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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那里住了整整7年。骑自行车的7年。
回想起1991年9月1日，市文化局调配分给我的这套二居室终于踩到了我脚下，我首先记住的是现成的电话线和长长的金鱼缸。我退掉已经渐渐喘不过气来的瞿溪路7层楼，换来了这块前后有葱绿树丛的平地。第一次看房时，我就被桃红柳绿的小区环境吸引了。这排靠近双峰路，面向天钥桥路八万人体育场的老式公房，虽然还是1980年的“宝钢式”——底楼竟无天井!但地段极佳。房后面就是宛平中学。搬来那天正值开学的日子，电铃声经常大作，仿佛是在提醒着我——生活每天在向我上课了。
原先的户主是上海油雕院的陈道坦先生，很和善的一位老者。我第一次见他，他身后的窗外是密密的树叶投下的浓荫。他的儿子陈海燕在双峰路口开了家小小的伙食店。我搬到这里的第一顿午饭，就是在他店里吃的。海燕后来把小店交给了哥哥，自己出了国，几年后回沪，与我聊起来依然离不开市场经济、社会热点。他是徐汇区政协委员，个体户代表。
一楼共有三户人家。左边的那家户主在证券交易所工作，为人很热心，他的姐夫是上海电视台管纪录片的刘主任，我们常打交道。右边的那家有对小夫妻，外貌酷似刘德华的开着一辆漂亮的墨绿色中巴，爱人在“鸿翔百货”工作。 楼组长是位胖阿姨。胖阿姨包饺子有一手绝活，一揿一转一捏，一大堆饺子就成了，我们一家都尝过她的手艺。我家的灯管、电表坏了，是胖阿姨的大儿子包修，每一次都爬上爬下不厌其烦。
搬来后的第二天，妻子突然看见李老师从楼上下来，招呼过后，才知道她就住在三楼。她是妻中学时的英语老师，师生相遇，格外亲热。妻知道了：李老师夫妇俩年过七旬，还无儿无女。什么原因呢?后来她对我女儿说：她的老爱人是国际上有名的细菌学家，但却差一点被打成“右派”，他患了精神分裂症。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有这方面的遗传，她决定不生孩子了。我女儿对李老师这种负责的精神非常敬佩，日后就渐渐成了她的好帮手。有一次，为了帮她配一种特殊的圆珠笔芯，女儿骑着自行车跑了大半个上海。李老师则精心辅导女儿的英语，使女儿高考的英语成绩近乎满分。
双峰路很短，是41路终点站：路口的标志是陈道坦先生的作品——一座题为“和平”的艺术雕像。对面的双峰菜场很有名，早晚的露天摊头也排得很长，摊后面是理发店、裁缝店、杂货店等。“中山苑”则像颗明珠，镶在湿哒哒的黄鳝摊和半夜忙着卸蔬菜的黄鱼车之间，很高档，是当时只能用美金才能购买的商品房。入夜，隐隐可见曲墙里面那些浅黄色的路灯与墨绿的树荫争辉。贫富的巨大差距，我就是在这片白墙外感受到的。
记得房屋装修时，铺地板的，日木条是海燕留下的，我用的那些墙纸、磁砖、涂料、大理石，则是首次在宜山路上学会了挑选，价格与型号我均是粗粗一指。而为了看“加密频道”的节目，800多元一只的加密器，是有线电视台作为我写串联词的稿费送给我的。
我在这条与上世纪90年代的晚风同行的小路上，曾经遇到过两位以前的女同事。一位是编辑，当年的工人诗人，正在菜摊上挑肥拣瘦。见了面，我就向她请教电脑知识，她的电脑不错，而她的丈夫是电脑专家。我那台286电脑常出故障，她夫妇俩就在电话那头指挥我怎么扫除故障。另一位是具有作家气质的知名主持人，正匆匆上班，戴了顶别致的帽子，衣饰讲究，精神饱满，听说她当时的恋爱谈得正“热”。而路对面，住着我的一位多年的诗友——一级警官史益华。他来我这个宛南六村的家只有一次，是为了给他负责的《大墙内外》组稿。诗友也忙得无事不登我家门了。
