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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中期，我在台湾一家电视公司任职制作人，一天接到新任务，替甫从“监察院院长”退下的陈履安，量身定做一小时的社会关怀系列节目，一周一次外景与棚内互搭，题材由我挑选好与陈履安沟通。当时他已茹素礼佛多年，并捐献出了家产，陈履安说自己愿意多了解台湾基层的声音，于是“社会议题”、“老兵话题”、“弱势群体”的题材也就成为节目关注的重点。
那回我安排了到“退辅会”的武陵农场探望老兵。在正式拍摄之前，需要与农场场主沟通，并去老兵家里探访。在我先期来到农场选择主持人的定位时，恰巧见到许多中年女子在穿梭，于是就顺口问农场场主：“这是‘收尸队’吗？”
有争议的“爱情”
上世纪90年代，台湾报纸的社会新闻中出现了一批被称作“收尸队”的女性群体。关于这一群体的报道多是负面，她们刻意游走在单身垂暮、孤单无依的老兵中间。这些老兵是1949年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他们离开故乡时，万万没有想到一去不复返，人生最后是终老南方的岛屿。1950年代，为了抑制眷属人数的增加，减轻政府的财政困境，在 “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中，当局规定所有军官士兵在未达28岁以前不准结婚，因此大陆撤台的军人普遍晚婚。
令人欷的是，很多撤台军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禄生活，没有能力娶妻，一生戎马却没有体验到爱情与家庭的喜悦。一些中年女子看到老兵暮年生活孤单寂寞，就从做干女儿开始，或者说是“小伴”，用自己身体换取老兵晚年情爱，最后为老兵送终，待老兵走后，再在他们的朋友圈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些女人因此被称为“收尸队”。
农场主听到我用了“收尸队”这个词，就很正式地说：“张小姐，我知道大家对这些女人有很多意见，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荣民’伯伯背井离乡，青春都给了国家、战场，没有家庭的温暖，好不容易在他们晚年，有女人愿意用身体换取他们最后的体温，愿意在他们最后几年照顾他们，成为家人，即使大家心知肚明目的是什么，但这些女人也让老伯伯有了爱情；不是很好吗？”
从农场主那里我了解到，他们会一起搭车出去看电影，到小镇上逛街、买衣服。老伯伯们买几件衣服给她们，就让彼此间有了“爱情”的感觉。
我那时还年轻，30多岁，觉得自己充满了正义，要挑战一切不公、不义，加上长期以来以女性主义信徒自居，对女人用身体换取金钱不以为然。有关 “收尸队”新闻看多了，更是不齿，觉得这些“干女儿”“干妹妹”都动机不纯，加上她们多半是有组织地向独居老兵下手，几年后替其中之一送终，再把目标转向老张的同乡老王，老王死了、再找老陈……社会福利机构发现这种现象，曾一度请社工留意这些老人的交友情况，怕他们财去人亡，或是早早就被骗光财产。所以，台湾社会对于“收尸队”向来有不同观点。
我在拍摄专题报道时，看到有女人主动贴近、抚慰迟暮之年的老兵，替他们烹煮三餐，带他们看医生、挂号、拿药，既是看护，也是情人与家人。回到电视台，我细细品味场主的话语，重新面对自己的女性主义信条，渐渐地觉得自己很自私，年轻时对男女之间的爱与恨，总是二元分法，褪色的爱情，背叛的爱情，就是爱情的污点，顺手就“扔”了。在我早年的观念里，用身体换取金钱更是非道德行为，觉得这是在亵渎神圣的情爱。有位女性长辈曾提醒我，难道老人就不需要肌肤之亲吗？他们也要情爱呀！
当局为了照顾1949年后到台湾的军人，特别成立了“退辅会”，平日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并在台湾各地建农场与相关企业，以便安顿他们的生活。这些农场早期以种果树及经济作物为主，后来多转为休闲农场。农场中还有许多矮墙小屋，都是老“荣民”的家。
那天我们上山拍外景，陈履安住在农场的蒋介石行馆，早晨阳光正美，他心情很好，约我陪他四处走走。陈履安当时谈兴极佳，告诉我许多他的少年时光，过了一会，山上走下来几个裹着厚外套的“荣民”，他们看见陈履安后都聚集过来，其中一位“荣民”伯伯更是突然激动地跪下，我呆呆地还来不及反应，陈履安一把扶起老伯伯说：“别这样，别这样，生活好吗？”
老伯伯哽咽地回答说：“都这么多年了。”
“都这么多年了”，这句话重重地落在我心头，看着他们佝偻的背，满头零乱的白发，我突然想起在他们那拥挤杂乱堆放着纸箱、破报纸的小房间里，那些女人蹲在地上，用瓦斯炉烧菜，边上有锅吃了很久的炖肉，几把早上采的青菜。后来，在剪辑室里，我再三看着这些女人的脸，她们多不年轻，没有曼妙的身材，走在街上，她们只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大婶，在政府所谓口口声声照顾老“荣民”的教条中，真正陪伴着他们寂寥身心的，不就是这群女人吗？甚至在拍摄当天，为了配合我们，这些女人还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花洋装。
最后的“女人香 ”
