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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但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更要重视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各个领域都要充分展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推进 中国化 创新 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但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更要重视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各个领域都要充分展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而中国人得知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1899 年通过《万国公报》，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介绍的。作为19 世纪西欧文化伟大成果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已经成为全球各国社会主义者实践行动的伟大思想体系，是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并用德、英、法等文字写成著作。马克思主义学说自19 世纪40 年代诞生后，不仅有众多追随者，还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之属于印欧语系的德、英、法等语言文字与汉藏语系的汉语文字又完全不同，各自的语言符号和表达形式不同，而且各自语言文字中所包涵的语义要表达到相互交流和贯通，必须经过精心的翻译和传教。
从19世纪上叶开始，欧洲一些国家随着机器生产的应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社会经济发展及贸易的扩大，世界开始全球化进程，逐步对全球各大洲民族国家间的距离开始缩短。同时又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需要，各国间的信息流通步伐加快，作为东方的中国也被动地溶入全球化。而此时的中国是以小农为主体的国家，其传统的小农业生产经济结构和皇权家庭专制统治的政治结构开始遭到破坏。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当西方资本主义用低廉价格的商品来开辟中国的市场，摧毁中国的万里长城时，中华民族所能经历的便是一个以仇视到屈服，以抗争到从属，尤其是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朝野震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得到伸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尤其是一些开明的、有知识的朝臣和封疆大吏开始睁眼看着西方世界的发展变化。
此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朝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先后共译进步书籍160种，翻译引进大批西方先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书，不断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接着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文化也被介绍进来。当然，中国人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书籍是1898 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志》 ，它译自英国人克卡朴著的《社会主义史》 ，而中国人首先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99 年，其传播渠道是上海的《万国公报》，同年春天，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撰文，将英国学者本杰明•领德的《社会化》一书译为《大同学》，于1899 年5 月在上海出版发行，该书的第8 章“今世养民策”再次介绍了马克思及恩格斯，并将其国别作了更正：“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 1］中国著名改良派首领梁启超在1902 年10 月16 日，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在《 新民日报》 第18 期发表《 进化论者颉德之学说》 一文，在其论述进化论时提到马克思。梁启超认为：“日耳曼人”、“麦喀士”（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2］在这之后的1905 年，革命党的著名领袖孙中山在旅欧期间，并以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姿态访问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还与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德和书记胡斯曼进行会谈，要求接纳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在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时热情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极大的贡献。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在党的历史上已经消灭近50年，但在长达50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所有文件中都不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什么时候党的领导人和党在文件中再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有什么深刻含义，这就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和研究。
2.1 从实践应用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提出是中共中央在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报告中就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可是在1948 年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在党的领导人讲话和党的文件中就不再提了。可是毛泽东在1952 年《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出版前亲笔删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3］邓小平在1943 年已讲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 4］但建国后，一直到邓小平逝世都没有人再讲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建国之后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文件中都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一是迫于苏联压力。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是1960年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中央送一封给中共中央的长篇《答复信》 ，信中就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和指责，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报告中大讲特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提法就是搞民族主义［ 5］；二是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历史认识上有其局限性。现在，我们不管是查阅党内领导人的讲话和党内的重要文件，都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前党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6］既然“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两个提法已经在党内和国内的意识形态中站稳了脚跟，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让提也就算了。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也表明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们也反对”的不满［ 7］，当然毛泽东也不是因为中办两党、两国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翻案作论。
2.2 从党发展规律的深度研究，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提出，是2001年7 月1 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 周年大会上讲的，并明确指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国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 8］ 江泽民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 9］ 笔者两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提出时又有其不同特点：第一次提出的视野主要局限于“中国”，其方向是创立“每一表现中都带着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后人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第二次提出是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目的是对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本质探索研究。
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品质和发展规律我们不能更改，而毛泽东思想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想丢弃就能够丢弃的。之所以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特别是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成果，即“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直到小平逝世，我们党都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在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也一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
3.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分歧和矛盾
