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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虽然百废待兴、强敌觊觎,但在毛泽东主席的倡议下,仅仅数年时间,宗旨为“敬老崇文”的文史馆在各省相继成立,可见新政府对老一辈文人的重视。云南文史馆成立于1954年,一批德高望重的文化人被聘为馆员,如周钟岳这样的耆宿。在被聘为云南文史馆馆员的人员中,有一位年已91岁的白族老先生特别引人注目,他姓杨,名继元,字亮丞,号慕陶,是剑川县金华陈家冲人。他虽和同乡赵藩、赵式铭、周钟岳一样,也历经了晚清、民国那些时代的风雨,却从未担任过什么要职,且不像他们那样地早有名气。就是这么一位不起眼的文人,在耄耋之年却迎来了新政府很高的礼遇,真是幸运。可惜的是,被聘为文史馆馆员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对新政权应该是希望殷切的,因为他早已失望于晚清、民国的昏聩,并屡有超脱时世之举。带着美好的期待,他在清晨的阳光中逝去,曾经的苦味,曾经的失意,都已烟消云散,一抹安详的笑意,刹那间凝为永恒的告慰。
杨继元仕途不顺,以学养和修为立身,这似应让旧时代文人“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规则感到尴尬。当然,他的境遇,究其里和他的性格有直接关系,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我们从他给自己起的名号“慕陶”里,也可略约看出一点端倪。这个号,表明了他对陶渊明的敬慕,亦表明了自己淡泊权位的立场。淡泊权位,视富贵如浮云,这样的清高往往只有真文人才明白。这就是一个文化人真性情之所在。也只有真正尊重文化人的政权才能够理解并给予尊重。
1886—1887年,杨继元参加岁科两试,皆名列第一。岁考是每年对生员、廪生举行的考试,相当于年度考核,难度较大。科考是每届乡试前,由提学官主持的考试。科考合格的生员才能应本省乡试。由于岁科两试成绩优异,他被调到省里的五华书院学习。五华书院开创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培育出钱沣、戴淳等一批著名学者,是云南省创办较早,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所书院。
在五华书院,他刻苦读书,学业更上层楼。肄业后,1892—1893年他再次参加岁科两试,仍然名列第一,转调经正书院肄业。经正书院由清政府创办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建于贡院西侧报恩寺故址,御赐“滇池植秀”匾额,专选全省高材生入学。两边斋舍皆以“经”、“正”二字取名,如:传经、拜经、枕经、居正、守正、中正之类。书院额定生员仅24名,月给生活银两。每人专攻一经,每天必有札记,月终呈山长批阅。月官课1次、山长堂试1次,试题皆经史策论诗赋,官课、堂课均张榜公布。优异者还有奖学金,且金额高于五华等书院。该书院辛亥革命后就停办了,1919年10月改为云南省图书馆。
杨继元就读于经正书院时,正值乡试开考前一年。那年,也是他的“而立之年”。按常理,大考在即,又正值生命的鼎盛期,博取功名之心应该非常炽烈,但他在1893年冬书以赠人的一个扇面中,却流露出了一种别样的意绪。该扇面书录的是一首袁枚的诗:
江城宿雾晓阴阴,偷得闲身病屡侵。
万古少圆惟月色,四时多恨是春心。
少年好景风前忆,花底斜阳雨后寻。
二十词臣三十吏,名场容易感升沉。
我们知道,浙江钱塘人袁枚(1716—1797年)才华出众,诗文冠江南,是乾隆、嘉庆时期的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他乾隆年间考上进士,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但由于为人潇洒不羁、行事率性而为,最后告别官场,在江宁(今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在此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
被世人称为“随园先生”的袁枚,一生特立独行,竟敢怀疑“道统”两个字的存在。如果说,尼采宣告“上帝已死”,是试图宣告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终结,那么,袁枚敢于宣告“道统不存在”,就是对多元思想途径的奋然倡导。他是一个将精神寄托在人心、人性的复归上的思想者。袁枚在诗学上,倡导“性灵说”。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因此他的诗作大都追求真性情,充溢着奔驰腾跃的生命力。在杨继元书录的这首诗里,袁枚将官场沉浮与情场曲折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充盈着人生况味,耐人咀嚼。写这首诗时,袁枚大约33岁。在仕途上,两江总督尹继善举荐他为高邮刺史,但遭到吏部议阻,颇不顺达;在情感生活方面,他刚刚纳了一房妾,因此妻妾之间,难免产生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纷扰和纠葛,又给他添些烦愁。努力超然于这种宦险情愁交织着的烦忧,是他以高度概括凝练而又富于美感的语言呈现于诗中的意绪。杨继元书此扇面时也是30岁左右年纪,仕途上正欲起步跋涉,对其情感生活,我们虽无确实可靠的记载可资了解,想来也应正是欲说还休,不绝如缕之时。杨继元拣选此人此诗以赠他人,也许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预感到袁枚的人生途程与自己的人生走向有着某种相类之处了。
过了冬天,到得来年,盼想着三年才一次的乡试,日子过得飞快。乡试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继元顺利中举。这一年是甲午年。年底,日本挑起战争,国事艰难不堪。然而,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还得按部就班举行。要救世济民、报效朝廷,哪能不全力以赴于次年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呢?否则,无名分,无职权,恐怕连接济自己都难!
