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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花熬了一个通宵，只在凌晨2点到3点之间睡了一个小时。闹钟一响，她赶紧爬起来坐在电脑前，把键盘敲得“啪啪”直响。如果是平时，她一定会睡到早上10点再起床，但现在，她不敢再拖了，当早上9点的时钟响起，她就会像靠魔法加持一身礼服的灰姑娘，无处遁形。
这一夜只为还她欠了两个月的论文“稿债”。她自称是“典型重度拖延症患者”，身边所有同学和朋友都知道她的“拖延症”已经进入了“晚期”。
和王小花一样认为自己有“拖延症”的大学生不在少数。近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全国199所高校的大学生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7.12%的学生认为自己有或偶尔有“拖延症”。就连吃晚饭这样日常的事，有人都能拖到晚上9点，比如杨小米，再饿也“拖”不动习惯性“床上瘫”的自己。
在张若看来，“拖延”已经成为她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是一种惯性拖延”。
备考教师资格证从大一“拖”到大三考前一个月才开始复习，参加英语四级考试总觉得一次不行还有下次……似乎对她而言，时间总是充裕的，补救机会也总是会有的。“不到最后迫不得已，就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
而这样的后果是，张若并未一次性通过教师资格证和英语四级的考试。她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上的“拖延症”着实是个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的大学生认为导致拖延的最主要原因是懒惰，27.03%认为拖延带来的最大后果是任务完成效率低，还有22.97%认为会耽误时间、工作或学业。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师陈于清在论文《人格心理分析：我们为何总是拖延》中研究指出，拖延的原因可以归结于性格慢热、优柔寡断、主次不分、过分追求完美等几类。
以写小说为兴趣的王杰凯，两年前给自己定下写一篇长篇小说的目标。小说两个月写了三章，每章只有2000个字。按照原计划，他要每天写一章，周末每天写两章。他每天都想加快进度。早上醒来时，他会在脑海里盘算，今天要写些什么。但当下班回到家，他又觉得一天工作下来太累了，想打一会儿游戏、看一集电视剧放松放松;或者哪怕什么都不想做，只是感觉当天状态不对，可能明天再写更合适。
还在读研究生的王小花也在毕业论文写作上犯了“拖延症”，落笔的计划从去年12月拖到今年2月。写论文这样还可以“再等等”的事，虽然一直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她心头，但就是不想开始。直到提交论文初稿截止日期的前一天早上10点，她才开始真正静下心来，3万字的论文，她在最后24小时内写完了1万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管是上课、上班还是约会，我经常会迟到。”杨小米觉得，爱迟到也是“拖延症”的一种表现。王杰凯意识到自己有严重的“拖延症”，也是因为迟到。
早上经常赶不上上班的公交车和地铁，没有一次约会会提前到，甚至连“压线”都极少。因为改不掉的“拖延症”，王杰凯已经准备好了各种理由应对迟到的情况。“第一次我会说我先去洗个头，其实当时我可能还没起床;之后可能会说坐过站了、没打到车、堵在路上了”。
但也有时候要赶的不是和朋友的会面，而是飞机或火车。拖延已经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困扰。王杰凯每次赶火车都是跑着进站、跑着进车门的。因为知道自己太过拖延，每次坐飞机，他会提前4小时出发。“但这是我心里预估的4小时。”实际上出发时离飞机起飞顶多还剩两小时，另外两小时被他拖没了。每当要出门时，总有一些事能把他拦住，要么是发现鞋子有点脏，要么是感觉发型不太对，要么是窗帘还没拉好。
