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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全球化时，人们往往会把它说成是一种经济过程，即所谓“经济全球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报告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指跨国商品与服务贸易及资本流动规模和形式的增加，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则如此定义：“经济全球化可以被看作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市场、技术与通讯形式都越来越具有全球特征，民族性和地方性在减少。”在这些描述中，全球化是中性的，仅仅是一种经济过程，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好像没有多大关系。相当长时间内，全球化在西方政治家的演讲和谈话中，也一直是一个饱含积极、正面意义的词语，被说成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代表着人类文明走向。
然而，对全球化的显著不满，近些年来出人意料地来自发达国家，这在提醒人们，以往对全球化的一些美好想象，可能是对全球化的性质缺乏足够了解，而它主要又缘于对全球化从何起始及其本原体认不足。《读书》二0二0年第二期汪毅霖先生的文章《“逆全球化”的历史与逻辑》认为，“逆全球化”现象主要来源于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两种诉求之间存在内在紧张。这个解读是说得通的，但意犹未尽之处在于，将全球化过多与“自由贸易”挂钩，仍有把全球化等同于经济全球化且从结果和过程来理解全球化造成的“内在紧张”之嫌。我们还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深入探析全球化的初始发心与动力机制，以及从资本与政治的国际国内互动和相关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更好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乖张。英国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是对此有精致思考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全球化“仅仅是社会权力资源扩张的结果”，而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则“意味着自由主義、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传播，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意味着军事打击范围的延伸，意味着民族一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开始具有两个帝国，后来则只剩下一个”。也就是说，全球化是曼所说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军事四种权力运动的结果，在后者的驱动下，资本主义、民族一国家和帝国这三种宏观制度的建构与展开，是为了进一步拓展这四种权力。全球化在其展开时，是有主从关系的，由于四种权力的优势方主要是在少数大国手中，它们也就成为主动方，在一九四五年之际是美国和苏联，而在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唯有美国。全球化远不只是在商业动机驱动下市场的全球整合，而是各种社会群体谋求扩张其集体权力和分配权力以实现其目标的结果。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主动帮助欧洲原殖民国家重建工业基础、向冷战前沿战略要地的盟友单方面开放市场，以及后来接受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都是同一逻辑在不同时期的类似演绎，这也是过去一些年间“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话语的由来，以及全球化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实质所在。
此轮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启程于冷战期间、服务于霸权竞争目标的全球化，在其展开过程中，也在强势政治力量的塑造下，构建了资本与国家的有机互动和回馈，即霸权国家为资本的跨境流动提供政治支持，而资本在带动技术扩散、获取利润的同时，也为霸权国家巩固优势地位、化解国内问题创造更好的物质与技术条件。在此期间，人们见证了苏联的崩溃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也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惊呼一个“新罗马帝国”正在诞生。全球化其实是战后国际规则制定者的一次超大规模对外投资，其预期回报是为霸权做出加持和优化国家治理。