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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岁月不居。古往今来的历史长河中，曾涌现出无数大师。
所谓“大师”，指的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是的，他们多为民族的脊梁，其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留给我们的无法企及的高雅、文采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度，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孔子的洒脱
周国平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是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唯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脱脱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硁硁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研究孔子，如果顾及他的全人，对他的哲学或许也会有些新的认识吧。（选自《瞭望周刊》）
[赏析]本文作者阅读《论语》时，读出了自己的见解，对孔子有全新的发现——他认为孔子的“洒脱”表现在“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两个方面。
这对我们读书、作文有颇多启示，比如读书要用自己的心去读，要读出自己的见解，不先入为主;又如作文要表达自己独特的认识，不人云亦云，并且要言之有据，等等。
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
骆玉明
任安下狱前所任之职为军队高级首领，司马迁当时的职务则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如此人物在狱内外书信往来，实在不能理解为寻常的私人通讯。它会被武帝看到，应属常理;而要说司马迁写信时没有想到这一点，那近乎是把他当成白痴了。明白这样的背景，对于理解《报任安书》是要紧的。
《报任安书》开头只简单地提到对方来书的内容：“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清人包世臣推测，“推贤进士”并非任安来书中原话，他本来所说应是向司马迁求援之言，而司马迁不愿直白地言及对方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包氏此言有一定道理;而且不管怎样，司马迁此时是武帝身旁近臣，在至交好友无辜蒙冤将要丧命之际，他应该考虑到自己有相助的义务。然而这封近三千言的长信，却毫无对任安的安慰，除了解释为什么自己不合适担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大部分内容是在述说自己往日的遭遇和悲愤心情，以及《史记》一书的撰作情况。这是合道理的吗？
有一个彻底的理由让司马迁可以这样对将遭巨大不幸的友人说话：死亡也已是自己当下的归宿。正因如此，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
我读书少，未曾见中国人有谁对生与死作过如司马迁那样深痛的思考。在这数年前，李陵率孤军长驱大漠与匈奴数万骁骑一战再战直至无以为战而被俘，武帝心愿其死，群臣则交口痛诋李陵以抚慰君主的不快，独有在职份上与此毫无关系的司马迁愤于人心的凶险丑恶挺身为之辩护，于是触痛了武帝因任用无能的裙带之亲李广利为主帅导致战事失利而隐生于心的羞恼，成为他泄愤树威的对象。《报任安书》明白说自己的罪由是“诬上”，所得的惩罚是宫刑;简而言之，侮辱性地用刀切割这位史官的下体是为着满足皇帝暴虐的私心。
对于凭借智慧而拥有高贵精神的司马迁来说，这样的耻辱超出他的想象和能够忍受的限度。《报任安书》用“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钱钟书《管锥编》）的文句描摹了内心的不可忍受之状。 其实死可以结束这一切。当时司马迁如果不愿接受宫刑，他也可以选择死刑。但在那一刻，生或死却成为司马迁最困难的抉择。“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这是说此时就死，也就成全了残暴的权力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无数的生命存在过然后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富贵者也不能逃脱身死名灭的结局，唯有卓杰之士在这世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此刻司马迁需要一个卓杰的证明，这就是有待完成的《史记》。