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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我从重庆出发到香港。由于绕道福建和上海，这次旅程是我平生最长的一次。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走过这样长的路，在这以后除了出国空航以外，也没有一次旅程超过这次。因此事隔56年后，凭记忆对这次旅行做一点记载。
一
在1939年初夏，也就是抗日战争快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我到重庆在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编辑部工作，担任《读书月报》的主编。
在共产党内，我从1940年起，参加南方局的文委的工作。当时南方局及其文委都不是公开的机构。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等)是中共中央在重庆的公开的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是共产党在重庆的公开的机关。
1941年1月突然发生皖南事变。国民党当权派一年多来的所做所为，已经使人们感到它是在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皖南事变中它公然亮出刀来，使新四军遭到严重的损失。国内政治形势一时变得十分紧张。人们不能不担心国共合作关系是否会根本破裂，从而招致抗日战争逆向发展。
国民党当权派在反共的同时，也对国共两党以外的民主进步势力，乃至国民党内存在着的这种势力实行镇压和摧残。首当其冲的是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因为它在抗日战争的第一二年里发展得很快，它的出版物影响越来越大，它在国民党地区许多地方设立了分店。1941年生活书店的各地分店纷纷被封闭，它的工作人员很多被捕。邹韬奋在重庆受到巨大的压力，要他把生活书店交出来和国民党合办。否则他将遭到逮捕以至枪杀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邹韬奋和他的书店同人，决定坚持不投降，准备把生活书店的中心转移到香港。邹韬奋还准备在离开重庆时，写信辞去国民党聘任他担任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职务。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赞同邹韬奋的计划，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也表示同意。皖南事变的发生更促使邹韬奋和生活书店实行这个计划。
周恩来和在重庆的党的机构根据党中央的方针，紧张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冲破重重封锁向国内外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并为防最坏的形势到来而做各个方面的准备。党组织决定在重庆的公开机关里留下若干人力以战斗到生存的最后一天，同时为保护党内外的有生力量，免遭严重的损失，及时地把在社会上和文化界中公开活动的许多人疏散开来，隐蔽起来，有的到根据地去，有的到农村去，有的到香港。我那时被派往香港。
当时以我们的身分从重庆到香港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像邹韬奋这样已经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人就更难。
生活书店有一位同事顾一凡曾经在福建做书店工作。他利用在福建的关系，弄到了两张福建省建设厅从重庆直达福建的车票。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因为福建建设厅的车子算是官方的车子。邹韬奋只要能够摆脱掉在他的住处监守的特务，悄悄地登上这个汽车，就可以不被发觉地远离重庆。车子要路过衡阳。韬奋准备在衡阳转火车到桂林，在桂林可以找到地方势力的关系，弄飞机票到香港。我当时因为从来没到过江西、福建这一带，既然有车子可以到那里去，我就准备坐这车子到福建，然后想办法走海路去香港。
二
这样我和韬奋就同乘一个车子出发，开始了这次长途旅行。但我们不是以原本互相认识，结伴同行的姿态出现，而是装作萍水相逢，在车上相识的。同车的人都是两三个人同行，只有我们两个是独自一人。这样我们结识起来，一路上一起聊天、吃饭也很自然。韬奋的身分是重庆一家石油公司的职员，我是商人。我们都改了名字，但韬奋仍姓邹。车子离开重庆的第一天，就到了贵州的松坎。在四川到贵州的边境一带，从綦江到松坎都是山路，当时给我的印象是穷山恶水。其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我知道这一带直到更往南的息峰，遍布着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许多我们党内和党外为团结抗日、民主进步而斗争的积极分子被逮捕，关在这一带国民党的集中营和监狱里。张学良将军就曾被拘禁在这里。我在全国形势和前途吉凶未卜的时候，投宿松坎这个地方，听到四野的风声，很难入眠。我作了一首小诗，这是此行的第一首诗：
初入黔山道，飚风动客心。
飞扬惊峭谷，萧瑟泣长林。
知有南冠叹，那堪中夜吟。
推窗疑昧旦，寂寞待鸡音。
贵阳是离开重庆后遇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贵阳的旅馆里，我和韬奋商量，他守在旅馆里不出外，我到城里大街上逛逛，这是因为可能遇到认识他的人，他年纪较大，要休息也是常情。但是如果我们两个人都闭门不出，也不适当。
贵阳城里很荒凉，没有什么可看的。我走过生活书店的贵阳分店，招牌还在，但大门紧闭，贴上了国民党官方的封条。回到旅馆和韬奋谈到所见的情景，不免相对嘘唏。我又作了一首过贵阳的诗：
娥眉难敌霜雪手，春来不见倚翠楼。
重门寂寂十字锁，铁窗压碎深闺愁。
远客到此空怅望，徘徊遽去摧肝肠。
醉饮肆前人不识，轻车隐隐过贵阳。
三
这里我要来讲一下我从重庆开始搭乘的这辆汽车。在抗日战争期间，公路上要遇到这样的车子的确是很难的。这是辆大轿车，有皮的座椅，还有行李架，可以坐二十几个人。不是官方，不可能有这样的车。即使是官方，这样的车也很少见。能坐上空的运货卡车，乘客都盘腿坐在车斗里，下雨的时候盖上蓬布，那就算是很好的了。旅客在公路车站上买车票，只能搭乘满载货物的运货车。专供客运的车子是没有的。在车站常常发生这样的争论，车站上允许一辆载货车开出的时候，一定要附载上车站卖出车票的七八个旅客，但司机说他的车子已经满载，不可能载这样多的客人。剧烈的讨价还价的结果，也许是少上了两三个乘客。车子从车站开出去，走了一小截路在拐弯的地方略微停一下，立刻有七八个人带着行李挤上了车。原来这些是司机自己的乘客，是他直接卖的票。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把这些乘客都叫做“黄鱼”。一年后我回重庆，从桂林就是一站站地买“黄鱼”票搭车的。
