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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福州船政局是我国最早的近代造船工业，是洋务运动中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创办者左宗棠等人，是当时中国精英阶层典型代表。通过分析福州船政局在创办思想上对西学东渐思潮的继承与发展，介绍船政局重要人物的思想，研究近代史上中国精英阶层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社会心态；西学东渐；福州船政局
一.船政局创办的社会心态背景
（一）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
晚清时的中国在日新月异的近代社会浪潮前显得如此另类，以至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满人长袍马褂，头梳小辫的形象成了西方人对中国人“野蛮、落后”最直接又最根本的印象，由此带来的恶劣影响甚至存留到现在。辛亥革命后那剪辫的咔嚓声，对古老中国的震撼未必比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来得小，而这二者所起的作用又那么相似，只不过鸦片战争是被动挨打，剪辫易服是部分人主动拿起剪刀，伸向那被斥为“豚尾”的辫子。两者相隔数十载，中国在承受屈辱的同时，也在不断谋求自救。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进程中，精英阶层的社会心态变化，就显得尤为关键。福州船政局正是在这种迫切渴望中诞生，其创办人左宗棠是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在中国近代的危局中，他們力图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方法，找到一条既能维持统治秩序，又能在残酷国际竞争中立足的方法，殊不知牵一发而动全身，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势不可挡。
（二）天下观与华夷之辨在近代的新变化
社会心态是在一个较长时段下，某个社会群体所产生的共识。虽说它是近代才产生的概念，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却不乏生动例子。天下观和华夷之辨是扎根在中国古人心中的观念，有相当高认同度，影响至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剧烈，天下观与华夷之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发生了变化，这种新变化反过来促成了近代精英阶层社会心态的变化。这些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动力之一。列强入侵在给我国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充当了文明传播者，伴随坚船利炮而来的，是对中国传统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制度的冲击。列强除了给古老中国留下强大军力的直观印象外，也把西方自然科学、思想文化和制度等展现在国人面前。“穷则思变”，我国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在不同领域学习西方。统治者想外可御侮，内可弹压，以求自保。洋务运动指导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旨在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以图“自强”、“求富”。左宗棠创办的福州马尾船政局，在洋务实践中具有代表性。
二、船政局主办者社会心态变化的具体表现
（一）左宗棠初创船政局所体现的社会心态变化及其表现
作为洋务派领袖，左宗棠首先是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自称“寒儒”，主张“恪以程朱为宗”，“以程朱为准”，“宗程朱以探源孔孟”[1]，反对乾嘉以来重训诂考据的“汉学”，同时也继承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讲求实学。所以当他面对西学东渐的潮流时，主张的“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建树颇多，又以创办福州船政局影响最大。通过左宗棠办洋务的目的、视野以及指导思想等可以看到其所代表的精英阶层在对待西学社会心态的变化过程，由此也可以看到以船政局为代表的洋务企业创办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等看到了西洋枪炮的威力，寻求学习、仿造。其他洋务派官员一样，并不关心西学为何能让西方强大，只关注西学最现实和直接的作用，强化军力、提高经济收入，对西学的传统与特点，缺乏了解的内在动力。他们对于“中学”依旧抱着不可置疑的态度。虽然这已是不小的进步，但这也决定了在这种思想下有限的变革运动都将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左宗棠终究无法绕开传统士大夫将“道德，学术与国家政治的兴衰”连成一个循环的整体；无法将西方的优势真正吸收。加上洋务派中对于“自强”的定义本就不同，更多的依然是从“修齐治平”中寻找答案，根本目的是在原有统治秩序下“建功立业”。
左宗棠筹办福州船政局，尚未及开工便调任甘陕总督。左宗棠一方面认为兴办船厂，“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且筹办船政局事务繁杂，如果不能趁自己尚在福建定局，“接办之人无从咨访，且恐要约不明，后多异议……”所以他“稍留二三旬以待此局之定”[2]。由此可见左宗棠办船政，强海防的决心。福州船政局日后具体的发展就落到了他举荐的沈葆桢手中。
（二）沈葆桢对左宗棠事业的继承与发展