如果说撰作《史记》曾有过各种其他的理由，此刻它成为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的有力反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为《史记》设定的目标是知识者有可能提出的最宏大的人生意愿。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他证明了思想的力量足以下视帝王虚妄的神圣与无理性的威权。然而苟活的耻辱一刻也没有被忘记，由自己决定的死亡作为人拥有自由的最后一次证明，常在司马迁的怀念中。所以，我们从《史记》中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屈子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以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他的笔墨中倾注着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和历史人物的对话，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所以《史记》一旦写成，残缺的生命顷刻间变得微不足道。《报任安书》最后一句说得清楚：“要之死日，是非乃定。”这是与朋友相约共死，要告诉他死不足道，可以不必以死为憾;而就自己的生死而言，这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总之只有理解这句话，我们才能理解这封信整体的笔调。（节选自《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赏析]此文既是著名学者骆玉明对《报任安书》一文的深度解读——作者层层剥茧，有理有据地阐明了“这封信整体的笔调”是“与朋友相约共死……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更是对司马迁生死观的精到评述。
文章娓娓叙谈，旁征博引，“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此刻它成为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的有力反抗”“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等言简意赅的点睛句，更是认识独特，振聋发聩。
爱因斯坦的书信
王栎钧
爱因斯坦五十寿辰时，弗洛伊德给他来了贺信，称之为“幸运儿”。弗洛伊德解释说，他之所以把爱因斯坦看成一个幸运儿，是因为没有哪个不精通物理学的人胆敢评判他的理论，而男女老少都可以评判弗洛伊德的理论，不管他们是否懂得心理学。
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爱因斯坦的部分书信，竟异常喜欢。忍不住，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腹诽的“男女老少”。我不懂物理学，看到商务版《爱因斯坦文集》，只是游人似的浏览一下，没有兴趣，也不敢置喙。事实上，我也是还没有接近他的中心思想就过早失去耐心与勇气的读者之一。但打开爱因斯坦的书信，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印象：条理清晰，感情真挚，就像老友面晤，无须拘礼;或是聆听老人正直的负责任的忠告或引导。他对你的提问娓娓作答，很亲切很睿智，甚至有股机警的幽默。周有光回忆起见到的那个爱因斯坦，外表粗疏，不修边幅，但说话始终带着平和的态度，没有丝毫架子。这跟他的行文如出一辙，散发着温暖的关爱的口吻。或许，这一点深深打动了我。
在苏黎世求学期间，爱因斯坦的家境不宽裕，1898年写给妹妹的信中，他坦露了那个年纪的人对家人常有的忧虑与歉疚：“我已长大成人，可是仍然无所作为，一点忙也帮不上，这真使人肝肠欲断。我只能加重家庭的负担……确实，如果当初根本没有生我，情况也许会好一些。惟一使我坚持下来、惟一使我免于绝望的，就是我自始至终一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从没有荒废任何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读书之乐外，我从不允许自己把一分一秒浪费在娱乐消遣上。”信里蕴含的感情，在很长时间内引起了我的共鸣。
