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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1839年—1915年)，湖北宜都市陆城镇人，字惺吾，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晚清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版本目录学家、金石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重要的书学理论和书法艺术家、近代大藏书家。他是公认的“开舆地学之新纪元”的泰斗，与清朝王念孙、段玉裁的小学，李善兰的算学，被誉为清代三绝学。杨守敬篆、隶、真、行、草诸体俱善，有《评碑记》《评帖记》《楷法溯源》《学书迩言》等书论传世，至今仍为学书指南。
杨守敬生于商人家庭，其祖、父开设多家店铺。4岁丧父，以后由祖父抚养。6岁由母亲黎氏教以读书识字，8岁开始随一覃姓老师读书，至11岁因生计而辍读，回家当学徒，但仍不废学业，白天站柜台，晚间在灯下苦读，常至鸡鸣才就寝。14岁随朱凤池老师读书，一年后因经济困难再次辍学，18岁时参加府试，他因是一位文章灿烂而写字潦草的学生，故而榜上无名。他的同学告诉他，你的文章再好但字迹潦草，是不得中榜的，因为主考老师是一位小楷大家。于是从18岁起发愤练字，19岁师从朱槐卿，当年考取秀才。杨守敬勤奋练字，一生不辍，经历了摹《碑》、临《帖》、学《书》三个阶段。
杨守敬的启蒙老师朱景云(?—1891年)，字槐卿，湖北江陵人，弱冠即有书名，尝以笔润自立，维持生计。杨守敬早年就读于朱先生馆，6年如一日，临契帖，习正书，尝以苦楝纸、古墓砖练字。朱先生精力绝人，平旦据讲坛，终日无倦容，每至夜漏三四下而不休，鸡鸣时才就寝。朱先生的敬业精神深深打动了杨守敬。
1858年杨守敬20岁。因避太平天国战事，一时长江下游一带学者名人纷纷逃难，避居宜都。杨守敬遇到有生以来两件事，使他涉足历史地理：一是听国朝诸儒论古，二是余杭郑兰借居杨氏屋中。杨氏在郑兰晒书时见到一部《六严舆地图》，即借去影绘了两部，受到郑兰赞赏。这是杨守敬涉足地理学之始。至24岁，自己设馆教书，同年考取举人。
此后杨氏7次赴京参加会试，尽管杨守敬在科场连续失利，但他利用赴京参加会试和做教习的机会结识了不少名流学者，如潘存、邓承修、何如璋、李慈铭、龚橙(龚自珍子、段玉裁外孙)、袁昶、谭献廷等。他在自撰《年谱》中回忆自己第一次进京会试时说：“正月入都，由一山(遂溪陈乔森)得见文昌潘孺初(存)先生、归善邓铁香(承修)同年。孺初精诣卓识，罕有伦匹，铁香卓荦不群，皆一代伟人。守敬得闻绪论，智识日开。”陈乔森、潘存、邓承修三人与杨守敬从此成为终生好友。
潘存(1818年—1893年)字仲模，别字存之，号孺初，海南文昌人。咸丰元年(1851年)中举人，官至户部主事。宫秩清闲，博览群书，学识深广。治学于宋学、汉学两道，习字于帖学、碑学之间。优于见识，兼容并蓄，避陋取优。对于好学之士，虽为晚辈也尽心相待。辞官以后，任琼州书院掌教，人品学问极受乡人尊敬，为当时硕儒。
邓承修(1841年—1892年)，宇铁香，号伯讷，惠阳县淡水人。历任刑部郎中、浙江道、江南道、云南道监察御史、鸿胪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生平工诗，尤善书法，行书、楷书皆擅。书法瘦硬，有“铁画银钩”之誉。
陈乔森(1835年—1905年)晚清书画家。原名桂林，字一山。原籍遂溪县，同治初年始迁居雷州府城。天资聪颖，有“雷州才子”之誉。1861年中举人，任户部主事，官至中宪大夫。能书擅画，山水仿道济，颇有粗头乱服、苍莽自喜之致。尤善作芦蟹。
杨守敬前后在京师呆了16年，“同入京师，得交当世贤豪，故于学稍知门径”。留居京师，他在教学之余，每天到琉璃厂、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常常流连忘返，归时街上寂无一人。经过历年辛苦搜寻，他收藏的汉魏六朝的金石文字已基本齐备，后来携到日本的万余件金石拓片，为他在日本用以搜寻换购书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搜购金石拓片时所培养的鉴赏力、搜寻方法的训练也对他日后的访书有重要的帮助。
