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当代著名诗人思岑斯贝格的稿费标准是：一首诗，无论长短（他没什么太长的诗），3000马克，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任何杂志，任何报纸，爱用不用。这样的稿费标准会让中国诗人们羡慕不已。目前中国的诗歌稿费极低，即使但丁那样的诗人，如果他生活在当代中国，凭他的《神曲》，他也只能一次性拿到6000马克左右的稿费（如果他拿版税则另算）。《神曲》长14233行，中国的出版社将这个行数换算成43万字，这是散字数的算法。如果按一般杂志15行等于1000字的算法，那《神曲》应该约等于100万字，稿费可以拿到13000马克的样子，约合6万多人民币，如果但丁不买房子，同时不吃不喝，这点钱够他买辆小奥拓的！想到这儿，我好像忽然看见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但丁，开着个小奥拓在北京城里东跑西颠。于是我不由得对街上的小奥拓肃然起敬，谁知道那其中的某一辆里是不是坐着但丁！
　　因此，在目前的中国，诗人们不可能靠写诗活命。他们也不可能靠朗诵来捞外快，因为没有人愿意掏钱专听诗人朗诵。而在德国，诗人朗诵一次至少可以换到300马克；在法国，诗人朗诵一次的收入大约是2000法郎；在加拿大，大约是500加元；在美国，不会少于300美元。这只是个大概的数，各朗诵会由于组织者不同而付给诗人的报酬异然。瑞典诗人布鲁诺.K.欧叶1998年来中国访问时曾建议与中国诗人一起搞一次诗歌朗诵会，听众需买票入场，一张票卖200元。他的这一建议当即被在场的中国诗人挡了回去。原因很简单，中国没有这样的土壤。在目前的中国，既然诗人们不可能靠写诗活命，不可能靠朗诵挣钱，那么他们能不能受到教育体制的庇护？难道诗人们不是在为文化做贡献吗？欧美的大学里，存在着驻校诗人或驻校作家的制度，一个诗人，可以仅凭其诗歌创作获选在某大学里衣食不愁地生活上一年半载。但是在中国，一个诗人即使在大学里执教，那也不是出于他写诗的原因。中国现在有一些合同制作家，但他们是归作家协会管。作家协会虽然在各地设有创作基地，但能够进入创作基地的人还是太少，而对那些自由写作者，这类创作基地几乎与他们无关。而且，即使你是一名作协会员，即使你有资格进入那些基地，你也不可能为你的某本诗集从国家那里申请到一笔写作基金。自然科学家、人文科学家，都能从国家那里申请到钱，但你是诗人，你申请不到。因为明摆着，诗歌不是“科学”，不能“建设”国家。那么诗人有没有可能从一些私人的文化基金会申请到钱呢？对不起，中国没有这样的私人文化基金会。
　　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好意思说咱们是生活在一个“诗国”吗？小说家们，有可能将他们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有可能在港台出书。（尽管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有这种机会，但你不能说他们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美术界、电影界、音乐界的艺术家们慢慢学会了如何走向国际，如何从国外拿奖，如何从国外争取到钱，如何把自己的作品卖给外国人；而那些无法打入国际市场的人至少有雄心在国内市场上占一个份额。但诗人们无法做此梦想。就国际市场而言，他们的作品必须依据翻译的中介，而且西方也没有那么多读诗的人；就国内市场而言，他们太精英或者他们太先锋；如果他们既不精英，也不先锋，他们连不掏钱的听众也争取不到。而那些挣钱的朗诵会肯定与当代写作或当代写作中最活跃的部分无关。
　　那么当代诗人如何活命呢？
　　在中国古代，写作诗歌是一种生活方式，起码是上层社会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哪个当官的不能诌两句诗？哪个写诗的没有一官半职（隐士另说）？诗歌写作和政治体制紧密相联，使得诗歌成了权力的符号。会不会写诗，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活体面与否，它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身份、经济身份，乃至到8世纪初，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科已经开始采用考试诗赋的方式；而到唐代天宝年间，以诗赋取士已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固定内容。这在今天是不敢想象的。我不敢想象如今一年一度的高考语文试题中会加入写诗一项。