双峰路一拐，就到了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我曾与它的设计者邢同和大师长谈过。记得那时，我是踩着那辆艳红的自行车来来回回采访的。
女儿，则把苦斗后的兴奋留在宛南六村了。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她终于考取了最后入梦的大学。她把全部的时间豁了出来。离高考只有3个月了，我还陪着女儿在商城后面的高级教师家里补习数学。借来的参考书白天就全在她的小床上，临睡觉时，才把书搬下来。
每年的大年夜下午，我们一家三口要去书城买书，一进店门就分兵三路，妻爱选择小说和毛线编织书，我当然是买心爱的诗集，女儿则抱着厚厚的《张爱玲全集》、《三毛全集》直至后来的《茨威格全集》。当午夜的鞭炮铺天盖地响起，我们却捧着自己爱看的书吃“年夜饭”。
那时没有书房，《跨世纪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之歌》却是在那里完稿的。
1998年，我以14万元的价格把它卖掉了，就是为了添一间能把藏书展开的书房。没有书房真苦啊!门后面那只从延安买回来的红布做的大信插，早已被报刊杂志胀破了。女儿每天睡觉总是被床边高高垒起的书吓得提心吊胆，生怕颤巍巍的书架会突然倒下来。34英寸的长虹彩电离沙发只有一步远，友人见此场景总是连连摇头，催我赶快想办法买房。
不能没有书房了!我在下乡当知青睡在茅草屋里时，就有这个“奢望”。1979年底回到上海后，我这副被过沉的稻把压弯的脊背，该扛起的东西实在太多。不富裕的诗人，只能从房价便宜的闵行区里找个据点。九星建材市场旁边的平吉新村被我相中了!因为只有2千元一个平方。我本想只买下一套作书房，可妻子硬要买两套，说分开两处不方便，于是举家而迁。我只得把宛南六村的房子抛掉。定价14万!如今的价格也许已翻了几倍。
当时，房产公司我是接触了一家又一家……后来，我这条售房的广告在《新民晚报》的中缝里一登，最早找上门来的竟是隔壁邻居!老汪是通过居委会打听到具体门牌的。他准备买给他年迈的父亲住，照顾老人家方便些。这种情况最容易成交。他赶在其他买主“起蓬头”之前，已经一下子从股市里提出了14万元现金交给我，并说：“我只提一个要求一一问你讨一本签名本!”
这间24平方米的102房间啊，7年来只见我们忙忙碌碌的身影。还有一条小狗，对着回家的我们总是又扑又跳又摇头又使劲摆着尾巴。
这条小狗，是女儿私下同小区邻居谈妥后悄悄领来的，事后我付款300元。取名“咪达达”，是爱用叠词的女儿给起的。意即最小的到达。它刚到我家时，常躲在书桌下偷偷打量我们。它和女儿一样爱吃小核桃桃、小刘瓜于、糖炒栗子，不给它吃，它会直起身来向我们作揖。女儿坐在沙发上，它就把头枕在她的腿上呼呼大睡起来，女儿不禁感叹：“世上哪有你这样会享受的狗狗啊!”
搬离宛南六村的时候，咪达达也跟着我们来回奔波。因为这么多的书累得我们反复折腾。先是妻子用她在誊印社工作时特有的包扎技术把所有的书一捆捆扎好，怎么摔也摔不散，直扎得手上出现一道道血口子。再把扎好的书放进一只只麻袋、蛇皮袋。那个时候，对书的多和少，我已经没有感觉。当搬场公司的工人进门看到两个房间的屋中央堆积如山的书时，口下了一大跳，不知如何加价。因为搬彩电加100元，搬电脑加400元。他们说：“＝你们这是孔夫子搬家啊都是书!”其中有一位马上说：“不，简直是图书馆搬家!”但最后将五吨的大卡车装满后，还是装不下这些书。全靠妻的一个好友帮忙，用他的自备车来回运了八次，第九次，是“刘德华”来看我们时用他那辆墨绿色的中巴给带过来的。
是啊，一个骤然变大的天地正等着我们，谁不加快脚步啊!不能再穷吃、穷穿、穷住惯了，我宁愿每月按揭，也匆匆离开了这里。
当然，这里是我写作的转折点。
2006年我重返这里时，发现家门口的那只我特制的大信箱还挂在墙壁上。那时候，也是我女儿来信最多的年头。信封上是她那秀气的钢笔字。那一年她来信的最后一句是：“谢谢，所有的。”
