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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广东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广东女性职业岗位领域分布与职业层级亦发生了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广东女性职业层级变化程度与受教育变化程度并未呈现出正比相关趋势。就社会各行各业的一般情况来看，影响职业层级的因素虽然是多维度的，但教育程度是影响职业层级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通过对相关数据与案例的分析，发现存在以下现象：广东女性教育程度与职业层级非呈现正比相关匹配趋势现象。
一、广东省女性教育概况与职业概况
（一） 广东省女性受教育程度
1990年、2000年以及2010年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和广东省统计局先后开展了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表1），截至2010年12月1日，广东省18—64岁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4年，女性拥有大专及以上高等学历的占15.1%，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39.4%。广东男女两性相比较，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比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短0.79年。说明广东女性接受教育程度偏低，接受高等教育程度比例仅为15.1%，仍有84.9%的女性未接受过高等教育。30岁以下广东女性青年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32.9%，30岁以下广东男性青年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30.6%，女性比男性高出2.3个百分点，说明在广东青年群体中，女性受教育情况在逐步改善，有反超男性之趋势。
第二期、第三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出数据报告表明（如表2），2000年广东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2年，2010年上升为9.04年;2000年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為2.02年，2010年缩短为0.79年;2000年广东城镇女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35.9%，2010年上升为39.4%。自2000年至2010年，广东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84年，和男性受教育年限的差距缩短了1.23年。30岁以下广东女性青年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32.9%，30岁以下广东男性青年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30.6%，女性比男性高出2.3个百分点，在历次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首次超过男性。 说明21世纪以来，广东女性受教育状况有显著改善。
但在当今的广东乡镇，女性受教育情况不容乐观，以潮州市潮安区归湖镇为例，在2017年选举产生的第七届村（社区）“两委”干部中，女性小学及初中学历的占58.54%，男性小学及初中学历的占51.58%;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4.88%，男性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11.11%。
（二） 广东省女性在业概况
数据显示（如表3），2010年，广东18-64岁的女性在业率为68.7%，男性在业率为87.4%。平均年收入（工资＼劳动和财产性）17517元，男性29108元，广东女性平均年收入仅约为男性平均年收入的五分之三。与收入成非正比相关趋势的现象是，广东女性的劳动时间长于广东男性。调查数据显示，含工作及往返路途和家务劳动时间在内，广东男女平均每个工作日劳动时间情况如下：广东女性劳动时间为547分钟，超过9小时;广东男性劳动时间为512分钟，约为8.5小时。[1]与男性在业状况相比较，广东女性在业率远远低于男性在业率。广东女性工作日平均每天比男性多工作35分钟，超过半小时。这说明，广东女性劳动时间付出比男性多，收入获得反而比男性少，广东女性学历层次、劳动付出与劳动收入获得不相匹配。
第二期、第三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出数据报告表明（如表4），2000年，广东女性在业率为87.6%，广东男性在业率为92.6%，广东男女两性在业率相差5个百分点;行至2010年，广东女性在业率为68.7%，广东男性在业率为87.4%，男女在业人数比例相差18.7个百分点。自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广东男女两性的就业状况都受很大影响，失业率急剧扩大，广东男性在业率由92.6%下滑至87.4%，下滑5.2个百分点;女性在业率从87.6%下滑至68.7%，下滑18.9个百分点。说明女性整体受金融危机影响大过男性，而抗危机能力总体弱于男性。
以上情况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广东女性受教育水平在总体上有了提高，但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比例仍然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比例明显偏低，广东女性整体受教育水平状况难以适应珠三角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广东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总体提高，女性在业情况并未随之提高，反而出现下滑趋势。2010年广东女性受中高等教育水平尽管能与男性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在30岁以下青年群体中，广东青年女性文化程度则略优于青年男性，广东青年女性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反超青年男性2.3个百分点，但无论是在业率还是收入水平等方面， 与广东男性相比，女性仍然存在显著差距。显然，追求和谐发展的现代广东，广东女性群体自身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市场择业范围缩小，工作成本更高，女性职业层级低，迁移能力弱等问题。
因此，如何发展各种层次类型的女性教育，优化广东省女性人才结构，完善广东女性受教育知识应用范围，提升女性受教育质量，已成为当前广东省全体女性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广东女性职业层级情况
