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0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法国南特的多布雷博物馆发生一起盗窃案。入夜时分，四名蒙面人从该馆盗走了一尊镀金的印度神像、五十多枚金币，以及馆内最珍贵的藏品——安娜·德·布列塔尼王后（Anne de Bretagne，1477-1514）的金心匣。心匣被盗后，南特所在的大西洋卢瓦尔省（历史上属于布列塔尼）以及整个布列塔尼怨声沸腾，要求尽快归还心匣的呼声此起彼伏。王后的金心匣究竟为何物？为何让南特和布列塔尼人如此挂心？
　　被盗的心匣呈椭圆形，高15.5厘米、宽13厘米，佩饰一顶金王冠，打造于一五一四年安娜逝世之时，法国国王路易十二（一四九八至一五一五年在位）命专人设计，以存放王后的心脏。司汤达一八三七年第一次见到时惊叹不已，认为它足以跻身于文艺复兴时期最精美的艺术品之列。
　　安娜是布列塔尼公爵弗朗索瓦二世（一四三五至一四八八）的女儿，也是法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嫁与两任法国国王的王后。布列塔尼自中世纪以来便享有相对的独立性，因弗朗索瓦二世膝下无子，公爵屡为继承危机所困扰。法国国王查理八世于一四八七年发动布法战争，试图以武力征服布列塔尼。一四八八年弗朗索瓦二世去世后，十二岁的安娜继承公爵之位。原打算与哈布斯堡王朝的马克西米利安通过联姻结盟对抗法国，无奈查理八世兵临南特城，安娜被迫答应与其成婚，布列塔尼暂时并入法国。一四九八年查理八世意外身亡，瓦卢瓦直系绝嗣，旁支奥尔良的路易继承王位，即路易十二。根据一四九一年安娜与查理八世的婚约，为确保法国王室对布列塔尼的统治权，安娜须再嫁新王。一四九九年的婚约规定公爵领将来可由国王与王后的次子，而非王储继承，暂时缓解了布列塔尼被法兰西王国完全吞并的威胁。无奈事与愿违，安娜两次婚姻生下十个孩子，最终活到成年的只有她与路易十二所生的两个女儿，布列塔尼为次子继承、保持相对独立的希望落空，最终于一五三二年弗朗索瓦一世统治时期并入法兰西王国。
　　安娜去世后，身体按惯例葬于巴黎的圣德尼王陵，心脏则封存在这枚重达四百七十克的金心匣中，再置于双层嵌套的铅盒和铁盒里，被送至安娜的出生地南特，葬于南特加尔默罗会修院其父母的陵墓中。一五九0年卢瓦尔河发大水，心匣盒第一次被取出。一七二七年，南特市长担心有人将其盗走，再度命人打开查验。彼时的心匣内空空如也，王后的心脏在岁月的风化中早已销蚀殆尽。大革命爆发后，修院作为教会财产被没收，一七九三年国民公会下令将心匣送至巴黎铸币厂熔为金块。所幸在一场汪达尔式的浩劫后，革命政府转变了对待历史和文化遗产的态度，心匣得以幸免于难。之后几经转移，心匣几乎被人遗忘。一八一九年重现于国家图书馆的币章室后，南特市政府将其索回。十九世纪下半叶，围绕心匣的归属权，国家与地方博物馆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一八九六年，王后的心匣才得以栖身于南特的多布雷博物馆。
　　作为布法联合的关键人物，安娜在当时和后世的书写和记忆中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尤其在安娜去世后，她很快被塑造为布列塔尼特权和利益的守护者，“一位爱布列塔尼远胜于法兰西王国的女公爵”。十九世纪以来的地方民族主义宣传，不断弱化其作为法兰西王后的身份，将安娜看作布列塔尼自治甚至独立的象征，安娜的心匣也因此被视为地方记忆和身份认同最珍贵的标识物。然而，附着于其上厚重的历史情感和记忆，并不能让我们真正了解这枚心匣诞生时的情境。雅克·桑特罗于二0一七年出版的《安娜·德·布列塔尼的双重葬礼：身体与心脏》，通过文献探微索源，在还原这一双重葬礼的细节中，折射出心匣及安娜的葬礼在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历史语境中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意涵。