在搭乘“黄鱼”的车子上，司机是最高的权威。早上何时开车，晚上何时住宿，停在哪里，完全由司机决定。司机把车子开到哪一家餐馆和旅馆的门口，“黄鱼”们就得在这里吃饭和住宿。这里往往就是司机的关系户，甚至他有相好在这里。他在这里大吃大喝，当然钱都摊派在“黄鱼”们的身上。
应该承认，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公路上的司机们确实很有本领，他们大多是上海人。公路是破烂的，汽车是该送进修理厂的，但是他们却驾驶着车子千里奔驰。载的货和客人往往超重。车子抛锚或出事是常有的事，“黄鱼”们往往要下车来帮着推车前进。车箱下的钢板坏了就用几双破草鞋垫上。我有一次还遇到天色已晚，车灯坏了，司机的助手提着灯笼照路，慢慢地开进一个市镇那样的情形。在抗日战争的整个时期，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就是靠这些勇敢而聪明的驾驶员维持着的。但是1941年这一次，我从重庆出来所坐 的汽车远不是那些载“黄鱼”的货车所可比，相形之下，这简直可以说是豪华的旅行车。车子是属于福建省建设厅的，车上载有建设厅的几位高级职员。车子的性能很好，驾驶员技术也很高。途经五个省，几千里路，没有抛过一次锚，出过一点故障。每天平均大概走二三百公里，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公路一般都很坏，而且没有桥梁，一遇到江河就要等船来摆渡，有时要等很久。在经过的长途中，有些路段十分险峻。到贵阳以前要渡过乌江，那的确可说是在飞鸟难度的峻岭上，沿着坡度很陡的山路，一路滑行到江边，这段路被称为“乌江十八盘”。这对稍欠经验的驾驶员来说是个严重的考验。贵州、湖南省边境的大山也不可轻视。从崎岖多山的贵州，攀登湘西的高山——雪峰山，由雪峰山的绝顶一泻千里地向下奔驰，直到湘中的丘陵地带。这是我在历年的公路旅行中所遇到的奇景之一。
那一天，我们宿在湘黔边缘的贵州玉屏，这是深山区里的一个县。玉屏——这地方似乎可以令人遐想。但是我在这里只是享受到山区围炉取暖的滋味，一滴箫声也没听到，一支箫也没看到。当然如果是在白天过这里，大概还是可以买到玉屏萧的吧。人湖南境内，从雪峰山顶奔驰而下的时候，我不禁又作了一首诗，这就是《下雪峰山而至洞口歌》：
轻车蜿蜒堕云颠，群峰历落舞回旋。
松踊跃，石蹁跹，
纷纷挥去毋相怜，宁入人间不作仙。
下指云外有水乡，洞口过了是邵阳。
过了邵阳，路比较轻松了。下一站就是衡阳。
我们在衡阳留宿。邹韬奋在衡阳买了火车票，当晚上车到桂林去了。
邹韬奋安全地从重庆到了衡阳，已经上了去桂林的火车，他的前途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困难和险阻了。
四
虽然平安无事，但一路上还是发生了一些情况的。在离开重庆后两天或三天，车子正在渡过一条河的时候，乘客们三三两两站在船上。这时韬奋和福建建设厅的一位高级职员站在一起，他们闲谈了几句后，这位姓郑的福建来的先生突然问：“邹先生，现在重庆汽油一加仑卖多少钱？”
韬奋的一个老朋友曾经说，“韬奋这个人异常的天真，几乎不大知道世界上有欺诈奸骗的事。因此他不时的吃了很大的亏，然而他却不从权达变，以更改他的主张和见解。”这样一个人忽然要在长途旅行中改变成另一个人的身分实在不容易。对于在渡船上向他提出的那个问题，他吱吱唔唔地竟然说不出半句话来。那位郑先生也就不再追问。
韬奋和我商量，这个郑先生显然是在试探，但试探的动机和目的何在，还不能断定。事已至此，只好不动声色，坐以观变。一直到韬奋在衡阳离开车子的时候，这位郑先生没有再做任何别的表示。
但是在韬奋离去后，郑先生又发出了第二次提问，这已经是在江西的吉安了。那里住的旅馆是个两层楼房。我正从楼下走上去，半道遇见郑先生从楼上下来，他看到我突然止步问：“在衡阳下车的那位邹先生，是邹韬奋吗？”我只能回答：“他的名字不是叫邹某某吗?”这是说的他当时在车上用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另外还有别的什么名字，我也是路上才认识他的。”这次提问也就这样过去了。
可以看出，这位郑先生不但怀疑，而且已经大致肯定，车上的邹先生就是邹韬奋。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发现告诉同车的其他人，而且两次提问似乎都是有意避开了别的人。
这次车上的乘客，近半数都是福建建设厅的人员，其中郑先生似乎是职务最高，这车上为头的。常看见他和司机商量行车时间和宿地等等事情。车上还有几个福建省其他机关中的人员。这个车本来是为了便于福建的大小官员来往重庆的，在有空余的座位时，也卖几张票给外人。除了我和韬奋外，还有两个搭车的人，这两个人也成为我所最不能不警惕的人。这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的两个官员，一个是福建人，瘦子，另一个口音像是浙江人，胖子。他们是因什么公务而到福建去的。他们显然没有见过邹韬奋，但对他应该有所闻，如果他们知道同车的有邹韬奋，肯定是会感兴趣以至采取某种行动的。直至车子到福建的终点时，看来这两位国民党海外部的先生全然不知车上有过邹韬奋其人。
五
从湖南的衡阳向东进入江西境内，首先就到了莲花县境，这里曾属于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从莲花县向南望去，峰峦重叠，七八十里外就是井冈山。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发动秋收暴动失败后，收拾残部经过文家市进入江西，就是沿着湘赣边境一路向南走的。莲花当然是他路过的地方。再南行不远，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然后到达井冈山。我这次匆匆路过莲花，写了这样一首小诗：
古渡荒村水不波，田间难觅旧时歌。
东行游子悄然去，南望青山无限多。
历史的行程，在40年代是走得那么快。1941年我在小诗里的感慨，不到10年后，就已经化作历史的尘埃。莲花这一带已经不是什么“田间难觅旧时歌”，而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不过，我是到1983年才有机会由湖南的浏阳到江西的萍乡，然后大体上沿着当年毛主席率部走过的路到达井冈山。这回我在井冈山写道：
以弱敌强天下奇，罗霄中段树红旗。
谁知血战荒原日，已奠千秋建国基!
