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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我说过，我希望过一种安安静静的日子，这是我人生的最高追求，还在上大学时，我把自己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不是读书就是整理读书笔记，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我不想出人头地，更不想鹤立鸡群。我明哲保身地等待着挂职期满就远走高飞，我更不希望七七八八的事情在千户台村发生，却偏偏发生了，我不知道我怎样面对村长。
特工队的工作一如既往，像上足发条的闹种有力而四平八稳地行进着。乡长的工作作风有目共睹，一般都是一鼓作气，搬起石头咂个坑，一件事情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
这天的黄昏，我们忙完了两个村子的“目标”满载而归，我们的劳动感动了乡长，乡长准备非常大方地款待我们一下，我们大家向乡长投去感激和暖和的目光。一个喜欢喝几盅的乡干部甚至抿着干涩的嘴唇投去了讨好的目光说：“这样的天气，要是有几盅盅烧酒该多好。”
“那就喝几盅吧，大家放松放松。”乡长放话了。
这不怪乡干部们素质低，怪就怪如今的房价副食品价格让他们一个个勒紧了裤腰带，一个个从牙缝里抠钱攒房款。一碗卤肉面片和几块五花肉刚下肚，乡长打发人从外面兴师动众拿来四瓶酒，明明看着要摆出一副大醉一场的架式，却临时决定去千户台。这简直就是声东击西，这样的决定让《平原作战》中充满军事智慧的李向阳都措手不及，让我们这些为讨一场酒喝还要看乡长脸色是晴是阴的凡人，更是慌了手脚。
我说：“乡长，真的吗？”
乡长向我凶凶地瞅了一眼，目光像一个正在生气的日本大佐，他说：“肚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你着急啥呀！”
乡长是不是怀疑我呢，我的屁股赶紧像弹簧一样抬起来，讨好地拿起了乡长的茶杯递了过去。乡长不怀好意地瞪我一眼，接过杯子。我立马跟紧了人群，我才知道乡长平时说的帮忙不添乱的深刻含意。
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一行五人匆匆忙忙赶路。也许乡长得到了准确无误的消息，也许是乡长不同于一般人的一种知觉和智慧断定今天一定会有大的收获，许多时侯，乡长也是凭感觉行事的。乡长双手卡腰十分气派地站在饭馆门口，他像一个伟人深沉地扫视了一眼各位，果断抹了一下嘴说：“走！今晚再逮不着，我这个乡长不逑当了。”
乡长如此成竹在胸夸下海口，我的头皮突然麻了一下，这下糟了，他是不是发现了我这个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内奸”。我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击过两次千户台的重点“目标”，都是因为我明里暗里的通风报信和阴里阳里的哄弄，让大家扑空，让千户台地洼自然村的一个“目标”化险为夷。乡长第一次怀疑的是山豁口放羊的那个老汉，没有说什么。回来的路上他说：“看看吧，那些革命历史片在群众中的影响有多么深远，我们还没进村他们早得到了消息，这肯定受了《鸡毛信》之类的启发，千万不要认为那些千锤百炼的红色经典过时了，也千万不能低估了那些放羊挡牲口的老人，别看他们一个个老态十足表情木木的，他们才是新时期活学活用最优秀的特工。我们要放下架子，谦虚谨慎地向他们学习，要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乡长满脸的认真。
我们都被乡长的幽默搞笑了。我们笑时，乡长的脸上深藏着一种不露神色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表情。他老奸巨猾的目光把我们一个个看得心里发毛，头上冒汗，浑身不自在，像过去村里的民兵连长突然站在“牛鬼蛇神”面前，我马上收住了笑容。
“不是吗？我们在勾着头爬坡时，你没见他脱下帽子在空中绕了三圈吗？那是一个事关大局的细节，就是这个细节决定了胜败。”乡长把那个“他”字掂得特别重，他说的这个“他”是谁呢，是我还是另有他人，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乡长连一些细节都知道呢？从此，我再也不敢小视乡长。
我们都面面相觑。乡长终究是一乡之长，他的能力往往表现在别人没有办法的棘手问题他能迎刃而解，他的伟大不在于平时的权力和书记不在时乡政府院子里的呼风唤雨，而在于关键时候敏锐的洞察和准确的判断。毫无疑问，他已经怀疑到了我们特工队内部的纯洁性，这是再迟钝的人都能感觉得到的。我做贼心虚地把目光从乡长的脸上缓缓移过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怕突然移开引起他的怀疑。我脸上的肉和皮渐渐僵硬起来，像蒙上了一层橡皮，我动了动脸上的神经，想把脸上的皮肉变得活泛一些，生动一些，尽量做到怀疑的对象不是我，是其他人。但我不知道我拙劣的表演到位不到位，我的行为一定是掩耳盗铃，或者就是画蛇添足。
聪明的乡长第二次也同样扑空，这就需要思考和总结了。乡长不会同一个问题犯三回错误，组织部门不是睁眼瞎，他从一个乡里的小干事鹤立鸡群地站在乡长的位置上，呼风唤雨，总有他的超人之处，谁也不应该对他的能力进行怀疑。他才是我们这个伟大的转型期一个与时俱进货真价实的特工，他甚至是高屋建瓴，他没有流露出特工队出了“内奸”的丝毫神情，怕打草惊蛇。为了麻痹特工队的每一位成员，也为了踏踏实实麻痹我们的“目标”，昨天晚上他从“内线”那儿得到确凿的消息后，并没有急于求成，大清早逮个正着，而是果断去了离千户台较远的一个村装模作样明修栈道，黄昏时分偷偷摸摸暗渡陈仓杀一个回马枪，给我和我们的“目标”一个措手不及。当然，乡长高明的战略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
乡长的判断准确无误。乡长的成功不言而喻。我把乡长的工作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多么称职的乡长。
山野寂寥得不见一只牛羊，也不见飞鸟，夕阳的温厚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安详地辐射着宁静的思想和光芒，照在哪儿哪儿就是一片金黄的颜色和温暖。袅袅的炊烟越来越密集，我们不停地走，不敢大声说话。突然，一个绿头巾的女人在山豁口像夏天的绿柳十分鲜艳地晃荡了几下。乡长有点儿草木皆兵，这是不是一种什么信息，一切风吹草动似乎都瞒不过乡长的智慧，乡长突然不动，他朝特工队的成员果断摆了一下手，像一个老练的警察，警觉地朝后退了几步，正好有了一个他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他的有利位置。他镇定目标观察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的动作。一个戴着棉帽子的男人挑着水走着，爬完一段坡路时，他的屁股悠闲地放在担子上忽悠忽悠地闪着。一切都正常极了，乡长像影视剧中的连长，做了一个前进的手势，我们从刚才的鬼鬼祟祟立刻变得大大咧咧。有乡长撑腰，干嘛不大大咧咧。 一路都是走不完的上坡路，大多数人身上已经汗津津的了。有一位乡干部被石头崴了脚，疼得坐在地上不走了。大家停下来，乡干部一边揉着脚脖子，查看开了线的皮鞋，一边半开玩笑地说：“乡长，我的皮鞋走破了，能不能给我报销一双皮鞋？我不要好的，二百左右的就行。”
“快走，‘目标’跑了，我罚你！”
“凭啥罚我？”
“凭你延误战机。”
“算了吧，该罚的逮了两次都逮不住，还罚我！”
乡长的脸一下黑了，像一团黑云。他一副庄严地说：“我们干的是涉及到民族兴旺国家昌盛的大事，咋能用‘逮’这么难听的字呢？”
“虽然不好听，但就是逮。”
人们都不说话了。
为了万无一失，我们是从村子背面神不知鬼不觉进去的。这要花更多的时间和体力，我们不怕，谁让我们是特工队的队员呢，谁让我们每天拿八十块的补助呢。不是上面的政策撑着，我们诡秘的行为跟偷鸡摸狗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光彩，我们干的是利国利民涉及到国家存亡民族昌盛的事业，不光彩的是那些肚子里怀了娃娃的女人和那些蛮劲十足的不要脸的男人。这是最合适不过的理由，要不是他们在黑夜里弄出来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我们才不会鸡鸣狗盗，这会儿说不定我们在一个暖和的饭馆里吃肉喝酒哩。
最先听到我们脚步声的狗还没有叫上几嗓子，马龙在乡长的指令下像猴子一样敏捷。他简直像一个饿瘪了肚子很久没有吃到东西的美洲豹瞅准了一个正在吃草的小鹿，猫着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嗖地一下冲了上去，他冲上去的样子有些疯狂。我还没有明白是咋回事，他便越墙而入。他敏捷的身影像身经百战素质优良的侦察兵。马龙很快从里面打开了门栓，大家顺水推舟鱼贯而入，那种里应外合的配合十分得当而默契。我第一次领略了乡干部翻墙的功夫不是一天两天练就的，这不仅需要手脚的灵敏，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不假思索、行动上的果断和意志上的果敢，乡干部们关键时候都不可小视。
从目前的态势看，在乡长的准确判断和精心策划下，今天的行动已经有了较大的把握，但大家的情绪并不振奋。面对面在很短的时间实施经济处罚，无疑是一件棘手的事情，遇上难缠的村民，抱着你的腿坐在地上哭天号地，让你束手无策；更甚者他使出阴毒的一手要“死给你看”，如果是上吊需要一些时间，要是拿了菜刀和宰猪刀给你豁出老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出问题是瞬间的事，没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怕会出了事儿。看看周围的人都进去了，我不可能袖手旁观，我麻木地跟在后面。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三世同堂的人家，老汉叫刘天有，跟村支书是亲房党家，特工队没有通知支书和村长，就是怕走漏了风声。刘老汉的儿子打工没有回来，家里是儿子媳妇和三个孙子。怀里抱着一个，地下跑着两个。
刘老汉显然完全没有料到在这样一个安详宁静的黄昏，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会破门而入。他先是十分惊慌的样子，黄昏的太阳光把他的面部表情照得有点扭曲，别扭得像一个牙痛病人。他眯眼有点吃力地看了我们一会儿，等辨明了我们的真实身份，确定我们不是传说中抢劫的贼人，也不是要帐的，就镇静了许多，像一部革命历史片中经验丰富视死如归的老地下工作者。他缓缓地按自己的节奏把牲口拴在槽头上，系了一个熟练简洁的死扣，拌好了槽里的草料，不慌不忙把牲口很难下口的麦草骨节一一揉碎了，拍拍身上的草屑，这才慢慢迎上前来。他的神情充满了少有的沉定和冷静，像红色经典中视死如归的英雄缓缓走上了刑场。
乡长有些不耐烦地说：“你有完没完，计划外生育是不是生出功劳了，要四平八稳功臣般地接见我们呀！”
刘老汉并不回话。钱伙里的金子，人伙里的孙子。他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如今儿子和儿媳妇如愿以偿地给他生下了带把儿的孙子，他什么也不怕了。他好像给乡长说了句什么，他似乎认识乡长。从口型上看，是句问候语，但大家没听见。他的儿媳，一个身材不大的女人，穿着织锦缎棉衣，正坐在向阳的门槛上露着肥嘟嘟的奶子给孩子喂奶。孩子睁着乌溜溜的眼睛，怕抢走了母亲怀里的奶头，一边看着陌生的来人，一边张张狂狂地咂着，身上散发着甜蜜清香的奶味。不用问，这就是她的第三个带把儿的孩子。
女人一见我们，有些羞涩地把衣襟慌忙朝下捋了一把，便缓缓地站了起来，刚才面对孩子时一点温柔的笑意来不及完全收敛，便突然惊恐万分地僵硬在脸上。在血色黄昏中凝固成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像一个烤得面目全非的焦巴洋芋。她起身的时候，把孩子噙在口里的奶头不小心弄了出来，孩子哇的一声，一双胖呼呼的手在胸前胡乱抓着，小脚丫儿奋力蹬着，她赶紧又把奶头塞了进去。孩子的一声哭叫似乎提醒了什么，她把怀里的孩子抱得紧紧的，反而让吃进去的奶把孩子呛哭了。
女人极费力地哄着怀里的孩子，三番五次哄不住，索性顾不得羞涩，又撩起衣服把肥嘟嘟的奶子塞在孩子的口里，几缕纷乱的头发贴在脸上也顾不得捋一下，只顾“噢——噢”狗儿长狗儿短地摇晃着，在圆嘟嘟的屁股上重一下轻一下拍着孩子。她的眼泪猛然涌了出来，像一颗颗珠子往下滚。她浑身抖抖索索，面对一群张牙舞爪的人们不知道如何是好。
人们的神经顷刻间被惊醒，目光和神情都集中在女人和孩子的身上，女人的表情有些木然。刘老汉锐利地看了一眼儿媳，高声干咳了一下，那女人心领神会地进了屋。
大家的目光像工地上称职的工头，很快环顾了一下周围。院子不大，除了老汉刚才在槽头上拴好的牲口，几乎是家徒四壁，没有牛，没有羊，没有鸡，没有猪，全然不像一个过日子的人家，他们为孙子的降生几乎耗尽了一切，要么很早就做了特工队要来的安排。几间破旧的房屋，欲坠欲落的屋墙上挂着十多辫大蒜，几辫是白皮的，几辫是紫皮的，还有一挂红红的辣椒，和牲口用的鞍子、拥脖之类。两根屋柱上依稀可见去年贴上去的一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春联，上面吊了些臃肿不堪的刚刚摘下的玉米棒子，被斜射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放大了，似乎要把这座弱不禁风的房子拽翻。眼前的境况让大家都十分明白，又是个家境不好的主儿，今天的事情乡长不狠拳出击，谁都不好办。
院子里出现了十分难堪的局面，所有的人都骑虎难下，齐齐站着，几乎忘记了是来做什么的。这时，支书和村长闻讯而来，支书走上前去想跟乡长握手，乡长绷着生硬的脸没有伸出手，他讨了个没趣，便肉肉地从里屋找出一条马扎，让乡长坐，一副巴结的脸相显而易见。村长衣襟一煽一煽走到乡长面前给了一支烟，乡长以同样的态度挡了回去，村长不知道该怎么开场。两位一级父母官的到场，好像给这个尴尬的院子暂时带来了一些活气。乡长坐下来看了看支书和村长，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暧昧的神情，没有表态的意思也没有打圆场的前奏，看来开场白还得乡长打。乡长果断地说：“我们其行的目的你知道不？” 刘老汉说：“按照乡上的政策和要求，儿媳妇已经结扎，剩下的是罚款。”
“知道就好。马干，念！”
马龙掏出一个小本子走到刘老汉跟前，用清晰有力的口齿向他宣读了有关他家人口的详细情况和实施经济处罚的政策依据。问他：“听清没？没有错吧？”
“听清了，对着哩。”刘老汉的声音由于紧张而干涩，语速也不是太连贯。但语调竭力保持着一个传统庄稼人的礼貌，他被深深浅浅的皱纹包围着的苍老的眼睛里，已经盈动着一些干涩浓稠的泪花，好像不是泪水，更像木匠刚刚熬出来的骨胶。
乡长说：“孙子得了吧，这下满意了吧！”
刘老汉点了点头，他想给乡长极力挤出点微笑来，结果脸上的表情更糟，比哭还难看。