同时，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但在全球化刚刚展开之际，资本是有国家属性的，受到了霸权国家政治意志的有力节制，使之与母国及其公民构成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资本与政治在战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互进关系，是建构起来的，相当程度上是对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终结的回应和反思，在那一轮全球化的后期，资本的无度扩张，不仅带来了很多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阶层差别和政治撕裂，还带来了国际关系的紧张。作为拨乱反正，自“罗斯福新政”起至战后一段时间，美国在其政治制度上建立起了对资本的制约机制，使资本运动有利于促进国内和谐。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动力弱化，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在二十世纪晚期以来的演变中，出现了一些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新的现实，它们开始突破曾经有过的政治对资本的规制。表现在：在技术随资本力量的全球扩散中，一些非西方国家因其具有“后发优势”，也逐步储积起不可小视的技术能力和发展潜力;资本的全球扩张，改变了全球化起始之际的资本空间配置格局，新的超大规模市场也在以往的发达国家市场之外被创造生成，这个市场所支撑的新的资本积累与技术生长空间，并不完全受到来自外部的支配性力量的控制;与此同时，随共同敌人的消失或不再明朗，在全球化初始期霸权国家利用全球化来压制对手的动机和控制盟友的合法性均遭遇缺失，这使得美国不再有动力继续“帮助”中国“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使得欧洲国家不再愿意忍受美国利用资本和技术扩张而对其进行政治控制。在这一轮全球化的前半段，强势国家的政治意志主导了资本应用和技术扩展的进程，规制了全球化的路线和强度，但当全球化的范围不断加大、程度不断加深时，进入这一轮全球化的后半程，资本应用和技术发展相对政治意志的独立性空前增强，由某一个霸权国家来独享绝对性的技术及其他方面优势的局面不再可以维持。本是政治权力延伸手臂的全球化，反过来却成为断其臂膀的砍刀，这是全球化的动力提供者始料不及的。
“二战”结束后，美国牵头建立了多个国际组织，倡导多边主义下的合作，表示出一定的共同分享世界权力和权利的姿态。这使国际体系进入了近代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强势国家意图构建一个可共享的世界，而不再是少数拥有、多数被剥夺。在此之前，欧洲列强所构造的是一个绝对性的“有差别的世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说，维也纳体系具有双重特征，“在核心区域维护和平，而在殖民地等边缘地区实行暴力”，就反映了这种事实。但这种意愿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这个分享体系中，美国和西方国家仍应占有优势地位，即在表态“共同”的同时仍潜规则坚守“差别”;所主张的是一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美国拥有规则制定权。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票否决权”，工业化国家“七国集团”的设置及其意图主导国际经济事务，都是这种现实的具体体现。它在理论上的表达，是以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霸权秩序观，即认为国际秩序的建构和维持主要靠霸权，有实力的霸权国家提供了更多国际公共品，因此也应享有更多的国际权力和权利，即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 按理说，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会巩固全球化初始时刻在权力资源上占据优势方的优势地位，然而，实际的进程事与愿违。曾经作为全球化发起者的国家，因此转而向自己竭力倡导的全球化皱起了眉头，这也在向人们提出以下问题：人类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够接受一个“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世界的出现？这样的政治世界又是否真有可能？千百年来，平等一直是人类的梦想，但世界各国在近世以来，从未真正实现过主权平等，有等级的国际秩序、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是长久以来的事实。一个共同分享的全球化，是人类过去从未有过的经历和经验。美国对“共同而无差别”的世界的不能适应，也暴露了当今世界究竟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从对全球化的“不满”和“新的不满”中，需要认识到“全球化”在其起始时不过是霸权国家的一种投资品，它的出身中就已包含了政治上的选择性，这决定了它的扩展有两个基本政治限度，一是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来说，存在着国际政治的平等限度;另一个是从广义的政商关系来说，存在着资本与政治的互进限度。一九四五年之后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二战”结局的胜利者在制定战后游戏规则和重建国内政治时，所建构起的政治现实，乃是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在此前提下的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其实仍然有差别;与此同时，政治对资本建立起有效规制及两者在共进中完善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在此前提下为资本扩张提供保障。