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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莫高窟北区新近发现两件景教遗物，表明宋、西夏、元代的敦煌有景教徒存在。而早年藏经洞发现的公元9—11世纪的7件景教文献、画幡，无疑是当时敦煌有景教信仰的证据。
关键词：莫高窟北区；铜十字架；圣经；藏经洞景教文献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051-08
Nestorian Relics Newly Discovered at Dunhuang—Also
on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Banners Unearthed
from the Library Cave
Peng Jinzhang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Two Nestorian relics newly discovered from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Mogao Grottoes indicate the presence of the Nestorians at Dunhuang in the Song， Western Xia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he seven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banners previously unearthed from the Library Cave are undoubtedly evidence of the Nestorian belief at Dunhuang.
Keywords：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Mogao Grottoes； Bronze crucifix； Bible； Nestorian documents from the Library Cave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景教作为唐代三夷教之一，早在唐贞观年间就传入中国。由于唐朝宽松的宗教政策，故使该教在初唐、盛唐有了很大发展。但好景不长，后受唐武宗“会昌法案”殃及而一蹶不振。此后，唐末、五代至北宋，基督教的异端——景教在中国内地已经绝迹，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如新疆伊犁、吐鲁番、内蒙古百灵庙等地仍有景教信仰者[1]，敦煌“地接西域”，同属边陲，故有景教信徒也就成为不难理解之事。到了元代，由于统治者对景教的支持，使该教的传播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敦煌也不例外。近年莫高窟北区发现的铜十字架和叙利亚文《圣经》，是宋、西夏、元代的敦煌存在景教的最新证据。
现仅就近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景教遗物以及1900年藏经洞发现的景教文献、画幡，探讨景教在敦煌的存在。
一 基督教遗物的新发现
敦煌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始于1988年，终于1995年。在长达数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大批珍贵文物，其中新发现了两件属于基督教的遗物，一件是铜十字架，另一件是叙利亚文《圣经》。拟分别论述如下。
（一）铜十字架的发现及其特征
1988年11月16日，在莫高窟北区B105窟发现一件铜十字架，系用青铜铸造而成，背面中部有两个铸造时留下的乳状突。该十字架的特征是：横竖交叉的十字，高、宽各6.6厘米，上下左右四等臂的十字位于圆环中央，并交叉于方形之内。十字的四端稍宽，略呈弧状，沿十字四端向十字的交叉处渐细。十字的各端均伸出圆环之外1.3—1.5厘米。十字各端彼此之间各有一鸟头，共计4个，其中3个保存完整，一个稍残。从交叉的十字、环绕十字的圆环、十字中心的方形以及圆环外的鸟头上现存的凹槽分析，十字架原有镶嵌物，可惜现已无存[2]（图版1）。从十字架的大小以及形制分析，我们认为该十字架可能是属于佩戴的徽章。而这一推测，学者认为可以成立[3]。有关史料表明，元代有以十字佩于胸前者[4]。B105窟为一瘗埋死者的瘗窟，其葬式为二次葬。该窟除了出土铜十字架外，还出土了纪年遗物唐开元通宝和宋嘉祐通宝、宋治平元宝、宋祥符通宝、宋绍圣元宝等铜币[2]。这些出土遗物无疑是作为死者的随葬品而埋葬的。依据考古断代方法，以该窟所出土遗物中时代最晚者确定为该窟窟内被瘗埋死者瘗埋的时代。据此推测死者瘗埋于该窟的时间是在宋代。也就是说，B105窟的使用下限为宋代。从该窟出土的四种宋代铜币看，以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铸造的绍圣元宝时代最晚，而此时的敦煌已经处于西夏统治之下，因而确切地说，B105窟使用下限为西夏初期。故作为死者随葬品的铜十字架的时代亦应属于西夏或西夏以前。
众所周知，“十字架乃基督教文化极为重要的标志”[5]，“是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象征符号”[6]。视其具有“基督”、“拯救”、“赎罪”、“信仰”等象征意义。“十字架是基督教徒的一种标志，凡入教者均奉十字为其记号。”[1]202据此可知，莫高窟北区发现的铜十字架属于基督教遗物当无疑。
据学者研究，作为象征符号或装饰用的十形纹饰，有若干种不同的类型，在与其他纹饰结合之后，品种多达385种[7]。其中300余种与当今世界基督教十字架造型有关，形状有正方形、纵长方形、叉形等等[8]。其中正方形十字架“乃是长度相等的四臂作直角交叉者”，多用于希腊教会，故西方学者通常称之为“希腊十形”，或称之为“等臂十形”。纵长方形十字架“也是四臂作直角交叉，它与‘希腊十形’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其下臂的长度大于其他三臂”，因多用于拉丁教会，故“又称为拉丁十形”[9]。与基督教有关的十字形纹饰除“希腊十形”、“拉丁十形”、“叉形”之外，还有“马耳他十形”、“圣安德烈十形”、“环柄十形”、“T式十形”、“基督花押”等，其中“马耳他十形”（MaIese Cross）纹饰“自中世纪以来，也被人们广泛地认为源于基督教。这类十形之状貌，大致相当于四个各自向内的三角形箭头”[9]102。既然基督教十字架种类如此之多，敦煌莫高窟北区B105窟所出铜十字架又属于哪种类型？我们也来试分析如下。 从B105窟所出土之铜十字架横竖作直角交叉的十字上下左右四等臂来看，肯定不属于下臂长于其他三臂的“拉丁十形”，似应属于“希腊十形”。而从B105窟所出土铜十字架之十字四端略粗，十字交叉处渐细分析，又似具有“马耳他十形”特征。其形制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上被称为“典型的马耳他十字架（MaItese Cross），即东方叙利亚教会十字架”[10]近似。故推测敦煌莫高窟北区B105窟所出铜十字架似应属于“马耳他十字架”类型（按：笔者曾经认为B105窟所出土之十字架属于“希腊十形”，现在看来欠妥）。
有关资料还显示，在中亚塔什干出土的基督教硬币以及阿拉伯卡乌尔景教教堂出土的残构件亦有马耳他十字架[11]。在我国，除了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图1以及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1}有马耳他十字架外，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所示节杖{2}，以及在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骑士手中节杖上{3}，也发现了马耳他十字架。这些发现马耳他十字架的遗址、遗迹和遗物都无例外地均属于景教遗存。据此我们推断，莫高窟北区B105窟出土的铜十字架也属于基督教异端——景教遗物。