“那，怎么办？罚款呢？”乡长突然来了气，他从马扎上坐起来高声说道，“你要搞清楚，我们这是第三趟了，是不是想把我们的腿跑断呀！你真行，还跟我们玩上了猫捉老鼠的游戏，看谁玩了谁！”乡长高昂着头，他的威风像过去在大队旱场上面对那些“四类分子”时呼风唤雨的民兵连长，他收拾了一下偏斜的领带，双手在腰里盛气凌人地卡着。毫无疑问，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此刻他就是皇帝。
刘老汉歉疚地扫视了周围的人赶紧躲开了目光。他回避着乡长气势汹汹的逼视，和周围不耐烦的目光，他的已经有些佝偻的腰勾得更低了，屁股有些夸张地向后翘着，像阶级斗争年代让人整治怕了的那些“专政”对象。他沉默着，脸上的表情羞耻至极，好像胖嘟嘟的孙子不是儿子生的，是他这个当公公的扒灰扒出来的。半晌，刘老汉小声说：“儿子在玉树一家修路的工地上守料场，腊月半间结了工钱，到时候啥不成也先缴了罚款。”
“行了！你说得轻松！等你儿子的工钱来了，我的乡长都泡汤了。”
“因生娃的事耽误了乡长的前程可了不得，腊月半间一定缴。”
“不行！腊月半间是多少？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好好算，你说的腊月半间是明年的一月。这是跨年度，是绝对不允许的。”乡长的话不容置疑。
刘老汉绝望了，他的眼睛里没有一点光，他一下疲软地蹲在向阳的北房台基上，双手抱住了头。他的头勾得很低，差一点勾到自己的裤裆里了。他像一堆被农村女人遗弃的千窟窿万眼睛的破棉絮，扔在无人问津的地方，一天天被彻底遗忘，一天天污头垢面。他稀疏斑白的头发在黄昏中显得有些纷乱不堪，几乎一下苍老了十几岁。我很想扶他一把，让他像人一样站立起来，反正孙子已经长成了一条活蹦乱跳的生命，儿子媳妇也按政策已经做了绝育手术，还能把他怎么样。但我又怕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我已经是乡长怀疑的目标，再显山露水就太不识时务了。
互换了一下眼色，便开始心照不宣地行动。我们转了几间人住的房子，又去转草房，再去转牲口的住所，除了在儿媳妇睡觉的小偏房码着的粮食和一辆七成新的自行车，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马龙朝乡长讨好地看了一眼，掀起小偏房的门帘，以一种果断的口气征询乡长的意见：“抬吧？乡长？”
我不知道马龙为什么最近表现得如此尽职尽责，像今天这种一把手在场的情况可以由一把手定舵，本乡本土的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身子腾开，高枕无忧地袖手旁观。或者该放一马时放一马，做个顺水人情有啥不好呢！马龙，你是个十足的猪脑子，你干吗要当马前卒。我暗暗骂道。
有了马龙的提醒，乡长一下来了精神，思路也清晰多了。他似乎寻找到了抬粮食的由头和把工作继续进展下去的突破口，果断地说：“抬！按马龙说的做！”好像这是马龙的决定，而不是他的主意。
我把头扭过去看了看乡长，他明朗的态度不可改变。其实，乡长不会注意到我的目光，也没有这个必要，在这种关键时刻，需要的不是审时度势的考虑，他需要的是马龙这样赴汤蹈火的干将。我再看一眼刘老汉，他的眼里盈满了泪水，他的儿子媳妇抱着娃儿站在小偏房的门口。
“马干！你去庄子里雇一辆手扶拖拉机过来。走，抬！”乡长干练地指挥大伙抬粮食。马龙风一样跑出了院子。
我跟支书和村长木木地站着。乡长很不耐烦地戳了我一眼，眼神中充满了对我工作的彻底否定和失望。我立马做出装模作样的架式走了进去，工作队成员个个沉着一张生铁一样的脸，七手八脚动起来。支书和村长看大势已去，突然表现得十分主动和积极向上，支书一步跨上去说：“这种事情咋让乡长做。”说时，朝门口喊了一声，就有几个身高马大的年轻人横了进来。
那个抱着孩子一直僵靠在小偏房炕沿前的女人，突然醒悟过来，赶紧把怀里的孩子放在炕上，转过身来本能地铆足了劲儿斜靠在门口，试图阻挡特工队的闯入。她瘦小的身躯在人群的拥推下弱不禁风，没有收拾整洁的衣襟半敞开来，像一个精神病人。一切阻挡都是徒劳。她试图把整个身子奋不顾身地倾过去，一些慷慨激昂的场面在我的脑海中翻江倒海起来，像我少年时代连环画中看到的许多大义凛然的女英雄，诸如韩英、江姐、刘胡兰之类，她把双腿死死地撑在门框上，双手又死死地扳住了门框，紧紧咬住嘴唇，想把第一个掀开门帘的乡干部挡在外面。但她的力量又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身躯又是那样的弱不禁风，被乡干部随便一拨拉，便被推到一旁。
她木木地站在一边，一动不动，脸上的表情惊慌失措。她慌乱地把儿子抱在怀里，突然惊天动地嚎哭起来，她母狼般嘹亮锐厉的嚎哭把整个村子都震动了，围在门口里的一群人脸上的神情一下变得惊恐万状。她怀里的婴儿被她惊得奋力蹬了一下腿，发出了尖厉刺耳的叫声，这并不能改变事态的发展和进展。人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眼前那些化纤袋子，那婴儿的尖叫声显得十分响亮和刺耳，把整个村子都惊动了。门口里围了许多人。
她绝望地靠在门框上，眼看着那些她亲手经过了簸箕和筛子，码在屋里的粮食袋子像春三月的冰雪一样融化了，直化得心口窝窝里发痛，双腿发抖。她的眼前突然一片发黑，怀里的婴儿又响响地增加了哭声的力度。她突然又记起了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不由自主地“噢——噢”哄起了孩子，准备抬化纤袋子的人们把她挤得左晃右摇。
刘老汉在外面高声喊：“把奶头给好，不要哭！只要娃好着啥都有。”
公公的声音分明带着威严，但这金贵的孙子今天就是不卖这个帐，哭声更加尖厉，像一个个钢针七七八八地扎着。 乡干部每人抬了一袋化纤袋子就开始气喘吁吁，站在一旁指手画脚着，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喘着粗气。七手八脚中，一袋一袋的粮食，跟着年轻人结实的腰和屁股，和沙沙的脚步声，横七竖八地码在大门外的手扶拖拉机上。马龙在门口不断高声报着数子，声音中有了几许大获全胜的得意。我一五一十记在小本子上，总共是十九袋粮食。
院子里，靠着南墙的半面院子投下一大片阴影，缓缓地气度不凡地向前弥漫着。向阳的北房台基上，阳光十分温情地普照着正在发生的情景。一群不慌不忙的蚂蚁没有目标地爬行着，他们没头没脑的忙碌，最终没有走出一丈见方的范围，我看着它们还在忘我地爬。已经回巢的麻雀还来不及亲热，就被这些与往日不同的响动弄得惊慌失措，哗一下从屋檐下冲出来，慌慌张张飞了，在远离刘老汉家的杨树上吱吱喳喳叫个不停。那群在刘老汉家做了两年多窝的野鸽子在屋顶盘旋了几圈，无家可归地落在离刘老汉家不远的一个土梁上，把头缩在羽毛中做好了夜不归宿的准备。
暮色渐深，院子里那一大片阴影越来越大向北移动着，连北房台基上那点最后的夕阳也在泯泯灭灭中消失。一股潮湿和阴冷不期而至，很快就有了让人防不胜防腹背受敌的寒意。我响响地打了一个喷嚏，我的喷嚏大得有些夸张，乡长朝我不怀好意地憋了一眼，那意思再明白不过地告许我，就你的事多，我不知道我又犯了什么错误。
刘老汉似乎是被我惊心动魄的喷嚏打醒的，他猛然抬起头，木木地望着院子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又高声喊了一句：“把奶头给好，不要哭。”
在整个搬运粮食的过程中，刘老汉一直目送着他的每一袋粮食。每一袋粮食都是他亲手筛选过的，每一个化纤袋子的补丁都是他亲手缝上去的，每一个口绳都是他扎了又扎的，如今一粒也不留给他。这是多么伤心的一件事，这一切都是因为在这个家里增添了一个不应该增添的人丁。他想说几句话，有几次他张了张嘴，但终于没说出什么能站住理由的话来。我突然希望他或他的儿媳破口骂人，最好骂得蛮不讲理，像一个无法无天的泼妇。这会增强我们抬粮食的勇气，但是没有。我甚至希望在这样的场合中有一个像天保和田寡妇一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出现，半呆半傻稀里糊涂地把场面搅得七零八落，动摇了乡长和我们的决心。
西厢房的粮食抬完了。马干清点了一下数量，离罚款金额还有较大差距。这时有人喊道：“快来，这儿还有！”
乡长三步并作两步地到了东厢房，他的步子敏捷得像一只成年的羚羊。他看了看，那双平常素日十分厚道温和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磷火似的绿光，他看了看粮食袋子，瞧一眼刘老汉，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冷笑。我感到身上一阵阵发冷，一阵阵发烧，胳膊上暴出了一层鸡皮疙瘩。
原来东厢房后面的夹道里，码放着七八袋粮食。由于那里光线昏暗，刚来时谁也没有发现。
马龙心领神会，很快哼哧哼哧抬了一袋出来。是崭新的化纤袋子，白的耀眼，袋口用红绳子扎着。
始终没有说话的刘老汉这时惶恐地开口了：“那是我选下的籽种，开春要用哩，乡长！”刘老汉用足了底气，把“乡长”喊得特别响，响得让所有的人停下了一切行动。马龙抬着崭新的化纤袋子一动不动。
难道是在威胁吗？乡长似乎被刘老汉的话惊了一下，他先惊后怔，半晌没有表态。他不表态，不是刘老汉底气十足的理由震撼了他，而是他分明听见门道里进来了许多人。一群踢踢踏踏虎背熊腰的男人。
村长语出惊人，他衣襟一搧一搧走上前去，大喊道：“籽种不要抬！放回去，籽种不要抬！”他的立场坚定得像一块生铁。
乡长和村长的态度顷刻间形成了水火不容，这样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今天却发生了。
乡长大声喝道：“王村，你想干什么？你为谁说话？”乡长想用他的年轻和更大的声音来压倒村长。
“乡长，你不能这样！我们工作没做好，让女人们多生了娃是实情，但你不能公鸡母鸡一块儿杀了，这是人家留的种子！是明年种地的种子！”
乡长心头一震，示意村长从人堆里走出来，说：“你说咋办？”
“把籽种留下。”
“这不行。这么多的人都见了，政府的威信往哪里放？今后的工作咋开展？你要为我着想。”
“你看着办，今晚出了事情我不管。”
“王村，你是在威胁我吗？威胁党和政府吗？”
“不，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没有缚鸡之力，我能把你咋样？你看看外面的人群。”
乡长不看也知道处面的人群，他妥协了，沉默了良久说：“行。这样吧，籽种还是要带走，是借，我给你打条子，明后天你再找个机会运回来，运费算我的。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今晚的决定不能变，外面的人群还要你疏散！”
村长点了头。乡长唰唰写了条子。
乡干部很快把籽种抬到另一辆手扶拖拉机上。这时，围了许多群众，有几个身强体壮的庄稼人从人群里庄严地挤出来，神色庄重而不可一世地把双手重重地压在装着籽种的化纤袋子上，他们试图用健壮的体魄来对抗眼前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
乡长高声喝道：“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马干，给派出所马所长打电话！马上打！”
不料，乡长的话一出口，那几个身强力壮的庄稼人反而不怕了，干脆豁出去了，一不做二不休。他们腾腾腾跳上了手扶拖拉机，屁股重重地坐在化纤袋子上。场面立刻变得严峻起来。有两个年轻的身强体壮的农民没有公开动手，他们心照不宣地走过来，用硬梆梆的身躯一左一右凶狠地架住了马龙，暗暗十分默契地使了力气，直夹得马龙的骨肉发出了声音，直夹得马龙龇牙咧嘴。他们贴着马龙的耳朵悄悄说：“不许出声，出声就夹死你。”马龙果真没敢吱声。他们的意图不言而喻，马龙的脸上一阵惊慌，乡长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局面一下变得对立和有点儿不好收拾。
人群中有人说：“打吧打吧，快打电话，粮食都拉走了没了吃的，干脆让派出所把我们抓了坐班房，有吃有睡多领干！”话音刚落，人们的手里就不知不觉不谋而合地握紧了铁锨和榔头。
事态有些儿像炸药包的导火索一触即发，村长赶忙跑过来说：“你们这是干什么。退下，都退下，这是政策，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能胡来！”村长又厉声喝道：“走开，你们要把马干干啥？” 村长的话一言九鼎，坐在化纤袋子上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和架住马龙的两个人都松了劲儿。明眼人都看得清楚，这靠的不是权力，是一种威信。乡长把这些看得清清楚楚，这与乡长和派出所的神威没有一点关系。
人群散去，一场一触即发的事件平息后，马龙写了个收条交给刘老汉，并告诉他，还差多少钱，要在限定的时间里送到乡上去。马龙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种嚣张的气势了。刘老汉点着头，表情木木的。在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好像苍老了十岁。
干部们拍打着身上的草屑和灰土，准备出门。刘老汉突然伸出双手做了个拦挡的动作，同时在嗫嚅着什么。
乡长问：“你还有啥事？”
刘老汉愁苦的眼睛正对着乡长。
“你们饭还没吃呗，去乡上那么远的路……”
乡长的表情有了几分羞愧，他的脸在款款降临的暮色中一阵红一阵白，他想极力挤出一些温暖亲和的笑容来，试了几回都没有成功，反而像一个牙痛病人一样难看。
整个世界突然安静得像死亡。暮色苍茫中，看见麻雀们已经蹲在屋檐上，听见归巢的野鸽子在空中抖动翅膀的声音。
胸口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七上八下地翻滚。我强忍着，故作平静地问：“抬了你的粮食，你还有心情让我们吃饭？”
“……抬粮食是政策，不怪你们，谁让我犯了政策呢。吃饭是人情礼数，这是两回事呗。你们是客人，咋能叫你们空着肚子回去……”
我怔怔地盯着那张在暮色中模糊不清的脸，那张拉长的刀子一样瘦小的苍老的脸，感觉到自己的心被什么锋利的东西轻轻划了一下，哆嗦不已。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涵养两个字竟是这么厉害的东西，能把人的心划破。
刘老汉伸出粗糙冰冷的手，乡长没有了一点儿干部的威严和作派。他脸上的肉像被人结实地抽了几个耳光，先是红的，慢慢成了紫的，最后几乎成了死肉，做出的表情是皮动肉不动。他尴尬地握住了刘老汉的手，没说一句安慰的话，让我有些失望。他即使说一半句假大空的官样话，也肯定是语无伦次的。握过了乡长的手，刘老汉来握我的手，我紧紧地攥住他的手，记忆中一些封冻的东西腾腾腾复活了：坚硬的老茧，深沉的呼吸，烟草味儿，汗酸味儿，炕烟味儿，五谷味儿，一股脑儿向我浩浩荡荡冲来，直冲得我呼吸有点困难。
天唰地一声黑下来，掩盖了我眼角的泪水，我突然想起我年迈的父亲和父亲的一些劳动细节。院子里清冽彻骨的冷气打在脸上，像一个个生硬无情的耳光，又像是煮过水的牛皮鞭子，僵硬麻木的脸皮开始发烧，烧得发烫。我抹了一把，感觉到了泪水的冰冷。院子里那个男婴的凄哭声特别响亮，哭得惊心动魄，哭得让人心里发毛身上冒出了冷汗。
我捅了一下村长的胳膊说：“很抱歉，这件事我没做好。”
村长说：“你已经尽心尽力了。”
手扶拖拉机发出了暴跳如雷的声音。
开手扶拖拉机的是村长的堂侄王马达，会修电动机。这里的人把电动机叫马达，故得此名，时间久了，他的真名王多成反而没人叫，却把王马达叫得十分响亮，王马达本人十分喜欢这个名字。他裹着肮脏的黄军大衣，戴着一顶长筒帽，帽沿软软地搭着，把上半个脸盖得严严实实。一双大头皮鞋又增加了一些重量，一副倒霉不堪的样子像一头吃了败仗的狼狈的公牛。他的左手笨拙地捏着一双破烂的皮手套，右手提着手扶拖拉机发动机的摇把，摇晃着身子向乡长走来。
“你是乡长？”他的脸上有些干燥和酱紫，蠕动着肥厚老实的嘴唇说：“我有事给你说。”