1915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完成了广义相对论。在1919年的一次日蚀观察中，一些英国科学家特别是阿瑟·埃丁顿，证实了爱因斯坦的论断。这消息一经宣布，爱因斯坦一夜之间成了名扬全球的人物。但他一直没弄清楚这荣誉是怎么回事。他在给苏黎世朋友粲格尔的信中写道：“自从出名以来，我变得越来越笨，当然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一个人同他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之间，至少在他人所说的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之间，确实有着天壤之别……但他却不得不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心情来接受这一事实。”
爱因斯坦成名之后，无数人给他寄来信件，这些信件无奇不有，而他的回答也是解惑解疑两者兼而有之，但也有直抒胸臆的。例如，有一小姑娘问他地球什么时候会毁灭。爱因斯坦的答复极为简洁，不乏风趣：“地球已经存在了十亿年有余。至于它何时终了的问题，我的意见是：等等看吧！”有一位自称为政治家和阿德勒学派心理分析家的人，写信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心理分析。他回信很短，只有一句：“非常遗憾我无法满足你的要求，因为我只希望自己能留在没有经过分析的黑暗之中。”很自然，爱因斯坦也不可避免地收到了那些自以为其见解颇有重大科学意义的人们的来信，爱因斯坦有时简直忍无可忍。1952年，他在给纽约一位艺术家的信中说：“谢谢你7月7日的来信。看来你肚子里塞满了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中时髦一时的空洞言词与观点。如果我能成为一个独裁者，那我一定要禁止使用这些莫名其妙的蠢话。”这话就严厉多了。
读爱因斯坦书信，也是感受一个社会人烦恼与喜悦交替的成长过程。他的话客观公正，而且实用。一般来说，他总把自己当作写信者的朋友，从不居高临下给人以压迫感。他的言语不仅用来表达科学理论，也是阐述其思想的有力工具。而他所长的也就是说一些老实话、真话而已。正是真，产生了纯洁的力量，因而十分感染人。1947年他给一个爱达荷州农民刚出生的儿子写了一段话：“雄心壮志或单纯的责任感不会产生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对于人类和对于客观事物的热爱与献身精神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农民后来寄了一大袋土豆感谢他。而爱因斯坦也用一段简短明了的定义，帮我区别清了艺术与科学，使我受益匪浅：“如果用逻辑的语言来描绘所见所闻的身心感受，那么我们所从事的就是科学;如果传达给我们的印象不能为理智所接受，而只能为直觉所领悟，那么我们所从事的便是艺术。”
1922年11月，爱因斯坦赴日本讲学，船在上海停留了三天。在此期间，时任上海大学校长的于右任，于11月13日晚借书法家王一亭寓所设宴欢迎。宴会前他们合了影。我滋长了一份好奇：当时，爱因斯坦对中国时局是怎样看法，对中国观感如何，有没有与人谈到或写到过中国。我真想知道他是怎样看当时的中国的。（选自《青岛日报》）
[赏析]文章开篇借弗洛伊德给爱因斯坦写贺信的小故事引出正题——读了爱因斯坦的部分书信后，“我”竟忍不住也想评说一下爱因斯坦。接下来巧用一组对比，以看到《爱因斯坦文集》“只是游人似的浏览一下，没有兴趣，也不敢置喙”，来反衬“但打开爱因斯坦的书信，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主体部分，大体以时间为序（第三至五段），兼用深入一层的逻辑顺序（请留意第六段首句“也是感受一个社会人烦恼与喜悦交替的成长过程”），边引述而边评议。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既是在介绍书信，更着力于展现爱因斯坦其人——随作者的评说依次看来，一位对家人充满爱与责任感、自律甚严、能坦然面对突来的盛名、风趣幽默、对自以为是者又能坦率地提出批评的，平等待人、绝不取居高临下的态度且思想深邃、言论精辟的大科学家形象，已浮现于纸上，也映现于读者脑海之中。
[作者单位：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
所谓“大师”，指的是“在学问或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为大家所尊崇的人”。是的，他们多为民族的脊梁，其优秀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们留给我们的无法企及的高雅、文采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度，是一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孔子的洒脱