1983年我是从井冈山东行到瑞金，然后越过武夷山进入福建。1941年也是从江西到福建，但走的路偏北，由莲花到吉安、黎川等地而进入闽北。当时福州港口已经封闭，沿海风声鹤唳，国民党的省政府已从福州迁移北撤，闽北的南平成为临时的省会。我所搭乘的福建省建设厅的车子就以南平为终点。
小小的山城南平，成了临时省会，所以十分拥挤，要找到一个住宿的地方看来是很难的。我幸亏乘了官方的车子，车子停在一个官方的内部招待所门前，凡是需要住宿的都立刻分配了住处。我也得到了一个单人的房间。不但我有了留宿处，而且可以避免军警宪的盘查。除了因为搭乘这车子而占了便宜以外，是否还因为那位郑先生暗中给了一点助力，这我到现在还说不清楚。从这以后，这位郑先生再也没有遇见过。
当天晚上，又发生了一个情况。那两位国民党海外部的先生(他们当然也住在这个招待所里)中的胖子来找我，说与他同行的瘦子的夫人已经先期到了南平，他只能让出自己的铺位。当时招待所里再也找不出一个单间了，所以他想在我的房间里加一个铺位。我只得表示欢迎。
这天晚饭后，我和胖子就在窗前的方桌两旁，各泡一杯茶，聊起天来。他几句话以后就说到当前的政治，说什么共产党不听命令，咎由自取，再这样下去蒋委员长是不会容忍他们的，如此等等。我表示除了赞成抗战以外，对其他政治问题都不甚了然，因为我只是个商人。我让他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小的跑单帮的商人，有伙计在上海等我，我还准备再回重庆。他听到这些很高兴，说她的太太很想要几双尼龙丝袜，问我能否帮忙弄到。我一口答应：“这很简单，很容易做到。”那时尼龙丝袜 还是新鲜的时髦的东西。他立刻问要不要付点钱给我，我笑着说：“完全不需要，我一定会把东西亲自送到府上。”我让他留下他在重庆的地址，那是在上清寺。上清寺附近的确有很多国民党的机关，我也住在不很远的地方。
司和这胖子继续纠缠下去对我没什么好处，于是第二天我就请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购买到福州的船票。因为是官方机关，船票很容易弄到，而且舱位还不坏。晚上我就上了船。
六
闽江的风景确实很好，但此时我无心赏玩景物，我的路还长，可以说前途渺茫。福州已经对外木通航，这是我在重庆时已知道的，因此必须到附近的三都澳去乘船。如何到三都澳，三都澳究竟有没有船出海，这些都还不清楚。虽然我已经从重庆到了福建，靠海不远，但可以说我只走了一半路。
我乘的从闽江下来的船，停泊在桥口，这个镇距离福州城大约还有七八里地。我在桥口找了宿地，打听怎样到三都澳去。既然到了这里，当然要到福州城里看看。于是我在一张纸上写了“温泉浴室”几个字，进城去，我不懂福州话，凭这张纸向人打听找到了澡堂，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福州城里这时已很萧条，店铺有三四成停业。
从福州到三都澳路并不长，但那时很难走，至少对我这个不通当地语言的孤身客来说是非常难走的一段路。我先上了一个内河小汽艇，走了一晚上，到达连江。以后既没有船可搭，也没有可走汽车的路，只好步行了。但我还带着一个箱子，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轿子。我用高昂的代价坐上这个唯一的交通工具。路上遇到下雨，第二天天晴了。感谢这个轿子让我作出一首自以为很长的古风，题目是《晓发罗源喜晴》(罗源位于连江到三都澳之间，快到三都澳了)：
我来巴山沧海行，山色日远海气侵。
天公亦知斯人喜，急遣羲和破积阴。
忆昨风狂雨又骤，斗舆如舟处处漏。
局促真同井底蛙，天地混沌看不透。
远山纷纷雾中没，飞泉入野犹怒吼。
大峰千尺独矜持，突兀云外露其头。
云如浊浪去复来，何时始罢令人愁。
岂知一夕乾坤旋，举头只见青青天。
积潴道上犹狼藉，朝暾已上万树颠。
却讶群峰何苍翠，绿头花鸟鸣声妍。
群峰不言亦不语，原知翻覆指顾问。
一笑登车去如箭，斜影萧萧拂稻田。
这首诗一共24句，原说不上是什么长诗，不过在我的诗集中显得最长而已。为什么这时候会写出这首长诗来，也有个原因。在离开重庆前两三个月，我在旧书铺里买到一本线装的木刻本《宋诗选》。是谁选的，谁刻印的，现在都不记得了。这书刻印精良，好像是乾隆的本子。在我上路的时候，想选带什么书在身上，觉得这本书还适宜。但是卷帙较大，占地方多，就拿了它的前一半。这部书是按诗体编排的，前一半都是古风。一路上，我经常读的就是苏东坡、陆放翁的古风。我在作旧体诗上并没有经过什么训练，也没有认真学过，是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吧。既然路上读的都是古风，所以这一路写了几首可以算是古风的诗，而且写了这样一篇比较最长的诗。
七
