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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伟大的。他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倘没有鲁迅，本世纪中国的文化史，尤其是文学史，不说黯然失色，也肯定要减色几分。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鲁迅的“骂人”现象呢？
一、鲁迅“骂人”的“实骂”和“虚骂”
关于鲁迅的“骂人”，从一定意义上理解，可以分为“实骂”和“虚骂”两类。
所谓“实骂”，意即针对具体的某人某事，就事论事，不及其余。比如，鲁迅与高长虹冲突中关于“太阳、月亮和夜”的问题，梁实秋的“硬译”问题，刘大杰的标点本的错误问题，等等，皆属此类。鲁迅的“实骂”，分析问题本身就是目的。
所谓“虚骂”，意即抓住当时的某人某事，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乃在于借题发挥，生发开去。问题的本身不过是起了触发鲁迅灵感、引出话题的作用。鲁迅与引出的这类人并无直接冲突，所涉之事、亦无利害干系。这比较典型的例子应是梅兰芳、马寅初和杨荫榆的例子。鲁迅“骂”梅兰芳，是“骂”梅兰芳所象征的男扮女妆之类不男不女的“太监文化”，是骂“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的病态的社会人格。鲁迅“骂”马寅初，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文人学者的无聊，与其说鲁迅骂马寅初，不如说鲁迅是在反抗无聊。至于杨荫榆情况稍稍复杂一些。鲁迅“骂”杨荫榆的“实骂”成分是很大的，是主要方面。
鲁迅“骂人”文章的伟大意义，表现在他“实骂”部分包含有“虚骂”的成分，鲁迅是具体的，但他不像一般的平庸的杂文家那样，拘泥于具体。他升华了，超越了，抽象了，成了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我们读鲁迅的论战文章，常常发现，面对对手洋洋洒洒的宏文伟论，鲁迅仅还以匕首般的短文，三言两语便击中要害，致使对手再也无招架、还手的余地。鲁迅的批判，例如在“庄子与文选”论争中将施蛰存称为“洋场恶少”，“两个口号”论争中称周扬为“奴隶总管”，就具体的人与事而言，确有过苛之病；但如果排除个别性与特殊性，跳出具体的人事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典型”，却是极其深刻的。
二、鲁迅“骂人”的四种类型
鲁迅的“骂人”，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
1原则之争、是非之争，从总体上看鲁迅所“骂”的内容是正确的。这是鲁迅“骂人”的主要部分，换言之，鲁迅对时人的批评、批判，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比如，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的批判；对“新月派”梁实秋的批判；对当时周扬、张春桥极“左”萌芽势力的批评；以及对章士钊种种劣迹恶行的揭露与抨击，都属此类。
2大原则上鲁迅是正确的，小枝节上有批评失当、感情用事之处。这一点，可以举“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为例。“革命文学”论争，是由于成仿吾他们当时尚不了解鲁迅对于革命的重要作用，把本来属于同一阵营的鲁迅错误地当作了敌人，对鲁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尽管他们给鲁迅戴上了“封建余孽”“双重反革命”等高帽，鲁迅仍然坚持批评所该批评的，但不论争论怎样激烈，鲁迅并没有反对他们提倡革命文学的根本主张。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在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根本问题上，鲁迅是拥护的，所余下的矛盾，大不了只是提法问题。但是，在枝节问题上，鲁迅确实因为动了肝火，动了感情，有失当和言重的地方。比如，骂创造社的成仿吾等人是“才子+流氓”，与他们的“才子+革命”的本色似有距离。
3有批评正确之处，也有误解、误会的地方。这一点，比较典型的是对周木斋的批评，在大学生的“赴难”与“逃难”问题上，鲁迅认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称自己是“逃难党”，鲁迅对周木斋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关于“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在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却是误会。对于这桩公案，曹聚仁追忆说：“鲁迅的确有点误会，认为周木斋乃是某君的‘化名’，意在讽刺鲁迅。后来，我告诉鲁迅，周木斋另有其人，并非‘化名’；那段杂文，只是主张一个作家着重在‘作’，并无讽刺之意。过了一些日子，鲁迅在我家中吃饭，周木斋也在座，相见倾谈，彼此释然了。”（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史料述评》）