“先开车，明天再说，你没见忙着吗？”乡长果断地摆了一下手，把王马达的话挡回去。
我们默默地行走在路上，谁也没有说话，也许是刘老汉家发生的事情还没有让大家恢复正常的思维。乡长的脸上充满了成绩斐然的表情。
突突突，突突突，手扶拖拉机的声音在黑夜里响得有些无奈。前面的一辆手扶拖拉机停了，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后面的一辆也停了。
乡长问：“怎么了？”
王马达说：“轮胎瘪了。”
“都瘪了？”
“都瘪了。”
“没有备胎吗？”
“没有。手扶拖拉机哪来的备胎！”
“快卸，卸下来补！”
“我们没带工具。”
“咋搞的嘛，快去乡政府门口叫个补胎的人。”
两位司机一前一后走了，很长时间不回来。夜越来越深，寒风像割肉的刀子一阵紧似一阵，乡干部一个个蹴着膀子蹲在路旁，活像几只离群的红嘴乌鸦。按平常情况也该来了，乡长往更远处打亮手电筒，也不见有人的迹象，不耐烦地说：“马干，你去看一下，咋还不来！”
乡长照着明晃晃的手电筒，仔细看了看几个轮子，终于把光聚在后轮上不动了。他坚锐的目光像吸血的蚊子盯在肉上，他发现了一颗两寸长的钉子，是垂直打进去的，在另一辆车上他发现了同样的一颗钉子，便感慨地说：“都是群众的所作所为呀！”乡长的表情无可奈何。
我偷偷笑了一下。黑暗中，我的笑充满了阶级敌人阴谋得逞时阴险的狞笑和可怕。我有些得意，我知道，乡长就是有一双老鹰的眼睛，也看不见我不满和发泄的表情。
时间的漫长像绝望中等待死亡的人，我们一个个冻得像冰棍。我们回到乡政府大院时，东方已经微明，路途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不可思议。我们的手脚冻得张牙舞爪，我们狼吞虎咽吃完了一锅羊肉，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人群里有的打嗝，有的松裤带，有的放屁，乡政府大院里，散发着浓烈的腥味十足的羊肉味儿。我回味了一会儿，不知味道是咸是淡，是土羊还是二转子羊。特工队的人累得像一滩稀泥七三八四斜躺在自认为合适的地方。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睡得正酣。
十七
一觉醒来已是中午。我拉开窗帘朝外一望，太阳像天空中的一个小白点儿，迟钝地亮了一会儿，就在灰沉沉的云中消失了，又是一个阴天。我打开门，走出去，空荡荡的院子里还不见乡政府的人走动，他们都被最近一个时期旷日持久夜以继日的特工队工作整累了整垮了，怕不休养生息一时半会儿醒不了。我有点儿幸灾乐祸他们一个个睡得这么迟，我十分熟悉地推开乡政府的会客厅，烤箱上一口硕大的铝合金大锅“突突突”地冒着热气，锅盖激动得一突一跳，一突一跳，似乎向我有点儿暧昧地微笑着，一股放了紫皮大蒜和白萝卜的羊肉的鲜味儿扑鼻而来。 我对吃从来就不含糊，我知道羊身上最好吃的肉是肋骨，我聪明地嗅了嗅，就闻出了是圈养的还是牧养的，是绵羊的还是山羊的，是牧区的还是农区的，是土生土长的羊还是二转子羊，许多人都说我是吃羊肉的专家，我把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揭开锅盖挑了几块个头大的，贪婪而忘我地吃了一会儿，吃得手上和嘴上结了一层白油，我想了想，觉得还缺些什么，就喝了一碗肉汤。之后我又觉得还欠点什么，欠什么呢？羊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我顺手丢了一颗紫皮大蒜。
我打了一个冗长的饱嗝，了无生机地站在乡政府门口，看见王丽也站着。她围着一条时尚的红毛巾，像一只红狐朝着远处孤芳地张望，神情有些飘飘的，看得出她对无聊的生活有些愤懑。她是乡上的妇联主任，抓计划生育工作，按理说，那些刮宫流产、结扎上环的事情她应该身先士卒，必要时还应该赴汤蹈火，可在整个特工队的行动中始终没有看见她的影子，我有点疑惑。她没事找事地问我：“起来了？”她的脸上一点也表现不出她跟乡长做事被我发现的羞愧，我估计她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
“起来了。”
“起来那就转一转吧。”完了，她又进了乡政府院子，她似乎在等着一个人或一个信息。
天气愈加阴沉，云特别低，好像就长在树木之上。凭我的经验，不是下午就是傍晚，肯定要下一场雪。浓云里四野昏沉，天显得十分低矮，几乎触手可及。供销社门口沉闷的几声鞭炮响了，一群泥猴一样的孩子在地上哄抢着，一个胖大孩子十分霸道地把一个瘦小孩好端端踹了一脚，骂骂咧咧抢走了他手里的鞭炮。这叫试炮，听着响声脆，人们才会买账，供销社营业员每次购来了新炮仗都是这样做的，等于是广告。
一辆三马子突突突地响着，车上坐着一群男女，不是裹着黄大衣，就是包着面包服，一个个肥肥大大臃肿不堪，想象身上的线条有些费力，干脆不想了。现在该是农闲时节，女人大都包裹着红绿头巾，他们是去县城购货的。她们总有比男人们精明和独到的地方，有事没事走商场，精打细算不厌其烦地讨价还价是她们与生俱来的优点，就像老鼠会打洞猫儿会爬树鱼儿会游水，只要购物超过了一百元，还是划算走一趟县城。一阵浓浓的柴油味在干冷的空气里十分嚣张地弥漫开来。
供销社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站着一堆穷极无聊的男人，他们似乎是上帝派到人间来的闲人，无论是农闲还是农忙，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甚至是收割麦子的季节，他们永远无事可干，唯一的干头就是看人，议论人。他们大都是青一色的灰黑衣服。他们的脸和脖子可能一辈子都洗不干净，或者天生就是如此，鼻沟和耳根里一辈子总是黑，人们看得多了，以为他们的肉是黑的。他们都是乡政府附近村子里的青年、中年和老年男人。只要一年的庄稼收进了仓，时序进入冬季，站得更多一些。
他们总有消磨不完的时光和享受不尽的眼福，他们有的蹴着膀子，有的把手插在裤袋里，盯着路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等，像一群乌鸦穷极无聊地蹲在冬天的田野里，有食也等没食也等，时间几乎在这里凝固了。青年人盯着的是稀稀拉拉飘飘忽忽的几个姑娘，神色花花的，飘飘的，让鹤立鸡群的几个姑娘更多了一些优越。她们分明用余光瞧见了从人群里投来的野火火的目光，往往故意在人堆里挺起了高傲的头颅，走出不可一世的猫步。中年人盯着的是那些裹着红绿头巾的女人，眼神直直的，想要一眼把女人的衣服看穿，看出她们的实质来。老年人的目光有些呆滞，男人女人混混沌沌都看，看不透他们的心思。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摇摇晃晃走在人堆里，他的一只鞋穿着，一只鞋趿着，帽沿彻底折了筋骨，像影视片中的济公和尚，疯疯癫癫的样子。他手里提着一瓶喝剩的白酒，腰来腿不来地走上几步，喝上一口，再走上几步，再喝上一口，幸福至极的表情无法掩盖蒸蒸日上的日子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个重点抚贫对象和喝了酒，尖声吼了一句不阴不阳的“花儿”：
老爷山上的刺梅花，
有心肠摘一朵把手扎——呀。
他那底气十足的“呀”一结束，人们果真对他有了关注。
“这不是上王家的王家保吗，刚到晌午咋就醉上了？”
“马莲开着蓝花儿，我不醉是没法儿。刚领的扶贫款儿，先醉上一场尕酒儿，管他明天后天的事儿。”
“好酒吧？”
“一瓶十几块哩！你也来几口。”
“不了，不了。太冷，你喝。”
他僵着脖子说：“你不喝我喝！”他晃了晃瓶子，没有，又倒着举起来往嘴里灌，像屠户灌猪血肠，还是没有，晃一下扔了。一阵尖厉的脆响，瓶子在供销社门口的台阶上摔得一片狼藉，好像谁惹怒了他。他站在冷风嗖嗖的土路上，脸上的表情木木的，肩膀已经支撑不住脑袋，屁股也无法把麻花一样的腰托起来了。他的上眼皮和下眼皮眯在一起，在众目睽睽下神思恍惚地褪下裤子，大模势样地拉出阳器，完全失控地忽前忽后一上一下地撒了一泡长尿。他故意对着女人雄心勃勃地奋力一射一射的，路过的女人们一个个如惊弓之鸟，双手捂住双眼，加快了行进的步子。他嗨嗨地笑着：“嫑跑，嫑跑，我没醉。”说时，企图走上前去，逮住一个女人。他的手软软的，像抓空气一样，连女人的一根头发没抓到，却把落在地上的裤子尿湿了。
尿臊味儿十分强硬而不可一世地把人们赶到了另一边的台阶上，又很快站成了一堆，像一群乌鸦，他们说笑着王家保的狼狈。王家保想反驳，他的舌头像一截木头在嘴里生硬地搅动着，却没有吐出一个清晰完整的字。终于，在冷风刺骨中，人们亲眼看着他的身子像棉花一样，抑或是一个微风中的塑料食品袋软在尿湿的裤子上，裤子很快被冻结成板块状。无聊的人们看着醉态十足的王家保，无聊的场面还在进行着。过了一会儿，他又醉眼朦胧下句不接上句地哼了一首“花儿”：
白牡丹白着耀人哩，
红牡丹红着破哩；
尕妹的心里有人哩，
没人时陪着坐哩。
人们的哄笑响成了一片，一个好事者从不远处的垃圾堆里拣来一个好几处露着白色泡沫塑料的破枕头，十分滑稽地丢在王家保的怀里说：“把你美的，撒泡尿了把自己照个，你别说陪着坐，你抱着去过干瘾吧。”
王家保就果真很听话地抱着那个破枕头睡着了。我看着空荡荡的田野和山腰里的土路，我看了看乡政府周围的景象，也实在看不出这苍凉漫长的冬季里，有什么能取代比喝酒、打牌、取乐、看女人更有趣的活动。这里的冬天单调极了，我也为他们找出了再合适不过的理由，不喝酒不打牌不看女人，还能干什么？ 与供销社相邻的是农机站，正在上演着一场心知肚明的地下交易。这里几乎是一群中年男人的世界，看得出大都是一家之主，他们的目光贼贼的，随时都会发生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易。他们刚把手扶拖拉机机头连推带搡开出来，就准备用最快的时间变成钱。这是政府整村推进的一个项目，农民不掏一分钱就可以弄到一辆手扶拖拉机。我亲眼看着他们跟一些商贩在袖筒里相互捏着手指敲定了价格，很快3500元的手扶拖拉机机头3000元出手。一手给钱一手拿货的过程，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不远处的饭馆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女子，十分艳羡，像是雪原上的一只火狐，她锐利的目光早就看见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她朝这边十分艳丽地打招呼。她的饭馆又添了一桌饭局，中午又多了几个醉醉答答腰来腿不来的人。至于如何配套拖车搞运输，如何配套播种机、旋耕机等农具完全是政府的事。其实，大多数情况是政府前脚配套，后脚他们就变成了现金，他们大都信奉的是，今天的肝子比明天的心香。管他呢，反正如今的政府有钱，今日有酒今日醉，管他明日喝凉风。
我转身欲进乡政府院子，见马龙一脸不悦地走了出来，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是他的堂哥，拉着瘦长的黑脸，鄙夷不屑地瞅着马龙。我说：“现在是中午，吃过饭再走。”
不料，马龙堂哥黑黝黝的脸拉得更长了：“人家是乡里的大干部，我哪里敢吃饭。”
“哥，话不能这么说。你是家族里的老大，指望着你来主持家族里的大事，你可好，一头扎在耶稣教里。我不知道你的上帝有多大，但清明上坟你该去吧，这是天大的事。”
“嫑说那么多，你就说借不借吧？不要拿乡干部的架子来教训我。”
“不借！只要是给教会捐钱，我有也不借。”
“好好好，我就知道你是个抠皮，问你借几个钱像是刮你逑上的肉。这个钱我不借了！”说时，脖子一扬愤然而去。
马龙自言自语道：“真是邪了。该信的不信，不该信的硬信，这世道是咋整的嘛！”
问马龙，才知道他堂哥入了耶稣会三年有余。这几年，村里的父辈们老的老，死的死，陆陆续续退出了家族事务的琐碎和应酬，大事小事很少过问。其实问也干问，老年人的那一套跟年轻人的想法相差太远，根本就不在一条道上。还在前年，离祖坟不远的地方让洪水冲了一条两丈深的槽沟，再不收拾一下就危及到厚土了，家族里的许多人一直要求花点钱用浆砌石砌了，顺便在厚土立一块碑，人家张家李家的祖坟厚土里都立着碑，马家是大户望族，不立块碑说不过去。按理，堂哥是老大，他出面动个嘴就行了，可他两口子来往在教友之间，请了几回都不来。去年清明上坟也不来，说是忙。
我说：“人各有志，他信什么是他的事。”
马龙厌恶不屑地说：“真是个烂杆子货，家族里的事啥都不管，就想着给教会捐钱。”
“信一信可以，小心走火入魔。”
“晚了，已经入魔了。老婆是个病胎子，听说天天晚上在十字架下祷告，病慢慢好了。都像他这逑样子，那医保是干啥的，医院还给谁开？这耶稣教真不是个东西，难道美国、英国就不开医院？”
“人家这是一种文化。”
“逑文化！哪有不认祖归宗的文化？文化就不要同门血亲关系了？清明都不上坟，连祖宗都不放在心上，还文化，文化个脬子。”
正说着，一辆手扶拖拉机一声刺耳的刹车停在乡政府门口，沙路上腾起一团土尘。车上下来的是王马达，他跟昨天晚上运粮时的穿戴一模一样，我怀疑他昨晚没有回家，是在附近亲戚家合身睡了觉的。他比我们更辛苦，昨晚把罚来的粮食搬进仓库才睡的。他可能是睡过了头来不及洗脸，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右眼角一粒黄拉拉的眼屎十分饱满，让他显得更加倒霉不堪，他捏着那双破烂的皮手套，一晃一晃朝我们走来。“你们都在啊。”他酱紫色的脸比昨晚有些臃肿，走近了，把皮手套掖在胳肢窝，摸出一包皱皱巴巴的烟来，一人给了一支说：“乡长在吗？”
马龙朝我努了一下嘴，我心领神会地把王马达领到乡长的房间。
王马达带着一股冷风进去了。乡长正在洗脸，乡长的脸洗得有些认真，所以用了大约十几分钟。他抹完最后一把脸又擦了面油说：“你是昨晚送粮的吧，你不是有话吗，说吧，啥事？”
王马达吸了几下鼻涕，掖了一下脏不兮兮的黄大衣蹲在地上，抽出一支烟在口袋里摸打火机。乡长说：“坐在椅子上说。”
“说就说，我老婆让人领跑了，你们管不管？”
乡长嗨嗨一笑说：“让谁领跑的？”乡长觉得王马达有点唐突或者过于直白，他的笑隐含着一种情趣。
“祁家山的郎疤。你是老乡长，你是知道的，就是每年夏天‘花儿’会上唱三闪令唱得最好的那个，脸上长着一块黑疤的。”
“你老婆是不是在乡政府门口开理发店的？”
“就是。”
“这种事我们没法管，你有证据吗？捉贼捉脏，捉奸捉双，这得有个证据，没证据不好说。”
“还要啥证据，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我老婆让他日了三年了，这谁都知道。”
“话不能这么说，这谁都知道的事并不是证据，谁看见她跟别的男人睡了，没证据就无法律依据。这样吧，你先回去，我让乡里的干部协调后再说。”
“乡长，我已经汇报了三次，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我等了两个多月没有消信。再说了，我老婆我都找不到，你去哪儿协调？”
“哦，是吗？我安排，一定安排。”善良的谎言一次又一次，问题的解决不可企及。
王马达半信半疑地望着乡长，他给乡长递了一支烟，乡长摆了摆手，他又把手缩回来将烟插进烟盒。他猥琐、自卑地捏着那双皮手套，疲惫不堪地走了出来。他出来后又推开乡长的门，揉了一把眼窝里黄拉拉的眼屎，木木地站在乡长面前。
“还有事吗？”乡长照着镜子打领带。
“乡长，哪昨晚的运费咋开？”王马达一脸胆怯地问。
“回头找会计。”