诗作了，三都澳也到了。严重的现实困难摆在面前。三都澳街上的人说，这个港口马上就要封闭了，有的说已经封闭了，没有任何进出口的船只了。如果所说属实，我就被封锁在福建省内，这可怎么办?幸而在离开重庆时，帮我们买到车票的顾一凡还授给我一个锦囊妙计。他说在三都澳要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找在海关上工作的沈胜白，这是他很熟悉的一个朋友，完全可以信赖。事不宜迟，我马上找到海关，跑到沈胜白的办公桌旁，把我写文章用的名字写给他，并告诉他我的困难。他见到我十分惊喜，立刻说这里确实马上要封锁，到香港的船是没有的，但今晚还有一条船到上海去，他一定想法把我送上这条船。可以看得出来，沈胜白是个很热心和能干的人。他立刻着手为我联系安排这件事情。
我顺利地上了船。直到上船前的那一刻，才发现三都澳是个很美丽的港湾，但是我已经来不及去欣赏它了，只好在船冉冉离开的时候，伸手向它说：“再见，三都澳！”现在三都澳到福州已经有高级公路，三都澳的面貌也已大变，时隔56年，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见这个美丽的港湾。
这是一艘载货的船，没有客舱，但是它这次卖了不少的客票，这很像上面说的货运卡车卖“黄鱼”票一样。由于沈胜白的关系，我认识了船上的一位高级职员，得到不少方便。一个水手把他的卧铺以合理的价格卖给了我，我还可以到专门供应船上高级职员的餐厅吃饭，这样我在船上的吃住问题都解决了。本来预定开船后第三天到上海，但是到了第三天上海仍渺不可见。第四天，船上能供应的粮食、菜蔬已经用完，旅客自己带的食品也没有了，船上一片恐慌。幸好到傍晚时，上海的影子进入了这一船饥饿的人的眼中。
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当时上海的状况，也许是必要的。直到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上海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中国政府能够管的上海，另一个是从法理上说中国政府也能管到，但实际上完全管不着的上海。完全管不着的上海，那就是所谓“租界”，包括英国人管的公共租界和法国人管的法租界。在这两个租界以外的南市、闸北、龙华、江湾等地区，那都是中国的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战争以后，日本侵略军完全占领了中国政府管理的上海及其附近的其他地区。由于日本还没有和英国、法国扯破脸，租界的原状还照旧保持着。因此租界的上海得到了“孤岛”这名称，就是说它是在沦陷地区内的一个孤岛。我在1941年踏上岸的就是这个孤岛。
找不到可供借宿的适当旅馆，我便敲开了福州路生活书店分店的门，在那里过了到上海的第一夜。第二天，我找到一位叔母家里，就在那里住下。
八
本来我应该立刻就从上海到香港，但是因为，第一我遇到了一些朋友，第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扬州，看望一下我的父母，这样我就在上海多耽搁了几天。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在上海上学和工作住过三年。这次来时，过去认识的人多半都不在上海了。我见到了胡曲园、陈圭如等几位大学教授，他们要我参加一个座谈会谈谈时事。但是我在路上走了那么多天，形势究竟如何倒是应该向他们请教的了。我还是谈了我的看法。我仍保留着皖南事变刚发生后的那种情绪，认为国共合作已难维持，感到局势要发生剧变。但实际上这时党中央已经根据各方面情况认定，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在我方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国民党已经陷于孤立，对我的军事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因此只要我党处理得宜，局势仍有挽回的余地。这些情形是我到了香港后才弄清楚的。在上海时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就夸夸其谈，现在想来还觉得惭愧。
我的父亲、母亲这时避难住在扬州的亲戚家里。扬州在长江北岸，是日本占领的沦陷区。从上海到沦陷区并不困难，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通行证。沦陷区地界的上海火车站和公共租界隔着一条栅栏，由租界出去，跨一步就到了火车站上。这里的火车可以到镇江，在镇江轮渡过江到仙女庙再坐汽车，就可以到扬州了。我的父亲、母亲住的地方在广储门。出城门就看见河水漫流，乘船可以去看五亭桥、平山堂这些瘦西湖的风景。那时我顾不上游览，也不敢多上街，住了两晚上就回上海了。我在扬州时，在一个随手找到的纸片上把此行作的几首诗抄在上面，交给我的母亲。她居然把这个纸片保留到解放以后还我。我本来写诗很少，也很少留存。这一路上作的诗，包括那首所谓我平生最长的诗都能保留下来，就是这个原因。后来在1994年，新中国建立已经45年了，我又到扬州游览瘦西湖，作了两首诗，其中的第一首是：
曾冲烽火入扬州，木折花残水漫流。
又到桥头看红药，游人知否昔年愁?
