“诫命”情结。《密室的生活》一文认为安妮为“有限的人类精神”带来“锥心刺痛的喜悦”。书评写作于1952年，血腥的二战刚刚过去，人类又陷入到核威胁与冷战之中，“有限的人类精神”暗喻西方现代文明信念与价值观的缺失。对比之下，安妮为代表的密室中的人们，能够坚守人类价值。这体现出犹太民族对真理和道德的敬畏性，自律性。摩西曾经向以色列人颁布上帝的诫命，并以此约束后人。犹太思想家罗森怀格说，针对“诫命遵守与否？”的问题，只有“是”“还没有”两种答案。可以说，犹太民族对道德律的遵从是绝对化、理想化的，不存在是非之间的中间地带，中庸变通之道，这与东方文化截然不同，也不同于欧洲文化传统。
三、《瓦尔登湖》——灵欲和谐的思想寓言
沪教版教材高二年级收录了《瓦尔登湖》的节选部分，主要选自《湖》这一章节。大量的景物描写都突出湖水本身的难以被侵蚀的纯洁性。“像是玻璃的溶液，已经冷却，但是还没有凝结，而其中少数尘垢也还是纯洁而美丽的，像玻璃中的细眼”;“这一面明镜，石子敲不碎它，它的水银永远擦不掉，它的外表的装饰，大自然经常在那里弥补”;“这一面镜子……太阳的雾意的刷子常在拂拭它，——这是光的拭尘布——，呵气在上，也留不下形迹，成了云它就从水面飘浮到高高的空中，却又立刻把它反映在它的胸怀中了”。
我们如何来解读这种稳定、深刻的纯洁性，它的寓意是什么？1.其展现的是人尊重自然、与自然保持和谐关系，驱使自身回归内心宁静的思想实验。2.有人认为这正是梭罗人格的象征，他的处事原则的写照。3.也有人把它看做是对人类道德自我完善的劝诫。而笔者认为，如果能结合当时美国的思想文化背景，读者还可以有进一步的思考。更深层次看，《瓦尔登湖》体现的是超验主义者对人性的一种救赎，它尝试弥补工业文明时代美国人灵与肉、物欲享受与精神和谐相互分裂的状态，重新实现民族人格的健全与完满。
文中说，对于瓦尔登湖，“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精神崇高与否，将通过对瓦尔登湖的欣赏和想象程度来验证。这里就隐含着某种衡量人性高尚与否的等级。有的人对于瓦尔登湖，是出于利用、占有的动机，比如文中所提到用“一根管子”“引湖水洗碗洗碟子”的村民，以及那些在湖边“建陋室”的爱尔兰人，冰藏商人。他们表现出人性被物欲束缚的一面。而像梭罗则更愿意沉浸于“懒惰”之中，宁肯把时间在这里虚掷，也不愿意为谋生和名誉奔波。还有那个不知名的独木舟主人，他取材于湖的环境，又让这舟沉入湖底作为归宿。他们反映的则是人性的另一个层次，不同于欲望，这是灵魂之维，以精神的和谐为旨。梭罗在扉页上说，“我不打算写一首沮丧之歌，只是想要像一只报晓的雄鸡，栖息在窝棚上，引吭高歌，为了唤醒我的邻居”。唤醒意味着对同胞“沉睡”状态的不满，他们陷入到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的泥潭中。“谈什么——人的神圣！看大路上的赶马人，日夜向市场赶路，在他们的内心里，有什么神圣的思想在激荡着呢？他们的最高职责是给驴马饲草饮水！”（《瓦尔登湖》经济篇）梭罗对人性缺陷的批判和救赎思想，与当时美国思想界的主潮是有呼应的。
以清教徒为国民主体的美国，勤劳、尽职的新教伦理深入人心，道德的驱动，技术的革新，也换来了经济层面的巨大繁荣。然而，随着工业文明的逐渐发展，智力、权力、等级、资源决定一切，道德和信仰无益于实际的功利思想正逐渐影响着国民的精神。伴随着财富的积累，贫富的差距在逐渐拉大，违背自由、平等精神的恶之花也在暗地里悄然滋生，愈演愈烈。而一度让美利坚民族引以为傲的宗教信仰，越来越难以维系欲望与理性之间的平衡。有学者指出，在这一时期，美国本土许多超验主义、浪漫主义思想家、文人，作品不约而同地共同表现出一种道德寓言的特征。他们反映的是灵与肉尖锐的冲突，并试图建立起宗教以外的新的民族道德，以此去捍卫信仰缺失时人最基本的价值信念，他们的行为和思想表现出强烈的宗教动机。这些人包括爱默生、梭罗、霍桑、麦尔维尔、艾米莉狄金森、亨利·亚当斯以及爱伦坡。笔者建议可以选取上述作家的作品（如爱伦坡的《黑猫》、霍桑的《红字》等）展现深陷灵欲冲突之中的罪人形象，引导学生去深入理解《瓦尔登湖》塑造理想人格的哲学背景。
哲学家海德格尔曾说：“任何本质性的和伟大的事物都源自于如下事实：人有一片故土，并扎根于传统之中。”[4]这些事物自然也包括文学、艺术经典，“根”“故土”指文化传统。他呼吁哲学、艺术的使命应该是精神“寻根”。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它成为被世界广泛接受的经典，一定有着符合本民族个性的文化内核。
外国文学背后的文化传统，离我们的母语教学距离比较远，也更难以把握。比较实际的做法是，化繁为简，深文浅教，至于文化背景，一些执教者将其悬置。这一点勉强可以理解，但它毕竟有损经典文本自身的完整价值。对汉语言文学学习者来说，不利于其开拓东西方文化的比较视野，也无助于对本国文化更客观、理性的体认。教育学者范梅南指出，人文科学教学的意义在于“追求对具体事物丰富性与完整性的解释”，拘泥于一隅的文化视角，最终将导致人文素养的缺失。
参考文献：
[1]邹溱.从海明威的传记看影响传记作品的若干因素[A].北京大学英语系.观海登山集——英语语言文学论文选[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78.
[2]刘洪一.犹太文化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72.
[3]魏道思拉比.走进犹太人的信仰、传统与生活[M].刘幸枝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49.
[4]巴姆巴赫.海德格尔的根：尼采、国家社会主义和希腊人[M].张志和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