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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谏太宗十思疏》是魏征在贞观十一年的三月到七月中给唐太宗连上的四疏之一，苏教版高中教材必修三将其选入时采用了《全唐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本，篇中名句“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在同是中华出局出版的1975年版的《旧唐书·魏征传》和1990年版的《贞观政要》（骈宇骞、骈骅编著）中却写作“胡越”。对于“吴越”应为“胡越”之错讹的说法，经过各学者历年来基于版本、文字沿用以及修辞等方面的研究，其正确性已经不言而喻；但其甚者，以为“吴越”乃是为回避清人忌称“胡”之讳而改，就落入似是而非的窠臼了。
从广义的修辞来看，用以表示“疏离、隔远”义，在历代著作中，“胡越”一词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吴越”，因为“胡越”本身是不相连属的南北两块区域，用它来表示“至异可同”便顺理成章；当它自邹阳《狱中上书自明》中“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句滥觞后，便频繁地出现在《史记》以下各种史书、魏晋唐宋文以及诗词之中。而“吴越”则指春秋时紧密相连的两个诸侯国，语言相通、风俗相同，用它表示“疏离、隔远”义自不能指地理位置，而指两者的内心、意识，这种用法，无疑应晚于“胡越”。苏教版注释“吴越”：“吴国和越国，春秋时两个敌对的国家”，粤教版第四册注释“吴越为一体”：“吴国和越国也会联合成一个整体。吴、越是春秋时期东南方的两个相邻的国家，世代为仇，争战不休。”可见，吴越之间国家意识的敌对与仇视，是此处典故本有之意，而不能从地理位置相接这一点上去作“吴越”一词殊不合理的颟顸分析与推断，并印证“胡越”一词运用的正确与合理。
那么，“吴越”一词所用究竟是否合理呢？
探查“吴（胡）越为一体”语言形式的形成，当由“胡越为昆弟”和“父子，一体也；夫妇，一体也；昆弟，一体也”《仪礼·丧服》）相合而成。“昆弟”是“兄弟”意，但不能依据字面意而臆想“胡”与“越”成为兄弟，因为邹阳用来论证“意合”之观点的由余和子臧两人并无交集。在《狱中上书自明》中邹阳这样说：“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又可见“胡越为昆弟”不是胡人（由余）、越人（子臧）各自和秦、齐两国的君王成为兄弟，而是可被他们所用之意的夸饰。如此，“吴越为一体”自然也不是单纯的吴国和越国相联合。从历史上来看，要么越臣服吴，要么吴被越所灭，吴越之间从未有诸侯国之间平等的联合一致，所以由吴越联合而作的假设没有存在的前提，当然也不可能成为有力的例证。当然，有分析认为“吴越为一体”化了“勾践灭吴”的史实，“为一体”当为“成一体”意，从而否定联合之说，肯定统一之论。这种认识不无道理，避免了“吴越联合”与真实历史的脱谬，也能和“骨肉为行路”形成对举，但依然有胶柱鼓瑟之嫌。
从整句的出典来看，“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很明显夺胎于“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雠敌，朱象、管蔡是矣”。前者对于后者来说，有意义、形式上的变与不变。变之处在于论证的中心从“意合与否”转为“竭诚与否”，“意合”是消极主动，“竭诚”是积极主动，此其一；舍却了由余、子臧、朱象、管蔡式的具体举例，“吴越”和“骨肉”的含义就泛化了，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化用“勾践灭吴”典实，此其二。不变的方面，两者意义依托的语言形式没有变化，那么它们各自意义理解的方式也应该没有变化，所以要正确理解“竭诚则吴越为一体”的意蕴，就必须准确理解“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的含义。正如上文所说，“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中的“胡越”，并不是指地域，而是指人，属于传统说法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少数民族，所以此句应这样理解：意愿相合，即使其人是少数民族，也能和我如兄弟般，而为我所用。由此类推“竭诚则吴越为一体”中的“吴越”，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两个国家，而应理解为像吴越般敌对的势力或人，“一体”也并非“联合一致”，而是“为‘我’所用”的夸饰，意谓“君臣同心，协调一致”，所以可以这样理解此句：竭尽诚心，那么即使原先与我如吴越般成死敌的势力（人），最终也能与我同心协力，为我所用。
从此句所处的语境看，“竭诚则吴越为一体”的上文是在论述“善始者实繁”（取天下）和“克终者盖寡”（守天下）的原因并非前“易”后“难”，而是“竭诚”和“纵情”等积累德义或丧失德义的行为。在忧患之中，争国者竭尽诚心对待手下，招降纳叛，“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此心推及广大百姓，而能不断扩大自身实力，定鼎天下：这样的情形，在历朝历代的初始时期或者某一朝代的中兴时代，并不少见，那么“吴越”用在此处又有什么不合理的呢？如果“吴越”一词真是《贞观政要》成书后由后代文人对“胡越”一词作了修改，相信修改者的态度必定不是蛮横无理的，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至于文中的“骨肉”，如上所说，含义已经泛化，不再指“不合则骨肉为雠敌，朱象、管蔡是矣”句中的朱（尧子丹朱）象（舜异母弟）这样的不肖子和管叔蔡叔（周公旦弟）这样的不堪弟；同时，论述的情境由“（意）不合”转为“傲物”后，主体产生了改变，“骨肉”在“不合”句中所具的情感态度必然跟着变化，由邹阳口中的劣迹斑斑者变成魏征笔下的受轻待者，并以此推及普通百姓的遭际和反应：自己的亲人尚且视你为路人，更何况一般劳苦大众呢？轻则在“严刑”和“威怒”下“貌恭而不心服”，重则指天大呼“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尚书·汤誓》）进而推翻“纵情”者的腐朽统治，也难怪魏征要告诫李世民“载舟覆舟，可畏惟人”了。