我，则要感谢让我奔向万千气象的小小的宛南六村。
回想起1991年9月1日，市文化局调配分给我的这套二居室终于踩到了我脚下，我首先记住的是现成的电话线和长长的金鱼缸。我退掉已经渐渐喘不过气来的瞿溪路7层楼，换来了这块前后有葱绿树丛的平地。第一次看房时，我就被桃红柳绿的小区环境吸引了。这排靠近双峰路，面向天钥桥路八万人体育场的老式公房，虽然还是1980年的“宝钢式”——底楼竟无天井!但地段极佳。房后面就是宛平中学。搬来那天正值开学的日子，电铃声经常大作，仿佛是在提醒着我——生活每天在向我上课了。
原先的户主是上海油雕院的陈道坦先生，很和善的一位老者。我第一次见他，他身后的窗外是密密的树叶投下的浓荫。他的儿子陈海燕在双峰路口开了家小小的伙食店。我搬到这里的第一顿午饭，就是在他店里吃的。海燕后来把小店交给了哥哥，自己出了国，几年后回沪，与我聊起来依然离不开市场经济、社会热点。他是徐汇区政协委员，个体户代表。
一楼共有三户人家。左边的那家户主在证券交易所工作，为人很热心，他的姐夫是上海电视台管纪录片的刘主任，我们常打交道。右边的那家有对小夫妻，外貌酷似刘德华的开着一辆漂亮的墨绿色中巴，爱人在“鸿翔百货”工作。 楼组长是位胖阿姨。胖阿姨包饺子有一手绝活，一揿一转一捏，一大堆饺子就成了，我们一家都尝过她的手艺。我家的灯管、电表坏了，是胖阿姨的大儿子包修，每一次都爬上爬下不厌其烦。
搬来后的第二天，妻子突然看见李老师从楼上下来，招呼过后，才知道她就住在三楼。她是妻中学时的英语老师，师生相遇，格外亲热。妻知道了：李老师夫妇俩年过七旬，还无儿无女。什么原因呢?后来她对我女儿说：她的老爱人是国际上有名的细菌学家，但却差一点被打成“右派”，他患了精神分裂症。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有这方面的遗传，她决定不生孩子了。我女儿对李老师这种负责的精神非常敬佩，日后就渐渐成了她的好帮手。有一次，为了帮她配一种特殊的圆珠笔芯，女儿骑着自行车跑了大半个上海。李老师则精心辅导女儿的英语，使女儿高考的英语成绩近乎满分。
双峰路很短，是41路终点站：路口的标志是陈道坦先生的作品——一座题为“和平”的艺术雕像。对面的双峰菜场很有名，早晚的露天摊头也排得很长，摊后面是理发店、裁缝店、杂货店等。“中山苑”则像颗明珠，镶在湿哒哒的黄鳝摊和半夜忙着卸蔬菜的黄鱼车之间，很高档，是当时只能用美金才能购买的商品房。入夜，隐隐可见曲墙里面那些浅黄色的路灯与墨绿的树荫争辉。贫富的巨大差距，我就是在这片白墙外感受到的。
记得房屋装修时，铺地板的，日木条是海燕留下的，我用的那些墙纸、磁砖、涂料、大理石，则是首次在宜山路上学会了挑选，价格与型号我均是粗粗一指。而为了看“加密频道”的节目，800多元一只的加密器，是有线电视台作为我写串联词的稿费送给我的。
我在这条与上世纪90年代的晚风同行的小路上，曾经遇到过两位以前的女同事。一位是编辑，当年的工人诗人，正在菜摊上挑肥拣瘦。见了面，我就向她请教电脑知识，她的电脑不错，而她的丈夫是电脑专家。我那台286电脑常出故障，她夫妇俩就在电话那头指挥我怎么扫除故障。另一位是具有作家气质的知名主持人，正匆匆上班，戴了顶别致的帽子，衣饰讲究，精神饱满，听说她当时的恋爱谈得正“热”。而路对面，住着我的一位多年的诗友——一级警官史益华。他来我这个宛南六村的家只有一次，是为了给他负责的《大墙内外》组稿。诗友也忙得无事不登我家门了。
双峰路一拐，就到了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我曾与它的设计者邢同和大师长谈过。记得那时，我是踩着那辆艳红的自行车来来回回采访的。