经仔细观察不难发现，B105窟所出土铜十字架又与前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所示节杖以及在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骑士手中节杖上的十字架存在明显差别。比如，B105窟铜十字架的十字位于圆环中央，交叉于方形之内，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所示节杖以及在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骑士手中节杖上的十字架则没有圆环和方形。经学者研究得知，阿拉伯卡乌尔景教教堂出土的残构件的时代为公元6—7世纪，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唐建中二年（781）所建，其时代属于8世纪末，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的初建时代为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其时代为9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的时代为9—10世纪，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的时代为9—10世纪，而B105窟铜十字架的时代为11世纪或以前。由此看来，它们之间形制上所存在的差别应与它们各自的时代早晚有关。
值得提出的是，B105窟出土的铜十字架除了有圆环、方形之外还有四个鸟头。这也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所示节杖以及在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骑士手中节杖上所无的。十字架上出现圆环，据说象征永生，象征天空、大地。至于鸟头，“在大多数情况下，鸟类象征着神圣、吉祥、光明、正义等，有时作为为高级神祇的象征”[9]127。“鸟在基督教《圣经》中，是上帝的创造物”，是“上帝创造生命和赐福的象征”[3]340。
莫高窟北区B105窟铜十字架上出现的圆环、方形及鸟头，虽在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以及敦煌景教画幡、高昌景教壁画上所无，却出现在元代的部分景教遗物上。20世纪20年代，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出土了大批青铜十字架。这些十字架有的有鸟头，还有的有近似圆形或方形的纹饰。其中有的鸟头、圆形纹饰与莫高窟北区B105窟铜十字架上出现的圆环、鸟头形制上近似。对此，姜伯勤先生指出：“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十字架徽章上的4个鸟头形象，使我们联想到1929年济南邮务长聂克逊（I.A.Nixon）在包头一带搜集的一大批青铜十字架，这些古物出自鄂尔多斯沙漠。当年出版的《汇印聂克逊先生所藏青铜十字图》中第585图有4个鸟头，中间为一十字。”[3]339 “发现的地点和时间（12—15世纪）显示，它们是基督教的。”[12]姜先生独具慧眼，精辟指出：“在鄂尔多斯所出元代等时期青铜十字章的研究中，一直流行的看法是，认为这是与唐宋景教遗物不一定有联系的另一些景教遗物，在敦煌，我们似乎找到了其中缺失的一环，是鄂尔多斯十字架的铜章的前行形态。”[3]348此外，在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胡尔索卜尔嘎古城东北约一百米处蒙元时期墓地发现的“墓顶石的头部上、左、右、前面均刻有十字架，十字架外围以圆圈，十字架四个象限中又饰以圆饼形”[13]。20世纪80年代，在赤峰发现一叙利亚文—回鹘文景教墓砖，该砖中上部有一大型十字架，“十字架中心交叉位置绘有圆环”，经学者考证，该墓砖的时代为元代（1229—1241—1253年）{4}。这些发现，进一步证明姜伯勤先生论断正确。
由于莫高窟北区B105窟所出铜十架为宋、西夏时期，证明西夏统治瓜沙二州及其以前，景教在敦煌仍有信仰者。“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也透露出西夏地区有景聂斯脱里派的信徒。”[14]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宋、西夏时期的景教铜十架，证明西夏时期其境内确有景教存在，尤其是敦煌，而对于这一点过去是不清楚的。有关资料显示，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曾发现过9—10世纪景教叙利亚-突厥语写本{1}，“证明黑城在五代、宋时期处于西夏统治下也存在景教徒”[11]196。
总之，莫高窟北区铜十架的发现，证明西夏时期基督教异端——景教在敦煌的存在。据此推测，在西夏故地今后还可能有景教遗物出土。
（二）叙利亚文《圣经》的发现及其研究
1989年9月6日，在莫高窟北区B53窟发现一件外国文字的文献，编号B53：14。为白麻纸，略泛黄，纤维交织较匀，纸较厚，质较硬，折页装[2]194。经北京大学教授段晴博士研究，认为“是一件叙利亚文文书——使用的是埃斯特朗哥罗（Estrangelo）字体演化而来的景教体——可以断定，这件文书是曾经在中亚地区和中国流行的景教教会所使用的文献”[15]。该文献高19.8厘米，宽30.8厘米。正背两面均书写有文字。正面为第一页和第四页，文献背面为第二页和第三页。第一页页面高19.8厘米，页面宽15.4厘米；文面高16厘米，文面宽10.9厘米。第二页页面高19.8厘米，页面宽15.4厘米；文面高16厘米，文面宽11厘米。第三页页面高19.8厘米，页面宽15.4厘米；文面高16厘米，文面宽11厘米。第四页页面高19.8厘米，页面宽15.4厘米；文面高16厘米，文面宽11厘米[2]194-197（图版2、图版3）。据段晴教授研究，该文献内容为基督教《圣经·诗篇》的一部分。第一页文字15行，其中有两字为朱书，手书楷体。每行文字的左侧有红、黑各二点。此页第1—6行相当于《旧约》中《诗篇》15篇2—3颂以及第4颂的部分内容，但不完全相同。第二页有文字15行，其中有一字为朱书，手书楷体。每行文字的左侧有红、黑各二点。据段教授研究，此页第1—8行相当于《圣经》中《诗篇》21篇1—4颂。第9—15行与英译版《诗篇》23篇1—4节内容相符，但有区别。第三页有文字15行，其中有一字为朱书，手写楷体。每行文字的左侧有红、黑各二点。此页第一句接上页，与英文版《诗篇》之23篇第4颂的末句相吻合。第2—11行相当于《诗篇》24篇1—5颂内容。第四页有文字15行，其中有一字为朱书，手写楷体。每行文字的左侧有红、黑各二点。此页第1—6行为《诗篇》25篇1—5颂结束。从第7行起接《诗篇》28篇1—3、5颂以及4颂的部分内容[16]。并指出：“敦煌的叙利亚文书属于Shurayi类的《诗篇》节选，它是叙利亚语《前后书》的一部分。”[16] 另外，在叙利亚文文献第一页第1行上、第15行下及各行间有手书回鹘文字16行，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铁山博士研究，其内容为押头韵的佛教文献[17]。
与叙利亚文文献同出土于B53窟的遗物，还有汉文文书、西夏文文书、回鹘文文书以及织物、织银纱幡等[2]187 。从其中汉文文书上有确切纪年“至元三十年”（1293）以及红色八思巴文印记判断，该窟的使用下限为元代。据此分析，该窟所出土的叙利亚文文献的时代亦应属于元代。
叙利亚文《圣经》在敦煌的发现很有意义。作为实物证据，它的出土证明元代敦煌确有景教徒存在。从而印证了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记“甘肃沙州（即今敦煌），户口中大半为佛教信徒，亦有聂斯托尔基督教徒”的记载属实[18]。
从文物、文献研究的角度来说，叙利亚文文献的出土，“增加了中国迄今所知的景教所用《诗篇》的内容——更令人兴奋的是它为研究历史上中亚和敦煌地区的景教发展、它的宗教仪式和神学理论提供了原始资料”[15，16]。
对于莫高窟出土的叙利亚文文献，远在巴黎的著名旅法学者吴其昱先生亦进行了研究，指出，此次莫高窟出土的叙利亚语《前后书》或称课经Lectionary，“当为中国现存最古之本，亦可能为中国现在残存最古之旧约经文（至迟为元代抄本）”[19]。