二

　　在佩饰心匣的王冠上，镌刻着一段铭文：“高贵的王冠唯饰美德之心。”王者之心的政治和宗教隐喻是中世纪的产物。医学意义上作为物质形态的心脏，被看作人类身体中最尊贵的脏器，甚至比头首更为重要，它维系着身体的运转。中世纪的政治理论家时常将君主比作王国之“心”，维系着王国这一政治体（body politic）的运转。这与亚里士多德学说复兴后，十三世纪日益流行的“君主乃国家之首”的说法类似，以强调君主在王国中的特殊地位。在宗教上，心的道德和象征意义更是无处不在。心与勇气、正义、忠诚、智慧等美德相连，是良心、情感、虔诚和信仰之源，但同时也是欲望、傲慢和罪孽之源。王后作为君主的配偶，更应以贤德淑良垂范于世。作为基督徒，她要虔信上帝，慷慨、仁慈地对待子民；作为君主之妻和一国之母，她要生育子嗣，恪守贞洁，以宽厚公正之心主理后宫，以审慎和智慧襄助君主。而两度成为法兰西王后的安娜，其美德更是被推崇备至。
　　心脏不同于其他脏器，它还被看作逝者灵魂和情感的栖息之所，被赋予延续逝者过往和身份的功能。因此，对心脏的处理在丧葬仪式中具有特殊的意义。自九世纪以来，便有将脏器取出分开安葬的做法，不过最初主要出于保存遗体和卫生方面的实际考虑。十字军东征开始后，将遗骸与脏器分开安葬的做法日渐普遍。在外征战的君王和贵族经常马革裹尸，为了更好地保存遗骸，运回祖地安葬，往往先将内脏取出。十三世纪中叶后，心脏与遗体分开落葬的做法被赋予更明确的宗教和政治涵义。路易九世的母亲布朗什·德·卡斯蒂尔（一一八八至一二五二）是第一位要求将身体和心脏分开安葬的法国王后。为表达虔诚，布朗什立下遗诏，將身体葬于莫比松修院，心脏葬于梅兰附近的里斯修院，这两所修院均为布朗什生前所建。
　　此类做法在十三世纪晚期引起巴黎大学神学家和教会的反对，教会认为只有圣人的骸骨才能多处安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一二九九年颁布圣谕，明确反对俗人分割遗骸，认为这是野蛮和残忍的行为，应遭受惩罚。不过，腓力四世在一二九七年的遗诏中仍坚持将心脏葬于巴黎多明我修会的圣雅克修院。一三0四年本笃十二世给予腓力特赦。由此，法国王室获得将心脏与身体分开安葬的权利，在一三五一年为教皇克莱蒙六世进一步确认，成为卡佩王室的专属特权。雅克·勒高夫在谈到圣路易的遗骸时曾指出，尽管尊重躯体的观念在十三世纪开始抬头，不过尤其在法国，“人们对于国王和大人物的遗体却持另一种想法，而且有日益扩大之势，这是因为人们希望，为便于祭奠，应该为这些人物在不同地点多设几处墓地，诸如遗体墓、心脏墓、内脏墓等等”（雅克·勒高夫：《圣路易》，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二00二年版，311-312页）。 　　从路易九世到查理五世，九位法国国王中有六位立心脏墓。最著名的例子是查理五世（一三六四至一三八0年在位）在一三七四年拟定的遗诏：
　　有朝一日若上帝唤召朕离世，朕愿将身一分为三：朕之体葬于圣德尼教堂新建之礼拜堂；朕之心葬于鲁昂大教堂；朕之肺腑葬于蓬图瓦兹莫比松王家圣母堂，紧邻朕最敬爱之母后陵寝，如上帝所愿。
　　查理五世的遗诏体现出家族、政治和宗教上的三重关怀：身体葬于王陵，以示与卡佩王朝先祖在血统和世系传承上的连续性；心脏葬于诺曼底的鲁昂，因查理五世在登基前为诺曼底公爵，也不排除为昭示卡佩王朝对这块自一0六六年诺曼征服以来英法始终争夺不休的领地的所有权；肺腑葬于莫比松王家圣母堂，表达对圣母的虔信和精神上的依恋。多重落葬的王室特权很快为公卿贵族甚至普通人效仿。
　　中世纪晚期的国王和贵族领主倾向于将脏器和遗体分开安葬，这种身体地理学的分布，一方面表明统治者与其统辖的王国或领地之间的直接联系，是宣示王权或领主权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分开安葬，修建多个陵冢，必然伴随着多重丧葬仪式，以及为逝者灵魂得救举行的多次弥撒和祈祷，这意味“一个人的陵墓越多，获得救赎的机会也越大”。因此，对王室和贵族而言，安葬地的选择有政治、家族和宗教情感上的多重考量。