杨守敬为了继承和发扬书法的优秀传统，不惜代价广采博搜各种碑帖和法帖。在碑帖的推广和鉴赏方面，他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在搜集、考证金石之余，开始着眼于书法和书法批评，并于29、30岁时，撰成《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激素飞清阁评帖记》。在这两部书中，他立足于阮元、包世臣所建立的体系，又纠正了他们的偏颇之辞。具体地就碑帖进行逐件评述，并常联系不同时代的碑帖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其用笔、结体、风格继承及演变轨迹。在评论方式上总是力求从具体情况出发，做到该论的有论，该评的有评，或论评结合，从不拘泥于一个模式。“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刍灵耳。见刍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古不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可必得耶?故集帖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评帖记》序言)。他形象地比喻碑碣为遗骸，集帖为影响(影子和声音)，二者若精则为子孙，不精则为刍灵(茅草扎成的古代殉葬用品)。所以，研习书法最理想的还是真迹，其次是精准的碑帖。想从剥蚀严重的碑刻中探求毫芒精微的笔法，哪能得到呢?所以，碑碣也好、集帖也好，各有长处与不足。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从精神上去领悟，才有所得。真可谓精鉴卓识，不同凡响，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书学思想。
在对待书法传统的态度上，他不附时论，而是根据对所见碑帖难以南北分派的事实及碑帖之迹各有特点的分析，指出了两种不同书学思想的片面性：“阮文达谓唐以前分南北二派，划然不相谋。余谓如此等南朝诚罕见，若《郑道昭》等之疏宕奇伟与《瘗鹤铭》相似，《根法师》等之姿态艳丽与《萧儋碑》相似，即献之《恒山铭》数字(见《绛帖》)亦与诸碑不甚远。至于各有面目，则古今皆然，不独南北朝也。”(《评碑记》卷二)杨守敬不赞成“南帖北碑”之论。经过摹《碑》比较，他发现书法并无因南北地理位置而产生的差异。《瘗鹤铭》是江苏镇江焦山公元514年所刻之碑，《郑道昭》是山东掖县公元511年所刻之碑。南北地理不同，但笔意相似。在帖学与碑学的兴衰更迭中，客观地对待碑帖之争，既不全面接受，也不全盘否定，联系各个时代碑帖用笔、结体、风格、继承、演变来作评述。
杨守敬于40岁时集字成《楷法溯源》字典。他42岁到日本时，带着收藏的l0000多部碑帖拓本。后来为了换回流落到日本而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籍，不得不将许多碑帖拓本卖掉。他却用日本的缩影照相术设备，翻拍辑成我国第一部照相制版的碑刻图集《寰宇贞石图》，开一代新风。这些重要的碑帖拓本，使日本爱好书法的人士眼界大开，因而被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因为他对日本书坛的影响，才有水野元直的渡海专程来拜访求教，并促使杨守敬完成这部《学书迩言》。 《学书迩言》是杨氏晚年一部集毕生书学知识与研究成果之结晶的书学著作。该书是为其日本弟子写的一本关于学习书法的讲义稿。其内容分为绪论、评碑、评帖、评书、题跋五部分。虽然篇幅不大，看起来也很简略，但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细细品味，中肯妙论，令人爱不释手。