在莫高窟北区B53窟发现叙利亚文文献之前，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文物库房曾收藏一件原名为“摩尼文经典残片”的文献，编号D.0071。近期，经陈列中心工作人员盛海先生、梁旭澍先生、王海云女士多方走访、调查，得知该文献原为敦煌民主人士任子宜先生于20世纪30—40年代任敦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教育局局长期间获得并收藏，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捐献给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这里应该感谢陈列中心的三位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弄清楚了该文献的来历及收藏经过，揭开了长期蒙在该文献上的神秘面纱。所谓“摩尼文经典残片”， 原来却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叙利亚文《圣经》。据1942年和1944年两次到敦煌考察的向达先生在其撰写的“西征小记”中记载：“敦煌人藏石室写经者，大都不愿告人，唯任子宜先生于此不甚隐讳。曾观其所藏，凡见写经六卷，残片三册——其残片大都拾自莫高窟，为之熨帖整齐，装成三册，写本刊本不一而足。汉字残片外，回鹘、西夏以及西域古文纷然并陈。”[20]据此可知，上述所谓的“摩尼文经典”即 “西域古文”之一，也是发现于莫高窟。由于该文献的捐献者不识叙利亚文，误认为是“摩尼文经典”。而收藏单位的工作人员亦不识叙利亚文，故在记载该文献的文物档案中仍将其称之为“摩尼文经典”。该文献为白麻纸，略泛黄，纤维交织较匀，纸较厚，质较硬，与前述B53窟所发现之叙利亚文《圣经—诗篇》纸质、纸色相同。似折页装。页面宽18.8厘米，页面残高11.5厘米。正、背面均书写文字。正面文面宽15厘米，文面残高8.5厘米。残存文字6行（图版4）。背面文面残宽15.3厘米，文面残高8.8厘米。残存文字6行（图版5）。至于任子宜先生具体是何年何月何日在莫高窟“拾”到该文献，又是如何“拾”得，“拾”自南区还是北区，已无从得知。根据我们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及其发现推测，该文献很可能“拾”自莫高窟北区洞窟。
1991年春，德国波恩大学宗教研究所克里木凯特（Hans-Joachin Klimkeit）教授将此前访问敦煌研究院时得到的上述文献——即上述所谓的“摩尼文经典”复制件转交给德国学者克罗恩（Klein）与土巴奇（Tubach）进行探讨。经两位学者研究，认为该文献属于叙利亚文的基督教《圣经》，是“使徒保罗给加拉太教会所写书信的一页残片——所写的内容开头就是圣经中的语句——它对礼拜堂圣经规则的发展与传播来说，是为数并不很多的早期证据之一”，其“撰写的时间最可能是在1250到1368年之间”[21]。
我国学者亦对该叙利亚文文献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该文献“每面存6行带点的福音体叙利亚文，残片正面为圣经中的语句，内容为使徒（Apostle）保罗（Paulus）写给加拉太（Galatians）教会的信件第3段第7行至第10行之间的部分。该残片背面为赞美诗片断，第1行第1句话‘用于伟大的星期六’、第2行第2句话‘在第六段里，我的兄弟们’和第3行第1句话‘十字架’这几个词均为朱书” [22]。
从以上所揭示在敦煌发现的两件叙利亚文基督教《圣经》判断，我们认为，在元代的敦煌确实有聂斯托尔派基督教教徒存在。
二 简述藏经洞发现的景教遗物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文物中，有属于景教的遗物。经学者近期深入研究，得知确切景教遗物有7件。对于这几件极为珍贵的景教遗物，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现仅就近年对藏经洞发现的景教遗物最新研究成果简述如下：
1.《景教三威蒙度赞》：该文献系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于1908年为法国人伯希和所得。编号为Pelliot Chinois3847，简称P.3847。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据中山大学林悟殊先生研究，P.3847全卷长105.3厘米，由6张纸粘接而成，存文字46行，689字。包含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即《景教三威蒙度赞》，分别由长9.3厘米（第一纸，空白无字）、 36.5厘米（第二纸，书写《景教三威蒙度赞》）、 20厘米（第三纸，书写《景教三威蒙度赞》）的三张纸粘接而成，总共书写有文字24行，327字[23] 。“这部经是赞扬三身传道者、预言者、使徒诸圣的经文”[24]，“从这篇赞可以略知本教当时所行底仪式和所用底经典”[25]。《景教三威蒙度赞》“应译自叙利亚文，并认为其采用中国诗歌的韵律”[23]133。旅居法国的吴其昱先生将《景教三威蒙度赞》的词句与叙利亚文的《荣归上帝颂》一一对比，证实《景教三威蒙度赞》的确译自叙利亚文[26]。经学者考证，P.3847全卷制作于公元10至11世纪之间[23]142。 2.《尊经》：该景教文献与《景教三威蒙度赞》为同一长卷，同一编号，即Pelliot Chinois3847，简称P.3847。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据林悟殊先生研究，《尊经》为P.3847全卷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由长6厘米（第四纸，书写《尊经》经文3行）、26.8厘米（第五纸书写《尊经》15行及“按语”4行）、6.7厘米（第六纸，空白无字）的三张纸粘接而成，总共书写有文字18行，277字[23]126。著名学者吴其昱先生在该长卷第六纸的末端发现了朱文篆书“大秦寺”残印[26]411，后被学者认为“属确”[23]138。研究者认为，《尊经》为“赞美之书，是中国景教的记事板，‘用来为生存者和已故者祷告’”[27]。“《尊经》第一项敬礼三位一体，第二项敬礼诸法王，第三项敬礼诸经。”[28]《尊经》是直接用汉语撰写，在表达形式上模仿佛教文本[23]136。值得注意的是，《尊经》之后有一“按语”，这就是所谓P.3847全卷的第三部分。该“按语”与《尊经》的一部分书写于长26.8厘米的第五张纸上，书写有文字4行，计85个字。该“按语”之所以书写于《尊经》内容之后，显然是针对《尊经》所敬礼的诸经目而写。《尊经》与其后“按语”的写作时代与《景教三威蒙度赞》相同，写作于公元10至11世纪之间。
3.景教《志玄安乐经》：写本原为著名藏书家李盛铎（1858—1937）收藏。从写本卷末题记可知，该卷为李氏于民国五年（1916）从肃州（今酒泉）于君处获得。经学者分析，认为该写卷“确出自敦煌古本，似不必置疑”[23]147。
最早对《志玄安乐经》写本进行全文著录和详细考释的是日本学者羽田亨博士，“此经有如敦煌出土的诸多经卷一样，写于黄麻纸上，上下和行间施以细栏。首行与第一百五十九行，即末行，如前所述，题有志玄安乐经，首尾完结，唯始端十行下部残缺。字体异于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与之相比……近于三威蒙度赞者……书写之字体殆属晚唐时期无误”[29]。
1935年李盛铎将家藏的敦煌写本精品360件之多“以八万日金，售诸异国”，其中有《志玄安乐经》写本[23]148。该卷现由日本收藏，计159行，2604个字。据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讲，原件之收藏者，至今仍将写本秘不示人。经学者研究，认为该写卷的时代为公元9至10世纪。
4.《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写本原为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收藏。据日本学者介绍，1938年至1940年间，日本企业家西尾新平从李盛铎处购得其旧藏敦煌经卷432件[30]。而《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当是其中之一[23]176。原件现存日本，尚未公诸于世。从刊出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写本照片看，写本现存26行，465个字。学者认为该经“是在华的景教传教师面向中国信徒，直接用汉文撰写的经籍”[23]182。作者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为同一人，即景净。撰译时代至迟不会晚于公元781年[23]185。再从刊出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写本照片来看，其字体与《志玄安乐经》写本的字体完全相同分析，两个写本应出于同一人之手，两者的抄写时代相同。故同为公元9至10世纪。
