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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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回到老家，去看望我姨父。曾经担任机关科长的姨父已退休，在原来的机关大院里做一个看门老头。就在人来人往的值班室里，姨父摆开小方桌，点上煤油炉，自己张罗了几个小菜和我一道喝酒。 这顿饭我一直记忆犹新。三毛錢买来几个青椒，用滚油淋了，加点酱油，做了一道虎皮青椒；两个皮蛋六毛钱，一块白豆腐两毛钱，用麻油拌了就是皮蛋拌豆腐；从桌下的小坛子里捞出几片泡菜切成丝，再把挂在窗台上的老腊肉切下几片，一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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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回到老家，去看望我姨父。曾经担任机关科长的姨父已退休，在原来的机关大院里做一个看门老头。就在人来人往的值班室里，姨父摆开小方桌，点上煤油炉，自己张罗了几个小菜和我一道喝酒。
这顿饭我一直记忆犹新。三毛錢买来几个青椒，用滚油淋了，加点酱油，做了一道虎皮青椒；两个皮蛋六毛钱，一块白豆腐两毛钱，用麻油拌了就是皮蛋拌豆腐；从桌下的小坛子里捞出几片泡菜切成丝，再把挂在窗台上的老腊肉切下几片，一炒，又成了泡菜腊肉；最后炸上几粒花生米，从柜子里拿出一瓶四块钱的“二锅头”，一顿逍遥自在的丰盛晚餐有着落了。
加上酒，这顿饭的成本不过八块钱，但姨父就在那种半醺半醉慢慢咀嚼的过程中享受了一个美好的傍晚。我从喋喋不休，到最后一言不发，仔细吮吸着嘴中的滋味，门外大街上车来车往，这里异常宁静。
姨父的这种生活状态后来在看刘恒小说《贫嘴张大年的幸福生活》时，又重新感动过一回。退休干部姨父和下岗工人张大民在一种平淡生活中获得快乐的源泉在哪里，我后来想明白了，这就是平民精神。
丰盛也许会意味着尊贵，但是朴素不等同于廉价，金圣叹和郑板桥们不惜用文字来记录一碗“开水泡炒米”，并盛赞其为“温贫暖老之物”，其中所包含的，是一种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索取过程中的一种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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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睡得好，早晨起来就神清气爽，这时候，泡一杯“碧螺春”是最适宜的。我总觉得早晨是喝“碧螺春”的最佳时间段，其茶清淡，但清而丰，淡而腴，更主要是色鲜味新，能除一夜宿旧气。我泡“碧螺春”爱用玻璃杯，为了欣赏它的茶色。我曾有一只法国造的玻璃杯，晶莹剔透，造型又峭拔，用它来泡“碧螺春”，像是一次中西文化的最好交流。 泡“碧螺春”时，要在杯内先注上水，再加茶叶，因为它绝嫩，一如二八妙龄，太炽热了会伤了它
我妈极少说自己的事情，我们对她的过去知之甚少。今年4月父亲腿伤，我回去看他，给他买了一部智能触屏手机，里面存了他和我妈年轻时候的照片。我妈翻看照片，忽然对她的过去大谈特谈。其中有一件事让我大为惊讶。我妈在公社当过会计，管理两百多人的大食堂，表现出色，公社要保送她去湘潭上大学，我妈拒绝了，因为要照顾瞎子外婆。 我妈放弃的不仅仅是读书的机会，她放弃的是另一种人生。也许她没想过，她的这个决定同时也影响