它重资料、重品汇、重微言大意而不重系统，所以读来情真意切，没有装腔作势，亦无条条框框。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梁山舟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并对此三要作了明确解释。在充分肯定前人论书的三大要素的基础上，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应该肯定，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这一见解无疑触及了书法艺术的本质，也道出了书法家与书匠的区别之所在。杨氏是在手头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仅凭记忆写成此书，实属不易。诚如他自己所言，是经历了“五十年辛苦搜集，日日磋摹，自然早已深印脑海之中”。
杨守敬，不是简单地研究古人的书法艺术，出于泥古，而是在弘扬书学艺术美学的前提下进行变革创新。杨守敬以其精湛的书学功底，执着的追求，用独特的眼光来审视历代书学成就，不被名人的书名所局限。这一点对于处在旧时代的文人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亦是很有勇气的。杨氏认为：“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一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于门外汉也。”(《楷法溯源》)杨守敬的书法创新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为书法意境、格调创新，还体现在书法线条、结体和章法的创新。他的书法是融北碑南帖于一炉，既有碑碣的苍劲，又有法帖的秀逸。以颜字立首，得麻姑之沉劲；兼得欧米风采，于端严雅正中求变化，秀颖超举，雄秀兼得。
见识广博是杨守敬书法风格形成的坚实基础。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即是如此。
碑帖并尊是杨守敬书法的超人之处。其书法兼容汉唐书风，还有分隶行楷之长，并力破传统的门户主奴之见，集奇碑异帖，惟美是尚。促成了他的书法有异人之趣的笔意，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杨守敬的书法》)。
杨守敬多用侧锋。他对众人一致公认的“藏锋说”进行了批驳，他说：“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外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是甚辩，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诸法之妙乎?”这则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对先贤“笔笔中锋”“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更可贵的是杨守敬不作凭空臆造，不作无稽之谈，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并使之光大。不将用笔之法绝对化，颇得用笔之妙。其苍劲古拙，入木三分，点画跳越，奇逸飞动，自成一派。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书法高古、深远、质朴、秀逸的一面。
湖北省博物馆保存有大量的杨守敬书法、手稿、信札。杨氏书法以楷、行、隶、篆、草诸体见长，并以行书最具特色。学书出于潘存门下，初学欧阳询，继摹汉魏六朝碑版，并上溯钟鼎金石文字，广泛吸取前人书法精华，融北碑南帖为一炉。楷书根于欧阳询，因而功底十分札实。其字方圆并用，寓变于常，流动而出之以沉着，于拙朴中见其秀逸，道劲浑厚，相得益彰。其行书又充分吸收了苏东坡、黄山谷的长处。苏东坡的用笔丰腴跌宕，结构展拓舒放，对杨守敬的影响很大。行书质朴古谈，老辣苍劲，毫无雕凿之痕迹。隶书凝重而神逸，结体上颇具新意，楷隶、魏碑等多种风格均揉合于其中，字里行间，结体严整，章法秀逸，于法度中见创新，创新之中显法度。