根据筛选假设理论，受教育程度与就业人口的职业分层具有一定的关系，个人对教育资源的拥有程度是决定个体职业分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3]调查显示（如表5），2010年，广东女性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任职的比例仅12.4%，担任社会组织核心成员或中层管理者比男性低11个百分点。[4]以政府部门为例，2010年，广东省女性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2%，接近五成比例，说明广东女性在干部人数上可与男性平分秋色。但广东处级女性干部仅微超广东干部总数的18%，而厅级女性干部仅约为广东干部总数的10%，广东省级人大代表女性比例刚过27%，不到三之一，广东省政协委员女性比例虽过18%，也不到五分之一。[4]此种情况延至当前的广东乡镇亦未有所改善，如潮州市潮安区归湖镇，2017年换届产生的第七届村委会主任中女性人数占比为6.25%， 2011年的第六届持平，比例一直偏低。归湖镇政府15名机关女公务员中，进入党政领导班子的3名，均为副职，仅占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20%。 在高校领域也存在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而职业层级偏低的现象。以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2020年，该校共有教职员工405人，其中博士12人，男女博士之比为5∶7，女博士人数超出男博士40%，说明该校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教职员工中，女性远超男性。该校行政管理部门与教学部门共计20个部门，部门正职为女性的部门仅4个，部门正职男女之比16∶4，男性占比是女性占比的4倍，男性正职比例远超女性正职比例300%。
女性职业层级偏低，对女性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收入方面。在工资、劳动和财产性收入方面，广东女性平均年收入为17517元人民币，广东男性平均年收入为29108元人民币，与男性平均年收入相比偏低，广东女性平均年收入仅占广东男性平均年收入的60.18%，由此可见，广东女性收入与教育程度的关联匹配度与男性相对照，关联匹配度偏低。
从广东女性实际来看，高层次女性职业人口的比重仅占12.4%，在厅级干部中，女性占比微超10%，在处级干部中，女性占比略超18%。可见，按照职业地位高、中、低等层次划分，广东省女性从业人口职业结构仍属于典型的传统金字塔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女性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职业地位并未相应得到正比相关的改善。
与女性受教育程度不匹配的还有女性的薪酬水平，2019年、2020年智联招聘联合宝宝树连续两年发布的《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拥有本科以上的高学历女性人数高于拥有本科以上的高学历男性，而整体收入，女性则低于男性。截至2020年，女性的整体收入低于男性17%。[6]
二、存在问题
（一）广东女性受教育程度整体提高，但教育效果有待优化
21世纪以来，广东社会全面发展，广东女性教育亦提升明显。广东男女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不明显，甚至有女性反超男性之趋势。但广东女性群体自身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市场择业范围缩小，工作成本更高，女性就业人口职业高移化程度低，转移能力差。因此，如何發展各种层次的女性教育，优化各领域女性教育，提高女性受教育效果，已成为当前广东省妇女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广东女性职业状况呈现“三低”，与受教育程度不相匹配
受性别就业壁垒影响，在择业需求上高层次职业更倾向于男性，相对而言，广东女性通常主要从事一些性别比相对偏低、职业岗位偏低、职业收入偏少的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女性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职业地位并未相应得到正比相关的改善。自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广东女性在业率下滑，呈现“就业率低、职业地位低，收入水平低”的三低特征。广东女性工作日平均每天比男性多，休息日休闲时间比男性少，广东女性劳动时间付出比男性多，收入获得与娱乐休闲获得反而比男性少，广东年轻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比男性高，职位地位确比男性低，广东女性劳动付出与收入获得不相匹配，广东女性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不相匹配。
（三）广东女性职业高端层级缺乏，“职位尖端缺损”现象较为突出
广东女性职业高端层级缺乏，主要表现在：从横向分布看，女性主要集中在财务/会计/审计、人力资源、行政/后勤/文秘等职能类岗位，女性与职权的结合也是边缘权力远甚于核心权力，未能在各类机构各级部门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广东女性的“职位尖端缺损”表现在：从纵向分布看，高层决策机关鲜少出现女性领导，女性任职高层次少，执掌实权少、被赋决策权少，担任正职少，各级机构中职位级别逐级上升时女性所占比例则逐级降低，呈现出 “类金字塔”型结构。
三、原因分析
（一）传统文化原因
受传统文化影响，部分人观念中仍然持有“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理念， “男性以社会为主，女性以家庭为主”，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往往被过分强化，她们的社会作用却被弱化。这种传统的性别观念使得高学历女性难以在职场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比男性更难获得晋升机会，导致广东女性教育程度与职业层级呈非正比相关趋势。
（二）性别分工原因
现今男女家庭分工依然存在很大差异，在家务劳动、照顾老人、养育子女等方面，女性在时间、精力上对家庭的付出远远高于男性。处于职业发展黄金时期的高学历女职工，一般位于30岁至40岁的年龄段，该年龄段的女性亦是家庭的顶梁柱，需要同时兼顾家庭子女，女性家务劳动负担成正比增加，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关系的难度也随增，导致部分高学历女性很难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去参与职场的高端竞争。与此同时，女性还需要承担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等女性特殊生理时期的生理、心理压力，这类因素也制约了女性教育程度与职业层级之间的正比相关趋势。
四、对策建议
（一） 优化教育质量是女性职业地位提高的最基本因素
提高受教育年限虽然是提高女性职业地位的敲砖石，但纯粹延长受教育年限，治标不治本。随市场需求转变教育观念，优化女性受教育层次与领域结构，才是提高女性职业地位的重中之重，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镇，对于女性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应该提上议程，必须从专业结构调整、市场需求状况和意识观念上着手，优化广东女性教育质量，从而从根本上提升广东女性职业地位。
（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女性从业人口职业分层转移
广东女性受教育年限达9.04年，相当于初中毕业，已有中等教育程度水平，说明广东女性群体已具备一定的胜任其他职业的基本能力，如商业服务业第二、第三产业。由此可见，大力发展以商业、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对于女性就业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加大以服务业为主的职业技术教育投入，加快女性从业人口职业分层转移，从而实现女性职业地位的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1]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统计局.第三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EB/OL].（2012-03-01）[2017-04-25].http：//www.docin.com/p-714814113.html.