然而,他的努力,这次并未得到命运的真情回报。1898年,他会试未中,嗒然回乡。途中,感慨万端,作有《戊戌春闺报罢归途杂感》二十首律诗。其中一首写道:
萧然■被出燕京,又向滇云策马行。
细数征邮愁路远,乍醒春梦悔身轻。
名场枉自呕心血,客邸谁堪话性情。
时事艰难归亦好,樵山渔水乐生平。
不难看出,诗中流露的情绪既有悲愤又有自我宽慰。这是因为,是年,京师发生了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百日维新”,以康有为为首的立宪派说服光绪皇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残酷镇压,光绪被囚,康有为等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103天的维新变法最终失败。杨继元耳闻目睹了这一历史事件,判断时局,反思自身,在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失望并为自己的前途开出药方:“时事艰难归亦好,樵山渔水乐生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流行的观点认为,孟子的这句话,前半句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其实,有时候,独善其身,不仅因为“小我”命运之“穷”,还因为“大我”命运之“穷”。“小我”命运之“穷”,尚有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之机会,“大我”命运之“穷”,只有通过全民族的共同奋斗才可改变。在“小我”和“大我”都“穷”的境况下,杨继元发出“归亦好”和“樵山渔水乐生平”的慨叹,看似有逃避之嫌,实则反映了他独守文行的坚韧心志。作为一位学养不薄、志气不俗的文人,毅然决然地作出这样的抉择,是很有悲剧性的:本有救国救民之襟怀,所见所闻所遇却让人有反被朝廷贻误之感!
在他的20首《戊戌春闺报罢归途杂感》中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防微杜渐乏经纶,事后群将快论陈。
未必书生皆误国,岂真西法尽宜民?
清源端自朝廷始,为政须教众庶亲。
立致富强无别策。文官轻利武亲身。
“清源端自朝廷始”,一句道破国政总是裹足不前的内在因由,须知上梁正,下梁也才可能正啊!道理浅显,现实却与之相去甚远。还有一首则说:“外工粉饰内因循,积弊相仍剧可嗔。募勇似招狼入室,卖官胜纵虎殃民。田庐广置臣何富?赋税频加国究贫。莫怪强邻欺辱甚,纪纲毕竟太沉沦。”他把政务之积弊和贪腐之危害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国政如此不堪,也罢,就做一位有理想、有态度但不参与的文人吧!尽管这样能保证问心无愧,却不能保证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直至较好的生活水平。杨继元应该知道这样的得失,但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说到做到了。
《戊戌春闺报罢归途杂感》中还有这样的一首诗:“劳劳舆马复舟车,南北奔驰万里余。宇内大观曾领略,胸中豪气尽消除。长沙忧国空垂泪,光范何心再上书。但得匡时多俊杰,不妨诗酒乐蘧庐。”诗中最后两句说自己不敢当“俊杰”,表现出对复杂现实的迷惘。昏庸的统治者一直声称要选用人才,但这一整套看起来冠冕堂皇的应试、选拔机制,恰恰是最不可能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况且真正的人才往往又是不拘一格的。学养深厚、志气高远的文人,必定是率真性情和学问、志气融会贯通的,这样的人,不是不拘一格的才怪!然而,不拘一格的选拔机制不会出现在腐朽衰败的政局之中。正如《戊戌春闺报罢归途杂感》中另一首诗所云:“晚近科名画饼同,久将得失澹胸中。承恩妃媵非因貌,入彀文章岂尽工?自昔人才关国运,谁能冰鉴慎初衷。生平纵有为霖愿,无奈风云际会穷。”杨继元在京师磕头没有碰着天,碰到的却是一个散发着腐臭却又看着严密有序的怪物。这就触发了他对自身性情的反思与确认,并决意回到家乡去,回到家中去,从“修身、齐家”开始,做一位本本分分的文人,服务乡梓。立下这样的心志,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也需要极大的勇毅。在那个各种势力争战不休的乱世,有的文人相信自己有匡时济世之才,积极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间,以图“补天”,实现个人抱负。这样的理想杨继元也曾有过。但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不堪的时局伤害了他敏感的心灵。既然不能打扫天下,打扫干净自己的一室一庭总是可以的吧?他想先做好自己。
