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科学家，严济慈深知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和国家富强的重大意义。作为20世纪20年代出国学习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也亲身体验了“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这一真理。早在30年代，他就写下了誓言：“曾经发现指南针、火药、造纸与印刷术的中华民族，不久当能异军崛起，独树一帜，在各种科学上，占据它应有的地位。青年朋友们，大家起来努力建设中国的科学。”抗日战争爆发时，前后已在法国学习、工作6年，当时正在巴黎参加国际会议的他，毅然回国抗日。1944年赴美前夕，他坚决反对在出国手续书上盖手印，表现了高尚的爱国气节。
　　在80高龄时，严济慈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在《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入党》的文章，其中写道：“解放以前，我曾怀有科学救国的志愿。从事科学研究是人的最崇高的事业，因此我不问政治，整天埋头科学，但是旧社会的现实使我不能实现自己的志愿。解放以后，由于社会性质的变化，在党的领导下，科研工作很快地开展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工作的实践，生活的比较使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实现四个现代化离不开科学，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又离不开党的领导。在长期的斗争磨炼、比较中，我逐步加深了对党的认识，因而产生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
　　严济慈字“慕光”，他一生追求真理和光明，80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知道，“科学之光”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大放光芒。中科
　　1927年8月，在一艘邮船上，留法归国的画家徐悲鸿向一个青年同胞大步走过去，热情地说：“您好，严济慈博士，我在《晨报》上看到过您的照片和大名，我叫徐悲鸿。”两人虽是初遇，却一见如故。途中，徐悲鸿为严济慈画了一张肖像素描，并题写了一行法文小字：“致我的朋友严济慈——科学之光，徐悲鸿”。这行题字既寓含着严济慈研究的光学以及他的字号慕光，又表达了徐悲鸿希望严济慈能成为祖国的“科学之光”，去照亮当时黑暗中国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