也有时候，“拖延症”真的坏了王杰凯的事。那时他和另外几位同学在一位老师的组织下写作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本来应该每周提交进度，但因为是在假期中，人变得懈怠，每天都处于一种不想动笔的状态。到了要交稿的日子，王杰凯拿不出稿子。
他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拖稿，整个团队的成稿时间推迟了一个月。当然，拖稿的不止他一个人，几乎所有人都没能按时交稿。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调查结果显示，13.16%的学生因任务太难而选择拖延。杨小米的毕业论文就是如此。读了研究生后，她面对的科研压力较大，“拖延症”也更严重。在她看来，论文写作是一件非常巨大的“工程”，不是一件轻易就可以完成的事。
拖到临交稿的前一天，杨小米必须通宵改论文。晚上11点30分宿舍断电后，老式电脑很快就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了，不断显示“电量不足10%请接通电源”。无奈之下，她只能搬着凳子一个人去公共卫生间，将电脑接通公共电源。“一晚上不少上完厕所来洗手的同学都被我吓了一跳，说我一脸哀怨，坐在那里好吓人”。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与科学学部纪芳在《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提到，动机是拖延的主观影响因素之一，当大学生无法在行为过程中享受乐趣，很难认识到自己过程中的成长，也就对任务产生更多的厌恶和抵触，甚至自动放大这种不良的感受，所以会不自觉采用拖延行为来缓解内心不适。
和杨小米一样，马嘉嘉遇到有难度的事，也会因产生不愿意面对的心态而导致拖延。她承认，自己的“拖延症”十分严重。“潜意识里会产生逃避、拖延的情绪，并把这种情绪带到实践的过程中”。
别人用一个月准备的比赛作品，马嘉嘉和队友“拖”到最后3天才开始做。结果她们错过了作品最后提交时间，也与比赛大獎失之交臂。“当时超级崩溃！尤其是看到时间一点点过去，23∶58、23∶59、00∶00……就像看着生命一点点流失。”直到现在她仍觉得很懊恼，“更不甘心的是评选结果出来后，我们觉得获奖作品没有我们的有趣”。
调查结果显示，94.5%的受访者曾因自己的拖延行为感到过后悔，哪怕只有一瞬间;90.19%的人认为自己的情绪或心态会因拖延而受到影响，22.73%的人认为拖延容易让人产生负能量。对于王小花而言，拖延症的后果，就是重度紧张和焦虑。这种焦虑在任务未完成时一直存在，随着“死线”的来临而越发尖锐，真到了要赶工的时刻，王小花会紧张得拉肚子。 被逼到死角的王小花开始反思自己是什么时候患上“拖延症”的，在她看来，真正开始拖延是在读研后。研一时课程很多，每半个学期结束，就会有四五门课程需要同时写结课论文。“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只有一两篇小论文还好，但当四五篇论文同时压下来，她不想面对，只想逃避。
不想面对的结果就是最后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压力，以及任务完成质量打折扣。但找到“病根”对王小花来说不意味着找到解决办法，直到现在，她还是不到最后就难以开始，特别是当面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在实习中，她负责市场运营方面的工作，基本没有拖延症;但只要面对论文，开始这件事就变得格外艰难。
当王小花的拖延症连身边的同学都看不下去时，他们就会催促她，还拿拖延症来调侃她。王小花不反感，她很感激这些来自同学的督促。“我觉得催我的人都很好，他们有时候也能催得动我，能加强我提前开始的动力。”王小花说。她在尽力尝试提前开始，不把自己逼向“死线”。