在那样的乱世,能这样地进行反思,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清醒啊!或者以乱世逞其文,更助其乱;或者固守干禄,为了几两黄金白银和一点车马待遇,充鼻不闻地守在臭气熏天的制度旁边;或者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忽而保皇,讨些赏封,忽而维新甚至革命,挤眉弄眼,博点名声。对一些从不面对自身良知鉴照一番的所谓文人,杨继元是嗤之以鼻的。
走过、看过、表达过,最后,回家!保皇党、维新党、革命党,复古派、崇洋派、中西合璧派,他都没有参与。他太纯粹,又太明白自己。明白纯粹的人最好还是别和斑驳迷离的世象掺合为好,因为掺合,可能招惹是非,甚至可能自污和污人。他识见非同寻常,他是欲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特立独行于乱世。
老家偏远,杨继元却也安然住下。虽然还乡,但不是就此心如死灰、不问世事,或游山玩水、吟风弄月了此一生,而是以教学等事务,实实在在地践行报国济民之文人夙愿。杨继元出身教育世家,其祖父、父亲都是远近知名的教育者。他秉承祖业,讲学为生,并未虚抛时日。他讲学颇有识见,如开设算术课,首次开讲阿拉伯数字和加减乘除法。
在数学史上,阿拉伯数字被称作“印度-阿拉伯数字”。它是古代印度人发明的,后来由印度传到阿拉伯,12世纪初又由阿拉伯传到欧洲,欧洲人称它为“阿拉伯数字”。印度数码早在公元8世纪初叶就传到中国,但没有流行开来。直到20世纪初,随着近代数学在中国的兴起,阿拉伯数字才被广泛地使用。
有专家认为,清朝的落后,不是因为没有宪政,没有民主而落后,而是因为落后而没有宪政,没有民主。是技术促进了西方的发展,是技术的落后导致中国的落后。阿拉伯数字,极大地促进了西方数学,进而促进了西方科技。数学强则科学强,科学强则国家强。
剑川的文人学士,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人并无二致:长于归纳而不长于严密的演绎推理。他们在文化中种下的是人文科学的种子,而不是数学和科学的种子。杨继元把阿拉伯数字和加减乘除法传入剑川,时间上在全国也属较早,难能可贵。从大处看,这是一种文化的觉悟和突围,小处则至少也便利了民众。我们知道,当时民众基本的科学知识很贫乏,民间的交易往来又离不开计数和换算。在较为便捷准确的算法尚未引入之时,空耗了多少口舌和精力,平添了多少是非与麻烦。杨继元讲授新算法之后在那民生所必需的街市上,会有多少习得杨先生算术的人,开了交易的活跃之新面。
对于一位儒家士子而言,一味张扬于世或者始终隐居都是不合适的,应当随机对“显”还是“隐”作出相应的抉择。杨继元隐于桑梓,造福桑梓;但一旦机宜合适且有人主动相邀,他也会趁时应约,显其才干,明报国济民之心。1907年,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在京城举办拣选人员担任公职的考试,面向全国,选用新才,想为行将就木的政体注入新的力量。杨继元慨然进京应考,试后任职于四川,先后担任督办长江泸州灌口滩救生局委员、资州直隶罗泉井州判。职位虽然不高,却也具体、实在。他并不嫌官卑位轻,也不糊涂了事,而是悉心理事、破旧立新,于琐细之事务见其为人之一丝不苟,于陈规之改易见其在行政上的卓有建树。在那段时间里,有一封赵式铭给杨继元的信札,对杨继元半是称许半是期待:“闻荣任罗泉,欣报无量,神君所到,政绩斓然,固意计中事也。然此不过小试锋芒,尚未足尽吾兄之鸿才硕画矣!”赵式铭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的殷切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
杨继元老老实实当他的官,做他的事。几年下来,就到民国了。民国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实则仍敌国之凶不断、萧墙之祸连连、累卵之危依然。在这样的艰难时世中,少有安心实实在在做事的人,空谈者不少,好大喜功之徒也不少。文人应该是注重品格气节的,而在乱世,不少人沦为心志不明、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文人不能安心创造人文财富,而投身或被投身到政务、商务等较为实惠的行列中,实在不是一个有序的人尽其才的好社会。当然,大环境如此,如何抉择还在个人,且看杨继元是如何确立其安身立命之本的!