4纯粹是误会。这一类事在鲁迅的“骂人”生涯中并不多，但亦可举出明显的例子。一是“杨树达”袭来的事件；一是怀疑丁玲来信是沈从文化名捉弄事；一是怀疑钟敬文与“鼻”（即顾颉刚）乃一路人之事。对钟敬文，鲁迅是意气相向，恨屋及乌了。这些误会，鲁迅有的公开做了自我批评、自我解剖，有的也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了某种歉意和不安。
三、如何理解鲁迅的“骂人”
我们对鲁迅“骂”过的具体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要有一个把握的原则。换言之，即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鲁迅对人的评价。
鲁迅在骂人方面是抓住要害，不及其余的。鲁迅一生批评过的人是如此之多。面对鲁迅批评过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到：鲁迅批评了什么？是批评他的“全人”，还是批评他的“一肢一节”，还是批评他的一时一事？鲁迅说自己作文是“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两地书·一二》）。鲁迅的批评有时也只是针对某人的一时一事，不一定是全面的评价。我们只要推敲一下，就可以发现鲁迅的批评对象是各有侧重点的，鲁迅对章士钊是无情揭露，从思想到人格，都在抨击之列；对胡适，只是挖苦、讽刺他的某些言行；对陈源，着重揭露的是他为军阀作伥的一面；对徐志摩，只不过是讽刺他的诗；对杨荫榆，是紧紧围绕“女师大风潮”的；对梁实秋，也没有超出“阶级性”等若干重大的是非问题。
骂人是种艺术。但骂人之道，要有修养、有学问、有哲学、有艺术……骂人要骂得典雅，有风度、有幽默。
鲁迅好骂人，而鲁迅的骂人艺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吴望尧先生研究出了“骂人文章”十段论，把骂人比作是武家功夫。按他的说法，鲁迅至少已达到第七段，甚至第九段也不为过。正是鲁迅的骂人艺术，支撑起了鲁迅的杂文创作，成就了杂文的兴盛。鲁迅的杂文作品，就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的主人公是中国人，它刻画的是中国人的灵魂，是关于中国人的百科全书。鲁迅对于中国的意义，决不亚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
旷野里很多的时候只有这风，有饥饿者的白骨，有贪婪者的狼视，有着的却单纯的少了一些人的痕迹。有人荷戟独步朝着黑暗冷冷地走来，面对着的是几千年王朝历史淡淡的浸润着血痕的冷漠和嘲笑。
作为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深深地影响并开阔了一代代中国人的身心。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大声地呼喊：我们需要鲁迅，中国需要鲁迅。
作者单位：浙江省东阳市第二高级中学（322100）
一、鲁迅“骂人”的“实骂”和“虚骂”
关于鲁迅的“骂人”，从一定意义上理解，可以分为“实骂”和“虚骂”两类。
所谓“实骂”，意即针对具体的某人某事，就事论事，不及其余。比如，鲁迅与高长虹冲突中关于“太阳、月亮和夜”的问题，梁实秋的“硬译”问题，刘大杰的标点本的错误问题，等等，皆属此类。鲁迅的“实骂”，分析问题本身就是目的。
所谓“虚骂”，意即抓住当时的某人某事，然而醉翁之意不在酒，乃在于借题发挥，生发开去。问题的本身不过是起了触发鲁迅灵感、引出话题的作用。鲁迅与引出的这类人并无直接冲突，所涉之事、亦无利害干系。这比较典型的例子应是梅兰芳、马寅初和杨荫榆的例子。鲁迅“骂”梅兰芳，是“骂”梅兰芳所象征的男扮女妆之类不男不女的“太监文化”，是骂“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的病态的社会人格。鲁迅“骂”马寅初，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文人学者的无聊，与其说鲁迅骂马寅初，不如说鲁迅是在反抗无聊。至于杨荫榆情况稍稍复杂一些。鲁迅“骂”杨荫榆的“实骂”成分是很大的，是主要方面。
鲁迅“骂人”文章的伟大意义，表现在他“实骂”部分包含有“虚骂”的成分，鲁迅是具体的，但他不像一般的平庸的杂文家那样，拘泥于具体。他升华了，超越了，抽象了，成了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我们读鲁迅的论战文章，常常发现，面对对手洋洋洒洒的宏文伟论，鲁迅仅还以匕首般的短文，三言两语便击中要害，致使对手再也无招架、还手的余地。鲁迅的批判，例如在“庄子与文选”论争中将施蛰存称为“洋场恶少”，“两个口号”论争中称周扬为“奴隶总管”，就具体的人与事而言，确有过苛之病；但如果排除个别性与特殊性，跳出具体的人事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典型”，却是极其深刻的。
二、鲁迅“骂人”的四种类型
鲁迅的“骂人”，可以分为这样几种类型。