就前者来说，这意味着战后以来的所谓平等的国家间关系，只是形式上或某些局部的平等，并以不言自明的不平等为前提，强势国家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被视为是“二战”的胜利果实之一，是不能允许别人拿走的;就后者来说，对资本建立起一定的約束机制，是对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前期国际国内政治失败的应对，资本的自由要以能够促进国家内部的共同福利为前提。这两个限度今天都已被打破。国际政治的平等限度的被打破，相当程度上是在不平等的国际权力结构的保障下，全球化破解了资本与政治的互进限度的结果，也即资本在突破政治的规制、获得前所未见的行动自由后，反过来瓦解了曾在国际体系中拥有主导权国家的权力优势，此一过程可谓是反噬。这两个限度的存在，也提醒人们要去回应和解答这两个问题：全球化处于起点时的权力优势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其优势地位的弱化和接受更加平等的国际关系？以及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政治可以多大程度上容忍资本的扩张？
在二0二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严重阻滞了全球物流和人员往来之后，对全球化的心灰意冷，已经成为一种另类“全球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限度，也更加显露无遗。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二0二0年五月份的一期封面上，赫然加黑印着“Goodbye globalization”（再见全球化）几个大字，副题是“The dangerous lure of self-sufficiency”（危险的自给自足诱惑），底下是一幅螺旋状裂开的地球图片。新冠疫情进一步凸显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差别，据有关统计分析，在密歇根州，只占当地居民14%的非裔美国人患病人数占总数40%;在居民46%是黑人的华盛顿，死于新冠病毒的人员中有76%是黑人，相比之下，尽管该市人口的37%是白人，但白人只占死亡人数的11%;在纽约昆斯区一条公交线路沿途的两个社区中，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穷人区是富人区的八倍。新冠疫情还严重激发了建立自足性国家供给体系的冲动。英国历史学家大卫·艾杰顿（David Edgerton）在六月十日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发文《“自给自足”的新时代》，提出英国在“二战”结束后曾将自给自足视为国家权力和安全的核心，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向强调全球化的经济利益，然而，再到今天，危机和动荡正在使英国脱离全球化而转向民族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建构全球性的生产链条和贸易体系的同时，也瓦解了不少国家的生产自立和生活用品自助能力，对全球经济体系高度依赖，所出现的“全球化内化”现象，普遍加大了各个国家在应对某些突发危机时的难度。当全球供给体系因抗疫带来的“闭关锁国”而突然发生断裂时，一些国家的无力感明显比往日未加入全球经济体系时强烈得多，要想重新组织本国资源或利用全球资源来化解危机，短时间也难做到，欠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新冠疫情还在持续中，卫生专家普遍预测将会持续一年以上时间，在“全球经济”突然遭受“隔离”的情况下，在抗疫行动中行动有力和经济、社会恢复得越快的国家，在全球竞争中也会越有优势。中国正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但这不是全球政治的幸运，而是“不幸”，会加剧全球化初始时的动力提供者对从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少于成本的认知，转而杯弓蛇影、疑心加重，更加激烈地寻求维护曾经拥有的权势。在三月中国抗疫初步取得成功，相反美国深陷疫情困扰后，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增多、“报复”措施尺度全失，已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国关系和国际政治状况。
“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或“全球化终结”成为当前的流行语，关键性成因就在于，“全球化”这种投资品的收益或回报已显著偏出预期。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其著述中，多次批评当代世界已陷入“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的窠臼，与之相对的乃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形态、思想和制度发生了由后者向前者的演变，资本与国家曾经形成的相互扶助关系在此过程中也逐渐消失，转变为资本对国家的利用、诱迫和驾驭。