周国平
我喜欢读闲书，即使是正经书，也不妨当闲书读。譬如说《论语》，林语堂把它当作孔子的闲谈读，读出了许多幽默，这种读法就很对我的胃口。近来我也闲翻这部圣人之言，发现孔子乃是一个相当洒脱的人。
在我的印象中，儒家文化一重事功，二重人伦，是一种很入世的文化。然而，作为儒家始祖的孔子，其实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这两个方面，可以用两句话来代表，便是“君子不器”和“君子不仁”。
孔子是一个读书人。一般读书人寒窗苦读，心中都悬着一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成器，即成为某方面的专门家，好在社会上混一个稳定的职业。说一个人不成器，就等于是说他没出息，这是很忌讳的。孔子却坦然说，一个真正的人本来就是不成器的。也确实有人讥他博学而无所专长，他听了自嘲说，那么我就以赶马车为专长罢。
其实，孔子对于读书有他自己的看法。他主张读书要从兴趣出发，不赞成为求知而求知的纯学术态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还主张读书是为了完善自己，鄙夷那种沽名钓誉的庸俗文人（“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他一再强调，一个人重要的是要有真才实学，而无须在乎外在的名声和遭遇，类似于“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这样的话，《论语》中至少重复了四次。
“君子不器”这句话不仅说出了孔子的治学观，也说出了他的人生观。有一回，孔子和他的四个学生聊天，让他们谈谈自己的志向。其中三人分别表示想做军事家、经济家和外交家。唯有曾点说，他的理想是暮春三月，轻装出发，约了若干大小朋友，到河里游泳，在林下乘凉，一路唱歌回来。孔子听罢，喟然叹曰：“我和曾点想的一样。”圣人的这一叹，活脱脱地叹出了他的未染的性灵，使得两千年后一位最重性灵的文论家大受感动，竟改名“圣叹”，以志纪念。人生在世，何必成个什么器、做个什么家呢？只要活得悠闲自在，岂非胜似一切？
学界大抵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至于什么是“仁”，众说不一，但都不出伦理道德的范围。孔子重人伦是一个事实，不过他到底是一个聪明人，而一个人只要足够聪明，就决不会看不透一切伦理规范的相对性质。所以，“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这句话竟出自孔子之口，他不把“仁”看作理想人格的必备条件，也就不足怪了。有人把“仁”归结为忠恕二字，其实孔子决不主张愚忠和滥恕。他总是区别对待“邦有道”和“邦无道”两种情况，“邦无道”之时，能逃就逃（“乘桴浮于海”），逃不了则少说话为好（“言孙”）。他也不像基督那样，当你的左脸挨打时，要你把右脸也送上去。有人问他该不该“以德报怨”，他反问：那么用什么来报德呢？然后说，应该是用公正回报怨仇，用恩德回报恩德。
孔子实在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有常识，知分寸，丝毫没有偏执狂。“信”是他亲自规定的“仁”的内涵之一，然而他明明说“言必信，行必果”乃是僵化小人的行径（“硁硁然小人哉”）。要害是那两个“必”字，毫无变通的余地，把这位老先生惹火了。
也许孔子还有不洒脱的地方，我举的只是一面。有这一面毕竟是令人高兴的。研究孔子，如果顾及他的全人，对他的哲学或许也会有些新的认识吧。（选自《瞭望周刊》）
[赏析]本文作者阅读《论语》时，读出了自己的见解，对孔子有全新的发现——他认为孔子的“洒脱”表现在“对于功利的态度颇为淡泊，对于伦理的态度又颇为灵活”两个方面。
这对我们读书、作文有颇多启示，比如读书要用自己的心去读，要读出自己的见解，不先入为主;又如作文要表达自己独特的认识，不人云亦云，并且要言之有据，等等。
司马迁，关于生与死的话题
骆玉明
任安下狱前所任之职为军队高级首领，司马迁当时的职务则相当于皇帝的秘书长，如此人物在狱内外书信往来，实在不能理解为寻常的私人通讯。它会被武帝看到，应属常理;而要说司马迁写信时没有想到这一点，那近乎是把他当成白痴了。明白这样的背景，对于理解《报任安书》是要紧的。
《报任安书》开头只简单地提到对方来书的内容：“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清人包世臣推测，“推贤进士”并非任安来书中原话，他本来所说应是向司马迁求援之言，而司马迁不愿直白地言及对方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包氏此言有一定道理;而且不管怎样，司马迁此时是武帝身旁近臣，在至交好友无辜蒙冤将要丧命之际，他应该考虑到自己有相助的义务。然而这封近三千言的长信，却毫无对任安的安慰，除了解释为什么自己不合适担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大部分内容是在述说自己往日的遭遇和悲愤心情，以及《史记》一书的撰作情况。这是合道理的吗？