王马达像一头骟马，蔫不拉兹地走出了乡政府大院。他已经没有心情去找会计领那几块运费，他现在要去镇上送猪肉，几家顾客还等着他送货上门。他一年四季帮那些猪贩子往镇上送货，不是送活猪，就是送猪肉，他身上的衣服和每个细胞快被猪油浸透了，打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无法容忍的油垢味儿。这些年王马达和他的朋友们猪下水没少吃，零花钱没少挣，日子过得油汤辣水的，身上的肉也没有少长，他的腰从二尺七长到三尺四，简直就是个膀大腰圆的典范，可老婆却不明不白跟人跑了，这是多大的羞耻。 王马达在乡政府门口一脸衰相地帮猪贩子把一扇一扇的猪肉往油腻腻的车上扛，一张酱紫色的脸更加忧愁羞怯。他甚至不敢多看一眼人，他看着人们鬼鬼祟祟的眼神好像都在嘲笑他，嘲笑他的无能，嘲笑他的软弱，嘲笑他白长了一身蛮肉。他刚避开人们的目光，又觉得人们在背后议论他嘲笑他，嘲笑他的女人被郎疤霸占了。
王马达的媳妇跟人跑了，跑得无影无踪。我在千户台地洼自然村第三天吃派饭时就听村里的人七七八八议论这件事。三年前，王马达用挣来的那些油腻腻的钱给媳妇在乡政府门口开了一家理发店。在这个小地方，他还真有点儿先知先哲，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彻底完蛋了，把希望寄托于儿子身上，才让媳妇开理发店。
理发只是个样子，赚钱也好赔钱也罢，王马达根本不把那几个钱看在眼里，他贩猪肉的收入能维持这个家，目的是让6岁的儿子在乡里的完小上学前班，每日三餐有人照顾，儿子的学习也能随时过问，这是多好的事。为了这间房子，王马达去乡政府求人，为了老婆和儿子好，王马达起早贪黑使足了力气，往县城里送猪肉，把腰都整出了病。可三个月后理发店说关就关了，人也不见了，儿子背着书包跑回了家。王马达几乎找遍了媳妇侯山桃娘家一切可疑的亲戚，都没有找到侯山桃的影子。
王马达还算人缘不错。秋天的一天，王马达正好一边给一头猪开肠扒肚，一边想着这头猪能压多少秤能赚多少钱，有人主动提供可靠的信息说，侯山桃在格尔木跟祁家山的一个男人打工，俩人租了房子吃住在一块儿，亲亲热热的像是一对夫妻。王马达不信，他对侯山桃一直很好，可那人说是千真万确。王马达很快打听清楚了这个男人的底细，姓郎，名方才，脸上有一块黑疤，人称郎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桃花乡许多人只记着每年六月十五唱“花儿”的那个大名鼎鼎的郎疤，反而忘了郎方才这个名字。但王马达时刻默记着郎方才脸上那块让他恨之入骨的黑疤，有朝一日他要把这笔帐算清。既然乡长和政府不管，他就自己来做这件事。
王马达狠劲儿装完了几扇红白分明的猪肉，厚厚的嘴唇鼓着劲，一摇把发着了车，在黑烟滚滚中消失了。他忧愁羞怯的表情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刚收回目光，马龙骑着他的摩托车给我招了一下手，也消失了，他近日经常往县上跑，也不知跑成什么样了。
天空还是阴沉着脸。天空飘起了似有似无的雪花，说是雪，落在地上却了无痕迹。乡政府大院的花池里，几束九月菊有些破败不堪苦大仇深地开放着最后的一点灿烂，几棵干枯的向日葵的桔干在寒风里立得一片茫然，几个红嘴鸦在灰色的杨树上断断续续叫着，跟不远处蹲在土梁上的一群红嘴鸦相互应和着无聊。院里一片沉寂，几个办事的农民蹲在办事大厅门口，满脸忧郁而又十分忘我地抽着一元钱一包的劣质纸烟，灰黑的脸膛焦急不安地跟红嘴鸦无声对话。
我无事可干，躺在床上兴致勃勃翻看着一大堆报纸。新的旧的，大报小报，很多报纸上的内容不堪入目，但我还是饶有兴趣地往下看，我已经三五年没有看过正经八百的书了，就喜欢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穷极无聊中我检阅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堕落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一个只剩下物质和肉体的人。我终于发现上帝开始惩罚人类了，让满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得了一种不孕不育症，让男人们的阳器小得不能再小，软得不能再软，让女人们的阴道一夜间干涸得像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种豆不长豆，种瓜不长瓜，只能在各种壮阳滋阴药物的欲望和渴望中死去活来。这不是我心血来潮的想象和独撰，五彩缤纷的小报和一些正在满世界流行的成人用品，让我很自然地得出了这样的判断。我发现我也喜欢这些街头小报上的内容，我不知道我的行为是不是十分粗俗和卑鄙，甚至厚颜无耻，我是不是在一天天颓废和堕落。还有一些小报小刊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把消费者考虑得周到极了。我就是一个忠诚的消费者，我没皮没脸看得天昏地暗浑身乏力，脑海中一片空白，茫茫世界白亮白亮，没有树木山川，也没有建筑，没有一个人，一片旷世的聊寂。时间过得好快呀！
门响了，吓我一跳。进来的是乡长，我慌忙把报纸放在一边。“嫑藏了，满大街的人在看，连娃娃们都看。”乡长说：“特工队工作告一段落，让你辛苦了。”乡长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这是补助，数一数，你看，你也是不是该回村了。”临出门，乡长指着信封又补充道：“别声张，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
我朝乡长笑了笑，表示了友好和感谢。我虽然干的是不光彩的事情，但在钱面前还是有些儿心慈手软。
眼前一片光明，身心顷刻间像漂浮在五月的云彩上，这多半是钱的功劳，我把钱这东西算是看透了。傍晚我刚回到了千户台地洼自然村，村长说：“来得正好。王马达请客，你也去。”
我说：“合适吗？”
村长说：“你是副村长，咋不合适！”
“我是挂职副村长。”
“挂职副村长也是副村长。”
雪，下起了大片大片的雪，不一会儿，把地就盖了个严严实实。问村长，村长说，今天是霜降最后一天，该下雪了。我们去王马达家时，会计王海成先到的。他的嘴有些歪，歪得有些滑稽，我进村后的第二天就记住了，有好几回我见他时想笑，都不敢笑。他站在门口的一棵榆树旁，刚刚从裤裆里抽出东西开始撒尿，他抖抖提提地说：“你们先进，我尿完尿就来。”此时，尿已经把半圈儿树尿湿了，雪地上印出了一些树枝一样的污黄色，会计不得其解地欣赏着自己弄出的那些图案。说话时，村里的妇女主任李菊花也到了，她裹着一条绿头巾，没有裹紧的地方落满了雪。她响响地咳了一声，示意王海成赶紧把尿尿完，把那东西收拾了，王海成一转身，李菊花就看见了黑乎乎肉囊囊的一团东西在眼前一闪，慌忙低了头，嘴里祖宗长祖宗短地咒骂着。
王海成抖抖地提着裤子说：“没吓坏吧！”一脸嘿嘿的色笑。
李菊花说：“你那东西是大炮还是火箭！”
王海成收拾好了裤子，在李菊花的屁股上狠劲儿捏了一把说：“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你没试咋就知道是导弹还是火箭？”
李菊花一下打开了王海成的手说：“驴！”
“咋骂得这么难听，这是毛主席说的。”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还毛主席说的！”
一只母鸡下完了蛋，从架窝里哗一下跳下来，摇晃着肥实的屁股“嘎——嘎——嘎”功臣般地喊了三声。 看见王马达的儿子平平站在北方台基上，戴着一顶皮帽子，穿着脏乎乎的面包服，袖子和前襟黑得稀里糊涂，两灌灌鼻涕像两条冗长肥壮的蛆虫吊着，毫无节制地长着，快要掉下来时，他突然警觉而灵敏地吸了一下，又虫子一样缩进去了一些，然后用袖口习以为常地抹了一把，十分无聊落寂。他眼巴巴看着院里进来的人，黑眼珠子瞪着也不吱声，拿着鞭子玩起了陀螺。他准确无误地抽了一鞭子，陀螺就飞转起来。他连着抽了几鞭子，陀螺一下失去了平衡，躺倒在地上。
李菊花双手捂住平平的脸说：“冻不？”
平平不耐烦地把身子一拧，不理不睬走到一边，又玩起了陀螺。
一张红漆炕桌放在炕的中央，桌面没有花，没有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以此排列着核桃大的行楷字，是非常熟悉的一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每句诗的下方又依次写了枣儿大的小楷字，内容是二十四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风、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可能是王马达的祖上留下的一件最像样的东西，久违的画面让我有些陌生和新奇，我静静地看着这些远逝的东西，多年来一些淡远的乡土和农事似乎越来越近。
桌子上，心一碟，肝一碟，肺一碟，肚子一碟，猪头肉一碟，一张桌子满满当当。王马达不请客便罢，请客就是猪下水，这是谁都清楚的，大不了再上一盘排骨。
支书有事没有来，他似乎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就是没有忙到点子上。村长理所当然蹲在炕桌中间的席位上，其实，就是支书在的场合，村长也坐中间席位，因为村长年势已高德高望重。村长的架子端得很正，他看不惯年轻人那种斜三横四的坐相。他脖子上里里外外高高低低堆了好几层衣领，这是他几十年的做派，生生死死怕是无法改变。幸亏瘦，要不扭动脖子更费力。请客的内容还是王马达的媳妇侯山桃。
“王马达王多成媳妇的事大家都知道。”村长拿眼角扫了我一眼说：“今晚把你也请来，你见多识广，城里的事我们不知道，乡下这些年风气变得越来越坏，坏得无法容忍，无法收拾。姑娘们看上个心头到的男人想都不想，说走就走，给父母连个招呼都不打，也不管年老的还是年少的，只要有钱就行。媳妇们扔下吃奶的娃娃说跑就跑，没一点牵挂和扯心，为了一时的舒坦不顾一世的英名。咋搞的吗，好端端的乡土咋变了咋就养不住女人，好端端的男人咋就守不住女人守不住家呢，是不是男人们都不逑行了！”
我笑了笑没有表态。村长说：“你嫑笑，男人们也不是啥好货，豁了老命挣上几个钱尽添欢到别的女人了。”
歪嘴会计说：“这婊子是欺负王马达老实，为了让她清闲还在乡政府门口开了理发店，这是多轻闲的活儿。可她生在福中不知福，不明不白跟了人不说，还提出要离婚，女人休男人这还了得，时下的女人都长胆了。”
我说：“她提出离婚是啥理由？”
“男人和女人的事还有啥理由！她不跟王马达睡，想和郎疤睡呗，也不知郎疤的逑硬还是逑长。”会计从炕上蹲起来，由于嘴歪得幅度大了一些，他的话像刀子一样锐利，把在座的人都说得放下了手里的筷子，看着他的嘴。村长投去了更加锐利的目光，意思是让他注意点分寸，不要伤了王马达的心。歪嘴会计把话收了回去，大家又动起了筷子，吃得没有声音。
王马达半拉儿屁股跨在炕沿上，他酱紫色的脸变成了猪肝，羞愧地看了一眼坐在主席上的村长，把头垂下去，半晌没有声音。烤箱里的煤火一亮一亮的，亮得让人着急，亮得让人心里发烧。炉筒里抽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屋里暖和了许多。村长蹲靠在被子上说：“多成，你把头抬起来，说说看，你是咋想的。”
王马达心事重重地用牙齿咬开了酒瓶盖儿，倒满了酒，端起碟子，给村长敬了六杯，我和会计也同样喝了六杯，妇女主任李菊花减半喝了。王马达放下酒碟子说：“我还能咋想，我不是把你们请来给我做主？你们咋说我咋做。”
村长把头偏向我说：“这种事法律上咋说？”
“法律是承认离婚自由的，好像通奸也不犯法，被列在道德的范畴，只进行调解。”
“这是啥逑法律？”会计额头上暴起青筋，咄咄逼人地问我：“城里人出了这种事就不管吗？自己的媳妇让别人白白儿日了，受不受法律保护！”村长又把锐利的目光投向歪嘴会计，看来歪嘴会计已经习惯了这些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表达方式。
“这是个道德范畴，只要两人愿意，不是强奸。关键是媳妇，她不提出离婚，她还恋着这个家，一切都好说。”
“屁话，她要恋着这个家，我们坐在这里干啥！既然法律不管，干扯，来，喝酒，喝，喝了再说！”
显而易见，这种讨论不会有什么结果，只会吃掉王马达更多的猪下水和猪排骨。几个人开始七七八八地划拳，歪嘴会计对酒十分感兴趣，他自作主张自告奋勇打了一圈关，拳输酒赢，脸上一片红光，舌头却还灵活得像口弦。
王马达开始打关，由于心情郁闷，心思不在输赢，拳拳见输，一圈下来，酒全下了自己的肚子。渐渐地，他的唇色发黑，脸色发黄，两只眼睛有些眯。桌子上的猪下水已经吃得一片狼藉，王马达揭开烤箱上的铝合金锅盖，十分奢侈地捞了一盘排骨放在红漆桌子的中央就不见了人。一股大香的调料味儿浩浩荡荡，村长吃了一根肋条，说是自己岁数大了不胜酒力，先行一步。一直没有表态的李菊花此时也有了合适的借口。
听说要走，王马达的儿子平平一下从厢房里像风车一样奔出来，他用早就准备好的一个烟头，准确麻利点燃了一个炮仗的捻头，迅速仍在李菊花的脚下，啪一声，把李菊花吓得跳出老远。李菊花说：“平平，谁惹你了？”
“就你惹我了，炸的就是你。”平平吸了一下鼻涕，嗨嗨一笑，他似乎对女人有一种仇恨，说时，又把点燃的一个炮仗向李菊花扔了过去，“我炸烂你的裤裆。”
李菊花吓得慌了神儿，平平早就准备了一把纳鞋底儿的锥子，在李菊花的屁股上狠狠扎了一下说：“我让你吃我家的肉！”李菊花“啊”一声跑出了门巷。
李菊花说：“这娃咋这样呢？”
村长说：“缺少教养呀！”
我跟歪嘴会计把村长和李菊花送出去时，暮色四合，四野空空荡荡，雪花在冷寂的夜里毫无遮拦地飘飘摇摇。我站在王马达家门口冲着一棵榆树撒尿，雪地上发出哧哧的热乎乎脆生生的声音，听着声音我的肚子舒服了许多。我眺望了一会儿远山，山洼里亮着一些泯泯灭灭的灯火，突然感到有些儿困乏。我跟歪嘴会计刚又坐到炕上，准备划拳时，王马达不吭不哈地带了一群人进来。大概是七八个，都是三十岁上下的男人，按辈分和岁数虎背熊腰地很快就了位。 王马达端起碟子给七八个人敬酒，一边敬一边说：“大冬天的，打个冷，每人六个。”来者不善，喝得都很干脆。
敬完了酒，一圈人围着炕桌，没有围上的或跨了炕沿，或立在炕沿前，或就势蹲在地下，六杯酒下肚把人们的肠胃都激活了。吃，吃得十分踏实，满屋子只有吧唧吧唧吃的声音，一个个在嘴上印出了丰腴的油圈儿。这会儿王马达用的是一个盆，一盆排骨完了，王马达又捞了一盆，又完了。一个个用手抹了一把嘴，一个个举了香烟云里雾里抽，有的七七八八划拳，有的南南北北瞎扯。屋里亮着昏黄的灯光，十来个头晃动在烟雾弥漫中，十来个人的影子贴在后墙上，电视在一个墙角里播放着港台你你我我的言情和天上地下的武打，平平云里雾里似懂非懂看着。八个空瓶子堆放在炕沿上，有的立着，有的躺着，一群男人横七竖八在炕上，议论着王马达的事情。王马达的人气儿旺得不能再旺，酒喝大了，一个今年挣到钱的侄子辈儿又主动从“小卖部”抱来了一箱子酒说：“喝，要喝就喝个痛快，喝好了该干啥干啥。”
歪嘴会计抹了一把嘴，胡乱抠了一会儿牙缝里的肉丝，用舌头使劲搅了两圈，不假思索地吐在了炕墙上。
一群男人在醉眼朦胧中发表着各自的人生体验和见解，屋里的气氛像铁锅里炒豆，热闹起来。
“我说当初就不该让她开理发店，恐怕这事难了。”
“放屁！我不信她会像航天员一样飞到地球外头的月亮上去。”
“那咋不见人影？外头那么大，到哪里去找？”
“她跟的是祁家山的郎疤，离这里也就是十几里地，又不是香港、美国的老板，她能跑到哪里去？”
“法律上要没办法，就来硬的。时下打工的人大都回家了，王家的青壮年男人都得去，一户去一口，闹他狗日的家，破他狗日的财，就是吃也要把郎疤吃穷吃空。”
“我们把话丢到人前头，谁都得去，谁要不去，他妈的以后他家的事就不要找大伙。”
一炕的人群情激昂，有的抑扬顿挫，有的咄咄逼人，有的似醒非醒。王马达蹲在烤箱旁，一边听大家说话，一边杀气腾腾地磨着一把杀猪刀，哧哧哧哧的声响中寒光一闪一闪的。他厚厚的嘴唇怒气冲冲杀气腾腾，连整个面部表情都歪了。屋里酒气熏天，烟气逼人，我长长呼出一口气，胃里翻江倒海似的难受，我感到头里发晕，嘴里发苦。三十六计走为上，我把手捂在嘴上佯装出一副要吐的样子，乘他们海阔天空时腰来腿不来地走了出来。