这也使得如曼所说，全球化具有回龙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即人类行动扩张至全球，然后又返回到自身，而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分析中，全球化乃“是一个同时包含整合和碎片化的不平衡发展过程”，在全球化的前半段，人们更多看到了全球化的整合作用，而到全球化的终结时刻，它对社会和政治的碎片化效应则大量显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在失去规制时所产生的回龙镖和碎片化效应，并非仅仅以贫富分化为特征，在以往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化程度还不太高的时代，国家内部虽然也有贫富之别，但富人与穷人还是在同一片空间形成利益关联，进而产生政治上的连带感;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不仅有贫富分化，更重要的是，看起来生活在同一片天空的人，在与外部世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联系的同时，他们之间可能已经没有利益粘连，这也使得民族国家的政治，失去了必要的利益前提和情感凭借，由此进一步演变为政治撕裂，也就难以避免。 当代形态的全球化已突破了其启程之初的政治限度，由此在国际和很多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失序，使全球化不再可能沿原有轨道继续下去。新冠疫情则加快了全球化的“终结”速度。回应上文所说的两个限度，未来全球化的开新，应从这两处破题：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角度来说，构造更加平等的全球化;从国家内部的阶层关系来说，构建政治可以节制资本、福利共享的全球化。全球化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必须受到改造，而其要害又是重建政商关系，使资本在重新受到政治的规制的同时保持其活力。在构建公平而有责任感的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必然不可或缺，也应该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但在如何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问题上，中国需要好好总结十九世纪中期以英国为主要动力提供者、二十世纪后半期以美国为主要动力提供者的两次全球化歷程的经验教训，要深切理解全球化的限度，避免陷入因全球化失度而产生的陷阱，一方面，在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的过程中，要防止自身被全球化所反噬;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因没有适当推进一些全球化议程而伤及其他国家、引起他人反感。
在当年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并行将推动全球化之际，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J.S.密尔等处于全球化中心地带的思想者，在对自由贸易乐观对待的同时，又对全球化的负面政治影响有所警惕，曾警告“少数人”会为其海外投资之便而推动国家政策有利于己，并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并认为资源输出可能不是件好事。斯密、边沁曾认为自由贸易比殖民占有更为有利，因为殖民地是“战争的主要来源”，它们吸走了母国的劳动力和资源，这些资源原本投在母国会更为有利。密尔对殖民的解释也紧随着斯密和边沁：少数强大的投资者能够使那些对于整体利益有害的政策在欧洲国家强制执行。“绝不应该被遗忘的是，在任何国家总有‘少数人’，以及‘多数人’;在那些政府不够好的国家里，‘少数人’的利益胜过‘多数人’的利益，并以多数人为代价，促进自身的利益。正是按照‘少数人’的利益，殖民地才应该被开发。”德国是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其工业化如火如荼之际，马克斯·韦伯却说出了这样一番令人意外的话：“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来反对本民族的未来！”他提醒当年的德国人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经济权力与民族的政治领导权并不总是一致”。对全球化的这些幽暗论调，不是要我们在今天还去一味反对全球化，而是在对全球化怀有期待的同时，也要高度警惕其消极一面，以使全球化真正助益于国家之间消除隔阂，普罗大众也共享利好。
[新西兰]罗纳德·塞姆著荆腾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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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全球化的显著不满，近些年来出人意料地来自发达国家，这在提醒人们，以往对全球化的一些美好想象，可能是对全球化的性质缺乏足够了解，而它主要又缘于对全球化从何起始及其本原体认不足。《读书》二0二0年第二期汪毅霖先生的文章《“逆全球化”的历史与逻辑》认为，“逆全球化”现象主要来源于自由贸易与国家利益两种诉求之间存在内在紧张。这个解读是说得通的，但意犹未尽之处在于，将全球化过多与“自由贸易”挂钩，仍有把全球化等同于经济全球化且从结果和过程来理解全球化造成的“内在紧张”之嫌。我们还需要以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深入探析全球化的初始发心与动力机制，以及从资本与政治的国际国内互动和相关权力结构的变迁中，更好理解全球化所带来的诸多乖张。