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社交平台的前世今生
18世纪的欧洲，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和自由精神的萌芽，各式各样的俱乐部、咖啡馆、酒吧、沙龙、剧场、美术馆遍地开花，这是新兴阶层的社交平台与自媒体。与中国的文人雅集不同的是，欧洲的咖啡馆、酒馆、沙龙等场所给人们提供了启蒙、对话、辩论、批评的“公共空间”， 欧洲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在其中交换信息、发表演讲、批评对手，讨论文化与艺术乃至公共事务，形成了最初的公共空间。相比之下，中国的文人雅集只是一个阶层的社交游戏。
各个阶层人士的公开辩论与自由对话，瓦解了旧贵族阶层的文化与审美，动摇了皇室和教廷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人们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中获得启蒙，自由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得到滋养，新思潮与新艺术在公共空间的批评与辩论中获得合法性。各种未成熟的新思想、新价值在公共空间中碰撞、冲突，最终产生成熟的新价值与新秩序。这是公共空间对于艺术与文化的意义。
公共空间发展到今天，酒馆已成往事，沙龙已付笑谈，我们已经来到互联网的世界。比起沙龙和咖啡馆的闲谈，杂志和酒馆中的辩论，今天的微信与微博有着更快的传播速度、更丰富的信息呈现、更广阔的虚拟容量。技术的进步带来工具的更新换代，今天艺术圈的社交平台和自媒体有了加强版——微信与微博——其即时沟通、语音交流、图片呈现等功能，让沙龙和雅集皆黯然失色。
倘若古代有了微信与微博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倘若宋、元、明、清的中国艺术圈或者18世纪的欧洲艺术圈有了微信与微博，会发生什么事？艺术圈的生态会发生什么变化？
倘若古代的艺术圈有了微信与微博，藏家与画家天涯如咫尺，藏家再不必跨越千山万水寄一封委托信，费尽心思地向画家求一幅画，双方可以直接在微信上私聊，谈笑间交易成功。当然，画家也可能面临着诸多藏家在私信中不停暗示催促的窘境，沈周和倪瓒可能要不断地把索画者拉进黑名单。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项元汴等大藏家就可以随时炫耀藏品，而不必担心安全，观者也可以大开眼界。要知道古代没有美术馆，学画者没几人能像幸运的仇英一样住在大藏家的宅院里临摹佳作，大多数寒门子弟学画经年都未能观摩几幅真迹。
宋代的皇家画院也可以在微信、微博上展示历年的佳作，考试的学子们通过观赏作品就能了解到画院的要求，而不必惶惶然地面对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一类的试题不知如何下笔。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文人画家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网上的雅集聚会，不必担忧借不到富商的私家园林，也不必为了场地酒席的赞助而勉为其难地巴结富商，雅集上的书画作品结集成册时，也无需硬插入大富豪未入流的作品。当然，明末清初的文人画家在在微信与微博上缅怀故国、贬斥当今的时候，恐怕也得小心清廷“粘杆处”的监控。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历代的“非主流”的艺术家更容易寻到知己。民间画坊的风俗画家和寺庙里的禅画僧人可以与同志互诉衷肠，长久以来被朝廷画院和文人画派压抑的风俗画与禅画也不必远渡扶桑觅知音。诸多后生倘若无法像“杰出青年”文徵明和唐寅一样，在前辈沈周的提携之下跻身名流大咖的大趴体，他们也可以凭微信和微博联络，来一场“非主流”的迷你趴。