[2]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统计局.第二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EB/OL].（2002-03-04）[2017-04-28].http：//www.southcn.com/news/gdnews/hotspot/gdfndc/bgjq/200203041639.htm.
[3]顾欣炜，于专宗.教育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J].兰州学刊，2004（5）：200-212.
[4]李强.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高学历女性比例首超男性[EB/OL].（2012-03-02）[2017-05-01].http：//edu.cnwest.com/content/2012-03/02/content_6089162.htm.
[5]张智敏，唐昌海.教育水平对人口职业分层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中国人口学，2003（3）：69，70.
[6]2019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国山东网[EB/OL].（2020-12-24）.https：//www.sohu.com/a/378370170_114775.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和科研项目“基于项目模式的高职文秘专业教学实践与应用研究”（编号：2018GWTSCX028）、2020年度广东省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职扩招专项“高职商贸类扩招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编号：JGGZKZ2020066）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朱守锂
一、广东省女性教育概况与职业概况
（一） 广东省女性受教育程度
1990年、2000年以及2010年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和广东省统计局先后开展了第一期、第二期和第三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表1），截至2010年12月1日，广东省18—64岁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04年，女性拥有大专及以上高等学历的占15.1%，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39.4%。广东男女两性相比较，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比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短0.79年。说明广东女性接受教育程度偏低，接受高等教育程度比例仅为15.1%，仍有84.9%的女性未接受过高等教育。30岁以下广东女性青年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32.9%，30岁以下广东男性青年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30.6%，女性比男性高出2.3个百分点，说明在广东青年群体中，女性受教育情况在逐步改善，有反超男性之趋势。
第二期、第三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出数据报告表明（如表2），2000年广东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2年，2010年上升为9.04年;2000年女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和男性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為2.02年，2010年缩短为0.79年;2000年广东城镇女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为35.9%，2010年上升为39.4%。自2000年至2010年，广东女性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84年，和男性受教育年限的差距缩短了1.23年。30岁以下广东女性青年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32.9%，30岁以下广东男性青年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为30.6%，女性比男性高出2.3个百分点，在历次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中，首次超过男性。 说明21世纪以来，广东女性受教育状况有显著改善。
但在当今的广东乡镇，女性受教育情况不容乐观，以潮州市潮安区归湖镇为例，在2017年选举产生的第七届村（社区）“两委”干部中，女性小学及初中学历的占58.54%，男性小学及初中学历的占51.58%;女性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4.88%，男性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11.11%。
（二） 广东省女性在业概况
数据显示（如表3），2010年，广东18-64岁的女性在业率为68.7%，男性在业率为87.4%。平均年收入（工资＼劳动和财产性）17517元，男性29108元，广东女性平均年收入仅约为男性平均年收入的五分之三。与收入成非正比相关趋势的现象是，广东女性的劳动时间长于广东男性。调查数据显示，含工作及往返路途和家务劳动时间在内，广东男女平均每个工作日劳动时间情况如下：广东女性劳动时间为547分钟，超过9小时;广东男性劳动时间为512分钟，约为8.5小时。[1]与男性在业状况相比较，广东女性在业率远远低于男性在业率。广东女性工作日平均每天比男性多工作35分钟，超过半小时。这说明，广东女性劳动时间付出比男性多，收入获得反而比男性少，广东女性学历层次、劳动付出与劳动收入获得不相匹配。