英国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是对此有精致思考的学者之一，他指出，全球化“仅仅是社会权力资源扩张的结果”，而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则“意味着自由主義、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的传播，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展，意味着军事打击范围的延伸，意味着民族一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开始具有两个帝国，后来则只剩下一个”。也就是说，全球化是曼所说的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和军事四种权力运动的结果，在后者的驱动下，资本主义、民族一国家和帝国这三种宏观制度的建构与展开，是为了进一步拓展这四种权力。全球化在其展开时，是有主从关系的，由于四种权力的优势方主要是在少数大国手中，它们也就成为主动方，在一九四五年之际是美国和苏联，而在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后唯有美国。全球化远不只是在商业动机驱动下市场的全球整合，而是各种社会群体谋求扩张其集体权力和分配权力以实现其目标的结果。美国在“二战”结束后主动帮助欧洲原殖民国家重建工业基础、向冷战前沿战略要地的盟友单方面开放市场，以及后来接受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都是同一逻辑在不同时期的类似演绎，这也是过去一些年间“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这一话语的由来，以及全球化和“二战”后国际秩序的实质所在。
此轮全球化的起始条件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启程于冷战期间、服务于霸权竞争目标的全球化，在其展开过程中，也在强势政治力量的塑造下，构建了资本与国家的有机互动和回馈，即霸权国家为资本的跨境流动提供政治支持，而资本在带动技术扩散、获取利润的同时，也为霸权国家巩固优势地位、化解国内问题创造更好的物质与技术条件。在此期间，人们见证了苏联的崩溃和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也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惊呼一个“新罗马帝国”正在诞生。全球化其实是战后国际规则制定者的一次超大规模对外投资，其预期回报是为霸权做出加持和优化国家治理。同时，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但在全球化刚刚展开之际，资本是有国家属性的，受到了霸权国家政治意志的有力节制，使之与母国及其公民构成了“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资本与政治在战后相当长时间内的互进关系，是建构起来的，相当程度上是对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主导的全球化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终结的回应和反思，在那一轮全球化的后期，资本的无度扩张，不仅带来了很多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阶层差别和政治撕裂，还带来了国际关系的紧张。作为拨乱反正，自“罗斯福新政”起至战后一段时间，美国在其政治制度上建立起了对资本的制约机制，使资本运动有利于促进国内和谐。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动力弱化，资本与国家的关系在二十世纪晚期以来的演变中，出现了一些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新的现实，它们开始突破曾经有过的政治对资本的规制。表现在：在技术随资本力量的全球扩散中，一些非西方国家因其具有“后发优势”，也逐步储积起不可小视的技术能力和发展潜力;资本的全球扩张，改变了全球化起始之际的资本空间配置格局，新的超大规模市场也在以往的发达国家市场之外被创造生成，这个市场所支撑的新的资本积累与技术生长空间，并不完全受到来自外部的支配性力量的控制;与此同时，随共同敌人的消失或不再明朗，在全球化初始期霸权国家利用全球化来压制对手的动机和控制盟友的合法性均遭遇缺失，这使得美国不再有动力继续“帮助”中国“融入人类文明主流”，也使得欧洲国家不再愿意忍受美国利用资本和技术扩张而对其进行政治控制。在这一轮全球化的前半段，强势国家的政治意志主导了资本应用和技术扩展的进程，规制了全球化的路线和强度，但当全球化的范围不断加大、程度不断加深时，进入这一轮全球化的后半程，资本应用和技术发展相对政治意志的独立性空前增强，由某一个霸权国家来独享绝对性的技术及其他方面优势的局面不再可以维持。本是政治权力延伸手臂的全球化，反过来却成为断其臂膀的砍刀，这是全球化的动力提供者始料不及的。