对于奈何不了的“拖延症”，张若也没有什么好的克服办法。“曾经也给自己立过FLAG，前期执行度不错，但是时间久了以后执行度就大大减弱了。”现在，张若还是会拖延。准备今年年底考研究生的她，直到现在也没开始复习。以尚未收集好相关资料为由，她总不着急，“等所有资料收集完再开始学习”。
当张若发现和她报考同一个专业研究生的同学早就开始复习，她才有了紧迫感，强迫自己开始准备。“很早之前就意识到自己有拖延的情况了，但直到事情被耽误了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在调查中，63.4%的学生尝试过用列时间表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日程，还有的则会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外界监督等方式以克服拖延行为。
努力寻求改变的杨小米生怕“拖延症”影响到工作，她会习惯性地记录每日要完成的事情，并且尽量在当天完成所有事情。而她担心的是，如果之后再遇到困难度比较高的事情，自己又会出现严重的拖延。
纪芳在研究中指出，大部分大学生拖延者往往缺乏规划调控的能力，也因此产生畏难心理，从而导致拖延。
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处教师于滢在《新常态下大学生“拖延症”的心理动因与应对分析》中指出，调整对目标的心理预期、不做过高的自我要求，有意识地消除互联网、个人交际和琐事的干扰，寻求集体协作和相互监督，通过暗示自己可以尝试和挑战、增强心理动力等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拖延问题。
至于王杰凯，自从两年前把微信名从“换了新梦想的阿凯”改成“践行新梦想的阿凯”，他至今都没有实现写长篇小说的新梦想。
工作之后，他也依舊有拖延症。接到工作任务后，他会想先给自己打一杯咖啡，或者买一瓶水。不是真的口渴，只是因为不想立刻开始。王杰凯知道拖延症很不好，也想去解决，但寻找解决方式这件事，也不知道被他拖到哪里去了。不过，他不担心自己完不成任务。习惯性的拖延让他知道自己总能在最后一刻之前完成——“‘死线’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个时刻之前，他总觉得再休息一会儿、再玩一会儿也没关系，再拖一下也没关系。
“如果有一种方式能解救自己的拖延症，那就是强行给自己创造一个孤独而幽暗的环境，一个没有其他人的环境，尽可能舒适，窗帘要拉好，灯光暗一些，椅子要有坐垫。”他要这种仪式感，就像自己被赋予了某种使命，但他承认是完成任务的使命，而不是完成作品的使命。只有在这种沉浸式的环境里，前方的目标才会明晰。但更重要的前提是，距离这个目标必须完成的时间所剩无几。（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被访者均为化名）
（龙智君荐自《中国青年报》）
这一夜只为还她欠了两个月的论文“稿债”。她自称是“典型重度拖延症患者”，身边所有同学和朋友都知道她的“拖延症”已经进入了“晚期”。
和王小花一样认为自己有“拖延症”的大学生不在少数。近日，中国高校传媒联盟面向全国199所高校的大学生展开调查，调查结果显示，97.12%的学生认为自己有或偶尔有“拖延症”。就连吃晚饭这样日常的事，有人都能拖到晚上9点，比如杨小米，再饿也“拖”不动习惯性“床上瘫”的自己。
开始不了的任务
像石头压在心头
在张若看来，“拖延”已经成为她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常态，“是一种惯性拖延”。
备考教师资格证从大一“拖”到大三考前一个月才开始复习，参加英语四级考试总觉得一次不行还有下次……似乎对她而言，时间总是充裕的，补救机会也总是会有的。“不到最后迫不得已，就不会给自己太大压力”。
而这样的后果是，张若并未一次性通过教师资格证和英语四级的考试。她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上的“拖延症”着实是个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的大学生认为导致拖延的最主要原因是懒惰，27.03%认为拖延带来的最大后果是任务完成效率低，还有22.97%认为会耽误时间、工作或学业。台州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师陈于清在论文《人格心理分析：我们为何总是拖延》中研究指出，拖延的原因可以归结于性格慢热、优柔寡断、主次不分、过分追求完美等几类。