这诗的前两句，就是讲1941年这一次到扬州。有个朋友要我把“水漫流”改成“水不流”，我说这是事实，那时水的确一直流到了广储门外。现在广储门外已看不见水了。
从扬州到上海后，立即出发往香港去。这长途旅程的最后一站，倒是很容易走。上海、香港间有直达的船，也有从上海往欧美去的大邮船在香港停靠。当时的香港，经济并不那么繁荣，从内地去的人很少。船靠香港码头时，提了行李就可以上岸，不需要签证或其他任何手续。
在我绕了这样一个大圈子才到达香港的时候，邹韬奋和其他朋友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出版《大众生活》杂志的筹备工作。以后这个杂志就以韬奋和我及其他四个朋友的名义组成编委会公开出版了。但是好景不长，到了这一年的12月初。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又陷入炮火中。我们必须离开香港。那是另一次旅行，就不在这里说了。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
附记：本文中的诗均录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胡诗存》再版本。
一
在1939年初夏，也就是抗日战争快进入第三个年头的时候，我到重庆在邹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编辑部工作，担任《读书月报》的主编。
在共产党内，我从1940年起，参加南方局的文委的工作。当时南方局及其文委都不是公开的机构。周恩来(和董必武、邓颖超等)是中共中央在重庆的公开的代表，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是共产党在重庆的公开的机关。
1941年1月突然发生皖南事变。国民党当权派一年多来的所做所为，已经使人们感到它是在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皖南事变中它公然亮出刀来，使新四军遭到严重的损失。国内政治形势一时变得十分紧张。人们不能不担心国共合作关系是否会根本破裂，从而招致抗日战争逆向发展。
国民党当权派在反共的同时，也对国共两党以外的民主进步势力，乃至国民党内存在着的这种势力实行镇压和摧残。首当其冲的是韬奋主持的生活书店。因为它在抗日战争的第一二年里发展得很快，它的出版物影响越来越大，它在国民党地区许多地方设立了分店。1941年生活书店的各地分店纷纷被封闭，它的工作人员很多被捕。邹韬奋在重庆受到巨大的压力，要他把生活书店交出来和国民党合办。否则他将遭到逮捕以至枪杀的命运，是不言而喻的。邹韬奋和他的书店同人，决定坚持不投降，准备把生活书店的中心转移到香港。邹韬奋还准备在离开重庆时，写信辞去国民党聘任他担任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职务。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赞同邹韬奋的计划，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也表示同意。皖南事变的发生更促使邹韬奋和生活书店实行这个计划。
周恩来和在重庆的党的机构根据党中央的方针，紧张地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冲破重重封锁向国内外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并为防最坏的形势到来而做各个方面的准备。党组织决定在重庆的公开机关里留下若干人力以战斗到生存的最后一天，同时为保护党内外的有生力量，免遭严重的损失，及时地把在社会上和文化界中公开活动的许多人疏散开来，隐蔽起来，有的到根据地去，有的到农村去，有的到香港。我那时被派往香港。
当时以我们的身分从重庆到香港是很不容易的，特别是像邹韬奋这样已经被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的人就更难。
生活书店有一位同事顾一凡曾经在福建做书店工作。他利用在福建的关系，弄到了两张福建省建设厅从重庆直达福建的车票。我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因为福建建设厅的车子算是官方的车子。邹韬奋只要能够摆脱掉在他的住处监守的特务，悄悄地登上这个汽车，就可以不被发觉地远离重庆。车子要路过衡阳。韬奋准备在衡阳转火车到桂林，在桂林可以找到地方势力的关系，弄飞机票到香港。我当时因为从来没到过江西、福建这一带，既然有车子可以到那里去，我就准备坐这车子到福建，然后想办法走海路去香港。
二
这样我和韬奋就同乘一个车子出发，开始了这次长途旅行。但我们不是以原本互相认识，结伴同行的姿态出现，而是装作萍水相逢，在车上相识的。同车的人都是两三个人同行，只有我们两个是独自一人。这样我们结识起来，一路上一起聊天、吃饭也很自然。韬奋的身分是重庆一家石油公司的职员，我是商人。我们都改了名字，但韬奋仍姓邹。车子离开重庆的第一天，就到了贵州的松坎。在四川到贵州的边境一带，从綦江到松坎都是山路，当时给我的印象是穷山恶水。其所以有这样的印象，是因为我知道这一带直到更往南的息峰，遍布着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许多我们党内和党外为团结抗日、民主进步而斗争的积极分子被逮捕，关在这一带国民党的集中营和监狱里。张学良将军就曾被拘禁在这里。我在全国形势和前途吉凶未卜的时候，投宿松坎这个地方，听到四野的风声，很难入眠。我作了一首小诗，这是此行的第一首诗：
初入黔山道，飚风动客心。
飞扬惊峭谷，萧瑟泣长林。
知有南冠叹，那堪中夜吟。
推窗疑昧旦，寂寞待鸡音。
贵阳是离开重庆后遇到的第一个大城市。在贵阳的旅馆里，我和韬奋商量，他守在旅馆里不出外，我到城里大街上逛逛，这是因为可能遇到认识他的人，他年纪较大，要休息也是常情。但是如果我们两个人都闭门不出，也不适当。
贵阳城里很荒凉，没有什么可看的。我走过生活书店的贵阳分店，招牌还在，但大门紧闭，贴上了国民党官方的封条。回到旅馆和韬奋谈到所见的情景，不免相对嘘唏。我又作了一首过贵阳的诗：
娥眉难敌霜雪手，春来不见倚翠楼。
重门寂寂十字锁，铁窗压碎深闺愁。
远客到此空怅望，徘徊遽去摧肝肠。
醉饮肆前人不识，轻车隐隐过贵阳。
三