说来很简单,他又回家了。
这一回,似乎应了孔子那句老话:“五十而知天命”。
我已厌倦飘泊,我已是满怀疲惫。
50岁了,虽然大半辈子过来,没什么荣华富贵,却也对得住自己的真性情,并未挖空心思一味钻营。而使心计、玩手段的钻营者,总是容易处心积虑地预谋很多想当然的事,从而添了多少乱子出来,违拗着安康和顺的常情常理。杨继元是一个真性情文人,心明世事,但身远世事。他参加科考,却对科考本身多存怀疑;他处位官场,却不经营升迁,反随性自放。这些方面,与袁枚颇多相似之处。但比起33岁以后就筑室定居于随园的袁枚,他少了许多的放浪形骸。如果说,袁枚是他身处时代文人的一个特例,那么,杨继元在自己的时代所走的人生路也很有些与众不同。
当然,知天命也不等于说就是做个了无用心的混世者,而要用心去感悟自然的无言独化、人生的随处行迹。文人也是对文化进行专门研习、探讨、推进的人,之所以能这样,正是因为文人对自然、对人生的感触尤为灵敏和深入,而文化的积累与进展又往往源于人对自然、对人生的反思和创造。杨继元的再次回乡,是一次思悟自然、体验生命之旅。
中国的传统文人,常常喜欢用诗文书画等方式表达自己,袁枚如此,杨继元也不例外。他著有《寄情诗草》、《寄情文稿》、《宝粹斋读书笔记杂录》、《宝粹斋楹联》及《海棠仙馆悼亡诗稿》等为数不少,质量亦佳的诗文。但这个社会,因位重绩,诗文以权势而传的事,屡屡出现。像杨继元这样位卑人微的,诗文书法不名于世,并不特别奇怪。然而,在一些声名震常俗的文士那里,杨继元是很受重视的。
赵藩在编撰《云南丛书》期间,曾亲笔工楷写了一份邀请函,请杨继元提供帮助,他写到:“云南丛书之刊,关系至大,一切进行事宜,亟应力求完善,以重一方文献。素稔执事鸿才硕学,鉴别尤精,兹特奉屈大驾,担任本处名誉审查员,藉领教益,以成盛举。不胜企盼之至!”该信函用的是云南图书馆启事笺,信末加盖公用大章。赵藩和杨继元虽是同乡,却比杨继元大了整整十一岁,似乎不必这般拘礼。于今看这番话,似有誉美之嫌。然而细细一想,却明白赵藩这样写邀请函,表明他深知杨继元有真才实学而为人端方严整,值得尊重。
在旧时代,文人往往有着书法方面的修为,较高的境界是做到“字如其人”,即通过渊源有自、技巧娴熟的书法体现自己的品格性情。杨继元的书法正是这样的。他平生多作隶、楷、行楷。《剑川县志》记载其:“尤善汉隶,每早写小楷一纸,风雨无阻。”可见其作书之取向及恒心,映衬出其为人之端严不苟。当然,生活中的他,也不乏清新流美的韵致与情趣。体现在他的书法上,就品格而言,是端正严整的;就意趣而言,则亦蕴流丽柔美。不轻佻张扬,却醇厚隽永,堪称佳品。他一生都在写“正字”。俗话说:“正人难做,正字难写。”杨继元写的恰是“正字”,做的亦是“正人”。
对于杨继元的人品及诗书,袁嘉谷于1937年书赠他的一联概括道:“心同葛亮官陶令,诗是开元字永和。”此联作于袁嘉谷去世之前不久,以一位名士大半生的阅历与眼光,对杨继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杨继元为官,职位一如陶渊明,只是县吏一级,性情亦堪比之;就心气、见识而言,又直追诸葛孔明。诗风可比盛唐,书法好似晋人。袁嘉谷还在其《卧雪堂诗话》中对杨继元的《登泰山顶放歌》等诗篇大加赞赏。
得到赵藩、袁嘉谷等名士的推举和赞许,或许能让杨继元多少感到一点人生路上不再孤寂的温暖。仕途、时局屡屡让他失望,有志不得伸,诗文难以彰;而真正的文人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这就在胸中形成难以化解的心结。就此而言,如陶渊明般的飘逸实则潜藏着多少实实在在的无奈与若即若离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新形势下的新路途应该让杨继元感到期盼不再总是那么遥远,然而,他却行将走完此生。面对实至名归的荣誉,他兴许想竭力点燃生命的火焰,但却不得不离去,带着许多的遗憾与期望。回思数十年一路行来,多少崎岖多少恨,又有多少期盼多少情,但总是一任真性情地走过来了,既能这样,生的欢欣就在其中了。
【作者简介】 原因:本名袁鹰。籍贯湖南长沙。在剑川长大。当过知青。1982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曾在剑川一中、下关三中任教。1984年9月调入大理州文联,曾任《大理文化》副主编、大理州文联秘书长、大理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91年调入云南日报社春城晚报副刊部,历任副主任、主任、春城晚报副总编辑至今。出版有《相思草》、《情感小屋》、《访问春天》、《在生活的郊野》、《听雨》、《斑斓乡愁》及《风花雪月的故事》等作品集。其中《相思草》、《情感小屋》先后获首届、二届云南文学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杨春林:男,白族,1979年8月出生于剑川,毕业于云南大学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长期从事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有文史和文艺方面的评论刊发于《云南文史》、《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等。