　　经过十五世纪的低潮后，另立心脏墓的做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再度兴起。安娜去世前立下遗诏，要求将心脏送回南特安葬。从王室的丧葬传统来看，其遗愿在当时并非特例，而是法国王室和贵族自十三世纪以来惯行做法的延续。在她之后，十六、十七世纪大多数法国国王和王后都分立心脏墓。无疑，安娜的选择不排除情感上的因素，但可能并非像后世所宣扬的那样，出于对南特和布列塔尼深深的“眷恋和热爱”，是安娜对公爵领怀有深厚情感的表现。布列塔尼史家阿兰·克鲁瓦（Alain croix）指出，安娜的行为更多地体现出当时通行的“贵族行为”，在死后象征性地确认和昭示对领地的权力，以及家族和宗教上的联系（Anne de Bretagne.Une histoire.un mythe，Paris：Somogy editions d’Art，2007，p.144）。

三

　　与查理八世对安娜公爵身份的刻意回避相比，路易十二时期的宣传有意突出安娜作为布列塔尼女公爵的身份，路易十二甚至授予安娜管理布列塔尼的诸多便宜行事之权。后世往往将此看作安娜为维护布列塔尼的特权和自治，不懈努力的结果。实际上，王室宣传突出安娜对公爵领的统治权，实则是为了将其塑造为王国一统的象征，为王室政治服务。
　　安娜与查理八世的联姻完全出于政治考量，但与路易十二则不同。路易十二年轻时曾在其父亲的宫廷中避难，按王后的纹章主事官皮埃尔·肖克（Pierre choque）的说法，安娜可能早已钟情于他。此后机缘巧合，两人得以再续前缘。王室的宣传也尤为强调安娜对路易的爱慕和忠诚，这可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更是王后美德的表现。如果此类说法属实，安娜与路易的情投意合在当时欧洲的政治联姻中实属少见。安娜去世后，据说路易十二闭门不出，哀恸多日，并下令为王后举办一场前所未有的盛大葬礼。安娜的双重葬礼在诸多方面开创了此后法国与欧洲王室和贵族丧葬仪式的先河。
　　安娜于一五一四年一月九日病逝于卢瓦尔河畔的布卢瓦城堡，享年三十七岁。路易十二下令按王室传统和国王的葬礼规格安葬王后。根据皮埃尔·肖克的记载，身体的主葬仪式从一五一四年一月九日到二月十六日，长达三十九天。仪式分三段进行：首先是在布卢瓦城堡的守灵和瞻拜礼；其次是从布卢瓦到巴黎沿途停留时举行的祭奠仪式；最后以盛大的入城仪式进入巴黎，在巴黎圣母院举行主祭弥撒后，落葬于圣德尼王陵。根据王后的司库纪尧姆·德·博纳（Guillaume de Beaune）的记录，巴黎和南特在三十九天内一共为王后举行了四百五十三次大弥撒、七千一百六十四次小弥撒。从布卢瓦到巴黎护送的随行人员约为四千人，巴黎的送葬队伍则多达一万两千多人。路易十二还命皮埃尔·肖克记述安娜的葬礼（Comm emorationet advertissent de la mort d’Anne de Bretagne，1515），并在欧洲的宫廷中广为传播。迄今为止，学者们已在柏林、伦敦、圣彼得堡、威尼斯等地发现至少三十九份抄本。
　　路易十二对安娜葬礼的重视，既有情感上的因素，也有政治上的考量。在十五世纪之前，王室葬礼的宗教性更胜，此后政治性的象征物日益多见。通过葬礼中的各种仪式，安娜在法国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得到充分展示，进一步凸显了最后时刻安娜作为法国王后的身份。如在布卢瓦城堡，为期六天的守灵结束后，王后的遗骸被盛装打扮转移至荣誉厅（salle d’honneur）供人瞻仰。荣誉厅装饰华丽，灵床两边分别摆放着象征王后权力的权杖和“正义之手”，显示王后生前的尊贵和荣耀。這些之前只在加冕礼上使用的象征物，自十五世纪晚期进入葬礼仪式中。入棺后，荣誉厅改为黑色绒幔装饰的丧礼厅，一连十五天由王国内外的公卿显贵和教会人士前往祭拜。
