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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理论的建构无法离开实践，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同样离不开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在试图建构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之前，必须先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实践历史进行梳理，然后探索历史与理论之间的联系，最后才能达成理论的建构。本文在梳理中国国际关系实践历史的基础上，论述笔者对“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这一命题的看法。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天下” “万国”
当论及中国国际关系实践历史时，“何为之中国”是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换言之，只有当我们清楚界定“中国”这一概念起源于何时何处，我们方能找到一个恰当的时间节点去梳理中国国际关系实践的历史。“什么是中国？”或说“什么时候开始有中国？”这在日常生活中看似无足轻重的提问，却是重要且争议不断的学术话题。
一、中国国际关系实践历史
西方理论界近年兴起的后现代史学，主张“用民族国家重构历史”。如果按照此划定方法，中国的历史起源于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的实践仅有区区百余年。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建立在西方的发展历史上的，如果不加辨析就套用来分析中国，显然不恰当。那么，如果不把民族国家的建立看作中国国际关系实践的起点，又应以何作为起点呢？
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回答，可大致归纳为下列三类。一是以阎学通等为代表的“战国起源说”;二是以“大一统史观”为支撑的“秦汉起源说”;三是以葛兆光为代表的“唐宋起源说”。这三种论述似乎各有道理，多年来一直争论不已，至今仍无定论。笔者认为，这三类观点虽有效填补了西方分析视角的缺陷，但均无法独立支撑起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实践起源的论述。因此，笔者提出运用类比的方式，仿照西方国际关系的梳理逻辑，对上述三类观点进行有机的整合，来确定中国国际关系实践的起点。
西方国际关系实践的历史梳理，是清晰且确定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描绘的古希腊城邦间的战争与媾和，被普遍认为是西方国际关系实践的雏形。“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公认的西方国际关系实践起点，被收录进国际关系经典教材为人们所熟知。不难发现，西方国际关系实践的梳理，遵循着严格的“我者——他者”逻辑。《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之所以被视作西方国际关系实践起点，是因为其确立了民族君主国的法律地位。而民族君主国的出现，标志着原本全属于罗马教廷统治下的西方世界出现了异化。原本同属于上帝（教廷）的子民和领地，被划归“不同”君主，“我者”与“他者”的界限随之确立。在区分“我者”与“他者”的基础上，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得以成型。
以这种“我者——他者”的逻辑观之于中国，可以发现：古希腊诸城邦间的征伐，恰可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的征伐相类比;而罗马天主教廷建立的宗教秩序，则可与秦汉隋唐“大一统”相对应。最后，由民族君主国出现所导致的西方世界之“异化”，则可在唐末至宋末中原的长期分裂割据找到相似情形。自高梁河之战宋军败退后，辽、金、宋、西夏和大理这几个主要的政权在数百年间持续割据对立。与以往的数次分裂时期不同，长时间势均力敌的对立不仅使“我者——他者”的形象得以建构，也使中国人用“天下伦理”去看待世界的一贯思维发生转变。若跳出中原史观的宜臼，以中华史观去看待“屈辱的”《澶渊之盟》，其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中曾指出，从宋辽和约之后，不断有频繁的“勘界”即划分“国界”之举，这是过去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和边界意识，是民族和国家观念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1]
然而在宋之后的元、明、清三代，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以“大一统”和“多民族”为特征的帝国状态，中国的对外逻辑似乎又回到了天下一体的逻辑中。特别是在成型于明代的东亚封贡体系中，一枝独秀的“中国”与弱小的“周边”，再次模糊了“我者——他者”的界分。从这方面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实践仅仅是国内政治秩序的向外扩张，甚至不能称得上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实践。直到英殖民者强行把还做着“天下”旧梦的清王朝拉回到“万国”的现实、强大的“他者”形象再次出现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才在“救亡图存”的思考中重新开始。从宋代的启动，到元明和清前期的停滞，再到1840年的重启，最后到了今天，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围绕着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主题，已经走过了“闭关自守”、“被动卷入国际体系”、“主动融入国际体系”和“靠近世界舞台中央”这四个历史过程。那么，中国国际关系的实践历史，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呢？
二、中国国际关系实践历史与理论建构的联系
与西方相类似，早期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内容也几乎都“湮没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收藏于哲学家的随笔感叹中，或者包含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演讲、文稿及回忆录中······国际关系的研究内容几乎就是外交史和国际法”[2]。这与当时中国面临的内部割据与外敌环伺的历史特点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北宋政治家欧阳修之所以在其论著《本论》中罕见地对宋的政治地位进行合法性论述，实际出于应对“他者”压力的现实需要。宋之后，随着中国重建“天下秩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也止步不前。