责任编辑 杨义龙
杨继元仕途不顺,以学养和修为立身,这似应让旧时代文人“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规则感到尴尬。当然,他的境遇,究其里和他的性格有直接关系,正所谓“性格决定命运。”我们从他给自己起的名号“慕陶”里,也可略约看出一点端倪。这个号,表明了他对陶渊明的敬慕,亦表明了自己淡泊权位的立场。淡泊权位,视富贵如浮云,这样的清高往往只有真文人才明白。这就是一个文化人真性情之所在。也只有真正尊重文化人的政权才能够理解并给予尊重。
1886—1887年,杨继元参加岁科两试,皆名列第一。岁考是每年对生员、廪生举行的考试,相当于年度考核,难度较大。科考是每届乡试前,由提学官主持的考试。科考合格的生员才能应本省乡试。由于岁科两试成绩优异,他被调到省里的五华书院学习。五华书院开创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培育出钱沣、戴淳等一批著名学者,是云南省创办较早,层次最高,影响最大的一所书院。
在五华书院,他刻苦读书,学业更上层楼。肄业后,1892—1893年他再次参加岁科两试,仍然名列第一,转调经正书院肄业。经正书院由清政府创办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建于贡院西侧报恩寺故址,御赐“滇池植秀”匾额,专选全省高材生入学。两边斋舍皆以“经”、“正”二字取名,如:传经、拜经、枕经、居正、守正、中正之类。书院额定生员仅24名,月给生活银两。每人专攻一经,每天必有札记,月终呈山长批阅。月官课1次、山长堂试1次,试题皆经史策论诗赋,官课、堂课均张榜公布。优异者还有奖学金,且金额高于五华等书院。该书院辛亥革命后就停办了,1919年10月改为云南省图书馆。
杨继元就读于经正书院时,正值乡试开考前一年。那年,也是他的“而立之年”。按常理,大考在即,又正值生命的鼎盛期,博取功名之心应该非常炽烈,但他在1893年冬书以赠人的一个扇面中,却流露出了一种别样的意绪。该扇面书录的是一首袁枚的诗:
江城宿雾晓阴阴,偷得闲身病屡侵。
万古少圆惟月色,四时多恨是春心。
少年好景风前忆,花底斜阳雨后寻。
二十词臣三十吏,名场容易感升沉。
我们知道,浙江钱塘人袁枚(1716—1797年)才华出众,诗文冠江南,是乾隆、嘉庆时期的代表诗人之一,与赵翼、蒋士铨合称“乾隆三大家”。他乾隆年间考上进士,曾任江宁、上元等地知县,但由于为人潇洒不羁、行事率性而为,最后告别官场,在江宁(今南京)购置隋氏废园,改名“随园”,筑室定居。在此过了近50年的闲适生活。
被世人称为“随园先生”的袁枚,一生特立独行,竟敢怀疑“道统”两个字的存在。如果说,尼采宣告“上帝已死”,是试图宣告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终结,那么,袁枚敢于宣告“道统不存在”,就是对多元思想途径的奋然倡导。他是一个将精神寄托在人心、人性的复归上的思想者。袁枚在诗学上,倡导“性灵说”。认为“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因此他的诗作大都追求真性情,充溢着奔驰腾跃的生命力。在杨继元书录的这首诗里,袁枚将官场沉浮与情场曲折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充盈着人生况味,耐人咀嚼。写这首诗时,袁枚大约33岁。在仕途上,两江总督尹继善举荐他为高邮刺史,但遭到吏部议阻,颇不顺达;在情感生活方面,他刚刚纳了一房妾,因此妻妾之间,难免产生一些剪不断、理还乱的纷扰和纠葛,又给他添些烦愁。努力超然于这种宦险情愁交织着的烦忧,是他以高度概括凝练而又富于美感的语言呈现于诗中的意绪。杨继元书此扇面时也是30岁左右年纪,仕途上正欲起步跋涉,对其情感生活,我们虽无确实可靠的记载可资了解,想来也应正是欲说还休,不绝如缕之时。杨继元拣选此人此诗以赠他人,也许已经自觉不自觉地预感到袁枚的人生途程与自己的人生走向有着某种相类之处了。
过了冬天,到得来年,盼想着三年才一次的乡试,日子过得飞快。乡试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杨继元顺利中举。这一年是甲午年。年底,日本挑起战争,国事艰难不堪。然而,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还得按部就班举行。要救世济民、报效朝廷,哪能不全力以赴于次年在京城举行的会试呢?否则,无名分,无职权,恐怕连接济自己都难!