这里我要来讲一下我从重庆开始搭乘的这辆汽车。在抗日战争期间，公路上要遇到这样的车子的确是很难的。这是辆大轿车，有皮的座椅，还有行李架，可以坐二十几个人。不是官方，不可能有这样的车。即使是官方，这样的车也很少见。能坐上空的运货卡车，乘客都盘腿坐在车斗里，下雨的时候盖上蓬布，那就算是很好的了。旅客在公路车站上买车票，只能搭乘满载货物的运货车。专供客运的车子是没有的。在车站常常发生这样的争论，车站上允许一辆载货车开出的时候，一定要附载上车站卖出车票的七八个旅客，但司机说他的车子已经满载，不可能载这样多的客人。剧烈的讨价还价的结果，也许是少上了两三个乘客。车子从车站开出去，走了一小截路在拐弯的地方略微停一下，立刻有七八个人带着行李挤上了车。原来这些是司机自己的乘客，是他直接卖的票。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把这些乘客都叫做“黄鱼”。一年后我回重庆，从桂林就是一站站地买“黄鱼”票搭车的。
在搭乘“黄鱼”的车子上，司机是最高的权威。早上何时开车，晚上何时住宿，停在哪里，完全由司机决定。司机把车子开到哪一家餐馆和旅馆的门口，“黄鱼”们就得在这里吃饭和住宿。这里往往就是司机的关系户，甚至他有相好在这里。他在这里大吃大喝，当然钱都摊派在“黄鱼”们的身上。
应该承认，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公路上的司机们确实很有本领，他们大多是上海人。公路是破烂的，汽车是该送进修理厂的，但是他们却驾驶着车子千里奔驰。载的货和客人往往超重。车子抛锚或出事是常有的事，“黄鱼”们往往要下车来帮着推车前进。车箱下的钢板坏了就用几双破草鞋垫上。我有一次还遇到天色已晚，车灯坏了，司机的助手提着灯笼照路，慢慢地开进一个市镇那样的情形。在抗日战争的整个时期，大后方的交通运输就是靠这些勇敢而聪明的驾驶员维持着的。但是1941年这一次，我从重庆出来所坐 的汽车远不是那些载“黄鱼”的货车所可比，相形之下，这简直可以说是豪华的旅行车。车子是属于福建省建设厅的，车上载有建设厅的几位高级职员。车子的性能很好，驾驶员技术也很高。途经五个省，几千里路，没有抛过一次锚，出过一点故障。每天平均大概走二三百公里，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公路一般都很坏，而且没有桥梁，一遇到江河就要等船来摆渡，有时要等很久。在经过的长途中，有些路段十分险峻。到贵阳以前要渡过乌江，那的确可说是在飞鸟难度的峻岭上，沿着坡度很陡的山路，一路滑行到江边，这段路被称为“乌江十八盘”。这对稍欠经验的驾驶员来说是个严重的考验。贵州、湖南省边境的大山也不可轻视。从崎岖多山的贵州，攀登湘西的高山——雪峰山，由雪峰山的绝顶一泻千里地向下奔驰，直到湘中的丘陵地带。这是我在历年的公路旅行中所遇到的奇景之一。
那一天，我们宿在湘黔边缘的贵州玉屏，这是深山区里的一个县。玉屏——这地方似乎可以令人遐想。但是我在这里只是享受到山区围炉取暖的滋味，一滴箫声也没听到，一支箫也没看到。当然如果是在白天过这里，大概还是可以买到玉屏萧的吧。人湖南境内，从雪峰山顶奔驰而下的时候，我不禁又作了一首诗，这就是《下雪峰山而至洞口歌》：
轻车蜿蜒堕云颠，群峰历落舞回旋。
松踊跃，石蹁跹，
纷纷挥去毋相怜，宁入人间不作仙。
下指云外有水乡，洞口过了是邵阳。
过了邵阳，路比较轻松了。下一站就是衡阳。
我们在衡阳留宿。邹韬奋在衡阳买了火车票，当晚上车到桂林去了。
邹韬奋安全地从重庆到了衡阳，已经上了去桂林的火车，他的前途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困难和险阻了。
四
虽然平安无事，但一路上还是发生了一些情况的。在离开重庆后两天或三天，车子正在渡过一条河的时候，乘客们三三两两站在船上。这时韬奋和福建建设厅的一位高级职员站在一起，他们闲谈了几句后，这位姓郑的福建来的先生突然问：“邹先生，现在重庆汽油一加仑卖多少钱？”
韬奋的一个老朋友曾经说，“韬奋这个人异常的天真，几乎不大知道世界上有欺诈奸骗的事。因此他不时的吃了很大的亏，然而他却不从权达变，以更改他的主张和见解。”这样一个人忽然要在长途旅行中改变成另一个人的身分实在不容易。对于在渡船上向他提出的那个问题，他吱吱唔唔地竟然说不出半句话来。那位郑先生也就不再追问。
韬奋和我商量，这个郑先生显然是在试探，但试探的动机和目的何在，还不能断定。事已至此，只好不动声色，坐以观变。一直到韬奋在衡阳离开车子的时候，这位郑先生没有再做任何别的表示。
但是在韬奋离去后，郑先生又发出了第二次提问，这已经是在江西的吉安了。那里住的旅馆是个两层楼房。我正从楼下走上去，半道遇见郑先生从楼上下来，他看到我突然止步问：“在衡阳下车的那位邹先生，是邹韬奋吗？”我只能回答：“他的名字不是叫邹某某吗?”这是说的他当时在车上用的名字，“我不知道他另外还有别的什么名字，我也是路上才认识他的。”这次提问也就这样过去了。
可以看出，这位郑先生不但怀疑，而且已经大致肯定，车上的邹先生就是邹韬奋。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发现告诉同车的其他人，而且两次提问似乎都是有意避开了别的人。
这次车上的乘客，近半数都是福建建设厅的人员，其中郑先生似乎是职务最高，这车上为头的。常看见他和司机商量行车时间和宿地等等事情。车上还有几个福建省其他机关中的人员。这个车本来是为了便于福建的大小官员来往重庆的，在有空余的座位时，也卖几张票给外人。除了我和韬奋外，还有两个搭车的人，这两个人也成为我所最不能不警惕的人。这是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的两个官员，一个是福建人，瘦子，另一个口音像是浙江人，胖子。他们是因什么公务而到福建去的。他们显然没有见过邹韬奋，但对他应该有所闻，如果他们知道同车的有邹韬奋，肯定是会感兴趣以至采取某种行动的。直至车子到福建的终点时，看来这两位国民党海外部的先生全然不知车上有过邹韬奋其人。
五
从湖南的衡阳向东进入江西境内，首先就到了莲花县境，这里曾属于以井冈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从莲花县向南望去，峰峦重叠，七八十里外就是井冈山。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发动秋收暴动失败后，收拾残部经过文家市进入江西，就是沿着湘赣边境一路向南走的。莲花当然是他路过的地方。再南行不远，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然后到达井冈山。我这次匆匆路过莲花，写了这样一首小诗：
古渡荒村水不波，田间难觅旧时歌。
东行游子悄然去，南望青山无限多。
历史的行程，在40年代是走得那么快。1941年我在小诗里的感慨，不到10年后，就已经化作历史的尘埃。莲花这一带已经不是什么“田间难觅旧时歌”，而是“天翻地覆慨而慷”了。不过，我是到1983年才有机会由湖南的浏阳到江西的萍乡，然后大体上沿着当年毛主席率部走过的路到达井冈山。这回我在井冈山写道：
以弱敌强天下奇，罗霄中段树红旗。
谁知血战荒原日，已奠千秋建国基!