此外，据传说出自敦煌藏经洞、后又为李盛铎收藏的所谓“景教文献”还有：《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林悟殊和荣新江两位教授考证，认为上述两件所谓“景教文献”“题记中的开元年间沙州大秦寺实为子虚乌有”，认定《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为今人“伪造出来的”{1}。但这一已为学术界所接受的最新研究成果，却因2006年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的发现，有学者重新提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是藏经洞发现的“真品”的看法。从前述可知，《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确实为藏经洞发现的真品。而题记分别为“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定传写教读开元八年五月二日”和“开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徒张驹传写于沙州大秦寺”的所谓“小鸟文书”中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却是赝品。林悟殊和荣新江两位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没有因洛阳新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而有所改变。
5.粟特-突厥文书札：该文献系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于1907年为英国人斯坦因所得。编号为Or.8212：86。现藏英国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据哈斯顿（J.Hamilton）、西姆斯·威廉姆斯研究，该文献的时代属于9—10世纪，即属于归义军时期{2}。
6.粟特文基督教占卜书：该文献系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于1907年为英国人斯坦因所得。编号为Or.8212：182。现藏英国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时代待考{3}。
7.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景教画幡：该画幡系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于1907年为英国人斯坦因所得。现藏英国。时代为公元10世纪[1]194。
从上述简介可知，确切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景教遗物仅有7件，其中有6件文献，一件画幡。在6件景教文献中，有汉文文献4件，粟特-突厥文和粟特文文献各一件。从学界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遗物研究得知，它们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9—11世纪之间。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敦煌有景教存在，而且很可能还建有景教大秦寺。
三 结 语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其远祖为叙利亚人聂斯托尔，故又称聂斯托尔派（Nestorians）。因聂斯托尔及其派别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说而遭到猛烈抨击。公元431年在小亚细亚以弗所（Ephesus）召开的“以弗所公会议”（Council of Ephesus），聂斯托尔被革除主教职务，受到开除教籍的“绝罚”，其教派亦被判为异端（heresy），遭到排斥。聂斯托尔派的信徒们为逃避迫害，逃到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会——景教，进而流行于中亚一带。此后，该教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于唐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传入中国。由于得到多位唐朝皇帝的支持，曾极盛一时。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景教在唐代150年间流行经过和传播情况，碑文中“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描述，反映了景教发展的盛况。 远离大唐国都长安的沙州（即今敦煌）情况是否也是这样？从上述已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遗物时代最早者为9世纪，最晚者为11世纪。也就是说，当长安、洛阳一带景教呈大发展之势时，地处边陲的沙州既没有景教遗物发现，也不见有关景教的文献记载。据此分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法流十道”可能没有沙州所在的“陇西道”，而“寺满百城”可能也不包括“沙州”。
据史料记载，公元9—11世纪的敦煌，分别由吐蕃（中唐）、张氏归义军（晚唐）、曹氏归义军（五代、宋）及西夏统治。敦煌藏经洞发现9—11世纪的景教遗物，证明当时的敦煌有景教信仰。而近年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景教铜十字架和叙利亚文圣经，无疑是宋、西夏、元代的敦煌存在景教的最新证据。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中唐至元代长达数百年，敦煌一直有景教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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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莫高窟北区；铜十字架；圣经；藏经洞景教文献
中图分类号：K87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3-0051-08
Nestorian Relics Newly Discovered at Dunhuang—Also
on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Banners Unearthed
from the Library Cave
Peng Jinzhang
（Dunhuang Academy，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Two Nestorian relics newly discovered from the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Mogao Grottoes indicate the presence of the Nestorians at Dunhuang in the Song， Western Xia and Yuan dynasties. And the seven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banners previously unearthed from the Library Cave are undoubtedly evidence of the Nestorian belief at Dunhuang.