然而,他的努力,这次并未得到命运的真情回报。1898年,他会试未中,嗒然回乡。途中,感慨万端,作有《戊戌春闺报罢归途杂感》二十首律诗。其中一首写道:
萧然■被出燕京,又向滇云策马行。
细数征邮愁路远,乍醒春梦悔身轻。
名场枉自呕心血,客邸谁堪话性情。
时事艰难归亦好,樵山渔水乐生平。
不难看出,诗中流露的情绪既有悲愤又有自我宽慰。这是因为,是年,京师发生了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百日维新”,以康有为为首的立宪派说服光绪皇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残酷镇压,光绪被囚,康有为等逃亡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害,历时仅103天的维新变法最终失败。杨继元耳闻目睹了这一历史事件,判断时局,反思自身,在诗中道出了自己的失望并为自己的前途开出药方:“时事艰难归亦好,樵山渔水乐生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流行的观点认为,孟子的这句话,前半句表达了儒家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而后半句显示出道家的豁达态度与出世境界。其实,有时候,独善其身,不仅因为“小我”命运之“穷”,还因为“大我”命运之“穷”。“小我”命运之“穷”,尚有通过个人奋斗改变之机会,“大我”命运之“穷”,只有通过全民族的共同奋斗才可改变。在“小我”和“大我”都“穷”的境况下,杨继元发出“归亦好”和“樵山渔水乐生平”的慨叹,看似有逃避之嫌,实则反映了他独守文行的坚韧心志。作为一位学养不薄、志气不俗的文人,毅然决然地作出这样的抉择,是很有悲剧性的:本有救国救民之襟怀,所见所闻所遇却让人有反被朝廷贻误之感!
在他的20首《戊戌春闺报罢归途杂感》中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防微杜渐乏经纶,事后群将快论陈。
未必书生皆误国,岂真西法尽宜民?
清源端自朝廷始,为政须教众庶亲。
立致富强无别策。文官轻利武亲身。
“清源端自朝廷始”,一句道破国政总是裹足不前的内在因由,须知上梁正,下梁也才可能正啊!道理浅显,现实却与之相去甚远。还有一首则说:“外工粉饰内因循,积弊相仍剧可嗔。募勇似招狼入室,卖官胜纵虎殃民。田庐广置臣何富?赋税频加国究贫。莫怪强邻欺辱甚,纪纲毕竟太沉沦。”他把政务之积弊和贪腐之危害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国政如此不堪,也罢,就做一位有理想、有态度但不参与的文人吧!尽管这样能保证问心无愧,却不能保证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直至较好的生活水平。杨继元应该知道这样的得失,但他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说到做到了。
《戊戌春闺报罢归途杂感》中还有这样的一首诗:“劳劳舆马复舟车,南北奔驰万里余。宇内大观曾领略,胸中豪气尽消除。长沙忧国空垂泪,光范何心再上书。但得匡时多俊杰,不妨诗酒乐蘧庐。”诗中最后两句说自己不敢当“俊杰”,表现出对复杂现实的迷惘。昏庸的统治者一直声称要选用人才,但这一整套看起来冠冕堂皇的应试、选拔机制,恰恰是最不可能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况且真正的人才往往又是不拘一格的。学养深厚、志气高远的文人,必定是率真性情和学问、志气融会贯通的,这样的人,不是不拘一格的才怪!然而,不拘一格的选拔机制不会出现在腐朽衰败的政局之中。正如《戊戌春闺报罢归途杂感》中另一首诗所云:“晚近科名画饼同,久将得失澹胸中。承恩妃媵非因貌,入彀文章岂尽工?自昔人才关国运,谁能冰鉴慎初衷。生平纵有为霖愿,无奈风云际会穷。”杨继元在京师磕头没有碰着天,碰到的却是一个散发着腐臭却又看着严密有序的怪物。这就触发了他对自身性情的反思与确认,并决意回到家乡去,回到家中去,从“修身、齐家”开始,做一位本本分分的文人,服务乡梓。立下这样的心志,不失为一种智慧的选择,也需要极大的勇毅。在那个各种势力争战不休的乱世,有的文人相信自己有匡时济世之才,积极周旋于各种政治势力间,以图“补天”,实现个人抱负。这样的理想杨继元也曾有过。但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不堪的时局伤害了他敏感的心灵。既然不能打扫天下,打扫干净自己的一室一庭总是可以的吧?他想先做好自己。