写诗纯粹成了诗人的个人爱好，它不能给诗人带来任何现实的好处，特别是在消费主义、流行文化、虚假的后现代主义四处泛滥的时代环境之中。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环境大大不同于80年代。社会生活表面的多样性，实现个人价值表面上的多种可能性，使大众的心态远离了诗歌的语言节奏。与此同时，经过现代主义冲压的中国当代诗歌将浪漫主义的抒情大规模地甩给了流行歌曲，不再承担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任务，致使诗歌写作变得像考古学一样专业，终于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诗歌达到了世界水平。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面有菜色的诗人、走投无路的诗人、喝西北风的诗人。
　　但是，那种以为诗人们已经自绝于人民、自绝于社会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那种以为诗人们命中注定要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看法是非常愚蠢的。诗人是一些极聪明的人（别的行当中肯定也有人精，但我了解的情况有限）。一部分诗人始终抱住诗歌不放，肯定有其抱住不放的理由；另一些诗人从诗歌后退一步，发现了财富奔腾的大海、金钱闪耀的天空。实际上说，诗歌界也是一个小社会：有走官道的，有走商道的。我见过一个权重一方的诗人。有一年我去某省开会，此诗人请我吃饭。陪吃饭的人中有一位与诗歌无关的人，是某地的公安局局长。此公安局局长在饭桌上大谈他对诗歌的热爱。我看得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对那位诗人大官的阿谀。该诗人大官本不想见这位局长，因为要请我吃饭，他把这位局长顺便叫来。这位局长一点儿也不掩饰他的功利心，他在饭桌上甚至直接颂扬起我本人，而我相信，他对我一无所知。当然他应该感谢我，如果不是因为我，他根本见不到那位当大官的诗人。
　　在诗歌界走商道的人就太多了。我有一个好主意，对于所有梦想着发财的人都有效：别小看诗歌。如果你想暴富，那么从写诗做起，在你认为自己已经算是诗人时从诗歌出走，你肯定能够成功。据我所知，有些诗人靠开餐馆发了家，有些诗人靠策划出版发了家；至少有两位诗人，把他们对诗歌的品味变成了对古董的品味，不到半年，立刻在古董市场上做大；还有至少三位诗人，所玩的行当更让人心跳：房地产。这三位一个个财大气粗，其中一位曾打算设立一项“李白诗歌奖”，奖金30万元。他说要让诗人过上好日子。此外，还有诗人在组织演出，还有诗人包下了某电视台的某个频道。你以为诗人全在喝西北风，错了。有一位诗人，已经把他的公司开到了纽约、伦敦和东京。如果你觉得这些行当离诗歌写作远了点儿，那你也可以干点儿离诗歌写作近的事：写歌词、写舞台剧、写电影剧本、写电视连续剧。从写诗转到写小说，甚至说不上是转行。而如果你始终在写诗，你就是一个英雄，你就将流芳百世，你就将赢得历史的尊敬。
　　鉴赏
　　作者西川是一名中国当代诗人，出生于1963年的江苏徐州，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从那时起便积极投身青年诗歌运动，与海子、骆一禾并称“北大三诗人”。西川已出版数部诗集、散文集，也翻译国外诗人的作品，他常与导演和作曲家合作，以诗歌为灵感，将其与音乐、话剧融合，探索艺术的多种可能性。虽然写诗是主业，但后期西川也开始发表散文或者诗歌评论，记录他日常的一些思考，与读者对话。
　　西川一直活跃于中国诗坛，多次参加国际诗歌节和艺术节，也有留美经历，因此对国内诗歌的发展认识颇深。在这篇《诗人怎样活命》中，西川便用诙谐的语气将中国诗人面临的最大难题呈现在读者面前——生存。
　　中国诗人稿费之低，令人咂舌，也没有给他们“捞外快”的机会，那他们该如何活命？既申请不到研究资金，又没有私立基金会可供求助，仅有那么少数几种方法，但总不能惠及众多想要一心创作的诗人。接下来，作者简略说明诗歌已不是人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已退化成一种个人选择。然后，他笔锋一转，为走投无路的诗人们指明方向：走官道，或商道。在作者笔下的现今社会，做官与作诗并不矛盾，做商人与做诗人更不矛盾，甚至有了诗人这层身份，行事更加顺利，如能好好利用写诗的天分，也能发掘不小商机。虽然文末的处理仿佛在赞扬另辟蹊径的诗人们，行文间微妙的讽刺意味却挥之不去。成为诗人，被称作诗人，在当下的中国都不再纯粹，对不同的人有了不同的用途，乃至写诗这件事，也被赋予别的意义，成为“流芳百世”的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