Keywords： Northern section of the Mogao Grottoes； Bronze crucifix； Bible； Nestorian documents from the Library Cave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景教作为唐代三夷教之一，早在唐贞观年间就传入中国。由于唐朝宽松的宗教政策，故使该教在初唐、盛唐有了很大发展。但好景不长，后受唐武宗“会昌法案”殃及而一蹶不振。此后，唐末、五代至北宋，基督教的异端——景教在中国内地已经绝迹，而在一些边远地区，如新疆伊犁、吐鲁番、内蒙古百灵庙等地仍有景教信仰者[1]，敦煌“地接西域”，同属边陲，故有景教信徒也就成为不难理解之事。到了元代，由于统治者对景教的支持，使该教的传播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敦煌也不例外。近年莫高窟北区发现的铜十字架和叙利亚文《圣经》，是宋、西夏、元代的敦煌存在景教的最新证据。
现仅就近期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景教遗物以及1900年藏经洞发现的景教文献、画幡，探讨景教在敦煌的存在。
一 基督教遗物的新发现
敦煌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始于1988年，终于1995年。在长达数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一批重要遗迹和大批珍贵文物，其中新发现了两件属于基督教的遗物，一件是铜十字架，另一件是叙利亚文《圣经》。拟分别论述如下。
（一）铜十字架的发现及其特征
1988年11月16日，在莫高窟北区B105窟发现一件铜十字架，系用青铜铸造而成，背面中部有两个铸造时留下的乳状突。该十字架的特征是：横竖交叉的十字，高、宽各6.6厘米，上下左右四等臂的十字位于圆环中央，并交叉于方形之内。十字的四端稍宽，略呈弧状，沿十字四端向十字的交叉处渐细。十字的各端均伸出圆环之外1.3—1.5厘米。十字各端彼此之间各有一鸟头，共计4个，其中3个保存完整，一个稍残。从交叉的十字、环绕十字的圆环、十字中心的方形以及圆环外的鸟头上现存的凹槽分析，十字架原有镶嵌物，可惜现已无存[2]（图版1）。从十字架的大小以及形制分析，我们认为该十字架可能是属于佩戴的徽章。而这一推测，学者认为可以成立[3]。有关史料表明，元代有以十字佩于胸前者[4]。B105窟为一瘗埋死者的瘗窟，其葬式为二次葬。该窟除了出土铜十字架外，还出土了纪年遗物唐开元通宝和宋嘉祐通宝、宋治平元宝、宋祥符通宝、宋绍圣元宝等铜币[2]。这些出土遗物无疑是作为死者的随葬品而埋葬的。依据考古断代方法，以该窟所出土遗物中时代最晚者确定为该窟窟内被瘗埋死者瘗埋的时代。据此推测死者瘗埋于该窟的时间是在宋代。也就是说，B105窟的使用下限为宋代。从该窟出土的四种宋代铜币看，以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1098）铸造的绍圣元宝时代最晚，而此时的敦煌已经处于西夏统治之下，因而确切地说，B105窟使用下限为西夏初期。故作为死者随葬品的铜十字架的时代亦应属于西夏或西夏以前。
众所周知，“十字架乃基督教文化极为重要的标志”[5]，“是基督教世界最重要的象征符号”[6]。视其具有“基督”、“拯救”、“赎罪”、“信仰”等象征意义。“十字架是基督教徒的一种标志，凡入教者均奉十字为其记号。”[1]202据此可知，莫高窟北区发现的铜十字架属于基督教遗物当无疑。
据学者研究，作为象征符号或装饰用的十形纹饰，有若干种不同的类型，在与其他纹饰结合之后，品种多达385种[7]。其中300余种与当今世界基督教十字架造型有关，形状有正方形、纵长方形、叉形等等[8]。其中正方形十字架“乃是长度相等的四臂作直角交叉者”，多用于希腊教会，故西方学者通常称之为“希腊十形”，或称之为“等臂十形”。纵长方形十字架“也是四臂作直角交叉，它与‘希腊十形’的不同之处，则在于其下臂的长度大于其他三臂”，因多用于拉丁教会，故“又称为拉丁十形”[9]。与基督教有关的十字形纹饰除“希腊十形”、“拉丁十形”、“叉形”之外，还有“马耳他十形”、“圣安德烈十形”、“环柄十形”、“T式十形”、“基督花押”等，其中“马耳他十形”（MaIese Cross）纹饰“自中世纪以来，也被人们广泛地认为源于基督教。这类十形之状貌，大致相当于四个各自向内的三角形箭头”[9]102。既然基督教十字架种类如此之多，敦煌莫高窟北区B105窟所出铜十字架又属于哪种类型？我们也来试分析如下。 从B105窟所出土之铜十字架横竖作直角交叉的十字上下左右四等臂来看，肯定不属于下臂长于其他三臂的“拉丁十形”，似应属于“希腊十形”。而从B105窟所出土铜十字架之十字四端略粗，十字交叉处渐细分析，又似具有“马耳他十形”特征。其形制与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上被称为“典型的马耳他十字架（MaItese Cross），即东方叙利亚教会十字架”[10]近似。故推测敦煌莫高窟北区B105窟所出铜十字架似应属于“马耳他十字架”类型（按：笔者曾经认为B105窟所出土之十字架属于“希腊十形”，现在看来欠妥）。
有关资料还显示，在中亚塔什干出土的基督教硬币以及阿拉伯卡乌尔景教教堂出土的残构件亦有马耳他十字架[11]。在我国，除了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图1以及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1}有马耳他十字架外，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所示节杖{2}，以及在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骑士手中节杖上{3}，也发现了马耳他十字架。这些发现马耳他十字架的遗址、遗迹和遗物都无例外地均属于景教遗存。据此我们推断，莫高窟北区B105窟出土的铜十字架也属于基督教异端——景教遗物。
经仔细观察不难发现，B105窟所出土铜十字架又与前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所示节杖以及在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骑士手中节杖上的十字架存在明显差别。比如，B105窟铜十字架的十字位于圆环中央，交叉于方形之内，而《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及《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所示节杖以及在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骑士手中节杖上的十字架则没有圆环和方形。经学者研究得知，阿拉伯卡乌尔景教教堂出土的残构件的时代为公元6—7世纪，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唐建中二年（781）所建，其时代属于8世纪末，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的初建时代为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其时代为9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的时代为9—10世纪，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的时代为9—10世纪，而B105窟铜十字架的时代为11世纪或以前。由此看来，它们之间形制上所存在的差别应与它们各自的时代早晚有关。