在那样的乱世,能这样地进行反思,是一种多么难能可贵的清醒啊!或者以乱世逞其文,更助其乱;或者固守干禄,为了几两黄金白银和一点车马待遇,充鼻不闻地守在臭气熏天的制度旁边;或者八面玲珑,左右逢源,忽而保皇,讨些赏封,忽而维新甚至革命,挤眉弄眼,博点名声。对一些从不面对自身良知鉴照一番的所谓文人,杨继元是嗤之以鼻的。
走过、看过、表达过,最后,回家!保皇党、维新党、革命党,复古派、崇洋派、中西合璧派,他都没有参与。他太纯粹,又太明白自己。明白纯粹的人最好还是别和斑驳迷离的世象掺合为好,因为掺合,可能招惹是非,甚至可能自污和污人。他识见非同寻常,他是欲以一种温和的方式特立独行于乱世。
老家偏远,杨继元却也安然住下。虽然还乡,但不是就此心如死灰、不问世事,或游山玩水、吟风弄月了此一生,而是以教学等事务,实实在在地践行报国济民之文人夙愿。杨继元出身教育世家,其祖父、父亲都是远近知名的教育者。他秉承祖业,讲学为生,并未虚抛时日。他讲学颇有识见,如开设算术课,首次开讲阿拉伯数字和加减乘除法。
在数学史上,阿拉伯数字被称作“印度-阿拉伯数字”。它是古代印度人发明的,后来由印度传到阿拉伯,12世纪初又由阿拉伯传到欧洲,欧洲人称它为“阿拉伯数字”。印度数码早在公元8世纪初叶就传到中国,但没有流行开来。直到20世纪初,随着近代数学在中国的兴起,阿拉伯数字才被广泛地使用。
有专家认为,清朝的落后,不是因为没有宪政,没有民主而落后,而是因为落后而没有宪政,没有民主。是技术促进了西方的发展,是技术的落后导致中国的落后。阿拉伯数字,极大地促进了西方数学,进而促进了西方科技。数学强则科学强,科学强则国家强。
剑川的文人学士,思维方式与中国传统文人并无二致:长于归纳而不长于严密的演绎推理。他们在文化中种下的是人文科学的种子,而不是数学和科学的种子。杨继元把阿拉伯数字和加减乘除法传入剑川,时间上在全国也属较早,难能可贵。从大处看,这是一种文化的觉悟和突围,小处则至少也便利了民众。我们知道,当时民众基本的科学知识很贫乏,民间的交易往来又离不开计数和换算。在较为便捷准确的算法尚未引入之时,空耗了多少口舌和精力,平添了多少是非与麻烦。杨继元讲授新算法之后在那民生所必需的街市上,会有多少习得杨先生算术的人,开了交易的活跃之新面。
对于一位儒家士子而言,一味张扬于世或者始终隐居都是不合适的,应当随机对“显”还是“隐”作出相应的抉择。杨继元隐于桑梓,造福桑梓;但一旦机宜合适且有人主动相邀,他也会趁时应约,显其才干,明报国济民之心。1907年,风雨飘摇之中的清政府在京城举办拣选人员担任公职的考试,面向全国,选用新才,想为行将就木的政体注入新的力量。杨继元慨然进京应考,试后任职于四川,先后担任督办长江泸州灌口滩救生局委员、资州直隶罗泉井州判。职位虽然不高,却也具体、实在。他并不嫌官卑位轻,也不糊涂了事,而是悉心理事、破旧立新,于琐细之事务见其为人之一丝不苟,于陈规之改易见其在行政上的卓有建树。在那段时间里,有一封赵式铭给杨继元的信札,对杨继元半是称许半是期待:“闻荣任罗泉,欣报无量,神君所到,政绩斓然,固意计中事也。然此不过小试锋芒,尚未足尽吾兄之鸿才硕画矣!”赵式铭没有预料到的是,他的殷切期待并没有成为现实。
杨继元老老实实当他的官,做他的事。几年下来,就到民国了。民国名义上统一了全国,实则仍敌国之凶不断、萧墙之祸连连、累卵之危依然。在这样的艰难时世中,少有安心实实在在做事的人,空谈者不少,好大喜功之徒也不少。文人应该是注重品格气节的,而在乱世,不少人沦为心志不明、浑水摸鱼的投机分子。文人不能安心创造人文财富,而投身或被投身到政务、商务等较为实惠的行列中,实在不是一个有序的人尽其才的好社会。当然,大环境如此,如何抉择还在个人,且看杨继元是如何确立其安身立命之本的!