倘若18世纪前后的欧洲艺术圈有了微信与微博，那些欠下满身酒债的艺术家就不必冒险去酒馆也能与同行激辩，更多的新晋艺术家不必通过沙龙也能崭露头角。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受到影响的恐怕就不仅仅是酒馆咖啡馆的生意和沙龙的浓烈氛围。也许更多的欧洲画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洛可可画家布歇能看到中国画家的作品，就不会虚构出错漏百出的“中国宫廷画”。印象派画家有机会与东方艺术家沟通，受到东方艺术影响的可能就不仅仅是梵高和马奈。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学院派和美术沙龙就会受到 “非主流”艺术的更大压力，也许库贝尔的《画室》和《奥尔南的葬礼》就不会被沙龙博览会拒之门外。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巴黎的画商寻找隐居的塞尚就不必再通过经纪人。莫奈等人可以在微信和微博上找到更多的同志，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派也许更早登场。学院派和美术沙龙的权力也许会受到制约，微信和微博会改变艺术圈内权力结构的微妙平衡。
今天的微信与微博
在我们脑洞大开、穿越时空地幻想了一把微信与微博对古代艺术圈的影响与冲击之后，再回到现实，看看微信与微博对今天的艺术圈生态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
“微信与微博”就像一个聚集了所有艺术人与文化人的“大会场”。把全中国的艺术区、艺术院校和艺术机构的艺术家、师生、批评家和从业者……乃至哲学界、文学界、音乐界的文化人，全部聚集在一个大会场内，让大家有机会进行对话、探讨和辩论。
这个“大会场”里将会发生什么事？微信与微博能不能打破艺术圈原有的秩序？弱势的后生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大咖交流？艺术圈会不会因为时时刻刻的交流而更加有活力？艺术家可以随时随地展现自己的创作与生活，会不会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艺术会不会因为微信与微博而普及？艺术与文学、音乐、哲学会不会有更多的跨界交流？艺术史的方向会否因此改变？事实上，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我们只看到艺术机构和艺术媒体将微信与微博当作自媒体的广告橱窗，艺术家、策展人和批评家将其当作人情游戏的社交平台。微信与微博上只看到艺术的八卦，看不到艺术的启蒙；只看到市场的乱象，看不到当代精神的萌芽；只看到朋友和师生的互相捧场，看不到艺术与文化的跨界对话。看不到超越团体与利益关系的同行大辩论，看不到旧秩序与新思想的碰撞，看不到艺术方向的转变，也看不到任何历史因此而改变。微信与微博作为一个可能汇聚所有声音的公共空间，在我们的传统、人情、资本和权力的束缚下完全失语。
艺术圈的微信与微博上最常见的是晒各种艺术展的照片——但是极少有对展览的中肯批评。艺术圈的年轻人晒展览炫耀自己到此一游，大人物晒展览以名声为朋友做人情。尽管微信与微博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方便来表达和辩论——倘若在宋代，我们会在微信与微博上看到文人画家与宫廷画家的对峙；在明代，我们会看到吴门与浙派的辩论——但是在今天的微信与微博上看不到观点对峙与学术辩论，我们无意得罪朋友，也无意挑战权威。
艺术圈的社交平台与自媒体上最热门的是“微拍”——以微信与微博作为平台的拍卖。微信与微博作为传播技术的巨大进步，仅仅被当作为商业与消费提供的一个机遇，我们没有把这个平台的巨大进步视为普及艺术、交流思想和经验的权利。倘若18世纪的欧洲有了微博，相信是那些渴望自己的艺术理念获得更多认同的新派画家在狂欢，而不是画商。
微博和微信因为容量巨大的虚拟平台也催生了一大堆“艺术媒体”，但是新兴的艺术媒体并不以深度和广度为追求，它们只是把各种艺术新闻和艺术八卦重复一次又一次。因为虚拟空间上的信息来得太轻易，重复与抄袭成为诸多艺术媒体的主题曲。如果说微博与微信上有一百个艺术媒体，那也只是把一个媒体的内容重复了一百次，而不是有一百个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来评论和报道艺术资讯。