在中国书学发展史上，能称得上继往开来、独拔艺林者当数杨守敬。他并未自期为书法家，故而不特别力求体势上的创新，只是率性地书写，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一时名人莫不推重”。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杨守敬去世后，留在家中的书信、书法墨迹、手稿等由孙子杨先梅先生于196S年无私地捐赠给湖北省文史馆，文史馆又转交给国家收藏机构。这些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书迹及手稿、信札，均得力于杨氏子孙杨先梅先生的无偿捐赠，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杨守敬生于商人家庭，其祖、父开设多家店铺。4岁丧父，以后由祖父抚养。6岁由母亲黎氏教以读书识字，8岁开始随一覃姓老师读书，至11岁因生计而辍读，回家当学徒，但仍不废学业，白天站柜台，晚间在灯下苦读，常至鸡鸣才就寝。14岁随朱凤池老师读书，一年后因经济困难再次辍学，18岁时参加府试，他因是一位文章灿烂而写字潦草的学生，故而榜上无名。他的同学告诉他，你的文章再好但字迹潦草，是不得中榜的，因为主考老师是一位小楷大家。于是从18岁起发愤练字，19岁师从朱槐卿，当年考取秀才。杨守敬勤奋练字，一生不辍，经历了摹《碑》、临《帖》、学《书》三个阶段。
杨守敬的启蒙老师朱景云(?—1891年)，字槐卿，湖北江陵人，弱冠即有书名，尝以笔润自立，维持生计。杨守敬早年就读于朱先生馆，6年如一日，临契帖，习正书，尝以苦楝纸、古墓砖练字。朱先生精力绝人，平旦据讲坛，终日无倦容，每至夜漏三四下而不休，鸡鸣时才就寝。朱先生的敬业精神深深打动了杨守敬。
1858年杨守敬20岁。因避太平天国战事，一时长江下游一带学者名人纷纷逃难，避居宜都。杨守敬遇到有生以来两件事，使他涉足历史地理：一是听国朝诸儒论古，二是余杭郑兰借居杨氏屋中。杨氏在郑兰晒书时见到一部《六严舆地图》，即借去影绘了两部，受到郑兰赞赏。这是杨守敬涉足地理学之始。至24岁，自己设馆教书，同年考取举人。
此后杨氏7次赴京参加会试，尽管杨守敬在科场连续失利，但他利用赴京参加会试和做教习的机会结识了不少名流学者，如潘存、邓承修、何如璋、李慈铭、龚橙(龚自珍子、段玉裁外孙)、袁昶、谭献廷等。他在自撰《年谱》中回忆自己第一次进京会试时说：“正月入都，由一山(遂溪陈乔森)得见文昌潘孺初(存)先生、归善邓铁香(承修)同年。孺初精诣卓识，罕有伦匹，铁香卓荦不群，皆一代伟人。守敬得闻绪论，智识日开。”陈乔森、潘存、邓承修三人与杨守敬从此成为终生好友。
潘存(1818年—1893年)字仲模，别字存之，号孺初，海南文昌人。咸丰元年(1851年)中举人，官至户部主事。宫秩清闲，博览群书，学识深广。治学于宋学、汉学两道，习字于帖学、碑学之间。优于见识，兼容并蓄，避陋取优。对于好学之士，虽为晚辈也尽心相待。辞官以后，任琼州书院掌教，人品学问极受乡人尊敬，为当时硕儒。
邓承修(1841年—1892年)，宇铁香，号伯讷，惠阳县淡水人。历任刑部郎中、浙江道、江南道、云南道监察御史、鸿胪寺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他生平工诗，尤善书法，行书、楷书皆擅。书法瘦硬，有“铁画银钩”之誉。
陈乔森(1835年—1905年)晚清书画家。原名桂林，字一山。原籍遂溪县，同治初年始迁居雷州府城。天资聪颖，有“雷州才子”之誉。1861年中举人，任户部主事，官至中宪大夫。能书擅画，山水仿道济，颇有粗头乱服、苍莽自喜之致。尤善作芦蟹。
杨守敬前后在京师呆了16年，“同入京师，得交当世贤豪，故于学稍知门径”。留居京师，他在教学之余，每天到琉璃厂、法帖店物色碑版文字，常常流连忘返，归时街上寂无一人。经过历年辛苦搜寻，他收藏的汉魏六朝的金石文字已基本齐备，后来携到日本的万余件金石拓片，为他在日本用以搜寻换购书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搜购金石拓片时所培养的鉴赏力、搜寻方法的训练也对他日后的访书有重要的帮助。