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下得十分铺张。白天阳光企及的地方，雪落下来就悄无声息地融化了，不能企及的地方，一片惨白。我独自走在冷风嗖嗖的夜里，沿着不久前打好的水泥路面走下去，我努力睁开迷糊的眼睛，飞雪把我的眼睛刺得生痛，空旷的山野如梦似幻，盯着泯泯灭灭的灯光彳亍前行，我摇摇晃晃找到了村长家的门。我一把扶住门框镇了镇神，三三两两的行人来来去去，落满白雪的地上响起了几下干咳的声音。
山里的夜并不静。
我有点失态。一脚踹开门，村长还没有入睡，他趴在被窝里一明一灭地吸旱烟，地上弄满了烟灰，看得出他抽了很长时间。听见烟锅在炕沿上敲响的声音，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怕王马达这娃要整出事情来。”
我装着酒醉没有回话。村长说：“唉，这娃喝醉了，又是个没脑子的人，这种是非酒也往醉里喝，睡吧。”
我也像村长一样学会了沉默，沉默是金。
第二天早晨，我比每日起得迟了一些，我起来时太阳已经很高。我照例去吃派饭，我在村口遇见了王马达，他右面夹着两条肥肉多瘦肉少的猪肉，左面夹着一条烟。他身上还是穿着跟昨天一样的衣服，他的裤腿和一双笨重的大头皮鞋上沾满了泥巴，胡乱刮过的胡子这儿一根那儿一撮，像粗心的屠夫没有弄干净的年猪。一处刮破的地方紫红相间，像被一只蛮劲十足的蜜蜂蛰了一下。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脑袋上稀稀拉拉的冒出了些许的白发，原本就比较显老的他表现出未老先衰的征兆。他给我点了一下头没声没气出了村口，我看着他臃肿的背影从盖着厚雪的山豁口消失。我知道他去做什么，他是去山背后老猎人家里借一把火枪，我提心吊胆地望着白茫茫的山野，一片空洞。（未完待续）
我说过，我希望过一种安安静静的日子，这是我人生的最高追求，还在上大学时，我把自己整天泡在图书馆里，不是读书就是整理读书笔记，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终极目标，我不想出人头地，更不想鹤立鸡群。我明哲保身地等待着挂职期满就远走高飞，我更不希望七七八八的事情在千户台村发生，却偏偏发生了，我不知道我怎样面对村长。
特工队的工作一如既往，像上足发条的闹种有力而四平八稳地行进着。乡长的工作作风有目共睹，一般都是一鼓作气，搬起石头咂个坑，一件事情不弄个水落石出绝不罢休。
这天的黄昏，我们忙完了两个村子的“目标”满载而归，我们的劳动感动了乡长，乡长准备非常大方地款待我们一下，我们大家向乡长投去感激和暖和的目光。一个喜欢喝几盅的乡干部甚至抿着干涩的嘴唇投去了讨好的目光说：“这样的天气，要是有几盅盅烧酒该多好。”
“那就喝几盅吧，大家放松放松。”乡长放话了。
这不怪乡干部们素质低，怪就怪如今的房价副食品价格让他们一个个勒紧了裤腰带，一个个从牙缝里抠钱攒房款。一碗卤肉面片和几块五花肉刚下肚，乡长打发人从外面兴师动众拿来四瓶酒，明明看着要摆出一副大醉一场的架式，却临时决定去千户台。这简直就是声东击西，这样的决定让《平原作战》中充满军事智慧的李向阳都措手不及，让我们这些为讨一场酒喝还要看乡长脸色是晴是阴的凡人，更是慌了手脚。
我说：“乡长，真的吗？”
乡长向我凶凶地瞅了一眼，目光像一个正在生气的日本大佐，他说：“肚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你着急啥呀！”
乡长是不是怀疑我呢，我的屁股赶紧像弹簧一样抬起来，讨好地拿起了乡长的茶杯递了过去。乡长不怀好意地瞪我一眼，接过杯子。我立马跟紧了人群，我才知道乡长平时说的帮忙不添乱的深刻含意。
太阳快要落山时，我们一行五人匆匆忙忙赶路。也许乡长得到了准确无误的消息，也许是乡长不同于一般人的一种知觉和智慧断定今天一定会有大的收获，许多时侯，乡长也是凭感觉行事的。乡长双手卡腰十分气派地站在饭馆门口，他像一个伟人深沉地扫视了一眼各位，果断抹了一下嘴说：“走！今晚再逮不着，我这个乡长不逑当了。”
乡长如此成竹在胸夸下海口，我的头皮突然麻了一下，这下糟了，他是不是发现了我这个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内奸”。我们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击过两次千户台的重点“目标”，都是因为我明里暗里的通风报信和阴里阳里的哄弄，让大家扑空，让千户台地洼自然村的一个“目标”化险为夷。乡长第一次怀疑的是山豁口放羊的那个老汉，没有说什么。回来的路上他说：“看看吧，那些革命历史片在群众中的影响有多么深远，我们还没进村他们早得到了消息，这肯定受了《鸡毛信》之类的启发，千万不要认为那些千锤百炼的红色经典过时了，也千万不能低估了那些放羊挡牲口的老人，别看他们一个个老态十足表情木木的，他们才是新时期活学活用最优秀的特工。我们要放下架子，谦虚谨慎地向他们学习，要以其人之道还之其人之身。”乡长满脸的认真。
我们都被乡长的幽默搞笑了。我们笑时，乡长的脸上深藏着一种不露神色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表情。他老奸巨猾的目光把我们一个个看得心里发毛，头上冒汗，浑身不自在，像过去村里的民兵连长突然站在“牛鬼蛇神”面前，我马上收住了笑容。
“不是吗？我们在勾着头爬坡时，你没见他脱下帽子在空中绕了三圈吗？那是一个事关大局的细节，就是这个细节决定了胜败。”乡长把那个“他”字掂得特别重，他说的这个“他”是谁呢，是我还是另有他人，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怎么，乡长连一些细节都知道呢？从此，我再也不敢小视乡长。
我们都面面相觑。乡长终究是一乡之长，他的能力往往表现在别人没有办法的棘手问题他能迎刃而解，他的伟大不在于平时的权力和书记不在时乡政府院子里的呼风唤雨，而在于关键时候敏锐的洞察和准确的判断。毫无疑问，他已经怀疑到了我们特工队内部的纯洁性，这是再迟钝的人都能感觉得到的。我做贼心虚地把目光从乡长的脸上缓缓移过来，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怕突然移开引起他的怀疑。我脸上的肉和皮渐渐僵硬起来，像蒙上了一层橡皮，我动了动脸上的神经，想把脸上的皮肉变得活泛一些，生动一些，尽量做到怀疑的对象不是我，是其他人。但我不知道我拙劣的表演到位不到位，我的行为一定是掩耳盗铃，或者就是画蛇添足。
聪明的乡长第二次也同样扑空，这就需要思考和总结了。乡长不会同一个问题犯三回错误，组织部门不是睁眼瞎，他从一个乡里的小干事鹤立鸡群地站在乡长的位置上，呼风唤雨，总有他的超人之处，谁也不应该对他的能力进行怀疑。他才是我们这个伟大的转型期一个与时俱进货真价实的特工，他甚至是高屋建瓴，他没有流露出特工队出了“内奸”的丝毫神情，怕打草惊蛇。为了麻痹特工队的每一位成员，也为了踏踏实实麻痹我们的“目标”，昨天晚上他从“内线”那儿得到确凿的消息后，并没有急于求成，大清早逮个正着，而是果断去了离千户台较远的一个村装模作样明修栈道，黄昏时分偷偷摸摸暗渡陈仓杀一个回马枪，给我和我们的“目标”一个措手不及。当然，乡长高明的战略我们是事后才知道的。
乡长的判断准确无误。乡长的成功不言而喻。我把乡长的工作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多么称职的乡长。
山野寂寥得不见一只牛羊，也不见飞鸟，夕阳的温厚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安详地辐射着宁静的思想和光芒，照在哪儿哪儿就是一片金黄的颜色和温暖。袅袅的炊烟越来越密集，我们不停地走，不敢大声说话。突然，一个绿头巾的女人在山豁口像夏天的绿柳十分鲜艳地晃荡了几下。乡长有点儿草木皆兵，这是不是一种什么信息，一切风吹草动似乎都瞒不过乡长的智慧，乡长突然不动，他朝特工队的成员果断摆了一下手，像一个老练的警察，警觉地朝后退了几步，正好有了一个他能看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他的有利位置。他镇定目标观察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的动作。一个戴着棉帽子的男人挑着水走着，爬完一段坡路时，他的屁股悠闲地放在担子上忽悠忽悠地闪着。一切都正常极了，乡长像影视剧中的连长，做了一个前进的手势，我们从刚才的鬼鬼祟祟立刻变得大大咧咧。有乡长撑腰，干嘛不大大咧咧。 一路都是走不完的上坡路，大多数人身上已经汗津津的了。有一位乡干部被石头崴了脚，疼得坐在地上不走了。大家停下来，乡干部一边揉着脚脖子，查看开了线的皮鞋，一边半开玩笑地说：“乡长，我的皮鞋走破了，能不能给我报销一双皮鞋？我不要好的，二百左右的就行。”
“快走，‘目标’跑了，我罚你！”
“凭啥罚我？”
“凭你延误战机。”
“算了吧，该罚的逮了两次都逮不住，还罚我！”
乡长的脸一下黑了，像一团黑云。他一副庄严地说：“我们干的是涉及到民族兴旺国家昌盛的大事，咋能用‘逮’这么难听的字呢？”
“虽然不好听，但就是逮。”
人们都不说话了。
为了万无一失，我们是从村子背面神不知鬼不觉进去的。这要花更多的时间和体力，我们不怕，谁让我们是特工队的队员呢，谁让我们每天拿八十块的补助呢。不是上面的政策撑着，我们诡秘的行为跟偷鸡摸狗没有什么差别，我们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光彩，我们干的是利国利民涉及到国家存亡民族昌盛的事业，不光彩的是那些肚子里怀了娃娃的女人和那些蛮劲十足的不要脸的男人。这是最合适不过的理由，要不是他们在黑夜里弄出来这些七七八八的事情，我们才不会鸡鸣狗盗，这会儿说不定我们在一个暖和的饭馆里吃肉喝酒哩。
最先听到我们脚步声的狗还没有叫上几嗓子，马龙在乡长的指令下像猴子一样敏捷。他简直像一个饿瘪了肚子很久没有吃到东西的美洲豹瞅准了一个正在吃草的小鹿，猫着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嗖地一下冲了上去，他冲上去的样子有些疯狂。我还没有明白是咋回事，他便越墙而入。他敏捷的身影像身经百战素质优良的侦察兵。马龙很快从里面打开了门栓，大家顺水推舟鱼贯而入，那种里应外合的配合十分得当而默契。我第一次领略了乡干部翻墙的功夫不是一天两天练就的，这不仅需要手脚的灵敏，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不假思索、行动上的果断和意志上的果敢，乡干部们关键时候都不可小视。
从目前的态势看，在乡长的准确判断和精心策划下，今天的行动已经有了较大的把握，但大家的情绪并不振奋。面对面在很短的时间实施经济处罚，无疑是一件棘手的事情，遇上难缠的村民，抱着你的腿坐在地上哭天号地，让你束手无策；更甚者他使出阴毒的一手要“死给你看”，如果是上吊需要一些时间，要是拿了菜刀和宰猪刀给你豁出老命，可不是闹着玩的，出问题是瞬间的事，没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怕会出了事儿。看看周围的人都进去了，我不可能袖手旁观，我麻木地跟在后面。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三世同堂的人家，老汉叫刘天有，跟村支书是亲房党家，特工队没有通知支书和村长，就是怕走漏了风声。刘老汉的儿子打工没有回来，家里是儿子媳妇和三个孙子。怀里抱着一个，地下跑着两个。
刘老汉显然完全没有料到在这样一个安详宁静的黄昏，我们这些不速之客会破门而入。他先是十分惊慌的样子，黄昏的太阳光把他的面部表情照得有点扭曲，别扭得像一个牙痛病人。他眯眼有点吃力地看了我们一会儿，等辨明了我们的真实身份，确定我们不是传说中抢劫的贼人，也不是要帐的，就镇静了许多，像一部革命历史片中经验丰富视死如归的老地下工作者。他缓缓地按自己的节奏把牲口拴在槽头上，系了一个熟练简洁的死扣，拌好了槽里的草料，不慌不忙把牲口很难下口的麦草骨节一一揉碎了，拍拍身上的草屑，这才慢慢迎上前来。他的神情充满了少有的沉定和冷静，像红色经典中视死如归的英雄缓缓走上了刑场。
乡长有些不耐烦地说：“你有完没完，计划外生育是不是生出功劳了，要四平八稳功臣般地接见我们呀！”
刘老汉并不回话。钱伙里的金子，人伙里的孙子。他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如今儿子和儿媳妇如愿以偿地给他生下了带把儿的孙子，他什么也不怕了。他好像给乡长说了句什么，他似乎认识乡长。从口型上看，是句问候语，但大家没听见。他的儿媳，一个身材不大的女人，穿着织锦缎棉衣，正坐在向阳的门槛上露着肥嘟嘟的奶子给孩子喂奶。孩子睁着乌溜溜的眼睛，怕抢走了母亲怀里的奶头，一边看着陌生的来人，一边张张狂狂地咂着，身上散发着甜蜜清香的奶味。不用问，这就是她的第三个带把儿的孩子。
女人一见我们，有些羞涩地把衣襟慌忙朝下捋了一把，便缓缓地站了起来，刚才面对孩子时一点温柔的笑意来不及完全收敛，便突然惊恐万分地僵硬在脸上。在血色黄昏中凝固成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像一个烤得面目全非的焦巴洋芋。她起身的时候，把孩子噙在口里的奶头不小心弄了出来，孩子哇的一声，一双胖呼呼的手在胸前胡乱抓着，小脚丫儿奋力蹬着，她赶紧又把奶头塞了进去。孩子的一声哭叫似乎提醒了什么，她把怀里的孩子抱得紧紧的，反而让吃进去的奶把孩子呛哭了。
女人极费力地哄着怀里的孩子，三番五次哄不住，索性顾不得羞涩，又撩起衣服把肥嘟嘟的奶子塞在孩子的口里，几缕纷乱的头发贴在脸上也顾不得捋一下，只顾“噢——噢”狗儿长狗儿短地摇晃着，在圆嘟嘟的屁股上重一下轻一下拍着孩子。她的眼泪猛然涌了出来，像一颗颗珠子往下滚。她浑身抖抖索索，面对一群张牙舞爪的人们不知道如何是好。
人们的神经顷刻间被惊醒，目光和神情都集中在女人和孩子的身上，女人的表情有些木然。刘老汉锐利地看了一眼儿媳，高声干咳了一下，那女人心领神会地进了屋。
大家的目光像工地上称职的工头，很快环顾了一下周围。院子不大，除了老汉刚才在槽头上拴好的牲口，几乎是家徒四壁，没有牛，没有羊，没有鸡，没有猪，全然不像一个过日子的人家，他们为孙子的降生几乎耗尽了一切，要么很早就做了特工队要来的安排。几间破旧的房屋，欲坠欲落的屋墙上挂着十多辫大蒜，几辫是白皮的，几辫是紫皮的，还有一挂红红的辣椒，和牲口用的鞍子、拥脖之类。两根屋柱上依稀可见去年贴上去的一副“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的春联，上面吊了些臃肿不堪的刚刚摘下的玉米棒子，被斜射的阳光毫无保留地放大了，似乎要把这座弱不禁风的房子拽翻。眼前的境况让大家都十分明白，又是个家境不好的主儿，今天的事情乡长不狠拳出击，谁都不好办。
院子里出现了十分难堪的局面，所有的人都骑虎难下，齐齐站着，几乎忘记了是来做什么的。这时，支书和村长闻讯而来，支书走上前去想跟乡长握手，乡长绷着生硬的脸没有伸出手，他讨了个没趣，便肉肉地从里屋找出一条马扎，让乡长坐，一副巴结的脸相显而易见。村长衣襟一煽一煽走到乡长面前给了一支烟，乡长以同样的态度挡了回去，村长不知道该怎么开场。两位一级父母官的到场，好像给这个尴尬的院子暂时带来了一些活气。乡长坐下来看了看支书和村长，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暧昧的神情，没有表态的意思也没有打圆场的前奏，看来开场白还得乡长打。乡长果断地说：“我们其行的目的你知道不？” 刘老汉说：“按照乡上的政策和要求，儿媳妇已经结扎，剩下的是罚款。”
“知道就好。马干，念！”
马龙掏出一个小本子走到刘老汉跟前，用清晰有力的口齿向他宣读了有关他家人口的详细情况和实施经济处罚的政策依据。问他：“听清没？没有错吧？”