微信与微博的虚拟平台降低了艺术媒体的门槛，使得媒体失去了精英的身份。但是大众化并不等于低俗化和潮流化，许多电子艺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热衷于艺术史的八卦故事，或者把传统的艺术图像卡通化。流行杂志当然可以把《雍正行乐图》和《十二美人图》动画化，但是作为专业艺术媒体，当流行媒体在把《十二美人图》动画化的时候，专业艺术媒体应该清楚，阐述《十二美人图》中的门廊、窗户、多宝格等结构复杂的空间暗喻宫中女子被“深藏”、“珍藏”的玩物地位才是专业的正道，而不是跟随流行媒体的脚步博取廉价掌声。
我们偶尔也在微信与微博上晒书单放音乐，但是我们对晒出来的文学和音乐往往只有感怀，没有灼见。在没有微信微博的年代里，那些艺术圈内与圈外的真诚交流——福柯和玛格利特，左拉和马奈，毕加索与阿波利奈尔——那些哲学、文化与艺术的跨界联谊，今天的微信与微博上全无踪影。
微信与微博不仅没有跨界，也没有跨越“阶层”，更没有跨越“团体”。我们极少看到艺术大咖与后生的交流，也看不到不同的“利益群体”或“派系团体”抛弃“派别身份”来共同探讨一个学术问题。倘若不同派系在生活中难得坐在一块喝茶或研讨，微信与微博无疑是一个理想的交流平台，遗憾的是，技术的进步无法超越利益与人情。
当然，我们还常常看到艺术圈中人对时政与世风的批判，但是在微信与微博上痛心疾首之余，并不妨碍我们转过身去娴熟地遵循江湖潜规则行事。人情、义气、小团体对公平秩序的破坏和对学术的侵蚀，在我们看来与腐败时政或堕落世风无关，我们那只点赞的手永远是无奈和无辜的。
事实上，艺术圈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封闭，今天的艺术圈已经不太用微博了，大家觉得微博上的发言太“公开”，也没人觉得微博是更理想的对公众进行艺术启蒙的空间。艺术人更爱微信的朋友圈，我们不愿意面对公众，只愿面对亲密的朋友圈。因为在朋友圈的包围中我们感觉更加安全、更加温暖，每一条信息都有人点赞，每一张照片都有人捧场——我们无意在批评和辩论中接近真理，我们不希望造成任何观点的对峙。坦荡的批评与质疑只会让人觉得你不谙人情、不识时务。
作为公共空间的微信与微博
把微信与微博视为社交的工具或者游戏的玩具，都低估了它的能量。微信与微博能不能给我们带来艺术启蒙、当代精神和人文主义，关键在于我们把微信与微博看作是一个“社交平台”和“自媒体”，还是一个“公共空间”。如果我们把微信与微博当作社交平台，那么我们只能以点赞党的身份深陷在人情江湖的泥沼。如果我们把微信与微博当作自媒体，那么它就仅仅是艺术机构和艺术家宣传自己的广告橱窗。如果我们把微信与微博看作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在这个公共空间之内，可以对话、辩论、思想碰撞、展示艺术人的真实生活、加深圈内和圈外的沟通了解、用艺术对抗庸俗文化，以产生更加深刻和广阔的艺术场域。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封闭型的文化，对外我们瞧不起洋人蛮夷，从宋代开始就与外来文化绝缘，对内我们以阶层和派别为藩篱划分出一个个小圈子。封闭是中国艺术的关键词之一，文人画的本质就是寻求一个隐秘的私家“桃花源”，我们从来不曾想过建起一个公共的“乌托邦”。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艺术与文化的“公共空间”，文人雅集是社交平台，算不上公共空间，因为文人阶层掌控了雅集的话语权，聚集其中的全部都是文人士大夫，或者追随认同文人的审美和价值的贵族和商贾。文人雅集上没有任何反对文人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声音。中国艺术史上，超越阶层、派别和文化身份的对话与辩论从来不曾发生，今天的微信与微博也未能改变这一点。因此，尽管微信与微博给了我们一个对话、批评与辩论的公共空间，而我们却用来给朋友捧场、给大佬点赞。
这个加强版的公共空间是新科技时代送给我们的礼物。可惜的是这份没有说明书的礼物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陌生，因为中国的艺术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孵化自由精神与人文主义的“公共空间”，我们并没有一份像欧洲沙龙一样的人文遗产。