有一个彻底的理由让司马迁可以这样对将遭巨大不幸的友人说话：死亡也已是自己当下的归宿。正因如此，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
我读书少，未曾见中国人有谁对生与死作过如司马迁那样深痛的思考。在这数年前，李陵率孤军长驱大漠与匈奴数万骁骑一战再战直至无以为战而被俘，武帝心愿其死，群臣则交口痛诋李陵以抚慰君主的不快，独有在职份上与此毫无关系的司马迁愤于人心的凶险丑恶挺身为之辩护，于是触痛了武帝因任用无能的裙带之亲李广利为主帅导致战事失利而隐生于心的羞恼，成为他泄愤树威的对象。《报任安书》明白说自己的罪由是“诬上”，所得的惩罚是宫刑;简而言之，侮辱性地用刀切割这位史官的下体是为着满足皇帝暴虐的私心。
对于凭借智慧而拥有高贵精神的司马迁来说，这样的耻辱超出他的想象和能够忍受的限度。《报任安书》用“每下愈况，循次九而至底”（钱钟书《管锥编》）的文句描摹了内心的不可忍受之状。 其实死可以结束这一切。当时司马迁如果不愿接受宫刑，他也可以选择死刑。但在那一刻，生或死却成为司马迁最困难的抉择。“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这是说此时就死，也就成全了残暴的权力对自己的人格和存在价值的彻底抹杀。“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无数的生命存在过然后消失在时间的长河里，富贵者也不能逃脱身死名灭的结局，唯有卓杰之士在这世间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此刻司马迁需要一个卓杰的证明，这就是有待完成的《史记》。如果说撰作《史记》曾有过各种其他的理由，此刻它成为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的有力反抗。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为《史记》设定的目标是知识者有可能提出的最宏大的人生意愿。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他证明了思想的力量足以下视帝王虚妄的神圣与无理性的威权。然而苟活的耻辱一刻也没有被忘记，由自己决定的死亡作为人拥有自由的最后一次证明，常在司马迁的怀念中。所以，我们从《史记》中看到许多壮丽的死亡场面：屈子披发徜徉，抱石沉江;荆轲悲歌易水，一去不返;项羽在可以逃脱的机会中，以无颜见江东父老，拔剑向颈;李广并无必死之罪，只因不愿以久经征战的余生受辱于刀笔吏，横刀自刎……他的笔墨中倾注着慷慨的激情，至今尚能震撼人心。因为这不仅仅是他和历史人物的对话，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
所以《史记》一旦写成，残缺的生命顷刻间变得微不足道。《报任安书》最后一句说得清楚：“要之死日，是非乃定。”这是与朋友相约共死，要告诉他死不足道，可以不必以死为憾;而就自己的生死而言，这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总之只有理解这句话，我们才能理解这封信整体的笔调。（节选自《史记人物传记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赏析]此文既是著名学者骆玉明对《报任安书》一文的深度解读——作者层层剥茧，有理有据地阐明了“这封信整体的笔调”是“与朋友相约共死……也是对权力者的宣言”，更是对司马迁生死观的精到评述。
文章娓娓叙谈，旁征博引，“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此刻它成为对君主的淫威和残酷的命运的有力反抗”“写作本身也成了司马迁自己对死亡的心理体验”等言简意赅的点睛句，更是认识独特，振聋发聩。
爱因斯坦的书信
王栎钧
爱因斯坦五十寿辰时，弗洛伊德给他来了贺信，称之为“幸运儿”。弗洛伊德解释说，他之所以把爱因斯坦看成一个幸运儿，是因为没有哪个不精通物理学的人胆敢评判他的理论，而男女老少都可以评判弗洛伊德的理论，不管他们是否懂得心理学。
很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爱因斯坦的部分书信，竟异常喜欢。忍不住，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腹诽的“男女老少”。我不懂物理学，看到商务版《爱因斯坦文集》，只是游人似的浏览一下，没有兴趣，也不敢置喙。事实上，我也是还没有接近他的中心思想就过早失去耐心与勇气的读者之一。但打开爱因斯坦的书信，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印象：条理清晰，感情真挚，就像老友面晤，无须拘礼;或是聆听老人正直的负责任的忠告或引导。他对你的提问娓娓作答，很亲切很睿智，甚至有股机警的幽默。周有光回忆起见到的那个爱因斯坦，外表粗疏，不修边幅，但说话始终带着平和的态度，没有丝毫架子。这跟他的行文如出一辙，散发着温暖的关爱的口吻。或许，这一点深深打动了我。