在1840年后的“屈辱一百年”里，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呈现出强烈的被西方主导的特征。中国国际关系实践在学习西方口号的统领下，也脱离了从实践到理论在到实践的认识规律，试图移植源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被动受到西方影响的国际关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最终落户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下，中国在1949年后开展了新的实践。但由于马克思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建基于西方的实践，与中国现实的不完全匹配，使建国初期的国际关系实践遇到了不少挫折。实践的挫折让我们意识到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性。1964年，国家在北大、人大和复旦三所学校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开启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专门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后，基于主动融入世界体系的实践需要，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他者”的行为逻辑并与之打交道。由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开始将理论建构的着力点转向介绍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开始进入理论界的视野并成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精神养料。通过学习西方较为丰富且完备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国理论界逐渐掌握了建构有本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随心所欲地在国际社会中实践着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此同时，中国继续推动自身与世界联系的紧密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依然以学习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主。2001的年“9·11”事件，使国内学界出现对“美国理论”的反思。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进一步呼唤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力量的相对衰落和中国实力的稳步提升，进一步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提供了现实依据。
三、小结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和中国国际关系的实践是紧密相连的。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从“天下”走向“万国”的必然要求。过去，中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世界是中国的世界。没有“我者——他者”的界分就没有国际关系实践，自然也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需要。随着“我者——他者”界分的出现与“他者”形象在全球化中的强化，中国才开始真正的国际关系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从“天下”走向“万国”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一贯逻辑，而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是建构理论的必要手段。
【注 释】
[1] 详见《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29页。
[2] 详见《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中译本第二版），第13至14页。
【参考文献】
[1] 葛兆光.宅兹中国[M]. 北京：中華书局，2011.02
[2] 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译本第二版）[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10
[3] 王军， 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03
作者简介：陈礼豪（1994—），男，汉族，广东省广州市人，硕士研究生，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方向：东南亚区域与国别研究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天下” “万国”
当论及中国国际关系实践历史时，“何为之中国”是无法绕开的一个问题。换言之，只有当我们清楚界定“中国”这一概念起源于何时何处，我们方能找到一个恰当的时间节点去梳理中国国际关系实践的历史。“什么是中国？”或说“什么时候开始有中国？”这在日常生活中看似无足轻重的提问，却是重要且争议不断的学术话题。
一、中国国际关系实践历史
西方理论界近年兴起的后现代史学，主张“用民族国家重构历史”。如果按照此划定方法，中国的历史起源于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的实践仅有区区百余年。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民族国家”的概念是建立在西方的发展历史上的，如果不加辨析就套用来分析中国，显然不恰当。那么，如果不把民族国家的建立看作中国国际关系实践的起点，又应以何作为起点呢？
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回答，可大致归纳为下列三类。一是以阎学通等为代表的“战国起源说”;二是以“大一统史观”为支撑的“秦汉起源说”;三是以葛兆光为代表的“唐宋起源说”。这三种论述似乎各有道理，多年来一直争论不已，至今仍无定论。笔者认为，这三类观点虽有效填补了西方分析视角的缺陷，但均无法独立支撑起关于中国国际关系实践起源的论述。因此，笔者提出运用类比的方式，仿照西方国际关系的梳理逻辑，对上述三类观点进行有机的整合，来确定中国国际关系实践的起点。
西方国际关系实践的历史梳理，是清晰且确定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描绘的古希腊城邦间的战争与媾和，被普遍认为是西方国际关系实践的雏形。“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公认的西方国际关系实践起点，被收录进国际关系经典教材为人们所熟知。不难发现，西方国际关系实践的梳理，遵循着严格的“我者——他者”逻辑。《威斯特法利亚和约》之所以被视作西方国际关系实践起点，是因为其确立了民族君主国的法律地位。而民族君主国的出现，标志着原本全属于罗马教廷统治下的西方世界出现了异化。原本同属于上帝（教廷）的子民和领地，被划归“不同”君主，“我者”与“他者”的界限随之确立。在区分“我者”与“他者”的基础上，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概念得以成型。
以这种“我者——他者”的逻辑观之于中国，可以发现：古希腊诸城邦间的征伐，恰可与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间的征伐相类比;而罗马天主教廷建立的宗教秩序，则可与秦汉隋唐“大一统”相对应。最后，由民族君主国出现所导致的西方世界之“异化”，则可在唐末至宋末中原的长期分裂割据找到相似情形。自高梁河之战宋军败退后，辽、金、宋、西夏和大理这几个主要的政权在数百年间持续割据对立。与以往的数次分裂时期不同，长时间势均力敌的对立不仅使“我者——他者”的形象得以建构，也使中国人用“天下伦理”去看待世界的一贯思维发生转变。若跳出中原史观的宜臼，以中华史观去看待“屈辱的”《澶渊之盟》，其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不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吗？葛兆光在《宅兹中国》中曾指出，从宋辽和约之后，不断有频繁的“勘界”即划分“国界”之举，这是过去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有没有明确的边界和边界意识，是民族和国家观念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1]