18世纪的孟德斯鸠在描述作为公共空间的沙龙时说：“它们（沙龙）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共和国，成员都非常活跃，相互支持帮助，这是一个新的国中之国。”——3个世纪以前的这句赞美是对今天的我们的莫大讽刺。300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圈依旧无法摆脱传统、江湖、资本、权力的束缚，依然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
18世纪的欧洲，随着市民阶级的兴起和自由精神的萌芽，各式各样的俱乐部、咖啡馆、酒吧、沙龙、剧场、美术馆遍地开花，这是新兴阶层的社交平台与自媒体。与中国的文人雅集不同的是，欧洲的咖啡馆、酒馆、沙龙等场所给人们提供了启蒙、对话、辩论、批评的“公共空间”， 欧洲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在其中交换信息、发表演讲、批评对手，讨论文化与艺术乃至公共事务，形成了最初的公共空间。相比之下，中国的文人雅集只是一个阶层的社交游戏。
各个阶层人士的公开辩论与自由对话，瓦解了旧贵族阶层的文化与审美，动摇了皇室和教廷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人们在公共空间的对话中获得启蒙，自由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得到滋养，新思潮与新艺术在公共空间的批评与辩论中获得合法性。各种未成熟的新思想、新价值在公共空间中碰撞、冲突，最终产生成熟的新价值与新秩序。这是公共空间对于艺术与文化的意义。
公共空间发展到今天，酒馆已成往事，沙龙已付笑谈，我们已经来到互联网的世界。比起沙龙和咖啡馆的闲谈，杂志和酒馆中的辩论，今天的微信与微博有着更快的传播速度、更丰富的信息呈现、更广阔的虚拟容量。技术的进步带来工具的更新换代，今天艺术圈的社交平台和自媒体有了加强版——微信与微博——其即时沟通、语音交流、图片呈现等功能，让沙龙和雅集皆黯然失色。
倘若古代有了微信与微博
我们不妨想象一下，倘若宋、元、明、清的中国艺术圈或者18世纪的欧洲艺术圈有了微信与微博，会发生什么事？艺术圈的生态会发生什么变化？
倘若古代的艺术圈有了微信与微博，藏家与画家天涯如咫尺，藏家再不必跨越千山万水寄一封委托信，费尽心思地向画家求一幅画，双方可以直接在微信上私聊，谈笑间交易成功。当然，画家也可能面临着诸多藏家在私信中不停暗示催促的窘境，沈周和倪瓒可能要不断地把索画者拉进黑名单。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项元汴等大藏家就可以随时炫耀藏品，而不必担心安全，观者也可以大开眼界。要知道古代没有美术馆，学画者没几人能像幸运的仇英一样住在大藏家的宅院里临摹佳作，大多数寒门子弟学画经年都未能观摩几幅真迹。
宋代的皇家画院也可以在微信、微博上展示历年的佳作，考试的学子们通过观赏作品就能了解到画院的要求，而不必惶惶然地面对 “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一类的试题不知如何下笔。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文人画家们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网上的雅集聚会，不必担忧借不到富商的私家园林，也不必为了场地酒席的赞助而勉为其难地巴结富商，雅集上的书画作品结集成册时，也无需硬插入大富豪未入流的作品。当然，明末清初的文人画家在在微信与微博上缅怀故国、贬斥当今的时候，恐怕也得小心清廷“粘杆处”的监控。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历代的“非主流”的艺术家更容易寻到知己。民间画坊的风俗画家和寺庙里的禅画僧人可以与同志互诉衷肠，长久以来被朝廷画院和文人画派压抑的风俗画与禅画也不必远渡扶桑觅知音。诸多后生倘若无法像“杰出青年”文徵明和唐寅一样，在前辈沈周的提携之下跻身名流大咖的大趴体，他们也可以凭微信和微博联络，来一场“非主流”的迷你趴。
