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磋商应当更多关注地球工程技术

　　在1917年出版的《蒙乔森男爵探险记》一书中，故事的叙述者蒙乔森男爵从火星向地球上的一位读者发回讯息，称他在那里见到了悬挂在火星表面的巨型丝网块，这是火星人用于净化空气的植物，可以消除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尽管这种事看似奇怪，但正像蒙乔森男爵所发问的那样：“有那么多烧煤设备的存在，地球空气需要清洁植物的日子又能有多远呢？”
　　答案貌似是一百年不止，两百年又太多。到了下个世纪，尽管再生能源技术会更加先进，但仍然极有可能排放出大量二氧化碳，地球温度会比前工业时代上升1.5摄氏度甚至可能是2摄氏度以上。2015年的《巴黎气候协定》认为这一排放量太大，因此世界各国已明确承诺将气温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尽可能朝着不超过1.5摄氏度的目标努力。
　　根据气候变化模型，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人类在本世纪结束之前更早找到办法，回收业已排放到大气中的数十亿吨的二氧化碳。此类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干预的技术研究被称为气候地球工程学。长期以来政策制定者对此避而不谈，现在是时候严肃对待了。
　　通过加强地球自身机能（如光合作用）去除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巴黎气候协定》所要求的“负排放”。不过地球不可能完全被森林所覆盖。
　　所以如果人类下定决心开展负排放相关的地球工程，迟早要研发技术直接从空气中抽取二氧化碳。前几年已经有两家公司（一家来自加拿大，一家来自瑞士）建立了实验工厂，不过目前它们的日产能只有几吨，而最终实现良好气候治理需要几百万吨。
　　指望靠抽取二氧化碳的地球工程技术来破解巴黎困局仍然面临很多问题。这种技术是必要的，但只要尚有存疑之处，就极易被用作借口掣肘其实施。政策制定者需要认识到，他们对于如何借助这一技术发挥效力尚不明了，对其副作用也不清楚。
　　对于另外一项地球工程技术，政策制定者同样需要认清其带来的希望和相应的风险。
　　这项技术试图通过增加地球反射回太空的太阳光线来给地球降温，实现途径可能是给特定类型的云块增亮，或者往平流层注入薄薄的类似火山爆发时产生的颗粒层。
　　2018年，来自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打算在平流层开展初期试验，考察这种颗粒层会导致何种物理和化学反应。
　　这类针对阳光的地球工程技术之所以能够在众多气候变化的对策中独树一帜，原因在于它提供了应对大气中已有温室气体效应的便捷法门。这类方法作为应急缓解之策，能为人们争取到几十年或者几百年时间，以利用减排（和负排放）手段从根本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这些方法还可能有助于控制温度峰值，降低全球变暖带来的不可估量的伤害。
　　问题失焦
　　人们对阳光地球工程技术的讨论状况，与对“负排放”的讨论几乎截然相反。“负排放”措施已经悄然纳入政策中，这些技术则没有，所以人们对其潜在益处重视不够，相关风险反倒是关注焦点。如果此类干预手段设计不当，或运行不力，一部分人的生活非但不会有丁点好转，反而可能会糟糕很多。特别令人担忧的一点是这些措施可以由一个或几个国家单独推出，在实施时可能会让它们自己格外受益。
　　由于这些风险，有些人呼吁完全禁止部署此类技术，不过这表明他們对全球变暖的真正风险浑然不觉。
　　更明智的做法是在评估地球工程技术时更为清晰地权衡利弊，像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那样，在报告中阐明如何实现1.5摄氏度的全球温控目标，这一报告将于2018年发布。地球生物技术的利弊得失必须被纳入政策磋商中，比如来年举办的旨在达成《巴黎气候协定》目标的“促进性对话”中。目前没有人会因为在磋商中忽视地球工程技术而买单，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如果没有诸如“负排放”之类的新方略，《巴黎气候协定》的既定目标不可能实现。但若想找到最佳、最公平的实现方案，可能还需引入其他创新方法。不过，如果不进行充分公开磋商，我们可能永远找不到答案。
　　（翻译：付文慧，审译：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