女儿，则把苦斗后的兴奋留在宛南六村了。其中的原因，就是由于她终于考取了最后入梦的大学。她把全部的时间豁了出来。离高考只有3个月了，我还陪着女儿在商城后面的高级教师家里补习数学。借来的参考书白天就全在她的小床上，临睡觉时，才把书搬下来。
每年的大年夜下午，我们一家三口要去书城买书，一进店门就分兵三路，妻爱选择小说和毛线编织书，我当然是买心爱的诗集，女儿则抱着厚厚的《张爱玲全集》、《三毛全集》直至后来的《茨威格全集》。当午夜的鞭炮铺天盖地响起，我们却捧着自己爱看的书吃“年夜饭”。
那时没有书房，《跨世纪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之歌》却是在那里完稿的。
1998年，我以14万元的价格把它卖掉了，就是为了添一间能把藏书展开的书房。没有书房真苦啊!门后面那只从延安买回来的红布做的大信插，早已被报刊杂志胀破了。女儿每天睡觉总是被床边高高垒起的书吓得提心吊胆，生怕颤巍巍的书架会突然倒下来。34英寸的长虹彩电离沙发只有一步远，友人见此场景总是连连摇头，催我赶快想办法买房。
不能没有书房了!我在下乡当知青睡在茅草屋里时，就有这个“奢望”。1979年底回到上海后，我这副被过沉的稻把压弯的脊背，该扛起的东西实在太多。不富裕的诗人，只能从房价便宜的闵行区里找个据点。九星建材市场旁边的平吉新村被我相中了!因为只有2千元一个平方。我本想只买下一套作书房，可妻子硬要买两套，说分开两处不方便，于是举家而迁。我只得把宛南六村的房子抛掉。定价14万!如今的价格也许已翻了几倍。
当时，房产公司我是接触了一家又一家……后来，我这条售房的广告在《新民晚报》的中缝里一登，最早找上门来的竟是隔壁邻居!老汪是通过居委会打听到具体门牌的。他准备买给他年迈的父亲住，照顾老人家方便些。这种情况最容易成交。他赶在其他买主“起蓬头”之前，已经一下子从股市里提出了14万元现金交给我，并说：“我只提一个要求一一问你讨一本签名本!”
这间24平方米的102房间啊，7年来只见我们忙忙碌碌的身影。还有一条小狗，对着回家的我们总是又扑又跳又摇头又使劲摆着尾巴。
这条小狗，是女儿私下同小区邻居谈妥后悄悄领来的，事后我付款300元。取名“咪达达”，是爱用叠词的女儿给起的。意即最小的到达。它刚到我家时，常躲在书桌下偷偷打量我们。它和女儿一样爱吃小核桃桃、小刘瓜于、糖炒栗子，不给它吃，它会直起身来向我们作揖。女儿坐在沙发上，它就把头枕在她的腿上呼呼大睡起来，女儿不禁感叹：“世上哪有你这样会享受的狗狗啊!”
搬离宛南六村的时候，咪达达也跟着我们来回奔波。因为这么多的书累得我们反复折腾。先是妻子用她在誊印社工作时特有的包扎技术把所有的书一捆捆扎好，怎么摔也摔不散，直扎得手上出现一道道血口子。再把扎好的书放进一只只麻袋、蛇皮袋。那个时候，对书的多和少，我已经没有感觉。当搬场公司的工人进门看到两个房间的屋中央堆积如山的书时，口下了一大跳，不知如何加价。因为搬彩电加100元，搬电脑加400元。他们说：“＝你们这是孔夫子搬家啊都是书!”其中有一位马上说：“不，简直是图书馆搬家!”但最后将五吨的大卡车装满后，还是装不下这些书。全靠妻的一个好友帮忙，用他的自备车来回运了八次，第九次，是“刘德华”来看我们时用他那辆墨绿色的中巴给带过来的。
是啊，一个骤然变大的天地正等着我们，谁不加快脚步啊!不能再穷吃、穷穿、穷住惯了，我宁愿每月按揭，也匆匆离开了这里。
当然，这里是我写作的转折点。
2006年我重返这里时，发现家门口的那只我特制的大信箱还挂在墙壁上。那时候，也是我女儿来信最多的年头。信封上是她那秀气的钢笔字。那一年她来信的最后一句是：“谢谢，所有的。”
我，则要感谢让我奔向万千气象的小小的宛南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