中国有句古话是：“行百里路半九十”。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了28年时间完成救亡使命，用了60多年时间致力于发展使命，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前进的道路依然艰巨，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的快速发展史，使中国社会曾经历了从“人心思定”到“人心思变”，再到“人心思兴”的过程。30多年前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动荡中摆脱出来的人民，渴望安定的社会环境；此后的改革与转折来势迅猛，在若干历史问题尘埃落定之后，社会面临着思考未来的走向，“思变”成为人心的主动；而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人心“思兴”，党的理想信念已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从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号召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及其复杂的理论创新问题，由于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其间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分歧、矛盾和斗争，甚至还会犯错误。“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10。历史已经跨入21世纪，我们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分歧和矛盾，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的态度来对待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特别是执政60多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综合国力的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大幅度的改善，以及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华民族正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朝流，近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我们在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要抛弃“唯我独马”的教条主义坏传统。“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对中国当代的认识，都不可能完全一致。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当代世界特征相结合也不能只有一个方案，一种设计。我们知道客观真理只有一个，真理是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不可能多元，但对改造世界的具体方案可以是多样的，可以由多种方案加以比较，好中择优。不能认为对问题的解决，只有一种方案，唯我正确。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出现不同认识、观点、方案、主张，要采取民主讨论，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改变马克思主义内部只能讲一种意见的传统，要么改变形式上的大统一，要么就是大批判的做法，提倡不同观点的自由争鸣。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其后才逐渐被多数人接受，这是真理的发展规律。学说也会有分化，科学在争论中发展。江泽民在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多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就长期共存，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11］。我们对于错误倾向，自然要加以辨别、批判、不可默认，更不能放纵，但要慎重，讲理，以理服人，不可草率、粗暴，不可以权势压人，以多数压人。
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 12］。而理论要做到“彻底”，唯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13］而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只有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增强理论的说服力，才能掌握大众的强大力量。还要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为理论前提，改革开放才会具有无比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文.《大同学》 ，载《 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2］ 梁启超.《进货论革命者领德之学说》、《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3］ 柳春.《谁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党的文献》2005年第3期.
［4］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5］ 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6］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451页.
［8］［9］ 〖ZK(#〗《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第282-283页.
［10］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0页.
［11］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推进 中国化 创新 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不但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更要重视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各个领域都要充分展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马克思主义学说传入中国的时间比较晚，而中国人得知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1899 年通过《万国公报》，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介绍的。作为19 世纪西欧文化伟大成果之一的马克思主义，当时已经成为全球各国社会主义者实践行动的伟大思想体系，是德国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并用德、英、法等文字写成著作。马克思主义学说自19 世纪40 年代诞生后，不仅有众多追随者，还产生了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之属于印欧语系的德、英、法等语言文字与汉藏语系的汉语文字又完全不同，各自的语言符号和表达形式不同，而且各自语言文字中所包涵的语义要表达到相互交流和贯通，必须经过精心的翻译和传教。
从19世纪上叶开始，欧洲一些国家随着机器生产的应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社会经济发展及贸易的扩大，世界开始全球化进程，逐步对全球各大洲民族国家间的距离开始缩短。同时又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金融业的发展需要，各国间的信息流通步伐加快，作为东方的中国也被动地溶入全球化。而此时的中国是以小农为主体的国家，其传统的小农业生产经济结构和皇权家庭专制统治的政治结构开始遭到破坏。闭关锁国的状态被打破，当西方资本主义用低廉价格的商品来开辟中国的市场，摧毁中国的万里长城时，中华民族所能经历的便是一个以仇视到屈服，以抗争到从属，尤其是在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之后，朝野震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得到伸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尤其是一些开明的、有知识的朝臣和封疆大吏开始睁眼看着西方世界的发展变化。
此时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朝廷创办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先后共译进步书籍160种，翻译引进大批西方先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新书，不断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接着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文化也被介绍进来。当然，中国人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书籍是1898 年夏上海出版的《泰西民志》 ，它译自英国人克卡朴著的《社会主义史》 ，而中国人首先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是在1899 年，其传播渠道是上海的《万国公报》，同年春天，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翻译、蔡尔康撰文，将英国学者本杰明•领德的《社会化》一书译为《大同学》，于1899 年5 月在上海出版发行，该书的第8 章“今世养民策”再次介绍了马克思及恩格斯，并将其国别作了更正：“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 1］中国著名改良派首领梁启超在1902 年10 月16 日，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在《 新民日报》 第18 期发表《 进化论者颉德之学说》 一文，在其论述进化论时提到马克思。梁启超认为：“日耳曼人”、“麦喀士”（马克思）是“社会主义之泰斗也”。［ 2］在这之后的1905 年，革命党的著名领袖孙中山在旅欧期间，并以社会主义追随者的姿态访问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还与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德和书记胡斯曼进行会谈，要求接纳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先生在宣传自己的革命主张时热情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极大的贡献。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提法在党的历史上已经消灭近50年，但在长达50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所有文件中都不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什么时候党的领导人和党在文件中再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有什么深刻含义，这就引起了笔者的思考和研究。