倘若18世纪前后的欧洲艺术圈有了微信与微博，那些欠下满身酒债的艺术家就不必冒险去酒馆也能与同行激辩，更多的新晋艺术家不必通过沙龙也能崭露头角。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受到影响的恐怕就不仅仅是酒馆咖啡馆的生意和沙龙的浓烈氛围。也许更多的欧洲画家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洛可可画家布歇能看到中国画家的作品，就不会虚构出错漏百出的“中国宫廷画”。印象派画家有机会与东方艺术家沟通，受到东方艺术影响的可能就不仅仅是梵高和马奈。
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学院派和美术沙龙就会受到 “非主流”艺术的更大压力，也许库贝尔的《画室》和《奥尔南的葬礼》就不会被沙龙博览会拒之门外。倘若有了微信与微博，巴黎的画商寻找隐居的塞尚就不必再通过经纪人。莫奈等人可以在微信和微博上找到更多的同志，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印象派也许更早登场。学院派和美术沙龙的权力也许会受到制约，微信和微博会改变艺术圈内权力结构的微妙平衡。
今天的微信与微博
在我们脑洞大开、穿越时空地幻想了一把微信与微博对古代艺术圈的影响与冲击之后，再回到现实，看看微信与微博对今天的艺术圈生态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
“微信与微博”就像一个聚集了所有艺术人与文化人的“大会场”。把全中国的艺术区、艺术院校和艺术机构的艺术家、师生、批评家和从业者……乃至哲学界、文学界、音乐界的文化人，全部聚集在一个大会场内，让大家有机会进行对话、探讨和辩论。
这个“大会场”里将会发生什么事？微信与微博能不能打破艺术圈原有的秩序？弱势的后生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与大咖交流？艺术圈会不会因为时时刻刻的交流而更加有活力？艺术家可以随时随地展现自己的创作与生活，会不会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艺术会不会因为微信与微博而普及？艺术与文学、音乐、哲学会不会有更多的跨界交流？艺术史的方向会否因此改变？事实上，这一切都没有发生。 我们只看到艺术机构和艺术媒体将微信与微博当作自媒体的广告橱窗，艺术家、策展人和批评家将其当作人情游戏的社交平台。微信与微博上只看到艺术的八卦，看不到艺术的启蒙；只看到市场的乱象，看不到当代精神的萌芽；只看到朋友和师生的互相捧场，看不到艺术与文化的跨界对话。看不到超越团体与利益关系的同行大辩论，看不到旧秩序与新思想的碰撞，看不到艺术方向的转变，也看不到任何历史因此而改变。微信与微博作为一个可能汇聚所有声音的公共空间，在我们的传统、人情、资本和权力的束缚下完全失语。
艺术圈的微信与微博上最常见的是晒各种艺术展的照片——但是极少有对展览的中肯批评。艺术圈的年轻人晒展览炫耀自己到此一游，大人物晒展览以名声为朋友做人情。尽管微信与微博给了我们前所未有的方便来表达和辩论——倘若在宋代，我们会在微信与微博上看到文人画家与宫廷画家的对峙；在明代，我们会看到吴门与浙派的辩论——但是在今天的微信与微博上看不到观点对峙与学术辩论，我们无意得罪朋友，也无意挑战权威。
艺术圈的社交平台与自媒体上最热门的是“微拍”——以微信与微博作为平台的拍卖。微信与微博作为传播技术的巨大进步，仅仅被当作为商业与消费提供的一个机遇，我们没有把这个平台的巨大进步视为普及艺术、交流思想和经验的权利。倘若18世纪的欧洲有了微博，相信是那些渴望自己的艺术理念获得更多认同的新派画家在狂欢，而不是画商。
微博和微信因为容量巨大的虚拟平台也催生了一大堆“艺术媒体”，但是新兴的艺术媒体并不以深度和广度为追求，它们只是把各种艺术新闻和艺术八卦重复一次又一次。因为虚拟空间上的信息来得太轻易，重复与抄袭成为诸多艺术媒体的主题曲。如果说微博与微信上有一百个艺术媒体，那也只是把一个媒体的内容重复了一百次，而不是有一百个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来评论和报道艺术资讯。
微信与微博的虚拟平台降低了艺术媒体的门槛，使得媒体失去了精英的身份。但是大众化并不等于低俗化和潮流化，许多电子艺术媒体为了吸引眼球，热衷于艺术史的八卦故事，或者把传统的艺术图像卡通化。流行杂志当然可以把《雍正行乐图》和《十二美人图》动画化，但是作为专业艺术媒体，当流行媒体在把《十二美人图》动画化的时候，专业艺术媒体应该清楚，阐述《十二美人图》中的门廊、窗户、多宝格等结构复杂的空间暗喻宫中女子被“深藏”、“珍藏”的玩物地位才是专业的正道，而不是跟随流行媒体的脚步博取廉价掌声。