第二期、第三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出数据报告表明（如表4），2000年，广东女性在业率为87.6%，广东男性在业率为92.6%，广东男女两性在业率相差5个百分点;行至2010年，广东女性在业率为68.7%，广东男性在业率为87.4%，男女在业人数比例相差18.7个百分点。自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影响，广东男女两性的就业状况都受很大影响，失业率急剧扩大，广东男性在业率由92.6%下滑至87.4%，下滑5.2个百分点;女性在业率从87.6%下滑至68.7%，下滑18.9个百分点。说明女性整体受金融危机影响大过男性，而抗危机能力总体弱于男性。
以上情况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广东女性受教育水平在总体上有了提高，但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者比例仍然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比例明显偏低，广东女性整体受教育水平状况难以适应珠三角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广东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总体提高，女性在业情况并未随之提高，反而出现下滑趋势。2010年广东女性受中高等教育水平尽管能与男性平均水平基本持平，在30岁以下青年群体中，广东青年女性文化程度则略优于青年男性，广东青年女性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反超青年男性2.3个百分点，但无论是在业率还是收入水平等方面， 与广东男性相比，女性仍然存在显著差距。显然，追求和谐发展的现代广东，广东女性群体自身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市场择业范围缩小，工作成本更高，女性职业层级低，迁移能力弱等问题。
因此，如何发展各种层次类型的女性教育，优化广东省女性人才结构，完善广东女性受教育知识应用范围，提升女性受教育质量，已成为当前广东省全体女性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广东女性职业层级情况
根据筛选假设理论，受教育程度与就业人口的职业分层具有一定的关系，个人对教育资源的拥有程度是决定个体职业分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3]调查显示（如表5），2010年，广东女性在各级领导岗位上任职的比例仅12.4%，担任社会组织核心成员或中层管理者比男性低11个百分点。[4]以政府部门为例，2010年，广东省女性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2%，接近五成比例，说明广东女性在干部人数上可与男性平分秋色。但广东处级女性干部仅微超广东干部总数的18%，而厅级女性干部仅约为广东干部总数的10%，广东省级人大代表女性比例刚过27%，不到三之一，广东省政协委员女性比例虽过18%，也不到五分之一。[4]此种情况延至当前的广东乡镇亦未有所改善，如潮州市潮安区归湖镇，2017年换届产生的第七届村委会主任中女性人数占比为6.25%， 2011年的第六届持平，比例一直偏低。归湖镇政府15名机关女公务员中，进入党政领导班子的3名，均为副职，仅占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的20%。 在高校领域也存在女性受教育程度较高而职业层级偏低的现象。以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为例，2020年，该校共有教职员工405人，其中博士12人，男女博士之比为5∶7，女博士人数超出男博士40%，说明该校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教职员工中，女性远超男性。该校行政管理部门与教学部门共计20个部门，部门正职为女性的部门仅4个，部门正职男女之比16∶4，男性占比是女性占比的4倍，男性正职比例远超女性正职比例300%。
女性职业层级偏低，对女性最直接的影响是在收入方面。在工资、劳动和财产性收入方面，广东女性平均年收入为17517元人民币，广东男性平均年收入为29108元人民币，与男性平均年收入相比偏低，广东女性平均年收入仅占广东男性平均年收入的60.18%，由此可见，广东女性收入与教育程度的关联匹配度与男性相对照，关联匹配度偏低。
从广东女性实际来看，高层次女性职业人口的比重仅占12.4%，在厅级干部中，女性占比微超10%，在处级干部中，女性占比略超18%。可见，按照职业地位高、中、低等层次划分，广东省女性从业人口职业结构仍属于典型的传统金字塔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女性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职业地位并未相应得到正比相关的改善。
与女性受教育程度不匹配的还有女性的薪酬水平，2019年、2020年智联招聘联合宝宝树连续两年发布的《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显示：拥有本科以上的高学历女性人数高于拥有本科以上的高学历男性，而整体收入，女性则低于男性。截至2020年，女性的整体收入低于男性17%。[6]
二、存在问题
（一）广东女性受教育程度整体提高，但教育效果有待优化
21世纪以来，广东社会全面发展，广东女性教育亦提升明显。广东男女受教育程度性别差异不明显，甚至有女性反超男性之趋势。但广东女性群体自身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市场择业范围缩小，工作成本更高，女性就业人口职业高移化程度低，转移能力差。因此，如何發展各种层次的女性教育，优化各领域女性教育，提高女性受教育效果，已成为当前广东省妇女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二）广东女性职业状况呈现“三低”，与受教育程度不相匹配