以写小说为兴趣的王杰凯，两年前给自己定下写一篇长篇小说的目标。小说两个月写了三章，每章只有2000个字。按照原计划，他要每天写一章，周末每天写两章。他每天都想加快进度。早上醒来时，他会在脑海里盘算，今天要写些什么。但当下班回到家，他又觉得一天工作下来太累了，想打一会儿游戏、看一集电视剧放松放松;或者哪怕什么都不想做，只是感觉当天状态不对，可能明天再写更合适。
还在读研究生的王小花也在毕业论文写作上犯了“拖延症”，落笔的计划从去年12月拖到今年2月。写论文这样还可以“再等等”的事，虽然一直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她心头，但就是不想开始。直到提交论文初稿截止日期的前一天早上10点，她才开始真正静下心来，3万字的论文，她在最后24小时内写完了1万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管是上课、上班还是约会，我经常会迟到。”杨小米觉得，爱迟到也是“拖延症”的一种表现。王杰凯意识到自己有严重的“拖延症”，也是因为迟到。
早上经常赶不上上班的公交车和地铁，没有一次约会会提前到，甚至连“压线”都极少。因为改不掉的“拖延症”，王杰凯已经准备好了各种理由应对迟到的情况。“第一次我会说我先去洗个头，其实当时我可能还没起床;之后可能会说坐过站了、没打到车、堵在路上了”。
但也有时候要赶的不是和朋友的会面，而是飞机或火车。拖延已经给他带来了严重的困扰。王杰凯每次赶火车都是跑着进站、跑着进车门的。因为知道自己太过拖延，每次坐飞机，他会提前4小时出发。“但这是我心里预估的4小时。”实际上出发时离飞机起飞顶多还剩两小时，另外两小时被他拖没了。每当要出门时，总有一些事能把他拦住，要么是发现鞋子有点脏，要么是感觉发型不太对，要么是窗帘还没拉好。
也有时候，“拖延症”真的坏了王杰凯的事。那时他和另外几位同学在一位老师的组织下写作一部20万字的长篇小说。本来应该每周提交进度，但因为是在假期中，人变得懈怠，每天都处于一种不想动笔的状态。到了要交稿的日子，王杰凯拿不出稿子。
他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因为拖稿，整个团队的成稿时间推迟了一个月。当然，拖稿的不止他一个人，几乎所有人都没能按时交稿。
半夜在公厕写论文吓坏同学
中国高校传媒联盟的调查结果显示，13.16%的学生因任务太难而选择拖延。杨小米的毕业论文就是如此。读了研究生后，她面对的科研压力较大，“拖延症”也更严重。在她看来，论文写作是一件非常巨大的“工程”，不是一件轻易就可以完成的事。
拖到临交稿的前一天，杨小米必须通宵改论文。晚上11点30分宿舍断电后，老式电脑很快就无法继续正常工作了，不断显示“电量不足10%请接通电源”。无奈之下，她只能搬着凳子一个人去公共卫生间，将电脑接通公共电源。“一晚上不少上完厕所来洗手的同学都被我吓了一跳，说我一脸哀怨，坐在那里好吓人”。
大连理工大学人文社会与科学学部纪芳在《大学生拖延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提到，动机是拖延的主观影响因素之一，当大学生无法在行为过程中享受乐趣，很难认识到自己过程中的成长，也就对任务产生更多的厌恶和抵触，甚至自动放大这种不良的感受，所以会不自觉采用拖延行为来缓解内心不适。
和杨小米一样，马嘉嘉遇到有难度的事，也会因产生不愿意面对的心态而导致拖延。她承认，自己的“拖延症”十分严重。“潜意识里会产生逃避、拖延的情绪，并把这种情绪带到实践的过程中”。
别人用一个月准备的比赛作品，马嘉嘉和队友“拖”到最后3天才开始做。结果她们错过了作品最后提交时间，也与比赛大獎失之交臂。“当时超级崩溃！尤其是看到时间一点点过去，23∶58、23∶59、00∶00……就像看着生命一点点流失。”直到现在她仍觉得很懊恼，“更不甘心的是评选结果出来后，我们觉得获奖作品没有我们的有趣”。