然而在宋之后的元、明、清三代，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以“大一统”和“多民族”为特征的帝国状态，中国的对外逻辑似乎又回到了天下一体的逻辑中。特别是在成型于明代的东亚封贡体系中，一枝独秀的“中国”与弱小的“周边”，再次模糊了“我者——他者”的界分。从这方面看，这一时期的中国国际关系实践仅仅是国内政治秩序的向外扩张，甚至不能称得上真正近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实践。直到英殖民者强行把还做着“天下”旧梦的清王朝拉回到“万国”的现实、强大的“他者”形象再次出现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才在“救亡图存”的思考中重新开始。从宋代的启动，到元明和清前期的停滞，再到1840年的重启，最后到了今天，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围绕着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主题，已经走过了“闭关自守”、“被动卷入国际体系”、“主动融入国际体系”和“靠近世界舞台中央”这四个历史过程。那么，中国国际关系的实践历史，又是如何影响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呢？
二、中国国际关系实践历史与理论建构的联系
与西方相类似，早期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内容也几乎都“湮没于历史学家的著作中，收藏于哲学家的随笔感叹中，或者包含于政治家和外交家的演讲、文稿及回忆录中······国际关系的研究内容几乎就是外交史和国际法”[2]。这与当时中国面临的内部割据与外敌环伺的历史特点是密不可分的。例如，北宋政治家欧阳修之所以在其论著《本论》中罕见地对宋的政治地位进行合法性论述，实际出于应对“他者”压力的现实需要。宋之后，随着中国重建“天下秩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也止步不前。
在1840年后的“屈辱一百年”里，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呈现出强烈的被西方主导的特征。中国国际关系实践在学习西方口号的统领下，也脱离了从实践到理论在到实践的认识规律，试图移植源于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在被动受到西方影响的国际关系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最终落户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指导下，中国在1949年后开展了新的实践。但由于马克思的国际关系理论同样建基于西方的实践，与中国现实的不完全匹配，使建国初期的国际关系实践遇到了不少挫折。实践的挫折让我们意识到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必要性。1964年，国家在北大、人大和复旦三所学校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开启了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专门研究。
1978年改革开放后，基于主动融入世界体系的实践需要，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他者”的行为逻辑并与之打交道。由此，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开始将理论建构的着力点转向介绍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如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开始进入理论界的视野并成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精神养料。通过学习西方较为丰富且完备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国理论界逐渐掌握了建构有本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随心所欲地在国际社会中实践着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与此同时，中国继续推动自身与世界联系的紧密发展。在这一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依然以学习国外，特别是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主。2001的年“9·11”事件，使国内学界出现对“美国理论”的反思。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进一步呼唤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随之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西方力量的相对衰落和中国实力的稳步提升，进一步为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提供了现实依据。
三、小结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和中国国际关系的实践是紧密相连的。建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从“天下”走向“万国”的必然要求。过去，中国将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世界是中国的世界。没有“我者——他者”的界分就没有国际关系实践，自然也没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需要。随着“我者——他者”界分的出现与“他者”形象在全球化中的强化，中国才开始真正的国际关系实践。在实践的过程中，从“天下”走向“万国”是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建构的一贯逻辑，而从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是建构理论的必要手段。
【注 释】
[1] 详见《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第29页。
[2] 详见《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中译本第二版），第13至14页。
【参考文献】
[1] 葛兆光.宅兹中国[M]. 北京：中華书局，2011.02
[2] 詹姆斯·多尔蒂， 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中译本第二版）[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10
[3] 王军， 但兴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四十年[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03
作者简介：陈礼豪（1994—），男，汉族，广东省广州市人，硕士研究生，单位：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研究方向：东南亚区域与国别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