“听清了，对着哩。”刘老汉的声音由于紧张而干涩，语速也不是太连贯。但语调竭力保持着一个传统庄稼人的礼貌，他被深深浅浅的皱纹包围着的苍老的眼睛里，已经盈动着一些干涩浓稠的泪花，好像不是泪水，更像木匠刚刚熬出来的骨胶。
乡长说：“孙子得了吧，这下满意了吧！”
刘老汉点了点头，他想给乡长极力挤出点微笑来，结果脸上的表情更糟，比哭还难看。
“那，怎么办？罚款呢？”乡长突然来了气，他从马扎上坐起来高声说道，“你要搞清楚，我们这是第三趟了，是不是想把我们的腿跑断呀！你真行，还跟我们玩上了猫捉老鼠的游戏，看谁玩了谁！”乡长高昂着头，他的威风像过去在大队旱场上面对那些“四类分子”时呼风唤雨的民兵连长，他收拾了一下偏斜的领带，双手在腰里盛气凌人地卡着。毫无疑问，在这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此刻他就是皇帝。
刘老汉歉疚地扫视了周围的人赶紧躲开了目光。他回避着乡长气势汹汹的逼视，和周围不耐烦的目光，他的已经有些佝偻的腰勾得更低了，屁股有些夸张地向后翘着，像阶级斗争年代让人整治怕了的那些“专政”对象。他沉默着，脸上的表情羞耻至极，好像胖嘟嘟的孙子不是儿子生的，是他这个当公公的扒灰扒出来的。半晌，刘老汉小声说：“儿子在玉树一家修路的工地上守料场，腊月半间结了工钱，到时候啥不成也先缴了罚款。”
“行了！你说得轻松！等你儿子的工钱来了，我的乡长都泡汤了。”
“因生娃的事耽误了乡长的前程可了不得，腊月半间一定缴。”
“不行！腊月半间是多少？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好好算，你说的腊月半间是明年的一月。这是跨年度，是绝对不允许的。”乡长的话不容置疑。
刘老汉绝望了，他的眼睛里没有一点光，他一下疲软地蹲在向阳的北房台基上，双手抱住了头。他的头勾得很低，差一点勾到自己的裤裆里了。他像一堆被农村女人遗弃的千窟窿万眼睛的破棉絮，扔在无人问津的地方，一天天被彻底遗忘，一天天污头垢面。他稀疏斑白的头发在黄昏中显得有些纷乱不堪，几乎一下苍老了十几岁。我很想扶他一把，让他像人一样站立起来，反正孙子已经长成了一条活蹦乱跳的生命，儿子媳妇也按政策已经做了绝育手术，还能把他怎么样。但我又怕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我已经是乡长怀疑的目标，再显山露水就太不识时务了。
互换了一下眼色，便开始心照不宣地行动。我们转了几间人住的房子，又去转草房，再去转牲口的住所，除了在儿媳妇睡觉的小偏房码着的粮食和一辆七成新的自行车，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马龙朝乡长讨好地看了一眼，掀起小偏房的门帘，以一种果断的口气征询乡长的意见：“抬吧？乡长？”
我不知道马龙为什么最近表现得如此尽职尽责，像今天这种一把手在场的情况可以由一把手定舵，本乡本土的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身子腾开，高枕无忧地袖手旁观。或者该放一马时放一马，做个顺水人情有啥不好呢！马龙，你是个十足的猪脑子，你干吗要当马前卒。我暗暗骂道。
有了马龙的提醒，乡长一下来了精神，思路也清晰多了。他似乎寻找到了抬粮食的由头和把工作继续进展下去的突破口，果断地说：“抬！按马龙说的做！”好像这是马龙的决定，而不是他的主意。
我把头扭过去看了看乡长，他明朗的态度不可改变。其实，乡长不会注意到我的目光，也没有这个必要，在这种关键时刻，需要的不是审时度势的考虑，他需要的是马龙这样赴汤蹈火的干将。我再看一眼刘老汉，他的眼里盈满了泪水，他的儿子媳妇抱着娃儿站在小偏房的门口。
“马干！你去庄子里雇一辆手扶拖拉机过来。走，抬！”乡长干练地指挥大伙抬粮食。马龙风一样跑出了院子。
我跟支书和村长木木地站着。乡长很不耐烦地戳了我一眼，眼神中充满了对我工作的彻底否定和失望。我立马做出装模作样的架式走了进去，工作队成员个个沉着一张生铁一样的脸，七手八脚动起来。支书和村长看大势已去，突然表现得十分主动和积极向上，支书一步跨上去说：“这种事情咋让乡长做。”说时，朝门口喊了一声，就有几个身高马大的年轻人横了进来。
那个抱着孩子一直僵靠在小偏房炕沿前的女人，突然醒悟过来，赶紧把怀里的孩子放在炕上，转过身来本能地铆足了劲儿斜靠在门口，试图阻挡特工队的闯入。她瘦小的身躯在人群的拥推下弱不禁风，没有收拾整洁的衣襟半敞开来，像一个精神病人。一切阻挡都是徒劳。她试图把整个身子奋不顾身地倾过去，一些慷慨激昂的场面在我的脑海中翻江倒海起来，像我少年时代连环画中看到的许多大义凛然的女英雄，诸如韩英、江姐、刘胡兰之类，她把双腿死死地撑在门框上，双手又死死地扳住了门框，紧紧咬住嘴唇，想把第一个掀开门帘的乡干部挡在外面。但她的力量又是那样的微不足道，身躯又是那样的弱不禁风，被乡干部随便一拨拉，便被推到一旁。
她木木地站在一边，一动不动，脸上的表情惊慌失措。她慌乱地把儿子抱在怀里，突然惊天动地嚎哭起来，她母狼般嘹亮锐厉的嚎哭把整个村子都震动了，围在门口里的一群人脸上的神情一下变得惊恐万状。她怀里的婴儿被她惊得奋力蹬了一下腿，发出了尖厉刺耳的叫声，这并不能改变事态的发展和进展。人们唯一的目的就是眼前那些化纤袋子，那婴儿的尖叫声显得十分响亮和刺耳，把整个村子都惊动了。门口里围了许多人。
她绝望地靠在门框上，眼看着那些她亲手经过了簸箕和筛子，码在屋里的粮食袋子像春三月的冰雪一样融化了，直化得心口窝窝里发痛，双腿发抖。她的眼前突然一片发黑，怀里的婴儿又响响地增加了哭声的力度。她突然又记起了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不由自主地“噢——噢”哄起了孩子，准备抬化纤袋子的人们把她挤得左晃右摇。
刘老汉在外面高声喊：“把奶头给好，不要哭！只要娃好着啥都有。”
公公的声音分明带着威严，但这金贵的孙子今天就是不卖这个帐，哭声更加尖厉，像一个个钢针七七八八地扎着。 乡干部每人抬了一袋化纤袋子就开始气喘吁吁，站在一旁指手画脚着，村里的几个年轻人喘着粗气。七手八脚中，一袋一袋的粮食，跟着年轻人结实的腰和屁股，和沙沙的脚步声，横七竖八地码在大门外的手扶拖拉机上。马龙在门口不断高声报着数子，声音中有了几许大获全胜的得意。我一五一十记在小本子上，总共是十九袋粮食。
院子里，靠着南墙的半面院子投下一大片阴影，缓缓地气度不凡地向前弥漫着。向阳的北房台基上，阳光十分温情地普照着正在发生的情景。一群不慌不忙的蚂蚁没有目标地爬行着，他们没头没脑的忙碌，最终没有走出一丈见方的范围，我看着它们还在忘我地爬。已经回巢的麻雀还来不及亲热，就被这些与往日不同的响动弄得惊慌失措，哗一下从屋檐下冲出来，慌慌张张飞了，在远离刘老汉家的杨树上吱吱喳喳叫个不停。那群在刘老汉家做了两年多窝的野鸽子在屋顶盘旋了几圈，无家可归地落在离刘老汉家不远的一个土梁上，把头缩在羽毛中做好了夜不归宿的准备。
暮色渐深，院子里那一大片阴影越来越大向北移动着，连北房台基上那点最后的夕阳也在泯泯灭灭中消失。一股潮湿和阴冷不期而至，很快就有了让人防不胜防腹背受敌的寒意。我响响地打了一个喷嚏，我的喷嚏大得有些夸张，乡长朝我不怀好意地憋了一眼，那意思再明白不过地告许我，就你的事多，我不知道我又犯了什么错误。
刘老汉似乎是被我惊心动魄的喷嚏打醒的，他猛然抬起头，木木地望着院子里正在发生的一切。又高声喊了一句：“把奶头给好，不要哭。”
在整个搬运粮食的过程中，刘老汉一直目送着他的每一袋粮食。每一袋粮食都是他亲手筛选过的，每一个化纤袋子的补丁都是他亲手缝上去的，每一个口绳都是他扎了又扎的，如今一粒也不留给他。这是多么伤心的一件事，这一切都是因为在这个家里增添了一个不应该增添的人丁。他想说几句话，有几次他张了张嘴，但终于没说出什么能站住理由的话来。我突然希望他或他的儿媳破口骂人，最好骂得蛮不讲理，像一个无法无天的泼妇。这会增强我们抬粮食的勇气，但是没有。我甚至希望在这样的场合中有一个像天保和田寡妇一样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出现，半呆半傻稀里糊涂地把场面搅得七零八落，动摇了乡长和我们的决心。
西厢房的粮食抬完了。马干清点了一下数量，离罚款金额还有较大差距。这时有人喊道：“快来，这儿还有！”
乡长三步并作两步地到了东厢房，他的步子敏捷得像一只成年的羚羊。他看了看，那双平常素日十分厚道温和的眼睛里，突然迸发出磷火似的绿光，他看了看粮食袋子，瞧一眼刘老汉，从鼻孔里发出了一声冷笑。我感到身上一阵阵发冷，一阵阵发烧，胳膊上暴出了一层鸡皮疙瘩。
原来东厢房后面的夹道里，码放着七八袋粮食。由于那里光线昏暗，刚来时谁也没有发现。
马龙心领神会，很快哼哧哼哧抬了一袋出来。是崭新的化纤袋子，白的耀眼，袋口用红绳子扎着。
始终没有说话的刘老汉这时惶恐地开口了：“那是我选下的籽种，开春要用哩，乡长！”刘老汉用足了底气，把“乡长”喊得特别响，响得让所有的人停下了一切行动。马龙抬着崭新的化纤袋子一动不动。
难道是在威胁吗？乡长似乎被刘老汉的话惊了一下，他先惊后怔，半晌没有表态。他不表态，不是刘老汉底气十足的理由震撼了他，而是他分明听见门道里进来了许多人。一群踢踢踏踏虎背熊腰的男人。
村长语出惊人，他衣襟一搧一搧走上前去，大喊道：“籽种不要抬！放回去，籽种不要抬！”他的立场坚定得像一块生铁。
乡长和村长的态度顷刻间形成了水火不容，这样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今天却发生了。
乡长大声喝道：“王村，你想干什么？你为谁说话？”乡长想用他的年轻和更大的声音来压倒村长。
“乡长，你不能这样！我们工作没做好，让女人们多生了娃是实情，但你不能公鸡母鸡一块儿杀了，这是人家留的种子！是明年种地的种子！”
乡长心头一震，示意村长从人堆里走出来，说：“你说咋办？”
“把籽种留下。”
“这不行。这么多的人都见了，政府的威信往哪里放？今后的工作咋开展？你要为我着想。”
“你看着办，今晚出了事情我不管。”
“王村，你是在威胁我吗？威胁党和政府吗？”
“不，我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没有缚鸡之力，我能把你咋样？你看看外面的人群。”
乡长不看也知道处面的人群，他妥协了，沉默了良久说：“行。这样吧，籽种还是要带走，是借，我给你打条子，明后天你再找个机会运回来，运费算我的。你要支持我的工作，今晚的决定不能变，外面的人群还要你疏散！”
村长点了头。乡长唰唰写了条子。
乡干部很快把籽种抬到另一辆手扶拖拉机上。这时，围了许多群众，有几个身强体壮的庄稼人从人群里庄严地挤出来，神色庄重而不可一世地把双手重重地压在装着籽种的化纤袋子上，他们试图用健壮的体魄来对抗眼前的行为，是显而易见的。
乡长高声喝道：“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马干，给派出所马所长打电话！马上打！”
不料，乡长的话一出口，那几个身强力壮的庄稼人反而不怕了，干脆豁出去了，一不做二不休。他们腾腾腾跳上了手扶拖拉机，屁股重重地坐在化纤袋子上。场面立刻变得严峻起来。有两个年轻的身强体壮的农民没有公开动手，他们心照不宣地走过来，用硬梆梆的身躯一左一右凶狠地架住了马龙，暗暗十分默契地使了力气，直夹得马龙的骨肉发出了声音，直夹得马龙龇牙咧嘴。他们贴着马龙的耳朵悄悄说：“不许出声，出声就夹死你。”马龙果真没敢吱声。他们的意图不言而喻，马龙的脸上一阵惊慌，乡长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局面一下变得对立和有点儿不好收拾。
人群中有人说：“打吧打吧，快打电话，粮食都拉走了没了吃的，干脆让派出所把我们抓了坐班房，有吃有睡多领干！”话音刚落，人们的手里就不知不觉不谋而合地握紧了铁锨和榔头。
事态有些儿像炸药包的导火索一触即发，村长赶忙跑过来说：“你们这是干什么。退下，都退下，这是政策，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能胡来！”村长又厉声喝道：“走开，你们要把马干干啥？” 村长的话一言九鼎，坐在化纤袋子上身强体壮的年轻人和架住马龙的两个人都松了劲儿。明眼人都看得清楚，这靠的不是权力，是一种威信。乡长把这些看得清清楚楚，这与乡长和派出所的神威没有一点关系。
人群散去，一场一触即发的事件平息后，马龙写了个收条交给刘老汉，并告诉他，还差多少钱，要在限定的时间里送到乡上去。马龙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种嚣张的气势了。刘老汉点着头，表情木木的。在这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里，他好像苍老了十岁。
干部们拍打着身上的草屑和灰土，准备出门。刘老汉突然伸出双手做了个拦挡的动作，同时在嗫嚅着什么。
乡长问：“你还有啥事？”
刘老汉愁苦的眼睛正对着乡长。
“你们饭还没吃呗，去乡上那么远的路……”
乡长的表情有了几分羞愧，他的脸在款款降临的暮色中一阵红一阵白，他想极力挤出一些温暖亲和的笑容来，试了几回都没有成功，反而像一个牙痛病人一样难看。
整个世界突然安静得像死亡。暮色苍茫中，看见麻雀们已经蹲在屋檐上，听见归巢的野鸽子在空中抖动翅膀的声音。
胸口有一股热辣辣的东西七上八下地翻滚。我强忍着，故作平静地问：“抬了你的粮食，你还有心情让我们吃饭？”
“……抬粮食是政策，不怪你们，谁让我犯了政策呢。吃饭是人情礼数，这是两回事呗。你们是客人，咋能叫你们空着肚子回去……”
我怔怔地盯着那张在暮色中模糊不清的脸，那张拉长的刀子一样瘦小的苍老的脸，感觉到自己的心被什么锋利的东西轻轻划了一下，哆嗦不已。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涵养两个字竟是这么厉害的东西，能把人的心划破。
刘老汉伸出粗糙冰冷的手，乡长没有了一点儿干部的威严和作派。他脸上的肉像被人结实地抽了几个耳光，先是红的，慢慢成了紫的，最后几乎成了死肉，做出的表情是皮动肉不动。他尴尬地握住了刘老汉的手，没说一句安慰的话，让我有些失望。他即使说一半句假大空的官样话，也肯定是语无伦次的。握过了乡长的手，刘老汉来握我的手，我紧紧地攥住他的手，记忆中一些封冻的东西腾腾腾复活了：坚硬的老茧，深沉的呼吸，烟草味儿，汗酸味儿，炕烟味儿，五谷味儿，一股脑儿向我浩浩荡荡冲来，直冲得我呼吸有点困难。
天唰地一声黑下来，掩盖了我眼角的泪水，我突然想起我年迈的父亲和父亲的一些劳动细节。院子里清冽彻骨的冷气打在脸上，像一个个生硬无情的耳光，又像是煮过水的牛皮鞭子，僵硬麻木的脸皮开始发烧，烧得发烫。我抹了一把，感觉到了泪水的冰冷。院子里那个男婴的凄哭声特别响亮，哭得惊心动魄，哭得让人心里发毛身上冒出了冷汗。
我捅了一下村长的胳膊说：“很抱歉，这件事我没做好。”
村长说：“你已经尽心尽力了。”
手扶拖拉机发出了暴跳如雷的声音。
开手扶拖拉机的是村长的堂侄王马达，会修电动机。这里的人把电动机叫马达，故得此名，时间久了，他的真名王多成反而没人叫，却把王马达叫得十分响亮，王马达本人十分喜欢这个名字。他裹着肮脏的黄军大衣，戴着一顶长筒帽，帽沿软软地搭着，把上半个脸盖得严严实实。一双大头皮鞋又增加了一些重量，一副倒霉不堪的样子像一头吃了败仗的狼狈的公牛。他的左手笨拙地捏着一双破烂的皮手套，右手提着手扶拖拉机发动机的摇把，摇晃着身子向乡长走来。
“你是乡长？”他的脸上有些干燥和酱紫，蠕动着肥厚老实的嘴唇说：“我有事给你说。”
“先开车，明天再说，你没见忙着吗？”乡长果断地摆了一下手，把王马达的话挡回去。
我们默默地行走在路上，谁也没有说话，也许是刘老汉家发生的事情还没有让大家恢复正常的思维。乡长的脸上充满了成绩斐然的表情。