值得提出的是，B105窟出土的铜十字架除了有圆环、方形之外还有四个鸟头。这也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画幡所示节杖以及在新疆高昌城外景教遗址出土的景教壁画骑士手中节杖上所无的。十字架上出现圆环，据说象征永生，象征天空、大地。至于鸟头，“在大多数情况下，鸟类象征着神圣、吉祥、光明、正义等，有时作为为高级神祇的象征”[9]127。“鸟在基督教《圣经》中，是上帝的创造物”，是“上帝创造生命和赐福的象征”[3]340。
莫高窟北区B105窟铜十字架上出现的圆环、方形及鸟头，虽在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以及敦煌景教画幡、高昌景教壁画上所无，却出现在元代的部分景教遗物上。20世纪20年代，在内蒙古鄂尔多斯沙漠出土了大批青铜十字架。这些十字架有的有鸟头，还有的有近似圆形或方形的纹饰。其中有的鸟头、圆形纹饰与莫高窟北区B105窟铜十字架上出现的圆环、鸟头形制上近似。对此，姜伯勤先生指出：“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十字架徽章上的4个鸟头形象，使我们联想到1929年济南邮务长聂克逊（I.A.Nixon）在包头一带搜集的一大批青铜十字架，这些古物出自鄂尔多斯沙漠。当年出版的《汇印聂克逊先生所藏青铜十字图》中第585图有4个鸟头，中间为一十字。”[3]339 “发现的地点和时间（12—15世纪）显示，它们是基督教的。”[12]姜先生独具慧眼，精辟指出：“在鄂尔多斯所出元代等时期青铜十字章的研究中，一直流行的看法是，认为这是与唐宋景教遗物不一定有联系的另一些景教遗物，在敦煌，我们似乎找到了其中缺失的一环，是鄂尔多斯十字架的铜章的前行形态。”[3]348此外，在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胡尔索卜尔嘎古城东北约一百米处蒙元时期墓地发现的“墓顶石的头部上、左、右、前面均刻有十字架，十字架外围以圆圈，十字架四个象限中又饰以圆饼形”[13]。20世纪80年代，在赤峰发现一叙利亚文—回鹘文景教墓砖，该砖中上部有一大型十字架，“十字架中心交叉位置绘有圆环”，经学者考证，该墓砖的时代为元代（1229—1241—1253年）{4}。这些发现，进一步证明姜伯勤先生论断正确。
由于莫高窟北区B105窟所出铜十架为宋、西夏时期，证明西夏统治瓜沙二州及其以前，景教在敦煌仍有信仰者。“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也透露出西夏地区有景聂斯脱里派的信徒。”[14]敦煌莫高窟北区发现宋、西夏时期的景教铜十架，证明西夏时期其境内确有景教存在，尤其是敦煌，而对于这一点过去是不清楚的。有关资料显示，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曾发现过9—10世纪景教叙利亚-突厥语写本{1}，“证明黑城在五代、宋时期处于西夏统治下也存在景教徒”[11]196。
总之，莫高窟北区铜十架的发现，证明西夏时期基督教异端——景教在敦煌的存在。据此推测，在西夏故地今后还可能有景教遗物出土。
（二）叙利亚文《圣经》的发现及其研究
1989年9月6日，在莫高窟北区B53窟发现一件外国文字的文献，编号B53：14。为白麻纸，略泛黄，纤维交织较匀，纸较厚，质较硬，折页装[2]194。经北京大学教授段晴博士研究，认为“是一件叙利亚文文书——使用的是埃斯特朗哥罗（Estrangelo）字体演化而来的景教体——可以断定，这件文书是曾经在中亚地区和中国流行的景教教会所使用的文献”[15]。该文献高19.8厘米，宽30.8厘米。正背两面均书写有文字。正面为第一页和第四页，文献背面为第二页和第三页。第一页页面高19.8厘米，页面宽15.4厘米；文面高16厘米，文面宽10.9厘米。第二页页面高19.8厘米，页面宽15.4厘米；文面高16厘米，文面宽11厘米。第三页页面高19.8厘米，页面宽15.4厘米；文面高16厘米，文面宽11厘米。第四页页面高19.8厘米，页面宽15.4厘米；文面高16厘米，文面宽11厘米[2]194-197（图版2、图版3）。据段晴教授研究，该文献内容为基督教《圣经·诗篇》的一部分。第一页文字15行，其中有两字为朱书，手书楷体。每行文字的左侧有红、黑各二点。此页第1—6行相当于《旧约》中《诗篇》15篇2—3颂以及第4颂的部分内容，但不完全相同。第二页有文字15行，其中有一字为朱书，手书楷体。每行文字的左侧有红、黑各二点。据段教授研究，此页第1—8行相当于《圣经》中《诗篇》21篇1—4颂。第9—15行与英译版《诗篇》23篇1—4节内容相符，但有区别。第三页有文字15行，其中有一字为朱书，手写楷体。每行文字的左侧有红、黑各二点。此页第一句接上页，与英文版《诗篇》之23篇第4颂的末句相吻合。第2—11行相当于《诗篇》24篇1—5颂内容。第四页有文字15行，其中有一字为朱书，手写楷体。每行文字的左侧有红、黑各二点。此页第1—6行为《诗篇》25篇1—5颂结束。从第7行起接《诗篇》28篇1—3、5颂以及4颂的部分内容[16]。并指出：“敦煌的叙利亚文书属于Shurayi类的《诗篇》节选，它是叙利亚语《前后书》的一部分。”[16] 另外，在叙利亚文文献第一页第1行上、第15行下及各行间有手书回鹘文字16行，经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铁山博士研究，其内容为押头韵的佛教文献[17]。
与叙利亚文文献同出土于B53窟的遗物，还有汉文文书、西夏文文书、回鹘文文书以及织物、织银纱幡等[2]187 。从其中汉文文书上有确切纪年“至元三十年”（1293）以及红色八思巴文印记判断，该窟的使用下限为元代。据此分析，该窟所出土的叙利亚文文献的时代亦应属于元代。
叙利亚文《圣经》在敦煌的发现很有意义。作为实物证据，它的出土证明元代敦煌确有景教徒存在。从而印证了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所记“甘肃沙州（即今敦煌），户口中大半为佛教信徒，亦有聂斯托尔基督教徒”的记载属实[18]。
从文物、文献研究的角度来说，叙利亚文文献的出土，“增加了中国迄今所知的景教所用《诗篇》的内容——更令人兴奋的是它为研究历史上中亚和敦煌地区的景教发展、它的宗教仪式和神学理论提供了原始资料”[15，16]。
对于莫高窟出土的叙利亚文文献，远在巴黎的著名旅法学者吴其昱先生亦进行了研究，指出，此次莫高窟出土的叙利亚语《前后书》或称课经Lectionary，“当为中国现存最古之本，亦可能为中国现在残存最古之旧约经文（至迟为元代抄本）”[19]。