受性别就业壁垒影响，在择业需求上高层次职业更倾向于男性，相对而言，广东女性通常主要从事一些性别比相对偏低、职业岗位偏低、职业收入偏少的职业。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随着女性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其职业地位并未相应得到正比相关的改善。自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广东女性在业率下滑，呈现“就业率低、职业地位低，收入水平低”的三低特征。广东女性工作日平均每天比男性多，休息日休闲时间比男性少，广东女性劳动时间付出比男性多，收入获得与娱乐休闲获得反而比男性少，广东年轻女性受高等教育比例比男性高，职位地位确比男性低，广东女性劳动付出与收入获得不相匹配，广东女性受教育程度与职业地位不相匹配。
（三）广东女性职业高端层级缺乏，“职位尖端缺损”现象较为突出
广东女性职业高端层级缺乏，主要表现在：从横向分布看，女性主要集中在财务/会计/审计、人力资源、行政/后勤/文秘等职能类岗位，女性与职权的结合也是边缘权力远甚于核心权力，未能在各类机构各级部门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广东女性的“职位尖端缺损”表现在：从纵向分布看，高层决策机关鲜少出现女性领导，女性任职高层次少，执掌实权少、被赋决策权少，担任正职少，各级机构中职位级别逐级上升时女性所占比例则逐级降低，呈现出 “类金字塔”型结构。
三、原因分析
（一）传统文化原因
受传统文化影响，部分人观念中仍然持有“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理念， “男性以社会为主，女性以家庭为主”，女性在家庭中的作用往往被过分强化，她们的社会作用却被弱化。这种传统的性别观念使得高学历女性难以在职场上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比男性更难获得晋升机会，导致广东女性教育程度与职业层级呈非正比相关趋势。
（二）性别分工原因
现今男女家庭分工依然存在很大差异，在家务劳动、照顾老人、养育子女等方面，女性在时间、精力上对家庭的付出远远高于男性。处于职业发展黄金时期的高学历女职工，一般位于30岁至40岁的年龄段，该年龄段的女性亦是家庭的顶梁柱，需要同时兼顾家庭子女，女性家务劳动负担成正比增加，平衡家庭与工作之间关系的难度也随增，导致部分高学历女性很难有充足的时间精力去参与职场的高端竞争。与此同时，女性还需要承担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等女性特殊生理时期的生理、心理压力，这类因素也制约了女性教育程度与职业层级之间的正比相关趋势。
四、对策建议
（一） 优化教育质量是女性职业地位提高的最基本因素
提高受教育年限虽然是提高女性职业地位的敲砖石，但纯粹延长受教育年限，治标不治本。随市场需求转变教育观念，优化女性受教育层次与领域结构，才是提高女性职业地位的重中之重，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镇，对于女性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应该提上议程，必须从专业结构调整、市场需求状况和意识观念上着手，优化广东女性教育质量，从而从根本上提升广东女性职业地位。
（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女性从业人口职业分层转移
广东女性受教育年限达9.04年，相当于初中毕业，已有中等教育程度水平，说明广东女性群体已具备一定的胜任其他职业的基本能力，如商业服务业第二、第三产业。由此可见，大力发展以商业、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对于女性就业以及社会地位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加大以服务业为主的职业技术教育投入，加快女性从业人口职业分层转移，从而实现女性职业地位的有效提升。
参考文献：
[1]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统计局.第三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EB/OL].（2012-03-01）[2017-04-25].http：//www.docin.com/p-714814113.html.
[2]广东省妇女联合会，广东省统计局.第二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EB/OL].（2002-03-04）[2017-04-28].http：//www.southcn.com/news/gdnews/hotspot/gdfndc/bgjq/200203041639.htm.
[3]顾欣炜，于专宗.教育与中国社会的阶层流动[J].兰州学刊，2004（5）：200-212.
[4]李强.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高学历女性比例首超男性[EB/OL].（2012-03-02）[2017-05-01].http：//edu.cnwest.com/content/2012-03/02/content_6089162.htm.
[5]张智敏，唐昌海.教育水平对人口职业分层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中国人口学，2003（3）：69，70.
[6]2019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国山东网[EB/OL].（2020-12-24）.https：//www.sohu.com/a/378370170_114775.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8年度广东省普通高校重点科研平台和科研项目“基于项目模式的高职文秘专业教学实践与应用研究”（编号：2018GWTSCX028）、2020年度广东省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高职扩招专项“高职商贸类扩招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研究与实践” （编号：JGGZKZ2020066）阶段成果。]
责任编辑 朱守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