突突突，突突突，手扶拖拉机的声音在黑夜里响得有些无奈。前面的一辆手扶拖拉机停了，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后面的一辆也停了。
乡长问：“怎么了？”
王马达说：“轮胎瘪了。”
“都瘪了？”
“都瘪了。”
“没有备胎吗？”
“没有。手扶拖拉机哪来的备胎！”
“快卸，卸下来补！”
“我们没带工具。”
“咋搞的嘛，快去乡政府门口叫个补胎的人。”
两位司机一前一后走了，很长时间不回来。夜越来越深，寒风像割肉的刀子一阵紧似一阵，乡干部一个个蹴着膀子蹲在路旁，活像几只离群的红嘴乌鸦。按平常情况也该来了，乡长往更远处打亮手电筒，也不见有人的迹象，不耐烦地说：“马干，你去看一下，咋还不来！”
乡长照着明晃晃的手电筒，仔细看了看几个轮子，终于把光聚在后轮上不动了。他坚锐的目光像吸血的蚊子盯在肉上，他发现了一颗两寸长的钉子，是垂直打进去的，在另一辆车上他发现了同样的一颗钉子，便感慨地说：“都是群众的所作所为呀！”乡长的表情无可奈何。
我偷偷笑了一下。黑暗中，我的笑充满了阶级敌人阴谋得逞时阴险的狞笑和可怕。我有些得意，我知道，乡长就是有一双老鹰的眼睛，也看不见我不满和发泄的表情。
时间的漫长像绝望中等待死亡的人，我们一个个冻得像冰棍。我们回到乡政府大院时，东方已经微明，路途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不可思议。我们的手脚冻得张牙舞爪，我们狼吞虎咽吃完了一锅羊肉，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人群里有的打嗝，有的松裤带，有的放屁，乡政府大院里，散发着浓烈的腥味十足的羊肉味儿。我回味了一会儿，不知味道是咸是淡，是土羊还是二转子羊。特工队的人累得像一滩稀泥七三八四斜躺在自认为合适的地方。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睡得正酣。
十七
一觉醒来已是中午。我拉开窗帘朝外一望，太阳像天空中的一个小白点儿，迟钝地亮了一会儿，就在灰沉沉的云中消失了，又是一个阴天。我打开门，走出去，空荡荡的院子里还不见乡政府的人走动，他们都被最近一个时期旷日持久夜以继日的特工队工作整累了整垮了，怕不休养生息一时半会儿醒不了。我有点儿幸灾乐祸他们一个个睡得这么迟，我十分熟悉地推开乡政府的会客厅，烤箱上一口硕大的铝合金大锅“突突突”地冒着热气，锅盖激动得一突一跳，一突一跳，似乎向我有点儿暧昧地微笑着，一股放了紫皮大蒜和白萝卜的羊肉的鲜味儿扑鼻而来。 我对吃从来就不含糊，我知道羊身上最好吃的肉是肋骨，我聪明地嗅了嗅，就闻出了是圈养的还是牧养的，是绵羊的还是山羊的，是牧区的还是农区的，是土生土长的羊还是二转子羊，许多人都说我是吃羊肉的专家，我把自己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揭开锅盖挑了几块个头大的，贪婪而忘我地吃了一会儿，吃得手上和嘴上结了一层白油，我想了想，觉得还缺些什么，就喝了一碗肉汤。之后我又觉得还欠点什么，欠什么呢？羊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我顺手丢了一颗紫皮大蒜。
我打了一个冗长的饱嗝，了无生机地站在乡政府门口，看见王丽也站着。她围着一条时尚的红毛巾，像一只红狐朝着远处孤芳地张望，神情有些飘飘的，看得出她对无聊的生活有些愤懑。她是乡上的妇联主任，抓计划生育工作，按理说，那些刮宫流产、结扎上环的事情她应该身先士卒，必要时还应该赴汤蹈火，可在整个特工队的行动中始终没有看见她的影子，我有点疑惑。她没事找事地问我：“起来了？”她的脸上一点也表现不出她跟乡长做事被我发现的羞愧，我估计她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
“起来了。”
“起来那就转一转吧。”完了，她又进了乡政府院子，她似乎在等着一个人或一个信息。
天气愈加阴沉，云特别低，好像就长在树木之上。凭我的经验，不是下午就是傍晚，肯定要下一场雪。浓云里四野昏沉，天显得十分低矮，几乎触手可及。供销社门口沉闷的几声鞭炮响了，一群泥猴一样的孩子在地上哄抢着，一个胖大孩子十分霸道地把一个瘦小孩好端端踹了一脚，骂骂咧咧抢走了他手里的鞭炮。这叫试炮，听着响声脆，人们才会买账，供销社营业员每次购来了新炮仗都是这样做的，等于是广告。
一辆三马子突突突地响着，车上坐着一群男女，不是裹着黄大衣，就是包着面包服，一个个肥肥大大臃肿不堪，想象身上的线条有些费力，干脆不想了。现在该是农闲时节，女人大都包裹着红绿头巾，他们是去县城购货的。她们总有比男人们精明和独到的地方，有事没事走商场，精打细算不厌其烦地讨价还价是她们与生俱来的优点，就像老鼠会打洞猫儿会爬树鱼儿会游水，只要购物超过了一百元，还是划算走一趟县城。一阵浓浓的柴油味在干冷的空气里十分嚣张地弥漫开来。
供销社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站着一堆穷极无聊的男人，他们似乎是上帝派到人间来的闲人，无论是农闲还是农忙，无论是阴天还是晴天，甚至是收割麦子的季节，他们永远无事可干，唯一的干头就是看人，议论人。他们大都是青一色的灰黑衣服。他们的脸和脖子可能一辈子都洗不干净，或者天生就是如此，鼻沟和耳根里一辈子总是黑，人们看得多了，以为他们的肉是黑的。他们都是乡政府附近村子里的青年、中年和老年男人。只要一年的庄稼收进了仓，时序进入冬季，站得更多一些。
他们总有消磨不完的时光和享受不尽的眼福，他们有的蹴着膀子，有的把手插在裤袋里，盯着路过的形形色色的人等，像一群乌鸦穷极无聊地蹲在冬天的田野里，有食也等没食也等，时间几乎在这里凝固了。青年人盯着的是稀稀拉拉飘飘忽忽的几个姑娘，神色花花的，飘飘的，让鹤立鸡群的几个姑娘更多了一些优越。她们分明用余光瞧见了从人群里投来的野火火的目光，往往故意在人堆里挺起了高傲的头颅，走出不可一世的猫步。中年人盯着的是那些裹着红绿头巾的女人，眼神直直的，想要一眼把女人的衣服看穿，看出她们的实质来。老年人的目光有些呆滞，男人女人混混沌沌都看，看不透他们的心思。
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摇摇晃晃走在人堆里，他的一只鞋穿着，一只鞋趿着，帽沿彻底折了筋骨，像影视片中的济公和尚，疯疯癫癫的样子。他手里提着一瓶喝剩的白酒，腰来腿不来地走上几步，喝上一口，再走上几步，再喝上一口，幸福至极的表情无法掩盖蒸蒸日上的日子和政府无微不至的关怀。他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个重点抚贫对象和喝了酒，尖声吼了一句不阴不阳的“花儿”：
老爷山上的刺梅花，
有心肠摘一朵把手扎——呀。
他那底气十足的“呀”一结束，人们果真对他有了关注。
“这不是上王家的王家保吗，刚到晌午咋就醉上了？”
“马莲开着蓝花儿，我不醉是没法儿。刚领的扶贫款儿，先醉上一场尕酒儿，管他明天后天的事儿。”
“好酒吧？”
“一瓶十几块哩！你也来几口。”
“不了，不了。太冷，你喝。”
他僵着脖子说：“你不喝我喝！”他晃了晃瓶子，没有，又倒着举起来往嘴里灌，像屠户灌猪血肠，还是没有，晃一下扔了。一阵尖厉的脆响，瓶子在供销社门口的台阶上摔得一片狼藉，好像谁惹怒了他。他站在冷风嗖嗖的土路上，脸上的表情木木的，肩膀已经支撑不住脑袋，屁股也无法把麻花一样的腰托起来了。他的上眼皮和下眼皮眯在一起，在众目睽睽下神思恍惚地褪下裤子，大模势样地拉出阳器，完全失控地忽前忽后一上一下地撒了一泡长尿。他故意对着女人雄心勃勃地奋力一射一射的，路过的女人们一个个如惊弓之鸟，双手捂住双眼，加快了行进的步子。他嗨嗨地笑着：“嫑跑，嫑跑，我没醉。”说时，企图走上前去，逮住一个女人。他的手软软的，像抓空气一样，连女人的一根头发没抓到，却把落在地上的裤子尿湿了。
尿臊味儿十分强硬而不可一世地把人们赶到了另一边的台阶上，又很快站成了一堆，像一群乌鸦，他们说笑着王家保的狼狈。王家保想反驳，他的舌头像一截木头在嘴里生硬地搅动着，却没有吐出一个清晰完整的字。终于，在冷风刺骨中，人们亲眼看着他的身子像棉花一样，抑或是一个微风中的塑料食品袋软在尿湿的裤子上，裤子很快被冻结成板块状。无聊的人们看着醉态十足的王家保，无聊的场面还在进行着。过了一会儿，他又醉眼朦胧下句不接上句地哼了一首“花儿”：
白牡丹白着耀人哩，
红牡丹红着破哩；
尕妹的心里有人哩，
没人时陪着坐哩。
人们的哄笑响成了一片，一个好事者从不远处的垃圾堆里拣来一个好几处露着白色泡沫塑料的破枕头，十分滑稽地丢在王家保的怀里说：“把你美的，撒泡尿了把自己照个，你别说陪着坐，你抱着去过干瘾吧。”
王家保就果真很听话地抱着那个破枕头睡着了。我看着空荡荡的田野和山腰里的土路，我看了看乡政府周围的景象，也实在看不出这苍凉漫长的冬季里，有什么能取代比喝酒、打牌、取乐、看女人更有趣的活动。这里的冬天单调极了，我也为他们找出了再合适不过的理由，不喝酒不打牌不看女人，还能干什么？ 与供销社相邻的是农机站，正在上演着一场心知肚明的地下交易。这里几乎是一群中年男人的世界，看得出大都是一家之主，他们的目光贼贼的，随时都会发生一种心照不宣的交易。他们刚把手扶拖拉机机头连推带搡开出来，就准备用最快的时间变成钱。这是政府整村推进的一个项目，农民不掏一分钱就可以弄到一辆手扶拖拉机。我亲眼看着他们跟一些商贩在袖筒里相互捏着手指敲定了价格，很快3500元的手扶拖拉机机头3000元出手。一手给钱一手拿货的过程，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不远处的饭馆门口站着一个年轻女子，十分艳羡，像是雪原上的一只火狐，她锐利的目光早就看见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她朝这边十分艳丽地打招呼。她的饭馆又添了一桌饭局，中午又多了几个醉醉答答腰来腿不来的人。至于如何配套拖车搞运输，如何配套播种机、旋耕机等农具完全是政府的事。其实，大多数情况是政府前脚配套，后脚他们就变成了现金，他们大都信奉的是，今天的肝子比明天的心香。管他呢，反正如今的政府有钱，今日有酒今日醉，管他明日喝凉风。
我转身欲进乡政府院子，见马龙一脸不悦地走了出来，紧随其后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说是他的堂哥，拉着瘦长的黑脸，鄙夷不屑地瞅着马龙。我说：“现在是中午，吃过饭再走。”
不料，马龙堂哥黑黝黝的脸拉得更长了：“人家是乡里的大干部，我哪里敢吃饭。”
“哥，话不能这么说。你是家族里的老大，指望着你来主持家族里的大事，你可好，一头扎在耶稣教里。我不知道你的上帝有多大，但清明上坟你该去吧，这是天大的事。”
“嫑说那么多，你就说借不借吧？不要拿乡干部的架子来教训我。”
“不借！只要是给教会捐钱，我有也不借。”
“好好好，我就知道你是个抠皮，问你借几个钱像是刮你逑上的肉。这个钱我不借了！”说时，脖子一扬愤然而去。
马龙自言自语道：“真是邪了。该信的不信，不该信的硬信，这世道是咋整的嘛！”
问马龙，才知道他堂哥入了耶稣会三年有余。这几年，村里的父辈们老的老，死的死，陆陆续续退出了家族事务的琐碎和应酬，大事小事很少过问。其实问也干问，老年人的那一套跟年轻人的想法相差太远，根本就不在一条道上。还在前年，离祖坟不远的地方让洪水冲了一条两丈深的槽沟，再不收拾一下就危及到厚土了，家族里的许多人一直要求花点钱用浆砌石砌了，顺便在厚土立一块碑，人家张家李家的祖坟厚土里都立着碑，马家是大户望族，不立块碑说不过去。按理，堂哥是老大，他出面动个嘴就行了，可他两口子来往在教友之间，请了几回都不来。去年清明上坟也不来，说是忙。
我说：“人各有志，他信什么是他的事。”
马龙厌恶不屑地说：“真是个烂杆子货，家族里的事啥都不管，就想着给教会捐钱。”
“信一信可以，小心走火入魔。”
“晚了，已经入魔了。老婆是个病胎子，听说天天晚上在十字架下祷告，病慢慢好了。都像他这逑样子，那医保是干啥的，医院还给谁开？这耶稣教真不是个东西，难道美国、英国就不开医院？”
“人家这是一种文化。”
“逑文化！哪有不认祖归宗的文化？文化就不要同门血亲关系了？清明都不上坟，连祖宗都不放在心上，还文化，文化个脬子。”
正说着，一辆手扶拖拉机一声刺耳的刹车停在乡政府门口，沙路上腾起一团土尘。车上下来的是王马达，他跟昨天晚上运粮时的穿戴一模一样，我怀疑他昨晚没有回家，是在附近亲戚家合身睡了觉的。他比我们更辛苦，昨晚把罚来的粮食搬进仓库才睡的。他可能是睡过了头来不及洗脸，一副狼狈不堪的样子。右眼角一粒黄拉拉的眼屎十分饱满，让他显得更加倒霉不堪，他捏着那双破烂的皮手套，一晃一晃朝我们走来。“你们都在啊。”他酱紫色的脸比昨晚有些臃肿，走近了，把皮手套掖在胳肢窝，摸出一包皱皱巴巴的烟来，一人给了一支说：“乡长在吗？”
马龙朝我努了一下嘴，我心领神会地把王马达领到乡长的房间。
王马达带着一股冷风进去了。乡长正在洗脸，乡长的脸洗得有些认真，所以用了大约十几分钟。他抹完最后一把脸又擦了面油说：“你是昨晚送粮的吧，你不是有话吗，说吧，啥事？”
王马达吸了几下鼻涕，掖了一下脏不兮兮的黄大衣蹲在地上，抽出一支烟在口袋里摸打火机。乡长说：“坐在椅子上说。”
“说就说，我老婆让人领跑了，你们管不管？”
乡长嗨嗨一笑说：“让谁领跑的？”乡长觉得王马达有点唐突或者过于直白，他的笑隐含着一种情趣。
“祁家山的郎疤。你是老乡长，你是知道的，就是每年夏天‘花儿’会上唱三闪令唱得最好的那个，脸上长着一块黑疤的。”
“你老婆是不是在乡政府门口开理发店的？”
“就是。”
“这种事我们没法管，你有证据吗？捉贼捉脏，捉奸捉双，这得有个证据，没证据不好说。”
“还要啥证据，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我老婆让他日了三年了，这谁都知道。”
“话不能这么说，这谁都知道的事并不是证据，谁看见她跟别的男人睡了，没证据就无法律依据。这样吧，你先回去，我让乡里的干部协调后再说。”
“乡长，我已经汇报了三次，上次你也是这么说的，我等了两个多月没有消信。再说了，我老婆我都找不到，你去哪儿协调？”
“哦，是吗？我安排，一定安排。”善良的谎言一次又一次，问题的解决不可企及。
王马达半信半疑地望着乡长，他给乡长递了一支烟，乡长摆了摆手，他又把手缩回来将烟插进烟盒。他猥琐、自卑地捏着那双皮手套，疲惫不堪地走了出来。他出来后又推开乡长的门，揉了一把眼窝里黄拉拉的眼屎，木木地站在乡长面前。
“还有事吗？”乡长照着镜子打领带。
“乡长，哪昨晚的运费咋开？”王马达一脸胆怯地问。
“回头找会计。”
王马达像一头骟马，蔫不拉兹地走出了乡政府大院。他已经没有心情去找会计领那几块运费，他现在要去镇上送猪肉，几家顾客还等着他送货上门。他一年四季帮那些猪贩子往镇上送货，不是送活猪，就是送猪肉，他身上的衣服和每个细胞快被猪油浸透了，打老远就能闻到一股无法容忍的油垢味儿。这些年王马达和他的朋友们猪下水没少吃，零花钱没少挣，日子过得油汤辣水的，身上的肉也没有少长，他的腰从二尺七长到三尺四，简直就是个膀大腰圆的典范，可老婆却不明不白跟人跑了，这是多大的羞耻。 王马达在乡政府门口一脸衰相地帮猪贩子把一扇一扇的猪肉往油腻腻的车上扛，一张酱紫色的脸更加忧愁羞怯。他甚至不敢多看一眼人，他看着人们鬼鬼祟祟的眼神好像都在嘲笑他，嘲笑他的无能，嘲笑他的软弱，嘲笑他白长了一身蛮肉。他刚避开人们的目光，又觉得人们在背后议论他嘲笑他，嘲笑他的女人被郎疤霸占了。
王马达的媳妇跟人跑了，跑得无影无踪。我在千户台地洼自然村第三天吃派饭时就听村里的人七七八八议论这件事。三年前，王马达用挣来的那些油腻腻的钱给媳妇在乡政府门口开了一家理发店。在这个小地方，他还真有点儿先知先哲，他觉得自己这辈子彻底完蛋了，把希望寄托于儿子身上，才让媳妇开理发店。