在莫高窟北区B53窟发现叙利亚文文献之前，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文物库房曾收藏一件原名为“摩尼文经典残片”的文献，编号D.0071。近期，经陈列中心工作人员盛海先生、梁旭澍先生、王海云女士多方走访、调查，得知该文献原为敦煌民主人士任子宜先生于20世纪30—40年代任敦煌县民众教育馆馆长、教育局局长期间获得并收藏，后于20世纪50年代初捐献给敦煌研究院的前身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这里应该感谢陈列中心的三位工作人员，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弄清楚了该文献的来历及收藏经过，揭开了长期蒙在该文献上的神秘面纱。所谓“摩尼文经典残片”， 原来却是一件十分珍贵的叙利亚文《圣经》。据1942年和1944年两次到敦煌考察的向达先生在其撰写的“西征小记”中记载：“敦煌人藏石室写经者，大都不愿告人，唯任子宜先生于此不甚隐讳。曾观其所藏，凡见写经六卷，残片三册——其残片大都拾自莫高窟，为之熨帖整齐，装成三册，写本刊本不一而足。汉字残片外，回鹘、西夏以及西域古文纷然并陈。”[20]据此可知，上述所谓的“摩尼文经典”即 “西域古文”之一，也是发现于莫高窟。由于该文献的捐献者不识叙利亚文，误认为是“摩尼文经典”。而收藏单位的工作人员亦不识叙利亚文，故在记载该文献的文物档案中仍将其称之为“摩尼文经典”。该文献为白麻纸，略泛黄，纤维交织较匀，纸较厚，质较硬，与前述B53窟所发现之叙利亚文《圣经—诗篇》纸质、纸色相同。似折页装。页面宽18.8厘米，页面残高11.5厘米。正、背面均书写文字。正面文面宽15厘米，文面残高8.5厘米。残存文字6行（图版4）。背面文面残宽15.3厘米，文面残高8.8厘米。残存文字6行（图版5）。至于任子宜先生具体是何年何月何日在莫高窟“拾”到该文献，又是如何“拾”得，“拾”自南区还是北区，已无从得知。根据我们对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及其发现推测，该文献很可能“拾”自莫高窟北区洞窟。
1991年春，德国波恩大学宗教研究所克里木凯特（Hans-Joachin Klimkeit）教授将此前访问敦煌研究院时得到的上述文献——即上述所谓的“摩尼文经典”复制件转交给德国学者克罗恩（Klein）与土巴奇（Tubach）进行探讨。经两位学者研究，认为该文献属于叙利亚文的基督教《圣经》，是“使徒保罗给加拉太教会所写书信的一页残片——所写的内容开头就是圣经中的语句——它对礼拜堂圣经规则的发展与传播来说，是为数并不很多的早期证据之一”，其“撰写的时间最可能是在1250到1368年之间”[21]。
我国学者亦对该叙利亚文文献进行了研究，并指出，该文献“每面存6行带点的福音体叙利亚文，残片正面为圣经中的语句，内容为使徒（Apostle）保罗（Paulus）写给加拉太（Galatians）教会的信件第3段第7行至第10行之间的部分。该残片背面为赞美诗片断，第1行第1句话‘用于伟大的星期六’、第2行第2句话‘在第六段里，我的兄弟们’和第3行第1句话‘十字架’这几个词均为朱书” [22]。
从以上所揭示在敦煌发现的两件叙利亚文基督教《圣经》判断，我们认为，在元代的敦煌确实有聂斯托尔派基督教教徒存在。
二 简述藏经洞发现的景教遗物
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文物中，有属于景教的遗物。经学者近期深入研究，得知确切景教遗物有7件。对于这几件极为珍贵的景教遗物，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研究成果。现仅就近年对藏经洞发现的景教遗物最新研究成果简述如下：
1.《景教三威蒙度赞》：该文献系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于1908年为法国人伯希和所得。编号为Pelliot Chinois3847，简称P.3847。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据中山大学林悟殊先生研究，P.3847全卷长105.3厘米，由6张纸粘接而成，存文字46行，689字。包含三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即《景教三威蒙度赞》，分别由长9.3厘米（第一纸，空白无字）、 36.5厘米（第二纸，书写《景教三威蒙度赞》）、 20厘米（第三纸，书写《景教三威蒙度赞》）的三张纸粘接而成，总共书写有文字24行，327字[23] 。“这部经是赞扬三身传道者、预言者、使徒诸圣的经文”[24]，“从这篇赞可以略知本教当时所行底仪式和所用底经典”[25]。《景教三威蒙度赞》“应译自叙利亚文，并认为其采用中国诗歌的韵律”[23]133。旅居法国的吴其昱先生将《景教三威蒙度赞》的词句与叙利亚文的《荣归上帝颂》一一对比，证实《景教三威蒙度赞》的确译自叙利亚文[26]。经学者考证，P.3847全卷制作于公元10至11世纪之间[23]142。 2.《尊经》：该景教文献与《景教三威蒙度赞》为同一长卷，同一编号，即Pelliot Chinois3847，简称P.3847。现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据林悟殊先生研究，《尊经》为P.3847全卷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由长6厘米（第四纸，书写《尊经》经文3行）、26.8厘米（第五纸书写《尊经》15行及“按语”4行）、6.7厘米（第六纸，空白无字）的三张纸粘接而成，总共书写有文字18行，277字[23]126。著名学者吴其昱先生在该长卷第六纸的末端发现了朱文篆书“大秦寺”残印[26]411，后被学者认为“属确”[23]138。研究者认为，《尊经》为“赞美之书，是中国景教的记事板，‘用来为生存者和已故者祷告’”[27]。“《尊经》第一项敬礼三位一体，第二项敬礼诸法王，第三项敬礼诸经。”[28]《尊经》是直接用汉语撰写，在表达形式上模仿佛教文本[23]136。值得注意的是，《尊经》之后有一“按语”，这就是所谓P.3847全卷的第三部分。该“按语”与《尊经》的一部分书写于长26.8厘米的第五张纸上，书写有文字4行，计85个字。该“按语”之所以书写于《尊经》内容之后，显然是针对《尊经》所敬礼的诸经目而写。《尊经》与其后“按语”的写作时代与《景教三威蒙度赞》相同，写作于公元10至11世纪之间。
3.景教《志玄安乐经》：写本原为著名藏书家李盛铎（1858—1937）收藏。从写本卷末题记可知，该卷为李氏于民国五年（1916）从肃州（今酒泉）于君处获得。经学者分析，认为该写卷“确出自敦煌古本，似不必置疑”[23]147。
最早对《志玄安乐经》写本进行全文著录和详细考释的是日本学者羽田亨博士，“此经有如敦煌出土的诸多经卷一样，写于黄麻纸上，上下和行间施以细栏。首行与第一百五十九行，即末行，如前所述，题有志玄安乐经，首尾完结，唯始端十行下部残缺。字体异于一神论和序听迷诗所经，与之相比……近于三威蒙度赞者……书写之字体殆属晚唐时期无误”[29]。