左宗棠希望“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他称沈葆桢“……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虑事详审精密”。他力荐沈葆桢是出于对他才具品格的了解，以及对船政未来发展负责的态度。沈葆桢本人当时尚在“丁忧”，对左宗棠多次登门相请态度谨慎，但最终仍接替左宗棠总理船政。福州船政局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沈葆桢总理船政事务时身体力行，不断加深对洋务了解的同时，主张学习西人长技应精益求精，并逐渐认识到应“从根本上矫正以学作船炮为匠役之事的偏见，使‘士大夫知格致为入圣之门径，即报国之经纶。’”[3]可见沈葆桢是在儒家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更加重视西学的实用价值。
“沈葆桢对西方的认识如何，不太清楚。他在接办船政以前，似乎对轮船并无特殊的经验。他于接掌船政之初，曾乘船考察船厂形势，后来奉命巡防台湾，更增加了航海的经验。但沈葆桢恐亦如当时其他领导自强运动的人，不过只知仿造西式船只有利于国防，对于西式船只的本身认识甚少。如此便无所抉择，只能有限度的跟着西方走；‘迎头赶上’是谈不到的。”[4]虽然沈葆桢没能超越当时士大夫思想局限性，只关注西学实用价值，对西学本身没多大兴趣，但他在船政任内的努力，还是给船政局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从他的部分奏章看，他对船政事业大到船政局工程进展，小到雇员待遇事无巨细。沈葆桢对船政学堂及其人才的培育分外用心，设立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前、后学堂，翻译机构，后来更有选派留学活动，使船政局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后来的事实证明，船政学堂培养的人才，多成为中国救亡、御侮、建设的主力。
沈葆桢在任期间，福州船政局为当时中国的进步力量提供了一个对外交流的平台与契机，继之而起的先进中国人在未来把近代化推向更新更高的层次。
三、结论
社会心态属于集体心理范畴，其变化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过程，不可能脱离其他近代化进程单独发生。实际上，相比于有明显标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层面的近代化，社会心态的变化可能要更早，甚至可以看成是其他领域近代化的心理准备。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在有限的范围向给中国展示了西学的实用，使中国人開始对西学有初步的认识与判断。在儒家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下，本是传教士入华传教敲门砖的西学并没完全从中国人眼界中消失，而是从南洋华人华侨中寻找突破。统治者反思危机时萌发早期维新思想，中国人对于西学的态度开始变化。洋务派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求“自强”“求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对西学的心态在自身谋求进步的要求下先是缓慢松动，继而在列强冲击下逐渐开放。洋务运动重要项目之一福州船政局，承儒家传统经世思想，开启了中国经济、军事和教育近代化。为中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财富。
注释：
[1]左宗棠：《南晋书院题额跋尾》，转引自孙占元：《论左宗棠的文化思想》，《近代史研究》，1994年3月。
[2]左宗棠：《同治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左宗棠折》，载于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1961年版。
[3]谢延庚：《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的背景》，载于王戎笙编：《台湾清史研究丛书文摘》1988年版。
[4]张玉法：《福州船厂之开创及其初期发展》，载于王戎笙编：《台湾清史研究丛书文摘》1988年版。
【关键词】：社会心态；西学东渐；福州船政局
一.船政局创办的社会心态背景
（一）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
晚清时的中国在日新月异的近代社会浪潮前显得如此另类，以至于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满人长袍马褂，头梳小辫的形象成了西方人对中国人“野蛮、落后”最直接又最根本的印象，由此带来的恶劣影响甚至存留到现在。辛亥革命后那剪辫的咔嚓声，对古老中国的震撼未必比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来得小，而这二者所起的作用又那么相似，只不过鸦片战争是被动挨打，剪辫易服是部分人主动拿起剪刀，伸向那被斥为“豚尾”的辫子。两者相隔数十载，中国在承受屈辱的同时，也在不断谋求自救。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进程中，精英阶层的社会心态变化，就显得尤为关键。福州船政局正是在这种迫切渴望中诞生，其创办人左宗棠是精英阶层的典型代表。在中国近代的危局中，他們力图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方法，找到一条既能维持统治秩序，又能在残酷国际竞争中立足的方法，殊不知牵一发而动全身，历史的车轮滚滚而来势不可挡。
（二）天下观与华夷之辨在近代的新变化
社会心态是在一个较长时段下，某个社会群体所产生的共识。虽说它是近代才产生的概念，但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却不乏生动例子。天下观和华夷之辨是扎根在中国古人心中的观念，有相当高认同度，影响至今。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剧烈，天下观与华夷之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发生了变化，这种新变化反过来促成了近代精英阶层社会心态的变化。这些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动力之一。列强入侵在给我国带来灾难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充当了文明传播者，伴随坚船利炮而来的，是对中国传统封闭的自然经济和封建制度的冲击。列强除了给古老中国留下强大军力的直观印象外，也把西方自然科学、思想文化和制度等展现在国人面前。“穷则思变”，我国一些有志之士开始在不同领域学习西方。统治者想外可御侮，内可弹压，以求自保。洋务运动指导思想“师夷长技以制夷”，旨在学习西方先进的器物，以图“自强”、“求富”。左宗棠创办的福州马尾船政局，在洋务实践中具有代表性。