以上的理解，或许可以解决教材注释带来的困惑，停止到底是“胡越”还是“吴越”的争论吧！
[作者通联：江苏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
从广义的修辞来看，用以表示“疏离、隔远”义，在历代著作中，“胡越”一词的使用频率要远高于“吴越”，因为“胡越”本身是不相连属的南北两块区域，用它来表示“至异可同”便顺理成章；当它自邹阳《狱中上书自明》中“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句滥觞后，便频繁地出现在《史记》以下各种史书、魏晋唐宋文以及诗词之中。而“吴越”则指春秋时紧密相连的两个诸侯国，语言相通、风俗相同，用它表示“疏离、隔远”义自不能指地理位置，而指两者的内心、意识，这种用法，无疑应晚于“胡越”。苏教版注释“吴越”：“吴国和越国，春秋时两个敌对的国家”，粤教版第四册注释“吴越为一体”：“吴国和越国也会联合成一个整体。吴、越是春秋时期东南方的两个相邻的国家，世代为仇，争战不休。”可见，吴越之间国家意识的敌对与仇视，是此处典故本有之意，而不能从地理位置相接这一点上去作“吴越”一词殊不合理的颟顸分析与推断，并印证“胡越”一词运用的正确与合理。
那么，“吴越”一词所用究竟是否合理呢？
探查“吴（胡）越为一体”语言形式的形成，当由“胡越为昆弟”和“父子，一体也；夫妇，一体也；昆弟，一体也”《仪礼·丧服》）相合而成。“昆弟”是“兄弟”意，但不能依据字面意而臆想“胡”与“越”成为兄弟，因为邹阳用来论证“意合”之观点的由余和子臧两人并无交集。在《狱中上书自明》中邹阳这样说：“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国，齐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又可见“胡越为昆弟”不是胡人（由余）、越人（子臧）各自和秦、齐两国的君王成为兄弟，而是可被他们所用之意的夸饰。如此，“吴越为一体”自然也不是单纯的吴国和越国相联合。从历史上来看，要么越臣服吴，要么吴被越所灭，吴越之间从未有诸侯国之间平等的联合一致，所以由吴越联合而作的假设没有存在的前提，当然也不可能成为有力的例证。当然，有分析认为“吴越为一体”化了“勾践灭吴”的史实，“为一体”当为“成一体”意，从而否定联合之说，肯定统一之论。这种认识不无道理，避免了“吴越联合”与真实历史的脱谬，也能和“骨肉为行路”形成对举，但依然有胶柱鼓瑟之嫌。
从整句的出典来看，“竭诚则吴越为一体，傲物则骨肉为行路”很明显夺胎于“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则骨肉为雠敌，朱象、管蔡是矣”。前者对于后者来说，有意义、形式上的变与不变。变之处在于论证的中心从“意合与否”转为“竭诚与否”，“意合”是消极主动，“竭诚”是积极主动，此其一；舍却了由余、子臧、朱象、管蔡式的具体举例，“吴越”和“骨肉”的含义就泛化了，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化用“勾践灭吴”典实，此其二。不变的方面，两者意义依托的语言形式没有变化，那么它们各自意义理解的方式也应该没有变化，所以要正确理解“竭诚则吴越为一体”的意蕴，就必须准确理解“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的含义。正如上文所说，“故意合则胡越为昆弟”中的“胡越”，并不是指地域，而是指人，属于传统说法中“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少数民族，所以此句应这样理解：意愿相合，即使其人是少数民族，也能和我如兄弟般，而为我所用。由此类推“竭诚则吴越为一体”中的“吴越”，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两个国家，而应理解为像吴越般敌对的势力或人，“一体”也并非“联合一致”，而是“为‘我’所用”的夸饰，意谓“君臣同心，协调一致”，所以可以这样理解此句：竭尽诚心，那么即使原先与我如吴越般成死敌的势力（人），最终也能与我同心协力，为我所用。
从此句所处的语境看，“竭诚则吴越为一体”的上文是在论述“善始者实繁”（取天下）和“克终者盖寡”（守天下）的原因并非前“易”后“难”，而是“竭诚”和“纵情”等积累德义或丧失德义的行为。在忧患之中，争国者竭尽诚心对待手下，招降纳叛，“解衣衣之，推食食之”，以此心推及广大百姓，而能不断扩大自身实力，定鼎天下：这样的情形，在历朝历代的初始时期或者某一朝代的中兴时代，并不少见，那么“吴越”用在此处又有什么不合理的呢？如果“吴越”一词真是《贞观政要》成书后由后代文人对“胡越”一词作了修改，相信修改者的态度必定不是蛮横无理的，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
至于文中的“骨肉”，如上所说，含义已经泛化，不再指“不合则骨肉为雠敌，朱象、管蔡是矣”句中的朱（尧子丹朱）象（舜异母弟）这样的不肖子和管叔蔡叔（周公旦弟）这样的不堪弟；同时，论述的情境由“（意）不合”转为“傲物”后，主体产生了改变，“骨肉”在“不合”句中所具的情感态度必然跟着变化，由邹阳口中的劣迹斑斑者变成魏征笔下的受轻待者，并以此推及普通百姓的遭际和反应：自己的亲人尚且视你为路人，更何况一般劳苦大众呢？轻则在“严刑”和“威怒”下“貌恭而不心服”，重则指天大呼“时日害丧？予及女偕亡！”（《尚书·汤誓》）进而推翻“纵情”者的腐朽统治，也难怪魏征要告诫李世民“载舟覆舟，可畏惟人”了。
以上的理解，或许可以解决教材注释带来的困惑，停止到底是“胡越”还是“吴越”的争论吧！
[作者通联：江苏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