理发只是个样子，赚钱也好赔钱也罢，王马达根本不把那几个钱看在眼里，他贩猪肉的收入能维持这个家，目的是让6岁的儿子在乡里的完小上学前班，每日三餐有人照顾，儿子的学习也能随时过问，这是多好的事。为了这间房子，王马达去乡政府求人，为了老婆和儿子好，王马达起早贪黑使足了力气，往县城里送猪肉，把腰都整出了病。可三个月后理发店说关就关了，人也不见了，儿子背着书包跑回了家。王马达几乎找遍了媳妇侯山桃娘家一切可疑的亲戚，都没有找到侯山桃的影子。
王马达还算人缘不错。秋天的一天，王马达正好一边给一头猪开肠扒肚，一边想着这头猪能压多少秤能赚多少钱，有人主动提供可靠的信息说，侯山桃在格尔木跟祁家山的一个男人打工，俩人租了房子吃住在一块儿，亲亲热热的像是一对夫妻。王马达不信，他对侯山桃一直很好，可那人说是千真万确。王马达很快打听清楚了这个男人的底细，姓郎，名方才，脸上有一块黑疤，人称郎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桃花乡许多人只记着每年六月十五唱“花儿”的那个大名鼎鼎的郎疤，反而忘了郎方才这个名字。但王马达时刻默记着郎方才脸上那块让他恨之入骨的黑疤，有朝一日他要把这笔帐算清。既然乡长和政府不管，他就自己来做这件事。
王马达狠劲儿装完了几扇红白分明的猪肉，厚厚的嘴唇鼓着劲，一摇把发着了车，在黑烟滚滚中消失了。他忧愁羞怯的表情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刚收回目光，马龙骑着他的摩托车给我招了一下手，也消失了，他近日经常往县上跑，也不知跑成什么样了。
天空还是阴沉着脸。天空飘起了似有似无的雪花，说是雪，落在地上却了无痕迹。乡政府大院的花池里，几束九月菊有些破败不堪苦大仇深地开放着最后的一点灿烂，几棵干枯的向日葵的桔干在寒风里立得一片茫然，几个红嘴鸦在灰色的杨树上断断续续叫着，跟不远处蹲在土梁上的一群红嘴鸦相互应和着无聊。院里一片沉寂，几个办事的农民蹲在办事大厅门口，满脸忧郁而又十分忘我地抽着一元钱一包的劣质纸烟，灰黑的脸膛焦急不安地跟红嘴鸦无声对话。
我无事可干，躺在床上兴致勃勃翻看着一大堆报纸。新的旧的，大报小报，很多报纸上的内容不堪入目，但我还是饶有兴趣地往下看，我已经三五年没有看过正经八百的书了，就喜欢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穷极无聊中我检阅自己的思想，是不是堕落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人，一个只剩下物质和肉体的人。我终于发现上帝开始惩罚人类了，让满世界的男人和女人都得了一种不孕不育症，让男人们的阳器小得不能再小，软得不能再软，让女人们的阴道一夜间干涸得像水土流失严重的黄土高原，种豆不长豆，种瓜不长瓜，只能在各种壮阳滋阴药物的欲望和渴望中死去活来。这不是我心血来潮的想象和独撰，五彩缤纷的小报和一些正在满世界流行的成人用品，让我很自然地得出了这样的判断。我发现我也喜欢这些街头小报上的内容，我不知道我的行为是不是十分粗俗和卑鄙，甚至厚颜无耻，我是不是在一天天颓废和堕落。还有一些小报小刊真正做到了图文并茂，把消费者考虑得周到极了。我就是一个忠诚的消费者，我没皮没脸看得天昏地暗浑身乏力，脑海中一片空白，茫茫世界白亮白亮，没有树木山川，也没有建筑，没有一个人，一片旷世的聊寂。时间过得好快呀！
门响了，吓我一跳。进来的是乡长，我慌忙把报纸放在一边。“嫑藏了，满大街的人在看，连娃娃们都看。”乡长说：“特工队工作告一段落，让你辛苦了。”乡长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信封：“这是补助，数一数，你看，你也是不是该回村了。”临出门，乡长指着信封又补充道：“别声张，自己心里清楚就行了。”
我朝乡长笑了笑，表示了友好和感谢。我虽然干的是不光彩的事情，但在钱面前还是有些儿心慈手软。
眼前一片光明，身心顷刻间像漂浮在五月的云彩上，这多半是钱的功劳，我把钱这东西算是看透了。傍晚我刚回到了千户台地洼自然村，村长说：“来得正好。王马达请客，你也去。”
我说：“合适吗？”
村长说：“你是副村长，咋不合适！”
“我是挂职副村长。”
“挂职副村长也是副村长。”
雪，下起了大片大片的雪，不一会儿，把地就盖了个严严实实。问村长，村长说，今天是霜降最后一天，该下雪了。我们去王马达家时，会计王海成先到的。他的嘴有些歪，歪得有些滑稽，我进村后的第二天就记住了，有好几回我见他时想笑，都不敢笑。他站在门口的一棵榆树旁，刚刚从裤裆里抽出东西开始撒尿，他抖抖提提地说：“你们先进，我尿完尿就来。”此时，尿已经把半圈儿树尿湿了，雪地上印出了一些树枝一样的污黄色，会计不得其解地欣赏着自己弄出的那些图案。说话时，村里的妇女主任李菊花也到了，她裹着一条绿头巾，没有裹紧的地方落满了雪。她响响地咳了一声，示意王海成赶紧把尿尿完，把那东西收拾了，王海成一转身，李菊花就看见了黑乎乎肉囊囊的一团东西在眼前一闪，慌忙低了头，嘴里祖宗长祖宗短地咒骂着。
王海成抖抖地提着裤子说：“没吓坏吧！”一脸嘿嘿的色笑。
李菊花说：“你那东西是大炮还是火箭！”
王海成收拾好了裤子，在李菊花的屁股上狠劲儿捏了一把说：“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你没试咋就知道是导弹还是火箭？”
李菊花一下打开了王海成的手说：“驴！”
“咋骂得这么难听，这是毛主席说的。”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还毛主席说的！”
一只母鸡下完了蛋，从架窝里哗一下跳下来，摇晃着肥实的屁股“嘎——嘎——嘎”功臣般地喊了三声。 看见王马达的儿子平平站在北方台基上，戴着一顶皮帽子，穿着脏乎乎的面包服，袖子和前襟黑得稀里糊涂，两灌灌鼻涕像两条冗长肥壮的蛆虫吊着，毫无节制地长着，快要掉下来时，他突然警觉而灵敏地吸了一下，又虫子一样缩进去了一些，然后用袖口习以为常地抹了一把，十分无聊落寂。他眼巴巴看着院里进来的人，黑眼珠子瞪着也不吱声，拿着鞭子玩起了陀螺。他准确无误地抽了一鞭子，陀螺就飞转起来。他连着抽了几鞭子，陀螺一下失去了平衡，躺倒在地上。
李菊花双手捂住平平的脸说：“冻不？”
平平不耐烦地把身子一拧，不理不睬走到一边，又玩起了陀螺。
一张红漆炕桌放在炕的中央，桌面没有花，没有草，上北下南，左西右东，以此排列着核桃大的行楷字，是非常熟悉的一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每句诗的下方又依次写了枣儿大的小楷字，内容是二十四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风、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这可能是王马达的祖上留下的一件最像样的东西，久违的画面让我有些陌生和新奇，我静静地看着这些远逝的东西，多年来一些淡远的乡土和农事似乎越来越近。
桌子上，心一碟，肝一碟，肺一碟，肚子一碟，猪头肉一碟，一张桌子满满当当。王马达不请客便罢，请客就是猪下水，这是谁都清楚的，大不了再上一盘排骨。
支书有事没有来，他似乎永远有忙不完的事情，就是没有忙到点子上。村长理所当然蹲在炕桌中间的席位上，其实，就是支书在的场合，村长也坐中间席位，因为村长年势已高德高望重。村长的架子端得很正，他看不惯年轻人那种斜三横四的坐相。他脖子上里里外外高高低低堆了好几层衣领，这是他几十年的做派，生生死死怕是无法改变。幸亏瘦，要不扭动脖子更费力。请客的内容还是王马达的媳妇侯山桃。
“王马达王多成媳妇的事大家都知道。”村长拿眼角扫了我一眼说：“今晚把你也请来，你见多识广，城里的事我们不知道，乡下这些年风气变得越来越坏，坏得无法容忍，无法收拾。姑娘们看上个心头到的男人想都不想，说走就走，给父母连个招呼都不打，也不管年老的还是年少的，只要有钱就行。媳妇们扔下吃奶的娃娃说跑就跑，没一点牵挂和扯心，为了一时的舒坦不顾一世的英名。咋搞的吗，好端端的乡土咋变了咋就养不住女人，好端端的男人咋就守不住女人守不住家呢，是不是男人们都不逑行了！”
我笑了笑没有表态。村长说：“你嫑笑，男人们也不是啥好货，豁了老命挣上几个钱尽添欢到别的女人了。”
歪嘴会计说：“这婊子是欺负王马达老实，为了让她清闲还在乡政府门口开了理发店，这是多轻闲的活儿。可她生在福中不知福，不明不白跟了人不说，还提出要离婚，女人休男人这还了得，时下的女人都长胆了。”
我说：“她提出离婚是啥理由？”
“男人和女人的事还有啥理由！她不跟王马达睡，想和郎疤睡呗，也不知郎疤的逑硬还是逑长。”会计从炕上蹲起来，由于嘴歪得幅度大了一些，他的话像刀子一样锐利，把在座的人都说得放下了手里的筷子，看着他的嘴。村长投去了更加锐利的目光，意思是让他注意点分寸，不要伤了王马达的心。歪嘴会计把话收了回去，大家又动起了筷子，吃得没有声音。
王马达半拉儿屁股跨在炕沿上，他酱紫色的脸变成了猪肝，羞愧地看了一眼坐在主席上的村长，把头垂下去，半晌没有声音。烤箱里的煤火一亮一亮的，亮得让人着急，亮得让人心里发烧。炉筒里抽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屋里暖和了许多。村长蹲靠在被子上说：“多成，你把头抬起来，说说看，你是咋想的。”
王马达心事重重地用牙齿咬开了酒瓶盖儿，倒满了酒，端起碟子，给村长敬了六杯，我和会计也同样喝了六杯，妇女主任李菊花减半喝了。王马达放下酒碟子说：“我还能咋想，我不是把你们请来给我做主？你们咋说我咋做。”
村长把头偏向我说：“这种事法律上咋说？”
“法律是承认离婚自由的，好像通奸也不犯法，被列在道德的范畴，只进行调解。”
“这是啥逑法律？”会计额头上暴起青筋，咄咄逼人地问我：“城里人出了这种事就不管吗？自己的媳妇让别人白白儿日了，受不受法律保护！”村长又把锐利的目光投向歪嘴会计，看来歪嘴会计已经习惯了这些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表达方式。
“这是个道德范畴，只要两人愿意，不是强奸。关键是媳妇，她不提出离婚，她还恋着这个家，一切都好说。”
“屁话，她要恋着这个家，我们坐在这里干啥！既然法律不管，干扯，来，喝酒，喝，喝了再说！”
显而易见，这种讨论不会有什么结果，只会吃掉王马达更多的猪下水和猪排骨。几个人开始七七八八地划拳，歪嘴会计对酒十分感兴趣，他自作主张自告奋勇打了一圈关，拳输酒赢，脸上一片红光，舌头却还灵活得像口弦。
王马达开始打关，由于心情郁闷，心思不在输赢，拳拳见输，一圈下来，酒全下了自己的肚子。渐渐地，他的唇色发黑，脸色发黄，两只眼睛有些眯。桌子上的猪下水已经吃得一片狼藉，王马达揭开烤箱上的铝合金锅盖，十分奢侈地捞了一盘排骨放在红漆桌子的中央就不见了人。一股大香的调料味儿浩浩荡荡，村长吃了一根肋条，说是自己岁数大了不胜酒力，先行一步。一直没有表态的李菊花此时也有了合适的借口。
听说要走，王马达的儿子平平一下从厢房里像风车一样奔出来，他用早就准备好的一个烟头，准确麻利点燃了一个炮仗的捻头，迅速仍在李菊花的脚下，啪一声，把李菊花吓得跳出老远。李菊花说：“平平，谁惹你了？”
“就你惹我了，炸的就是你。”平平吸了一下鼻涕，嗨嗨一笑，他似乎对女人有一种仇恨，说时，又把点燃的一个炮仗向李菊花扔了过去，“我炸烂你的裤裆。”
李菊花吓得慌了神儿，平平早就准备了一把纳鞋底儿的锥子，在李菊花的屁股上狠狠扎了一下说：“我让你吃我家的肉！”李菊花“啊”一声跑出了门巷。
李菊花说：“这娃咋这样呢？”
村长说：“缺少教养呀！”
我跟歪嘴会计把村长和李菊花送出去时，暮色四合，四野空空荡荡，雪花在冷寂的夜里毫无遮拦地飘飘摇摇。我站在王马达家门口冲着一棵榆树撒尿，雪地上发出哧哧的热乎乎脆生生的声音，听着声音我的肚子舒服了许多。我眺望了一会儿远山，山洼里亮着一些泯泯灭灭的灯火，突然感到有些儿困乏。我跟歪嘴会计刚又坐到炕上，准备划拳时，王马达不吭不哈地带了一群人进来。大概是七八个，都是三十岁上下的男人，按辈分和岁数虎背熊腰地很快就了位。 王马达端起碟子给七八个人敬酒，一边敬一边说：“大冬天的，打个冷，每人六个。”来者不善，喝得都很干脆。
敬完了酒，一圈人围着炕桌，没有围上的或跨了炕沿，或立在炕沿前，或就势蹲在地下，六杯酒下肚把人们的肠胃都激活了。吃，吃得十分踏实，满屋子只有吧唧吧唧吃的声音，一个个在嘴上印出了丰腴的油圈儿。这会儿王马达用的是一个盆，一盆排骨完了，王马达又捞了一盆，又完了。一个个用手抹了一把嘴，一个个举了香烟云里雾里抽，有的七七八八划拳，有的南南北北瞎扯。屋里亮着昏黄的灯光，十来个头晃动在烟雾弥漫中，十来个人的影子贴在后墙上，电视在一个墙角里播放着港台你你我我的言情和天上地下的武打，平平云里雾里似懂非懂看着。八个空瓶子堆放在炕沿上，有的立着，有的躺着，一群男人横七竖八在炕上，议论着王马达的事情。王马达的人气儿旺得不能再旺，酒喝大了，一个今年挣到钱的侄子辈儿又主动从“小卖部”抱来了一箱子酒说：“喝，要喝就喝个痛快，喝好了该干啥干啥。”
歪嘴会计抹了一把嘴，胡乱抠了一会儿牙缝里的肉丝，用舌头使劲搅了两圈，不假思索地吐在了炕墙上。
一群男人在醉眼朦胧中发表着各自的人生体验和见解，屋里的气氛像铁锅里炒豆，热闹起来。
“我说当初就不该让她开理发店，恐怕这事难了。”
“放屁！我不信她会像航天员一样飞到地球外头的月亮上去。”
“那咋不见人影？外头那么大，到哪里去找？”
“她跟的是祁家山的郎疤，离这里也就是十几里地，又不是香港、美国的老板，她能跑到哪里去？”
“法律上要没办法，就来硬的。时下打工的人大都回家了，王家的青壮年男人都得去，一户去一口，闹他狗日的家，破他狗日的财，就是吃也要把郎疤吃穷吃空。”
“我们把话丢到人前头，谁都得去，谁要不去，他妈的以后他家的事就不要找大伙。”
一炕的人群情激昂，有的抑扬顿挫，有的咄咄逼人，有的似醒非醒。王马达蹲在烤箱旁，一边听大家说话，一边杀气腾腾地磨着一把杀猪刀，哧哧哧哧的声响中寒光一闪一闪的。他厚厚的嘴唇怒气冲冲杀气腾腾，连整个面部表情都歪了。屋里酒气熏天，烟气逼人，我长长呼出一口气，胃里翻江倒海似的难受，我感到头里发晕，嘴里发苦。三十六计走为上，我把手捂在嘴上佯装出一副要吐的样子，乘他们海阔天空时腰来腿不来地走了出来。
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下得十分铺张。白天阳光企及的地方，雪落下来就悄无声息地融化了，不能企及的地方，一片惨白。我独自走在冷风嗖嗖的夜里，沿着不久前打好的水泥路面走下去，我努力睁开迷糊的眼睛，飞雪把我的眼睛刺得生痛，空旷的山野如梦似幻，盯着泯泯灭灭的灯光彳亍前行，我摇摇晃晃找到了村长家的门。我一把扶住门框镇了镇神，三三两两的行人来来去去，落满白雪的地上响起了几下干咳的声音。
山里的夜并不静。
我有点失态。一脚踹开门，村长还没有入睡，他趴在被窝里一明一灭地吸旱烟，地上弄满了烟灰，看得出他抽了很长时间。听见烟锅在炕沿上敲响的声音，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怕王马达这娃要整出事情来。”
我装着酒醉没有回话。村长说：“唉，这娃喝醉了，又是个没脑子的人，这种是非酒也往醉里喝，睡吧。”
我也像村长一样学会了沉默，沉默是金。
第二天早晨，我比每日起得迟了一些，我起来时太阳已经很高。我照例去吃派饭，我在村口遇见了王马达，他右面夹着两条肥肉多瘦肉少的猪肉，左面夹着一条烟。他身上还是穿着跟昨天一样的衣服，他的裤腿和一双笨重的大头皮鞋上沾满了泥巴，胡乱刮过的胡子这儿一根那儿一撮，像粗心的屠夫没有弄干净的年猪。一处刮破的地方紫红相间，像被一只蛮劲十足的蜜蜂蛰了一下。我这才注意到他的脑袋上稀稀拉拉的冒出了些许的白发，原本就比较显老的他表现出未老先衰的征兆。他给我点了一下头没声没气出了村口，我看着他臃肿的背影从盖着厚雪的山豁口消失。我知道他去做什么，他是去山背后老猎人家里借一把火枪，我提心吊胆地望着白茫茫的山野，一片空洞。（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