二、船政局主办者社会心态变化的具体表现
（一）左宗棠初创船政局所体现的社会心态变化及其表现
作为洋务派领袖，左宗棠首先是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他自称“寒儒”，主张“恪以程朱为宗”，“以程朱为准”，“宗程朱以探源孔孟”[1]，反对乾嘉以来重训诂考据的“汉学”，同时也继承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讲求实学。所以当他面对西学东渐的潮流时，主张的“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建树颇多，又以创办福州船政局影响最大。通过左宗棠办洋务的目的、视野以及指导思想等可以看到其所代表的精英阶层在对待西学社会心态的变化过程，由此也可以看到以船政局为代表的洋务企业创办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等看到了西洋枪炮的威力，寻求学习、仿造。其他洋务派官员一样，并不关心西学为何能让西方强大，只关注西学最现实和直接的作用，强化军力、提高经济收入，对西学的传统与特点，缺乏了解的内在动力。他们对于“中学”依旧抱着不可置疑的态度。虽然这已是不小的进步，但这也决定了在这种思想下有限的变革运动都将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左宗棠终究无法绕开传统士大夫将“道德，学术与国家政治的兴衰”连成一个循环的整体；无法将西方的优势真正吸收。加上洋务派中对于“自强”的定义本就不同，更多的依然是从“修齐治平”中寻找答案，根本目的是在原有统治秩序下“建功立业”。
左宗棠筹办福州船政局，尚未及开工便调任甘陕总督。左宗棠一方面认为兴办船厂，“势在必行，岂可以去闽在迩，忽为搁置……”且筹办船政局事务繁杂，如果不能趁自己尚在福建定局，“接办之人无从咨访，且恐要约不明，后多异议……”所以他“稍留二三旬以待此局之定”[2]。由此可见左宗棠办船政，强海防的决心。福州船政局日后具体的发展就落到了他举荐的沈葆桢手中。
（二）沈葆桢对左宗棠事业的继承与发展
左宗棠希望“接办之人能久于其事，然后一气贯注，众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他称沈葆桢“……久负清望为中外所仰”“虑事详审精密”。他力荐沈葆桢是出于对他才具品格的了解，以及对船政未来发展负责的态度。沈葆桢本人当时尚在“丁忧”，对左宗棠多次登门相请态度谨慎，但最终仍接替左宗棠总理船政。福州船政局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沈葆桢总理船政事务时身体力行，不断加深对洋务了解的同时，主张学习西人长技应精益求精，并逐渐认识到应“从根本上矫正以学作船炮为匠役之事的偏见，使‘士大夫知格致为入圣之门径，即报国之经纶。’”[3]可见沈葆桢是在儒家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更加重视西学的实用价值。
“沈葆桢对西方的认识如何，不太清楚。他在接办船政以前，似乎对轮船并无特殊的经验。他于接掌船政之初，曾乘船考察船厂形势，后来奉命巡防台湾，更增加了航海的经验。但沈葆桢恐亦如当时其他领导自强运动的人，不过只知仿造西式船只有利于国防，对于西式船只的本身认识甚少。如此便无所抉择，只能有限度的跟着西方走；‘迎头赶上’是谈不到的。”[4]虽然沈葆桢没能超越当时士大夫思想局限性，只关注西学实用价值，对西学本身没多大兴趣，但他在船政任内的努力，还是给船政局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从他的部分奏章看，他对船政事业大到船政局工程进展，小到雇员待遇事无巨细。沈葆桢对船政学堂及其人才的培育分外用心，设立船政局附属的船政前、后学堂，翻译机构，后来更有选派留学活动，使船政局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不再局限于军事层面。后来的事实证明，船政学堂培养的人才，多成为中国救亡、御侮、建设的主力。
沈葆桢在任期间，福州船政局为当时中国的进步力量提供了一个对外交流的平台与契机，继之而起的先进中国人在未来把近代化推向更新更高的层次。
三、结论
社会心态属于集体心理范畴，其变化是一个有机的、系统的过程，不可能脱离其他近代化进程单独发生。实际上，相比于有明显标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层面的近代化，社会心态的变化可能要更早，甚至可以看成是其他领域近代化的心理准备。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在有限的范围向给中国展示了西学的实用，使中国人開始对西学有初步的认识与判断。在儒家传统经世致用思想下，本是传教士入华传教敲门砖的西学并没完全从中国人眼界中消失，而是从南洋华人华侨中寻找突破。统治者反思危机时萌发早期维新思想，中国人对于西学的态度开始变化。洋务派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求“自强”“求富”。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对西学的心态在自身谋求进步的要求下先是缓慢松动，继而在列强冲击下逐渐开放。洋务运动重要项目之一福州船政局，承儒家传统经世思想，开启了中国经济、军事和教育近代化。为中国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思想财富。
注释：
[1]左宗棠：《南晋书院题额跋尾》，转引自孙占元：《论左宗棠的文化思想》，《近代史研究》，1994年3月。
[2]左宗棠：《同治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左宗棠折》，载于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五）》1961年版。
[3]谢延庚：《李鸿章倡导洋务运动的背景》，载于王戎笙编：《台湾清史研究丛书文摘》1988年版。
[4]张玉法：《福州船厂之开创及其初期发展》，载于王戎笙编：《台湾清史研究丛书文摘》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