带一帮朋友去农村小住，我来主灶，是怕姑娘烧柴熏黑了脸，怕哥们儿太费柴火和工夫，再就是我觉得烧柴灶简直如做游戏，我就是导演。 把肉切成寸方，先放锅里略炒，掐成段的葱、拍得酥烂的姜放上，兑上泉水，炖吧。火不宜太旺，有三四个火苗子舔着锅底就够。一会儿咕嘟声和香味就乱窜。都说香，问啥时好，我故意不看表，说再有三袋烟工夫吧。加上后放的土豆块、茄子块，盛出来后整整一脸盆。有的小姐说，干吗不分装几个盘子？我说
1969年的冬天，我在辽宁抚顺新宾县下夹河公社插队。那时，物资极度缺乏，生活极其困难，能吃上一顿饱饭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了。那年我18岁，“十八岁的小子克朗猪”，正是吃饭的年龄，每天两顿粥，喝下去肚子就像掉底似的，心里最大的愿望是能吃上一顿饱饭。实际上这个愿望每年只能在杀年猪的时候才能实现，平常真的见不到油水。 一天下午2点多，距离青年点开饭还有两个小时，我肚子咕咕直叫，饿得实在扛不住了，就到老房
知青返城走后，农场各个岗位人手奇缺。由于人才匮乏，领导对留下来的知青特别重用。1981年，我被调到十三连任支部书记；1984年年底，又被调到海洋分场任党委副书记。 1988年我在海洋工作期间，接待上级下派的整党检查组时，巧遇一位和我一样没有返城的上海知青。据他透露，上海有政策，可以接受离婚生活困难的知青回沪。他说：“我已经在办了，马上能批下来。”我问他回沪理由，他说：“就说一个人带一个孩子生活困
我一直相信，中国人发明的蒸，是一切烹饪手段中境界至高的一种。 如果没有蒸，许多食物是难以想象的。换言之，这些食物简直就是为了蒸而发明的。馒头、包子之类自不消说，像云腿和金华火腿、大闸蟹以及大部分的鱼，独孤一蒸之外，基本上别无选择。粤菜的厨艺，相当程度就体现在蒸。而清蒸，则是给予一条好鱼的最高礼遇。清蒸能够在不添加任何食味（姜丝、葱段等辟腥之物除外）的情况下，仅仅凭借鱼本身被蒸发出来的鲜味对同一条
我出生在鲁西北一个小乡村，那个村子离县城百里之遥，而且地处三县交界，偏远闭塞，经济贫困，我家也不例外。祖母心灵手巧，有一次炒了一盘茄子，在刚刚把菜放到桌上的时候，就眼疾手快地从盘中夹起一块酱色的东西塞到她宝贝孙子的嘴里。我一嚼，觉得筋道有味，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已然下肚，急忙问是何物，祖母说是肉。话音一落，我的几个姐姐举筷齐发，急急去盘中找寻。三姐有幸夹到一块，放入口中一嚼，很快就直言，根本不是肉
八岁那年的冬天，我的哮喘病发作。看着我喘得满脸通红接不上气来，父亲急得搔头抓耳，生怕我活不过腊月三十。 一个过路的老先生告诉了父亲一个秘方：把一枚鸡蛋放到蟾蜍的嘴里，埋在燃烧的草木灰里烧，等鸡蛋烧熟了再吃。 “那鸡蛋熟得了吗？”憨厚的父亲睁大了眼睛发问。“怎么熟不了？就是要利用热气使蟾蜍嘴里的唾沫冒出了，然后鸡蛋就熟了！”老先生信誓旦旦地补充，“这法子挺灵验的，治好了很多这样的病。但是有一条，
1974年1月1日上午，毛澤东的秘书张玉凤给我打来电话说，主席要看《太平广记》和笑话方面的书，并且要线装大字本的。 我从毛主席书库找出《笑府》《笑典》等四种九册笑话书即刻送去。他老人家第二天告诉我们：“不理想，再找一找。” 我跑到北京图书馆，又到中央办公厅图书馆和毛泽东自己的存书中，线装、平装的笑话书一下子又找出许多，数一数，一共是14种21册。他老人家不久全都看完了。这一次没说“不理想”，说
1966年冬天，张玉远的母亲病了，好多天没有吃东西，家里没有一点粮食。母亲用微弱的声音说：“玉远，没有钱，不要给娘看病了。”停了一会儿，母亲又说：“娘想吃———面———条，想吃———面条。” 张玉远说：“好，我给您做面条吃。” 娘问：“有白面吗？” “家里没有白面，我出去先借白面，借不来，再到东花园粮库买白面。” 母亲不说话了，她已经没有力气了。 张玉远想给母亲借点白面，但是跟谁家去借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