“二战”结束后，美国牵头建立了多个国际组织，倡导多边主义下的合作，表示出一定的共同分享世界权力和权利的姿态。这使国际体系进入了近代以来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即强势国家意图构建一个可共享的世界，而不再是少数拥有、多数被剥夺。在此之前，欧洲列强所构造的是一个绝对性的“有差别的世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说，维也纳体系具有双重特征，“在核心区域维护和平，而在殖民地等边缘地区实行暴力”，就反映了这种事实。但这种意愿实际上还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在这个分享体系中，美国和西方国家仍应占有优势地位，即在表态“共同”的同时仍潜规则坚守“差别”;所主张的是一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美国拥有规则制定权。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票否决权”，工业化国家“七国集团”的设置及其意图主导国际经济事务，都是这种现实的具体体现。它在理论上的表达，是以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为代表的霸权秩序观，即认为国际秩序的建构和维持主要靠霸权，有实力的霸权国家提供了更多国际公共品，因此也应享有更多的国际权力和权利，即对世界事务的主导权。 按理说，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会巩固全球化初始时刻在权力资源上占据优势方的优势地位，然而，实际的进程事与愿违。曾经作为全球化发起者的国家，因此转而向自己竭力倡导的全球化皱起了眉头，这也在向人们提出以下问题：人类在多大程度上真的能够接受一个“主权国家一律平等”的世界的出现？这样的政治世界又是否真有可能？千百年来，平等一直是人类的梦想，但世界各国在近世以来，从未真正实现过主权平等，有等级的国际秩序、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是长久以来的事实。一个共同分享的全球化，是人类过去从未有过的经历和经验。美国对“共同而无差别”的世界的不能适应，也暴露了当今世界究竟在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从对全球化的“不满”和“新的不满”中，需要认识到“全球化”在其起始时不过是霸权国家的一种投资品，它的出身中就已包含了政治上的选择性，这决定了它的扩展有两个基本政治限度，一是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关系来说，存在着国际政治的平等限度;另一个是从广义的政商关系来说，存在着资本与政治的互进限度。一九四五年之后相当长时间内，主导“二战”结局的胜利者在制定战后游戏规则和重建国内政治时，所建构起的政治现实，乃是霸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和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在此前提下的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其实仍然有差别;与此同时，政治对资本建立起有效规制及两者在共进中完善民族国家的制度建设，在此前提下为资本扩张提供保障。就前者来说，这意味着战后以来的所谓平等的国家间关系，只是形式上或某些局部的平等，并以不言自明的不平等为前提，强势国家对国际事务的主导权，被视为是“二战”的胜利果实之一，是不能允许别人拿走的;就后者来说，对资本建立起一定的約束机制，是对十九世纪晚期到二十世纪前期国际国内政治失败的应对，资本的自由要以能够促进国家内部的共同福利为前提。这两个限度今天都已被打破。国际政治的平等限度的被打破，相当程度上是在不平等的国际权力结构的保障下，全球化破解了资本与政治的互进限度的结果，也即资本在突破政治的规制、获得前所未见的行动自由后，反过来瓦解了曾在国际体系中拥有主导权国家的权力优势，此一过程可谓是反噬。这两个限度的存在，也提醒人们要去回应和解答这两个问题：全球化处于起点时的权力优势方，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容忍其优势地位的弱化和接受更加平等的国际关系？以及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国家政治可以多大程度上容忍资本的扩张？
在二0二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严重阻滞了全球物流和人员往来之后，对全球化的心灰意冷，已经成为一种另类“全球化”;全球化进程中的政治限度，也更加显露无遗。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二0二0年五月份的一期封面上，赫然加黑印着“Goodbye globalization”（再见全球化）几个大字，副题是“The dangerous lure of self-sufficiency”（危险的自给自足诱惑），底下是一幅螺旋状裂开的地球图片。新冠疫情进一步凸显了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和阶层差别，据有关统计分析，在密歇根州，只占当地居民14%的非裔美国人患病人数占总数40%;在居民46%是黑人的华盛顿，死于新冠病毒的人员中有76%是黑人，相比之下，尽管该市人口的37%是白人，但白人只占死亡人数的11%;在纽约昆斯区一条公交线路沿途的两个社区中，新冠病毒的死亡率穷人区是富人区的八倍。新冠疫情还严重激发了建立自足性国家供给体系的冲动。英国历史学家大卫·艾杰顿（David Edgerton）在六月十日的《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杂志发文《“自给自足”的新时代》，提出英国在“二战”结束后曾将自给自足视为国家权力和安全的核心，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转向强调全球化的经济利益，然而，再到今天，危机和动荡正在使英国脱离全球化而转向民族资本主义。全球化在建构全球性的生产链条和贸易体系的同时，也瓦解了不少国家的生产自立和生活用品自助能力，对全球经济体系高度依赖，所出现的“全球化内化”现象，普遍加大了各个国家在应对某些突发危机时的难度。当全球供给体系因抗疫带来的“闭关锁国”而突然发生断裂时，一些国家的无力感明显比往日未加入全球经济体系时强烈得多，要想重新组织本国资源或利用全球资源来化解危机，短时间也难做到，欠发达国家尤其如此。