1983年我是从井冈山东行到瑞金，然后越过武夷山进入福建。1941年也是从江西到福建，但走的路偏北，由莲花到吉安、黎川等地而进入闽北。当时福州港口已经封闭，沿海风声鹤唳，国民党的省政府已从福州迁移北撤，闽北的南平成为临时的省会。我所搭乘的福建省建设厅的车子就以南平为终点。
小小的山城南平，成了临时省会，所以十分拥挤，要找到一个住宿的地方看来是很难的。我幸亏乘了官方的车子，车子停在一个官方的内部招待所门前，凡是需要住宿的都立刻分配了住处。我也得到了一个单人的房间。不但我有了留宿处，而且可以避免军警宪的盘查。除了因为搭乘这车子而占了便宜以外，是否还因为那位郑先生暗中给了一点助力，这我到现在还说不清楚。从这以后，这位郑先生再也没有遇见过。
当天晚上，又发生了一个情况。那两位国民党海外部的先生(他们当然也住在这个招待所里)中的胖子来找我，说与他同行的瘦子的夫人已经先期到了南平，他只能让出自己的铺位。当时招待所里再也找不出一个单间了，所以他想在我的房间里加一个铺位。我只得表示欢迎。
这天晚饭后，我和胖子就在窗前的方桌两旁，各泡一杯茶，聊起天来。他几句话以后就说到当前的政治，说什么共产党不听命令，咎由自取，再这样下去蒋委员长是不会容忍他们的，如此等等。我表示除了赞成抗战以外，对其他政治问题都不甚了然，因为我只是个商人。我让他觉得我不是一个很小的跑单帮的商人，有伙计在上海等我，我还准备再回重庆。他听到这些很高兴，说她的太太很想要几双尼龙丝袜，问我能否帮忙弄到。我一口答应：“这很简单，很容易做到。”那时尼龙丝袜 还是新鲜的时髦的东西。他立刻问要不要付点钱给我，我笑着说：“完全不需要，我一定会把东西亲自送到府上。”我让他留下他在重庆的地址，那是在上清寺。上清寺附近的确有很多国民党的机关，我也住在不很远的地方。
司和这胖子继续纠缠下去对我没什么好处，于是第二天我就请招待所的工作人员购买到福州的船票。因为是官方机关，船票很容易弄到，而且舱位还不坏。晚上我就上了船。
六
闽江的风景确实很好，但此时我无心赏玩景物，我的路还长，可以说前途渺茫。福州已经对外木通航，这是我在重庆时已知道的，因此必须到附近的三都澳去乘船。如何到三都澳，三都澳究竟有没有船出海，这些都还不清楚。虽然我已经从重庆到了福建，靠海不远，但可以说我只走了一半路。
我乘的从闽江下来的船，停泊在桥口，这个镇距离福州城大约还有七八里地。我在桥口找了宿地，打听怎样到三都澳去。既然到了这里，当然要到福州城里看看。于是我在一张纸上写了“温泉浴室”几个字，进城去，我不懂福州话，凭这张纸向人打听找到了澡堂，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福州城里这时已很萧条，店铺有三四成停业。
从福州到三都澳路并不长，但那时很难走，至少对我这个不通当地语言的孤身客来说是非常难走的一段路。我先上了一个内河小汽艇，走了一晚上，到达连江。以后既没有船可搭，也没有可走汽车的路，只好步行了。但我还带着一个箱子，可以利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轿子。我用高昂的代价坐上这个唯一的交通工具。路上遇到下雨，第二天天晴了。感谢这个轿子让我作出一首自以为很长的古风，题目是《晓发罗源喜晴》(罗源位于连江到三都澳之间，快到三都澳了)：
我来巴山沧海行，山色日远海气侵。
天公亦知斯人喜，急遣羲和破积阴。
忆昨风狂雨又骤，斗舆如舟处处漏。
局促真同井底蛙，天地混沌看不透。
远山纷纷雾中没，飞泉入野犹怒吼。
大峰千尺独矜持，突兀云外露其头。
云如浊浪去复来，何时始罢令人愁。
岂知一夕乾坤旋，举头只见青青天。
积潴道上犹狼藉，朝暾已上万树颠。
却讶群峰何苍翠，绿头花鸟鸣声妍。
群峰不言亦不语，原知翻覆指顾问。
一笑登车去如箭，斜影萧萧拂稻田。
这首诗一共24句，原说不上是什么长诗，不过在我的诗集中显得最长而已。为什么这时候会写出这首长诗来，也有个原因。在离开重庆前两三个月，我在旧书铺里买到一本线装的木刻本《宋诗选》。是谁选的，谁刻印的，现在都不记得了。这书刻印精良，好像是乾隆的本子。在我上路的时候，想选带什么书在身上，觉得这本书还适宜。但是卷帙较大，占地方多，就拿了它的前一半。这部书是按诗体编排的，前一半都是古风。一路上，我经常读的就是苏东坡、陆放翁的古风。我在作旧体诗上并没有经过什么训练，也没有认真学过，是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吧。既然路上读的都是古风，所以这一路写了几首可以算是古风的诗，而且写了这样一篇比较最长的诗。
七
诗作了，三都澳也到了。严重的现实困难摆在面前。三都澳街上的人说，这个港口马上就要封闭了，有的说已经封闭了，没有任何进出口的船只了。如果所说属实，我就被封锁在福建省内，这可怎么办?幸而在离开重庆时，帮我们买到车票的顾一凡还授给我一个锦囊妙计。他说在三都澳要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找在海关上工作的沈胜白，这是他很熟悉的一个朋友，完全可以信赖。事不宜迟，我马上找到海关，跑到沈胜白的办公桌旁，把我写文章用的名字写给他，并告诉他我的困难。他见到我十分惊喜，立刻说这里确实马上要封锁，到香港的船是没有的，但今晚还有一条船到上海去，他一定想法把我送上这条船。可以看得出来，沈胜白是个很热心和能干的人。他立刻着手为我联系安排这件事情。