2.1 从实践应用的角度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提出是中共中央在1938 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报告中就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可是在1948 年共产党情报局通过决议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在党的领导人讲话和党的文件中就不再提了。可是毛泽东在1952 年《 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出版前亲笔删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3］邓小平在1943 年已讲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 4］但建国后，一直到邓小平逝世都没有人再讲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在建国之后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文件中都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呢？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一是迫于苏联压力。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是1960年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中央送一封给中共中央的长篇《答复信》 ，信中就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攻击和指责，其中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指名道姓地批评刘少奇在中共“七大”报告中大讲特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提法就是搞民族主义［ 5］；二是党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历史认识上有其局限性。现在，我们不管是查阅党内领导人的讲话和党内的重要文件，都可以发现20世纪90年代之前党内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6］既然“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两个提法已经在党内和国内的意识形态中站稳了脚跟，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让提也就算了。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也表明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们也反对”的不满［ 7］，当然毛泽东也不是因为中办两党、两国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翻案作论。
2.2 从党发展规律的深度研究，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提出，是2001年7 月1 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 周年大会上讲的，并明确指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形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国民族的优秀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 8］ 江泽民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作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 9］ 笔者两相比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提出时又有其不同特点：第一次提出的视野主要局限于“中国”，其方向是创立“每一表现中都带着中国特性”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后人概括的“毛泽东思想”；第二次提出是与“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其目的是对中国继续改革开放的本质探索研究。
但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品质和发展规律我们不能更改，而毛泽东思想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想丢弃就能够丢弃的。之所以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规律，特别是继承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伟大成果，即“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直到小平逝世，我们党都没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在事实上，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我们也一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发展。
3.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分歧和矛盾
中国有句古话是：“行百里路半九十”。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用了28年时间完成救亡使命，用了60多年时间致力于发展使命，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前进的道路依然艰巨，特别是改革开放30余年的快速发展史，使中国社会曾经历了从“人心思定”到“人心思变”，再到“人心思兴”的过程。30多年前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动荡中摆脱出来的人民，渴望安定的社会环境；此后的改革与转折来势迅猛，在若干历史问题尘埃落定之后，社会面临着思考未来的走向，“思变”成为人心的主动；而当前中国正处于战略机遇期，也是矛盾凸显期，人心“思兴”，党的理想信念已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从而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号召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一个及其复杂的理论创新问题，由于社会在不断进步和发展，其间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分歧、矛盾和斗争，甚至还会犯错误。“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10。历史已经跨入21世纪，我们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分歧和矛盾，必须用科学发展观的态度来对待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特别是执政60多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综合国力的明显增强，人民生活大幅度的改善，以及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华民族正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朝流，近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已是不争的事实。
当我们在看待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时，要辩证地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要抛弃“唯我独马”的教条主义坏传统。“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是对中国当代的认识，都不可能完全一致。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和当代世界特征相结合也不能只有一个方案，一种设计。我们知道客观真理只有一个，真理是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不可能多元，但对改造世界的具体方案可以是多样的，可以由多种方案加以比较，好中择优。不能认为对问题的解决，只有一种方案，唯我正确。对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出现不同认识、观点、方案、主张，要采取民主讨论，百家争鸣的方针。要改变马克思主义内部只能讲一种意见的传统，要么改变形式上的大统一，要么就是大批判的做法，提倡不同观点的自由争鸣。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其后才逐渐被多数人接受，这是真理的发展规律。学说也会有分化，科学在争论中发展。江泽民在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指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各国文明的多样，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多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就长期共存，在竞争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11］。我们对于错误倾向，自然要加以辨别、批判、不可默认，更不能放纵，但要慎重，讲理，以理服人，不可草率、粗暴，不可以权势压人，以多数压人。
马克思曾经深刻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 12］。而理论要做到“彻底”，唯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13］而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只有不断注入新的内涵和时代精神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增强理论的说服力，才能掌握大众的强大力量。还要以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为理论前提，改革开放才会具有无比强盛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李提摩太译，蔡尔康撰文.《大同学》 ，载《 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2］ 梁启超.《进货论革命者领德之学说》、《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5页.
［3］ 柳春.《谁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党的文献》2005年第3期.
［4］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5］ 鲁振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6］ 《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7］ 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50-451页.
［8］［9］ 〖ZK(#〗《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0页；第282-283页.
［10］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0页.
［11］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