杨守敬为了继承和发扬书法的优秀传统，不惜代价广采博搜各种碑帖和法帖。在碑帖的推广和鉴赏方面，他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在搜集、考证金石之余，开始着眼于书法和书法批评，并于29、30岁时，撰成《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激素飞清阁评帖记》。在这两部书中，他立足于阮元、包世臣所建立的体系，又纠正了他们的偏颇之辞。具体地就碑帖进行逐件评述，并常联系不同时代的碑帖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其用笔、结体、风格继承及演变轨迹。在评论方式上总是力求从具体情况出发，做到该论的有论，该评的有评，或论评结合，从不拘泥于一个模式。“夫碑碣者，古人之遗骸也。集帖者，影响也，精则为子孙，不精则刍灵耳。见刍灵不如见遗骸，见遗骸不如见子孙。去古不远，求毫芒于剥蚀之余，其可必得耶?故集帖与碑碣，合之两美，离之两伤”(《评帖记》序言)。他形象地比喻碑碣为遗骸，集帖为影响(影子和声音)，二者若精则为子孙，不精则为刍灵(茅草扎成的古代殉葬用品)。所以，研习书法最理想的还是真迹，其次是精准的碑帖。想从剥蚀严重的碑刻中探求毫芒精微的笔法，哪能得到呢?所以，碑碣也好、集帖也好，各有长处与不足。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从精神上去领悟，才有所得。真可谓精鉴卓识，不同凡响，这在当时来说确实是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书学思想。
在对待书法传统的态度上，他不附时论，而是根据对所见碑帖难以南北分派的事实及碑帖之迹各有特点的分析，指出了两种不同书学思想的片面性：“阮文达谓唐以前分南北二派，划然不相谋。余谓如此等南朝诚罕见，若《郑道昭》等之疏宕奇伟与《瘗鹤铭》相似，《根法师》等之姿态艳丽与《萧儋碑》相似，即献之《恒山铭》数字(见《绛帖》)亦与诸碑不甚远。至于各有面目，则古今皆然，不独南北朝也。”(《评碑记》卷二)杨守敬不赞成“南帖北碑”之论。经过摹《碑》比较，他发现书法并无因南北地理位置而产生的差异。《瘗鹤铭》是江苏镇江焦山公元514年所刻之碑，《郑道昭》是山东掖县公元511年所刻之碑。南北地理不同，但笔意相似。在帖学与碑学的兴衰更迭中，客观地对待碑帖之争，既不全面接受，也不全盘否定，联系各个时代碑帖用笔、结体、风格、继承、演变来作评述。
杨守敬于40岁时集字成《楷法溯源》字典。他42岁到日本时，带着收藏的l0000多部碑帖拓本。后来为了换回流落到日本而在中国已失传的古籍，不得不将许多碑帖拓本卖掉。他却用日本的缩影照相术设备，翻拍辑成我国第一部照相制版的碑刻图集《寰宇贞石图》，开一代新风。这些重要的碑帖拓本，使日本爱好书法的人士眼界大开，因而被誉为“近代日本书道之祖”。因为他对日本书坛的影响，才有水野元直的渡海专程来拜访求教，并促使杨守敬完成这部《学书迩言》。 《学书迩言》是杨氏晚年一部集毕生书学知识与研究成果之结晶的书学著作。该书是为其日本弟子写的一本关于学习书法的讲义稿。其内容分为绪论、评碑、评帖、评书、题跋五部分。虽然篇幅不大，看起来也很简略，但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细细品味，中肯妙论，令人爱不释手。它重资料、重品汇、重微言大意而不重系统，所以读来情真意切，没有装腔作势，亦无条条框框。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梁山舟谓学书有三要：天分第一，多见次之，多写又次之，此定论也。”并对此三要作了明确解释。在充分肯定前人论书的三大要素的基础上，又增以二要。即“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二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应该肯定，这是其数十年对书法、对人生的感悟。这一见解无疑触及了书法艺术的本质，也道出了书法家与书匠的区别之所在。杨氏是在手头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仅凭记忆写成此书，实属不易。诚如他自己所言，是经历了“五十年辛苦搜集，日日磋摹，自然早已深印脑海之中”。