我顺利地上了船。直到上船前的那一刻，才发现三都澳是个很美丽的港湾，但是我已经来不及去欣赏它了，只好在船冉冉离开的时候，伸手向它说：“再见，三都澳！”现在三都澳到福州已经有高级公路，三都澳的面貌也已大变，时隔56年，我一直没有机会再见这个美丽的港湾。
这是一艘载货的船，没有客舱，但是它这次卖了不少的客票，这很像上面说的货运卡车卖“黄鱼”票一样。由于沈胜白的关系，我认识了船上的一位高级职员，得到不少方便。一个水手把他的卧铺以合理的价格卖给了我，我还可以到专门供应船上高级职员的餐厅吃饭，这样我在船上的吃住问题都解决了。本来预定开船后第三天到上海，但是到了第三天上海仍渺不可见。第四天，船上能供应的粮食、菜蔬已经用完，旅客自己带的食品也没有了，船上一片恐慌。幸好到傍晚时，上海的影子进入了这一船饥饿的人的眼中。
我想在这里介绍一下当时上海的状况，也许是必要的。直到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上海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中国政府能够管的上海，另一个是从法理上说中国政府也能管到，但实际上完全管不着的上海。完全管不着的上海，那就是所谓“租界”，包括英国人管的公共租界和法国人管的法租界。在这两个租界以外的南市、闸北、龙华、江湾等地区，那都是中国的上海。1937年七七事变和八一三战争以后，日本侵略军完全占领了中国政府管理的上海及其附近的其他地区。由于日本还没有和英国、法国扯破脸，租界的原状还照旧保持着。因此租界的上海得到了“孤岛”这名称，就是说它是在沦陷地区内的一个孤岛。我在1941年踏上岸的就是这个孤岛。
找不到可供借宿的适当旅馆，我便敲开了福州路生活书店分店的门，在那里过了到上海的第一夜。第二天，我找到一位叔母家里，就在那里住下。
八
本来我应该立刻就从上海到香港，但是因为，第一我遇到了一些朋友，第二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去扬州，看望一下我的父母，这样我就在上海多耽搁了几天。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我在上海上学和工作住过三年。这次来时，过去认识的人多半都不在上海了。我见到了胡曲园、陈圭如等几位大学教授，他们要我参加一个座谈会谈谈时事。但是我在路上走了那么多天，形势究竟如何倒是应该向他们请教的了。我还是谈了我的看法。我仍保留着皖南事变刚发生后的那种情绪，认为国共合作已难维持，感到局势要发生剧变。但实际上这时党中央已经根据各方面情况认定，和日本侵略者的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在我方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国民党已经陷于孤立，对我的军事行动不得不有所收敛。因此只要我党处理得宜，局势仍有挽回的余地。这些情形是我到了香港后才弄清楚的。在上海时自己并没有弄清楚就夸夸其谈，现在想来还觉得惭愧。
我的父亲、母亲这时避难住在扬州的亲戚家里。扬州在长江北岸，是日本占领的沦陷区。从上海到沦陷区并不困难，花很少的钱，就可以买到通行证。沦陷区地界的上海火车站和公共租界隔着一条栅栏，由租界出去，跨一步就到了火车站上。这里的火车可以到镇江，在镇江轮渡过江到仙女庙再坐汽车，就可以到扬州了。我的父亲、母亲住的地方在广储门。出城门就看见河水漫流，乘船可以去看五亭桥、平山堂这些瘦西湖的风景。那时我顾不上游览，也不敢多上街，住了两晚上就回上海了。我在扬州时，在一个随手找到的纸片上把此行作的几首诗抄在上面，交给我的母亲。她居然把这个纸片保留到解放以后还我。我本来写诗很少，也很少留存。这一路上作的诗，包括那首所谓我平生最长的诗都能保留下来，就是这个原因。后来在1994年，新中国建立已经45年了，我又到扬州游览瘦西湖，作了两首诗，其中的第一首是：
曾冲烽火入扬州，木折花残水漫流。
又到桥头看红药，游人知否昔年愁?
这诗的前两句，就是讲1941年这一次到扬州。有个朋友要我把“水漫流”改成“水不流”，我说这是事实，那时水的确一直流到了广储门外。现在广储门外已看不见水了。
从扬州到上海后，立即出发往香港去。这长途旅程的最后一站，倒是很容易走。上海、香港间有直达的船，也有从上海往欧美去的大邮船在香港停靠。当时的香港，经济并不那么繁荣，从内地去的人很少。船靠香港码头时，提了行李就可以上岸，不需要签证或其他任何手续。
在我绕了这样一个大圈子才到达香港的时候，邹韬奋和其他朋友已经差不多完成了出版《大众生活》杂志的筹备工作。以后这个杂志就以韬奋和我及其他四个朋友的名义组成编委会公开出版了。但是好景不长，到了这一年的12月初。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香港又陷入炮火中。我们必须离开香港。那是另一次旅行，就不在这里说了。
一九九七年九月十日
附记：本文中的诗均录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胡诗存》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