我们偶尔也在微信与微博上晒书单放音乐，但是我们对晒出来的文学和音乐往往只有感怀，没有灼见。在没有微信微博的年代里，那些艺术圈内与圈外的真诚交流——福柯和玛格利特，左拉和马奈，毕加索与阿波利奈尔——那些哲学、文化与艺术的跨界联谊，今天的微信与微博上全无踪影。
微信与微博不仅没有跨界，也没有跨越“阶层”，更没有跨越“团体”。我们极少看到艺术大咖与后生的交流，也看不到不同的“利益群体”或“派系团体”抛弃“派别身份”来共同探讨一个学术问题。倘若不同派系在生活中难得坐在一块喝茶或研讨，微信与微博无疑是一个理想的交流平台，遗憾的是，技术的进步无法超越利益与人情。
当然，我们还常常看到艺术圈中人对时政与世风的批判，但是在微信与微博上痛心疾首之余，并不妨碍我们转过身去娴熟地遵循江湖潜规则行事。人情、义气、小团体对公平秩序的破坏和对学术的侵蚀，在我们看来与腐败时政或堕落世风无关，我们那只点赞的手永远是无奈和无辜的。
事实上，艺术圈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封闭，今天的艺术圈已经不太用微博了，大家觉得微博上的发言太“公开”，也没人觉得微博是更理想的对公众进行艺术启蒙的空间。艺术人更爱微信的朋友圈，我们不愿意面对公众，只愿面对亲密的朋友圈。因为在朋友圈的包围中我们感觉更加安全、更加温暖，每一条信息都有人点赞，每一张照片都有人捧场——我们无意在批评和辩论中接近真理，我们不希望造成任何观点的对峙。坦荡的批评与质疑只会让人觉得你不谙人情、不识时务。
作为公共空间的微信与微博
把微信与微博视为社交的工具或者游戏的玩具，都低估了它的能量。微信与微博能不能给我们带来艺术启蒙、当代精神和人文主义，关键在于我们把微信与微博看作是一个“社交平台”和“自媒体”，还是一个“公共空间”。如果我们把微信与微博当作社交平台，那么我们只能以点赞党的身份深陷在人情江湖的泥沼。如果我们把微信与微博当作自媒体，那么它就仅仅是艺术机构和艺术家宣传自己的广告橱窗。如果我们把微信与微博看作一个“公共空间”，那么在这个公共空间之内，可以对话、辩论、思想碰撞、展示艺术人的真实生活、加深圈内和圈外的沟通了解、用艺术对抗庸俗文化，以产生更加深刻和广阔的艺术场域。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封闭型的文化，对外我们瞧不起洋人蛮夷，从宋代开始就与外来文化绝缘，对内我们以阶层和派别为藩篱划分出一个个小圈子。封闭是中国艺术的关键词之一，文人画的本质就是寻求一个隐秘的私家“桃花源”，我们从来不曾想过建起一个公共的“乌托邦”。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艺术与文化的“公共空间”，文人雅集是社交平台，算不上公共空间，因为文人阶层掌控了雅集的话语权，聚集其中的全部都是文人士大夫，或者追随认同文人的审美和价值的贵族和商贾。文人雅集上没有任何反对文人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声音。中国艺术史上，超越阶层、派别和文化身份的对话与辩论从来不曾发生，今天的微信与微博也未能改变这一点。因此，尽管微信与微博给了我们一个对话、批评与辩论的公共空间，而我们却用来给朋友捧场、给大佬点赞。
这个加强版的公共空间是新科技时代送给我们的礼物。可惜的是这份没有说明书的礼物对于我们来说是如此陌生，因为中国的艺术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孵化自由精神与人文主义的“公共空间”，我们并没有一份像欧洲沙龙一样的人文遗产。
18世纪的孟德斯鸠在描述作为公共空间的沙龙时说：“它们（沙龙）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共和国，成员都非常活跃，相互支持帮助，这是一个新的国中之国。”——3个世纪以前的这句赞美是对今天的我们的莫大讽刺。300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圈依旧无法摆脱传统、江湖、资本、权力的束缚，依然没有一个真正的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