杨守敬，不是简单地研究古人的书法艺术，出于泥古，而是在弘扬书学艺术美学的前提下进行变革创新。杨守敬以其精湛的书学功底，执着的追求，用独特的眼光来审视历代书学成就，不被名人的书名所局限。这一点对于处在旧时代的文人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即使在今天，亦是很有勇气的。杨氏认为：“北朝、唐碑各有体格，一碑又有一碑之体格，有必不容出入者，可以兼擅诸家之长，若使一字北朝，一字唐碑，岂复成章法，此书之作欲使学者通书法之变”“笔笔求肖，字字求合，终于门外汉也。”(《楷法溯源》)杨守敬的书法创新是全方位的，不仅体现为书法意境、格调创新，还体现在书法线条、结体和章法的创新。他的书法是融北碑南帖于一炉，既有碑碣的苍劲，又有法帖的秀逸。以颜字立首，得麻姑之沉劲；兼得欧米风采，于端严雅正中求变化，秀颖超举，雄秀兼得。
见识广博是杨守敬书法风格形成的坚实基础。作为书家，只有学富，才能眼高，只有眼高，才能手高。杨守敬即是如此。
碑帖并尊是杨守敬书法的超人之处。其书法兼容汉唐书风，还有分隶行楷之长，并力破传统的门户主奴之见，集奇碑异帖，惟美是尚。促成了他的书法有异人之趣的笔意，其传世书法形神兼备，光彩照人。“既有金石碑碣的苍劲，如刀劈斧削；又有法帖的秀逸，颇有英姿而无媚骨”(陈上岷《杨守敬的书法》)。
杨守敬多用侧锋。他对众人一致公认的“藏锋说”进行了批驳，他说：“大抵六朝书法，皆以侧锋取势。所谓藏锋者，并外锋在画中之谓，盖即如锥画沙、如印印泥、折钗股、屋漏痕之谓。后人求藏锋之说而不得，便创为中锋以当之。其说亦是甚辩，而学其法者，书必不佳。且不说他人，试观二王，有一笔不侧锋乎?惟侧锋而后有开阖、有阴阳、有向背、有转折、有轻重、有起收、有停顿，古人所贵能用笔者以此。若锋在画中，是信笔而为之，毫必无力，安能力透纸背?且亦安能诸法之妙乎?”这则见解令人耳目一新，对先贤“笔笔中锋”“用笔千古不易”的观点是一个重大的冲击。更可贵的是杨守敬不作凭空臆造，不作无稽之谈，而是身体力行去实践自己的理论，并使之光大。不将用笔之法绝对化，颇得用笔之妙。其苍劲古拙，入木三分，点画跳越，奇逸飞动，自成一派。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其书法高古、深远、质朴、秀逸的一面。
湖北省博物馆保存有大量的杨守敬书法、手稿、信札。杨氏书法以楷、行、隶、篆、草诸体见长，并以行书最具特色。学书出于潘存门下，初学欧阳询，继摹汉魏六朝碑版，并上溯钟鼎金石文字，广泛吸取前人书法精华，融北碑南帖为一炉。楷书根于欧阳询，因而功底十分札实。其字方圆并用，寓变于常，流动而出之以沉着，于拙朴中见其秀逸，道劲浑厚，相得益彰。其行书又充分吸收了苏东坡、黄山谷的长处。苏东坡的用笔丰腴跌宕，结构展拓舒放，对杨守敬的影响很大。行书质朴古谈，老辣苍劲，毫无雕凿之痕迹。隶书凝重而神逸，结体上颇具新意，楷隶、魏碑等多种风格均揉合于其中，字里行间，结体严整，章法秀逸，于法度中见创新，创新之中显法度。
在中国书学发展史上，能称得上继往开来、独拔艺林者当数杨守敬。他并未自期为书法家，故而不特别力求体势上的创新，只是率性地书写，其门人熊会贞称杨守敬“传世书法古茂，直逼汉魏，盖世无双，一时名人莫不推重”。虽有些过誉，但仍可窥见一斑。其《年谱》中“求书者接踵于门，目不暇接继之以夜”的记录，可知其书法在当时的影响。杨守敬去世后，留在家中的书信、书法墨迹、手稿等由孙子杨先梅先生于196S年无私地捐赠给湖北省文史馆，文史馆又转交给国家收藏机构。这些我们今天能看到的书迹及手稿、信札，均得力于杨氏子孙杨先梅先生的无偿捐赠，才能完好地保存下来，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