说来很简单,他又回家了。
这一回,似乎应了孔子那句老话:“五十而知天命”。
我已厌倦飘泊,我已是满怀疲惫。
50岁了,虽然大半辈子过来,没什么荣华富贵,却也对得住自己的真性情,并未挖空心思一味钻营。而使心计、玩手段的钻营者,总是容易处心积虑地预谋很多想当然的事,从而添了多少乱子出来,违拗着安康和顺的常情常理。杨继元是一个真性情文人,心明世事,但身远世事。他参加科考,却对科考本身多存怀疑;他处位官场,却不经营升迁,反随性自放。这些方面,与袁枚颇多相似之处。但比起33岁以后就筑室定居于随园的袁枚,他少了许多的放浪形骸。如果说,袁枚是他身处时代文人的一个特例,那么,杨继元在自己的时代所走的人生路也很有些与众不同。
当然,知天命也不等于说就是做个了无用心的混世者,而要用心去感悟自然的无言独化、人生的随处行迹。文人也是对文化进行专门研习、探讨、推进的人,之所以能这样,正是因为文人对自然、对人生的感触尤为灵敏和深入,而文化的积累与进展又往往源于人对自然、对人生的反思和创造。杨继元的再次回乡,是一次思悟自然、体验生命之旅。
中国的传统文人,常常喜欢用诗文书画等方式表达自己,袁枚如此,杨继元也不例外。他著有《寄情诗草》、《寄情文稿》、《宝粹斋读书笔记杂录》、《宝粹斋楹联》及《海棠仙馆悼亡诗稿》等为数不少,质量亦佳的诗文。但这个社会,因位重绩,诗文以权势而传的事,屡屡出现。像杨继元这样位卑人微的,诗文书法不名于世,并不特别奇怪。然而,在一些声名震常俗的文士那里,杨继元是很受重视的。
赵藩在编撰《云南丛书》期间,曾亲笔工楷写了一份邀请函,请杨继元提供帮助,他写到:“云南丛书之刊,关系至大,一切进行事宜,亟应力求完善,以重一方文献。素稔执事鸿才硕学,鉴别尤精,兹特奉屈大驾,担任本处名誉审查员,藉领教益,以成盛举。不胜企盼之至!”该信函用的是云南图书馆启事笺,信末加盖公用大章。赵藩和杨继元虽是同乡,却比杨继元大了整整十一岁,似乎不必这般拘礼。于今看这番话,似有誉美之嫌。然而细细一想,却明白赵藩这样写邀请函,表明他深知杨继元有真才实学而为人端方严整,值得尊重。
在旧时代,文人往往有着书法方面的修为,较高的境界是做到“字如其人”,即通过渊源有自、技巧娴熟的书法体现自己的品格性情。杨继元的书法正是这样的。他平生多作隶、楷、行楷。《剑川县志》记载其:“尤善汉隶,每早写小楷一纸,风雨无阻。”可见其作书之取向及恒心,映衬出其为人之端严不苟。当然,生活中的他,也不乏清新流美的韵致与情趣。体现在他的书法上,就品格而言,是端正严整的;就意趣而言,则亦蕴流丽柔美。不轻佻张扬,却醇厚隽永,堪称佳品。他一生都在写“正字”。俗话说:“正人难做,正字难写。”杨继元写的恰是“正字”,做的亦是“正人”。
对于杨继元的人品及诗书,袁嘉谷于1937年书赠他的一联概括道:“心同葛亮官陶令,诗是开元字永和。”此联作于袁嘉谷去世之前不久,以一位名士大半生的阅历与眼光,对杨继元作了很高的评价。说杨继元为官,职位一如陶渊明,只是县吏一级,性情亦堪比之;就心气、见识而言,又直追诸葛孔明。诗风可比盛唐,书法好似晋人。袁嘉谷还在其《卧雪堂诗话》中对杨继元的《登泰山顶放歌》等诗篇大加赞赏。
得到赵藩、袁嘉谷等名士的推举和赞许,或许能让杨继元多少感到一点人生路上不再孤寂的温暖。仕途、时局屡屡让他失望,有志不得伸,诗文难以彰;而真正的文人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这就在胸中形成难以化解的心结。就此而言,如陶渊明般的飘逸实则潜藏着多少实实在在的无奈与若即若离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后,新形势下的新路途应该让杨继元感到期盼不再总是那么遥远,然而,他却行将走完此生。面对实至名归的荣誉,他兴许想竭力点燃生命的火焰,但却不得不离去,带着许多的遗憾与期望。回思数十年一路行来,多少崎岖多少恨,又有多少期盼多少情,但总是一任真性情地走过来了,既能这样,生的欢欣就在其中了。
【作者简介】 原因:本名袁鹰。籍贯湖南长沙。在剑川长大。当过知青。1982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曾在剑川一中、下关三中任教。1984年9月调入大理州文联,曾任《大理文化》副主编、大理州文联秘书长、大理州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91年调入云南日报社春城晚报副刊部,历任副主任、主任、春城晚报副总编辑至今。出版有《相思草》、《情感小屋》、《访问春天》、《在生活的郊野》、《听雨》、《斑斓乡愁》及《风花雪月的故事》等作品集。其中《相思草》、《情感小屋》先后获首届、二届云南文学奖。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杨春林:男,白族,1979年8月出生于剑川,毕业于云南大学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长期从事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有文史和文艺方面的评论刊发于《云南文史》、《边疆文学·文艺评论》等。
责任编辑 杨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