在苏黎世求学期间，爱因斯坦的家境不宽裕，1898年写给妹妹的信中，他坦露了那个年纪的人对家人常有的忧虑与歉疚：“我已长大成人，可是仍然无所作为，一点忙也帮不上，这真使人肝肠欲断。我只能加重家庭的负担……确实，如果当初根本没有生我，情况也许会好一些。惟一使我坚持下来、惟一使我免于绝望的，就是我自始至终一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尽全力，从没有荒废任何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读书之乐外，我从不允许自己把一分一秒浪费在娱乐消遣上。”信里蕴含的感情，在很长时间内引起了我的共鸣。
1915年，爱因斯坦在柏林完成了广义相对论。在1919年的一次日蚀观察中，一些英国科学家特别是阿瑟·埃丁顿，证实了爱因斯坦的论断。这消息一经宣布，爱因斯坦一夜之间成了名扬全球的人物。但他一直没弄清楚这荣誉是怎么回事。他在给苏黎世朋友粲格尔的信中写道：“自从出名以来，我变得越来越笨，当然这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一个人同他在其他人心目中的形象之间，至少在他人所说的他们心目中的形象之间，确实有着天壤之别……但他却不得不以一种诙谐幽默的心情来接受这一事实。”
爱因斯坦成名之后，无数人给他寄来信件，这些信件无奇不有，而他的回答也是解惑解疑两者兼而有之，但也有直抒胸臆的。例如，有一小姑娘问他地球什么时候会毁灭。爱因斯坦的答复极为简洁，不乏风趣：“地球已经存在了十亿年有余。至于它何时终了的问题，我的意见是：等等看吧！”有一位自称为政治家和阿德勒学派心理分析家的人，写信问他是否愿意接受心理分析。他回信很短，只有一句：“非常遗憾我无法满足你的要求，因为我只希望自己能留在没有经过分析的黑暗之中。”很自然，爱因斯坦也不可避免地收到了那些自以为其见解颇有重大科学意义的人们的来信，爱因斯坦有时简直忍无可忍。1952年，他在给纽约一位艺术家的信中说：“谢谢你7月7日的来信。看来你肚子里塞满了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中时髦一时的空洞言词与观点。如果我能成为一个独裁者，那我一定要禁止使用这些莫名其妙的蠢话。”这话就严厉多了。
读爱因斯坦书信，也是感受一个社会人烦恼与喜悦交替的成长过程。他的话客观公正，而且实用。一般来说，他总把自己当作写信者的朋友，从不居高临下给人以压迫感。他的言语不仅用来表达科学理论，也是阐述其思想的有力工具。而他所长的也就是说一些老实话、真话而已。正是真，产生了纯洁的力量，因而十分感染人。1947年他给一个爱达荷州农民刚出生的儿子写了一段话：“雄心壮志或单纯的责任感不会产生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对于人类和对于客观事物的热爱与献身精神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农民后来寄了一大袋土豆感谢他。而爱因斯坦也用一段简短明了的定义，帮我区别清了艺术与科学，使我受益匪浅：“如果用逻辑的语言来描绘所见所闻的身心感受，那么我们所从事的就是科学;如果传达给我们的印象不能为理智所接受，而只能为直觉所领悟，那么我们所从事的便是艺术。”
1922年11月，爱因斯坦赴日本讲学，船在上海停留了三天。在此期间，时任上海大学校长的于右任，于11月13日晚借书法家王一亭寓所设宴欢迎。宴会前他们合了影。我滋长了一份好奇：当时，爱因斯坦对中国时局是怎样看法，对中国观感如何，有没有与人谈到或写到过中国。我真想知道他是怎样看当时的中国的。（选自《青岛日报》）
[赏析]文章开篇借弗洛伊德给爱因斯坦写贺信的小故事引出正题——读了爱因斯坦的部分书信后，“我”竟忍不住也想评说一下爱因斯坦。接下来巧用一组对比，以看到《爱因斯坦文集》“只是游人似的浏览一下，没有兴趣，也不敢置喙”，来反衬“但打开爱因斯坦的书信，就有了截然不同的印象”。主体部分，大体以时间为序（第三至五段），兼用深入一层的逻辑顺序（请留意第六段首句“也是感受一个社会人烦恼与喜悦交替的成长过程”），边引述而边评议。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既是在介绍书信，更着力于展现爱因斯坦其人——随作者的评说依次看来，一位对家人充满爱与责任感、自律甚严、能坦然面对突来的盛名、风趣幽默、对自以为是者又能坦率地提出批评的，平等待人、绝不取居高临下的态度且思想深邃、言论精辟的大科学家形象，已浮现于纸上，也映现于读者脑海之中。
[作者单位：江苏省太仓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