　　二月三日起棺前往巴黎。灵柩之上高举着安娜的拟人像，端坐于华盖之下，作为王后的替身最后一次出现在君主体系的中心位置。自查理六世（一三八0至一四二二年在位）的葬礼开始，采用拟人像的习俗从英国移植到法国，随后成为法国王室葬礼的习惯性安排。查理八世的母亲夏洛特·德·萨瓦（一四四一至一四八三）可能是首位在葬礼上使用此类象征物的王后。但由于王后在理论上并不分享王权，一开始并未赋予其拟人像过多的政治涵义。如同国王的拟人像一样，最初只是作为一个可见的、有形的形象，替代横躺于灵柩中的遗骸，使祈祷者和哀悼者能更直观地看到国王或王后。通过这种可见的视觉呈现，唤起人们对逝者的情感和哀悼。
　　不过，十五世纪晚期之后，王室葬礼的政治色彩日益浓厚，此类象征物承载的政治意涵也日渐丰富。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借用拉尔夫·吉西的研究（Ralph E.Giesey，The Royal Funeral Funeral Ceremony inRenaissance France Geneve：Droz，1960），对王室葬礼仪式中采用的拟人像做过精妙的分析。早在一四九八年查理八世的葬礼上，拟人像的展示就成功地与当时新兴的政治观念联系在了一起，并在一五四七年弗朗索瓦一世（一五一五至一五四七年在位）的葬礼上得到充分发展。十六世纪，国王拟人像在葬礼上的重要性很快就赶上甚至超过遗体本身。拟人像与国王的身体相分离，扮演了一个独立的角色，表现国王的尊荣永远不死，已故国王的管辖权在这一形象中得到延续。康托洛维茨赞同吉西的看法，十六世纪法国王室的葬礼体现出一种双重性：一重是为死者哀悼和祈祷所举行的教会礼仪；另一重则是国家礼仪，“通过拟人像庆祝那在棺材之上显露出来的不朽和王权的尊荣”，即悲伤与得胜平行，“死亡的得胜与胜过死亡同时展现在人们面前”。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的王室葬礼游行清楚地表明了这两种异质的观念同时存在，一方面是对已故国王身体和灵魂的安慰；另一方面是与拟人像所象征的永久荣耀相联系的得胜式的国家仪式（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国王的两个身体》，徐震宇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二0一八年版，553-568页）。 　　安娜的葬礼无疑也展现出了这种双重性。虽然作为王后，其拟人像并不具有国王双身中作为政治体“永远不死”的延续性，但佩饰王冠、权杖和正义之手的拟人像，象征王后的尊榮，直至最后落葬。而为王后举行的无数次弥撒，王后遗骸在荣誉厅的展示，灵柩进入巴黎时的“欢乐入城”仪式等，均表达了和国王葬礼相似的内涵，即故去的悲伤与死亡的得胜平行，教会礼仪与国家礼仪并存。
　　最后一幕是将灵柩放入墓穴，也是整个葬礼仪式中最具政治性的一刻。礼仪官庄严地高呼：“吾等最虔诚之王后和女公爵殁了！王后殁了！王后殁了！”此类宣喊是对国王葬礼的效仿，不过表达上略有差异。自查理八世开始，国王灵柩落葬的时刻，礼仪官高呼：“国王已死！国王万岁！”路易十二之后此类仪式化用语固定下来，很显然表达两重含义：作为自然之体，小写的、可朽的国王故去了；作为政治之体，大写的、不朽的国王（即王权）得以延续。王后葬礼中的宣喊则明确宣告，作为王后和女公爵的安娜最终谢幕。葬礼仪式的结束，意味着王后正式离开法国的政治舞台，这种断裂与国王葬礼中的连续性形成鲜明的对比。
　　相比而言，在南特为安娜的心脏举行的葬礼虽不如巴黎的主葬仪式盛大隆重，但与同时代的王后甚至国王的心葬仪式相比，已属极高的规格。巴黎的主葬仪式结束后的二十天左右，护送王后心匣的队伍于三月八日从布卢瓦城堡出发，取道卢瓦尔河，三月十三日到达南特城外的沙尔特勒修院。在这里为心脏守灵六天后，南特城举行仪式迎接王后的心脏入城。心匣同样以可视化的形象出现在南特民众面前，展现王家权威和尊荣的同时，唤起人们对王后和女公爵的纪念和哀悼。三月十九日，庄严的送葬队伍将心匣盒护送至加尔默罗会修院，三月二十三日落葬于安娜父母的陵墓中。皮埃尔·肖克对南特的葬礼记述相对简略，不过他反复强调仪式的盛大和庄严。事实上，与巴黎举行的具有公共性的国家仪式相比，南特的仪式相对私密，出席者主要是王后的近臣、公爵领的贵族领主以及南特城的代表。