1935年李盛铎将家藏的敦煌写本精品360件之多“以八万日金，售诸异国”，其中有《志玄安乐经》写本[23]148。该卷现由日本收藏，计159行，2604个字。据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讲，原件之收藏者，至今仍将写本秘不示人。经学者研究，认为该写卷的时代为公元9至10世纪。
4.《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写本原为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收藏。据日本学者介绍，1938年至1940年间，日本企业家西尾新平从李盛铎处购得其旧藏敦煌经卷432件[30]。而《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当是其中之一[23]176。原件现存日本，尚未公诸于世。从刊出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写本照片看，写本现存26行，465个字。学者认为该经“是在华的景教传教师面向中国信徒，直接用汉文撰写的经籍”[23]182。作者与《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作者为同一人，即景净。撰译时代至迟不会晚于公元781年[23]185。再从刊出的《大秦景教宣元本经》写本照片来看，其字体与《志玄安乐经》写本的字体完全相同分析，两个写本应出于同一人之手，两者的抄写时代相同。故同为公元9至10世纪。
此外，据传说出自敦煌藏经洞、后又为李盛铎收藏的所谓“景教文献”还有：《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林悟殊和荣新江两位教授考证，认为上述两件所谓“景教文献”“题记中的开元年间沙州大秦寺实为子虚乌有”，认定《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为今人“伪造出来的”{1}。但这一已为学术界所接受的最新研究成果，却因2006年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的发现，有学者重新提出《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是藏经洞发现的“真品”的看法。从前述可知，《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确实为藏经洞发现的真品。而题记分别为“沙州大秦寺法徒索元定传写教读开元八年五月二日”和“开元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法徒张驹传写于沙州大秦寺”的所谓“小鸟文书”中的《大秦景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却是赝品。林悟殊和荣新江两位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并没有因洛阳新发现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幢》而有所改变。
5.粟特-突厥文书札：该文献系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于1907年为英国人斯坦因所得。编号为Or.8212：86。现藏英国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据哈斯顿（J.Hamilton）、西姆斯·威廉姆斯研究，该文献的时代属于9—10世纪，即属于归义军时期{2}。
6.粟特文基督教占卜书：该文献系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于1907年为英国人斯坦因所得。编号为Or.8212：182。现藏英国图书馆印度事务部。时代待考{3}。
7.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景教画幡：该画幡系1900年在莫高窟藏经洞中发现，于1907年为英国人斯坦因所得。现藏英国。时代为公元10世纪[1]194。
从上述简介可知，确切的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景教遗物仅有7件，其中有6件文献，一件画幡。在6件景教文献中，有汉文文献4件，粟特-突厥文和粟特文文献各一件。从学界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遗物研究得知，它们的时代大约是在公元9—11世纪之间。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敦煌有景教存在，而且很可能还建有景教大秦寺。
三 结 语
景教是基督教的一支，其远祖为叙利亚人聂斯托尔，故又称聂斯托尔派（Nestorians）。因聂斯托尔及其派别主张基督有神、人“二性二位”说而遭到猛烈抨击。公元431年在小亚细亚以弗所（Ephesus）召开的“以弗所公会议”（Council of Ephesus），聂斯托尔被革除主教职务，受到开除教籍的“绝罚”，其教派亦被判为异端（heresy），遭到排斥。聂斯托尔派的信徒们为逃避迫害，逃到波斯，得到波斯国王保护，成立独立教会——景教，进而流行于中亚一带。此后，该教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于唐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传入中国。由于得到多位唐朝皇帝的支持，曾极盛一时。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景教在唐代150年间流行经过和传播情况，碑文中“法流十道，寺满百城”描述，反映了景教发展的盛况。 远离大唐国都长安的沙州（即今敦煌）情况是否也是这样？从上述已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景教遗物时代最早者为9世纪，最晚者为11世纪。也就是说，当长安、洛阳一带景教呈大发展之势时，地处边陲的沙州既没有景教遗物发现，也不见有关景教的文献记载。据此分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法流十道”可能没有沙州所在的“陇西道”，而“寺满百城”可能也不包括“沙州”。
据史料记载，公元9—11世纪的敦煌，分别由吐蕃（中唐）、张氏归义军（晚唐）、曹氏归义军（五代、宋）及西夏统治。敦煌藏经洞发现9—11世纪的景教遗物，证明当时的敦煌有景教信仰。而近年在敦煌莫高窟北区新发现的景教铜十字架和叙利亚文圣经，无疑是宋、西夏、元代的敦煌存在景教的最新证据。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中唐至元代长达数百年，敦煌一直有景教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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