调查结果显示，94.5%的受访者曾因自己的拖延行为感到过后悔，哪怕只有一瞬间;90.19%的人认为自己的情绪或心态会因拖延而受到影响，22.73%的人认为拖延容易让人产生负能量。对于王小花而言，拖延症的后果，就是重度紧张和焦虑。这种焦虑在任务未完成时一直存在，随着“死线”的来临而越发尖锐，真到了要赶工的时刻，王小花会紧张得拉肚子。 被逼到死角的王小花开始反思自己是什么时候患上“拖延症”的，在她看来，真正开始拖延是在读研后。研一时课程很多，每半个学期结束，就会有四五门课程需要同时写结课论文。“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果只有一两篇小论文还好，但当四五篇论文同时压下来，她不想面对，只想逃避。
不想面对的结果就是最后不得不面对更大的压力，以及任务完成质量打折扣。但找到“病根”对王小花来说不意味着找到解决办法，直到现在，她还是不到最后就难以开始，特别是当面对自己不愿意做的事。在实习中，她负责市场运营方面的工作，基本没有拖延症;但只要面对论文，开始这件事就变得格外艰难。
战“拖”：调整预期、消除干扰
当王小花的拖延症连身边的同学都看不下去时，他们就会催促她，还拿拖延症来调侃她。王小花不反感，她很感激这些来自同学的督促。“我觉得催我的人都很好，他们有时候也能催得动我，能加强我提前开始的动力。”王小花说。她在尽力尝试提前开始，不把自己逼向“死线”。
对于奈何不了的“拖延症”，张若也没有什么好的克服办法。“曾经也给自己立过FLAG，前期执行度不错，但是时间久了以后执行度就大大减弱了。”现在，张若还是会拖延。准备今年年底考研究生的她，直到现在也没开始复习。以尚未收集好相关资料为由，她总不着急，“等所有资料收集完再开始学习”。
当张若发现和她报考同一个专业研究生的同学早就开始复习，她才有了紧迫感，强迫自己开始准备。“很早之前就意识到自己有拖延的情况了，但直到事情被耽误了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在调查中，63.4%的学生尝试过用列时间表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日程，还有的则会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外界监督等方式以克服拖延行为。
努力寻求改变的杨小米生怕“拖延症”影响到工作，她会习惯性地记录每日要完成的事情，并且尽量在当天完成所有事情。而她担心的是，如果之后再遇到困难度比较高的事情，自己又会出现严重的拖延。
纪芳在研究中指出，大部分大学生拖延者往往缺乏规划调控的能力，也因此产生畏难心理，从而导致拖延。
四川外国语大学学生处教师于滢在《新常态下大学生“拖延症”的心理动因与应对分析》中指出，调整对目标的心理预期、不做过高的自我要求，有意识地消除互联网、个人交际和琐事的干扰，寻求集体协作和相互监督，通过暗示自己可以尝试和挑战、增强心理动力等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拖延问题。
至于王杰凯，自从两年前把微信名从“换了新梦想的阿凯”改成“践行新梦想的阿凯”，他至今都没有实现写长篇小说的新梦想。
工作之后，他也依舊有拖延症。接到工作任务后，他会想先给自己打一杯咖啡，或者买一瓶水。不是真的口渴，只是因为不想立刻开始。王杰凯知道拖延症很不好，也想去解决，但寻找解决方式这件事，也不知道被他拖到哪里去了。不过，他不担心自己完不成任务。习惯性的拖延让他知道自己总能在最后一刻之前完成——“‘死线’是第一生产力”。在这个时刻之前，他总觉得再休息一会儿、再玩一会儿也没关系，再拖一下也没关系。
“如果有一种方式能解救自己的拖延症，那就是强行给自己创造一个孤独而幽暗的环境，一个没有其他人的环境，尽可能舒适，窗帘要拉好，灯光暗一些，椅子要有坐垫。”他要这种仪式感，就像自己被赋予了某种使命，但他承认是完成任务的使命，而不是完成作品的使命。只有在这种沉浸式的环境里，前方的目标才会明晰。但更重要的前提是，距离这个目标必须完成的时间所剩无几。（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被访者均为化名）
（龙智君荐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