　　路易十二同意将安娜的心脏送回南特安葬，实则也是为了进一步彰显安娜的这一双重身份所具有的政治意涵。路易十二授权王后的秘书安德烈·德·拉维涅（Andre de la vigne）为其心脏墓撰写墓志铭，其中镌刻在加尔默罗会修院大门上的铭文如下：
　　长眠于此的乃安娜之心
　　法兰西王后，布列塔尼女公爵
　　其身葬于王陵
　　昭昭美德与智慧
　　堪为法兰西之典范。
　　其心缘何安葬于此？
　　乃为赋予布列吞人以勇气
　　战胜法兰西之宿敌
　　邪恶、傲慢、偏狭的英格兰人。
　　这里所说的与英格兰人作战，指的是一五一二年英国海军统帅爱德华·霍华德爵士（sir Edward Howard）率领英国舰队侵入布列塔尼沿岸，遭到法国和布列塔尼联军的反击，英法在布列塔尼西北的布雷斯特附近海域开战。公爵时代打造的“玛丽·拉哥德利埃号”（MarieLa cordeliere）作为主舰在这次海战中表现英勇，最后与英方主舰“摄政王号”同归于尽。这是一四八七年布法冲突以来，法国和布列塔尼的军队第一次从对立变为联合，共同抵抗英格兰人的入侵，因此这场海战作为布法联盟的象征性事件被广为宣扬。
　　曾担任国王宫廷神父的人文主义者热尔曼·德·布里（Germainde Brie），以拉丁诗文记叙了一五一二年八月十日的海战（chordigerasnavis conflagratio，1513），皮埃尔·肖克随后将其译为法语。诗文将布列塔尼海军的英勇和视死如归看作这场“胜利”的关键（布法联合舰队实则寡不敌众，被迫撤退）；战死沙场则被看作尽忠于领主，即安娜女公爵的表现，而这种忠诚又因为安娜法兰西王后的身份，被赋予了更广泛的爱国情怀：
　　安娜王后，布列塔尼之领主
　　女公爵，法兰西之王后
　　知晓尔等浴血奋战
　　保卫法兰西人民
　　此美德将为世所铭记。
　　特晓谕众等
　　守卫家园为国捐躯
　　何等之神圣！
　　一五一二年的海战表明，作为美德典范的王后和女公爵，是法兰西国王最忠实的支持者。对路易十二而言，将安娜之心葬于南特，意在宣扬安娜对国王和王国在爱情和政治上的双重忠诚。王室的宣传始终强调安娜在布法联合上的显赫功绩，其中王后的身份是主导，公爵的身份为之服务。因此，这场葬礼也是公开宣告布列塔尼归属法兰西的绝佳方式。
　　仪式作为政治权力的表达方式，在安娜的双重葬礼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无论是巴黎的主葬仪式，还是南特的心之葬礼，目的都在于以盛大庄严的排场和符号性的象征物，彰显安娜作为法兰西王后的尊荣。葬礼的结束意味着，作为王后和女公爵的安娜彻底离开了法国的政治舞台，布列塔尼的命运此后将完全取决于法兰西王室。
　　安娜之心早已为岁月风蚀，化为历史的尘埃。后世对安娜的记忆和情感，悄然凝聚于更能经得起时间洗练的心匣上，所幸心匣在被盗一周后失而复得。无论生前还是身后，安娜的形象都成为某种被书写、塑造的政治和文化隐喻的象征。然而，我们不禁要问，那个在历史中真实存在过的安娜，她内心隐秘的情感，她在历史旋涡中的自主性和不得已，在王后与女公爵的身份之间的踯躅取合……历史的真相始终在迷雾中若隐若现，这或许正是其魅力之所在。无论如何，早已消逝的王后之心，借由几度险遭厄运的心匣，在法兰西和布列塔尼的历史书写和记忆中获得了不朽和永生。
　　（Jacques Santrot， Les Doubles Funerailles d’Anne de Bretagne. Le corps et leeoeur， janvier-mars 1514， Geneve： Droz，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