新冠疫情还在持续中，卫生专家普遍预测将会持续一年以上时间，在“全球经济”突然遭受“隔离”的情况下，在抗疫行动中行动有力和经济、社会恢复得越快的国家，在全球竞争中也会越有优势。中国正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但这不是全球政治的幸运，而是“不幸”，会加剧全球化初始时的动力提供者对从全球化中获得的收益少于成本的认知，转而杯弓蛇影、疑心加重，更加激烈地寻求维护曾经拥有的权势。在三月中国抗疫初步取得成功，相反美国深陷疫情困扰后，美国对中国的指责增多、“报复”措施尺度全失，已使人联想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大国关系和国际政治状况。
“逆全球化”“去全球化”或“全球化终结”成为当前的流行语，关键性成因就在于，“全球化”这种投资品的收益或回报已显著偏出预期。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其著述中，多次批评当代世界已陷入“股东资本主义”（shareholder capitalism）的窠臼，与之相对的乃是“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形态、思想和制度发生了由后者向前者的演变，资本与国家曾经形成的相互扶助关系在此过程中也逐渐消失，转变为资本对国家的利用、诱迫和驾驭。这也使得如曼所说，全球化具有回龙镖效应（boomerang effect），即人类行动扩张至全球，然后又返回到自身，而在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分析中，全球化乃“是一个同时包含整合和碎片化的不平衡发展过程”，在全球化的前半段，人们更多看到了全球化的整合作用，而到全球化的终结时刻，它对社会和政治的碎片化效应则大量显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在失去规制时所产生的回龙镖和碎片化效应，并非仅仅以贫富分化为特征，在以往产业资本占据主导地位、全球化程度还不太高的时代，国家内部虽然也有贫富之别，但富人与穷人还是在同一片空间形成利益关联，进而产生政治上的连带感;而在全球化条件下，不仅有贫富分化，更重要的是，看起来生活在同一片天空的人，在与外部世界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联系的同时，他们之间可能已经没有利益粘连，这也使得民族国家的政治，失去了必要的利益前提和情感凭借，由此进一步演变为政治撕裂，也就难以避免。 当代形态的全球化已突破了其启程之初的政治限度，由此在国际和很多国家带来严重的政治失序，使全球化不再可能沿原有轨道继续下去。新冠疫情则加快了全球化的“终结”速度。回应上文所说的两个限度，未来全球化的开新，应从这两处破题：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角度来说，构造更加平等的全球化;从国家内部的阶层关系来说，构建政治可以节制资本、福利共享的全球化。全球化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必须受到改造，而其要害又是重建政商关系，使资本在重新受到政治的规制的同时保持其活力。在构建公平而有责任感的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必然不可或缺，也应该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但在如何进一步参与全球化进程的问题上，中国需要好好总结十九世纪中期以英国为主要动力提供者、二十世纪后半期以美国为主要动力提供者的两次全球化歷程的经验教训，要深切理解全球化的限度，避免陷入因全球化失度而产生的陷阱，一方面，在提供全球性公共物品的过程中，要防止自身被全球化所反噬;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因没有适当推进一些全球化议程而伤及其他国家、引起他人反感。
在当年英国开始工业革命并行将推动全球化之际，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J.S.密尔等处于全球化中心地带的思想者，在对自由贸易乐观对待的同时，又对全球化的负面政治影响有所警惕，曾警告“少数人”会为其海外投资之便而推动国家政策有利于己，并损害“多数人”的利益;并认为资源输出可能不是件好事。斯密、边沁曾认为自由贸易比殖民占有更为有利，因为殖民地是“战争的主要来源”，它们吸走了母国的劳动力和资源，这些资源原本投在母国会更为有利。密尔对殖民的解释也紧随着斯密和边沁：少数强大的投资者能够使那些对于整体利益有害的政策在欧洲国家强制执行。“绝不应该被遗忘的是，在任何国家总有‘少数人’，以及‘多数人’;在那些政府不够好的国家里，‘少数人’的利益胜过‘多数人’的利益，并以多数人为代价，促进自身的利益。正是按照‘少数人’的利益，殖民地才应该被开发。”德国是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其工业化如火如荼之际，马克斯·韦伯却说出了这样一番令人意外的话：“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来反对本民族的未来！”他提醒当年的德国人要注意“一个重要问题：经济权力与民族的政治领导权并不总是一致”。对全球化的这些幽暗论调，不是要我们在今天还去一味反对全球化，而是在对全球化怀有期待的同时，也要高度警惕其消极一面，以使全球化真正助益于国家之间消除隔阂，普罗大众也共享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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