1原则之争、是非之争，从总体上看鲁迅所“骂”的内容是正确的。这是鲁迅“骂人”的主要部分，换言之，鲁迅对时人的批评、批判，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比如，鲁迅对“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的批判；对“新月派”梁实秋的批判；对当时周扬、张春桥极“左”萌芽势力的批评；以及对章士钊种种劣迹恶行的揭露与抨击，都属此类。
2大原则上鲁迅是正确的，小枝节上有批评失当、感情用事之处。这一点，可以举“革命文学”论争和“两个口号”论争为例。“革命文学”论争，是由于成仿吾他们当时尚不了解鲁迅对于革命的重要作用，把本来属于同一阵营的鲁迅错误地当作了敌人，对鲁迅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尽管他们给鲁迅戴上了“封建余孽”“双重反革命”等高帽，鲁迅仍然坚持批评所该批评的，但不论争论怎样激烈，鲁迅并没有反对他们提倡革命文学的根本主张。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在抗日统一战线这个根本问题上，鲁迅是拥护的，所余下的矛盾，大不了只是提法问题。但是，在枝节问题上，鲁迅确实因为动了肝火，动了感情，有失当和言重的地方。比如，骂创造社的成仿吾等人是“才子+流氓”，与他们的“才子+革命”的本色似有距离。
3有批评正确之处，也有误解、误会的地方。这一点，比较典型的是对周木斋的批评，在大学生的“赴难”与“逃难”问题上，鲁迅认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称自己是“逃难党”，鲁迅对周木斋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关于“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在前，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却是误会。对于这桩公案，曹聚仁追忆说：“鲁迅的确有点误会，认为周木斋乃是某君的‘化名’，意在讽刺鲁迅。后来，我告诉鲁迅，周木斋另有其人，并非‘化名’；那段杂文，只是主张一个作家着重在‘作’，并无讽刺之意。过了一些日子，鲁迅在我家中吃饭，周木斋也在座，相见倾谈，彼此释然了。”（曹聚仁《文坛五十年续集·史料述评》）
4纯粹是误会。这一类事在鲁迅的“骂人”生涯中并不多，但亦可举出明显的例子。一是“杨树达”袭来的事件；一是怀疑丁玲来信是沈从文化名捉弄事；一是怀疑钟敬文与“鼻”（即顾颉刚）乃一路人之事。对钟敬文，鲁迅是意气相向，恨屋及乌了。这些误会，鲁迅有的公开做了自我批评、自我解剖，有的也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了某种歉意和不安。
三、如何理解鲁迅的“骂人”
我们对鲁迅“骂”过的具体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要有一个把握的原则。换言之，即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鲁迅对人的评价。
鲁迅在骂人方面是抓住要害，不及其余的。鲁迅一生批评过的人是如此之多。面对鲁迅批评过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到：鲁迅批评了什么？是批评他的“全人”，还是批评他的“一肢一节”，还是批评他的一时一事？鲁迅说自己作文是“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两地书·一二》）。鲁迅的批评有时也只是针对某人的一时一事，不一定是全面的评价。我们只要推敲一下，就可以发现鲁迅的批评对象是各有侧重点的，鲁迅对章士钊是无情揭露，从思想到人格，都在抨击之列；对胡适，只是挖苦、讽刺他的某些言行；对陈源，着重揭露的是他为军阀作伥的一面；对徐志摩，只不过是讽刺他的诗；对杨荫榆，是紧紧围绕“女师大风潮”的；对梁实秋，也没有超出“阶级性”等若干重大的是非问题。
骂人是种艺术。但骂人之道，要有修养、有学问、有哲学、有艺术……骂人要骂得典雅，有风度、有幽默。
鲁迅好骂人，而鲁迅的骂人艺术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吴望尧先生研究出了“骂人文章”十段论，把骂人比作是武家功夫。按他的说法，鲁迅至少已达到第七段，甚至第九段也不为过。正是鲁迅的骂人艺术，支撑起了鲁迅的杂文创作，成就了杂文的兴盛。鲁迅的杂文作品，就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的主人公是中国人，它刻画的是中国人的灵魂，是关于中国人的百科全书。鲁迅对于中国的意义，决不亚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
旷野里很多的时候只有这风，有饥饿者的白骨，有贪婪者的狼视，有着的却单纯的少了一些人的痕迹。有人荷戟独步朝着黑暗冷冷地走来，面对着的是几千年王朝历史淡淡的浸润着血痕的冷漠和嘲笑。
作为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深深地影响并开阔了一代代中国人的身心。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大声地呼喊：我们需要鲁迅，中国需要鲁迅。
作者单位：浙江省东阳市第二高级中学（32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