1960年代，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逐渐渺茫，军人开始有了落地生根的想法，但他们大多收入极少、生活漂泊不定，加上语言不通、生活习性或族群等因素，愿意嫁给军人的本省籍家庭并不多，还有部分外省籍男性在过了适婚年龄后，向本省穷困家庭买“童养媳”来照顾自己。两岸开放探亲之后，不少迈入迟暮之年的老兵，跨海迎娶足够当自己女儿或孙女的大陆配偶，或东南亚籍配偶，相伴度过晚年。
我的小学同学阿玉，在前些年也加入了“收尸队”行列，她有过短暂婚姻，单身后在男人间“流浪”，迈入中年，仍一直单身且没有子女，中坜老旧村里仍有不少“荣民”老伯伯，她的一个姐妹替她介绍了一位退伍上校，平日她陪他上医院挂号、拿药，到银行排队办事、邮局寄信，或是到市场买菜，晚上一起看电视。
阿玉对我没有保留，她告诉我自己的生活，“有时候看这些老人推着轮椅、带着尿袋、打麻将，吃吃家乡菜，赢了给我几百元吃红”。她的“同行”姐妹们多半是来自台湾各角落的中年女子，单身离异，没有正式工作，有些是保险公司保险员，有些是看护，有些就四处打零工。
“每个女人都有目的，只是看谁比较有良心而已”，阿玉说有些女人，就一心一意地服侍一位终老，有些就是习惯性地脚踏三条船。“老男人谈起爱情也像年轻人。”阿玉说，“其实老伯伯们一生没有女人，没有家的感觉，在晚年有人一起生活，他们明知道女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依然很珍惜晚年的情愫。”为此，阿玉总觉得自己是骗子。
“有些女人还会主动给老伯伯们买伟哥，明知道老人家多有心脏病、糖尿病，食物要清淡，但却常常给他们吃大鱼大肉，不发病才怪。”对这个群体的知根知底，也促使阿玉主动断绝了和上校伯伯的联系，悄悄地搬了家。阿玉听人说起过，上校伯伯还到她的住处去找她，但她再也不出来见他了。
在我访问过的女子中，有些人甚至已经有了好几间店面出租，当了包租婆。“她们都不用工作，也不用跑保险了！”有的“荣民”老伯伯一生单身没有后人，临终把所有财产送给最后的“女人香”，也心甘情愿，“她愿意照顾我，我很感激呀”，“过了那么久一个人的生活，有人陪着吃香喷喷的热菜、热饭，才有家的感觉”，“有女人一起过，生病也有人照顾！”
负面的现实
社会新闻中有关“收尸队”的新闻，向来是负面大于正面，随手拈来都是“收尸队”的负面新闻。在探访中也从别人口中听到过有位老伯伯洗澡，女伴去唱卡拉OK，回家时老伯伯却冻死在浴缸里的惨剧。
意玲曾在“退辅会”担任课长，每年总有几回轮班住在办公室，我问为什么还有公职人员得住办公室？不是每个部门都有保安或是紧急联络人吗？她说这些年老“荣民”逐次凋零，孤苦者常常因为生病、没人照顾，在台湾没有亲人，送医院常常得要亲人签字手术，还有许多老人选择自杀，她们得随时留守办公室处理意外——多是半夜赶赴医院，替老“荣民”处理住院、开刀事宜，甚至是送终。
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10月22日就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
现年85岁的老士官长王士龙，近10年来，陆续迎娶了三任大陆妻子，结果一生的积蓄全被骗光，就连最后的养老住宅，也被第三任大陆妻子徐连英贱价变卖，得款2200万元逃回大陆。
因为前两位大陆妻子都是跟他要钱，要不到钱就吵架，所以每段婚姻都只维持两三年。王士龙对第三位来自大陆的妻子是有防备之心的。他把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藏了起来，不时地偷偷去看两眼还在不在。他没想到，这位妻子复印制作了一份假证件。在妻子用真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去办各种手续的那段时间，他看到的“原封不动”的证件只是个复印品。
妻子有天说，来台三四年了，想让王士龙陪她回河南老家一趟，在河南期间，妻子说有事先回台湾，等他再回台时，走进公寓楼，门卫告诉他房子新主人已经入住。
对于“收尸队”中发生此类事件，社会的评论当然是负面的。
凋敝“红包场”
对于老“荣民”晚年生活的考察，从“收尸队”开始以后，我又关心了“红包场”。
1970年代起，台北市西门町汉口街、西宁南路一带，出现了一些专唱老歌的歌厅，上台演唱的歌手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歌女，她们穿着艳丽华美却不合时尚的礼服，在台上高歌《南屏晚钟》或《东山飘雨西山晴》等数十年前流行在大陆的歌曲，茶资从50元到现在的300元，可以坐一天，观众都是老人家，其中大部分是老“荣民”，结伴一起来听歌，就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西门町的一家肯德基门店附近，甚至还成了老“荣民”与女歌手私会或者性交易的地方。在报上看到一位女教授写的散文，说她披着一头长发从这里走过，被一位老伯伯误认为是自己要捧的歌星。正好我认识这位教授，在电话里向她求证了此事。
这里的歌手没有固定收入，靠红包抽成，还得付给歌厅固定的费用，所以红包多少、就决定了她们的薪水。我曾经想办法到里面考察过，开始去的时候没有经验，只身独往，根本没有歌手理我。女人不是她们的赚钱对象，所以她们不理睬女人。她们对想了解她们生存状况的陌生女人，更是心存戒备。
知道了内情，后来再去，我就拉上一些男士同往。
为了更为接近“红包场”，第一回我请出了姜思章老师，他是1988年“老兵回乡运动”的发起人。姜伯伯愿意陪我，他一到“红包场”，就被团团围住、递名片，要他点自己的歌，跟他要红包。陪我同去的男士总要包很多红包，掏出很多钱来，于是，我也准备了红包给歌手们。这样也可以和她们熟络一些。
另一回我拉上了一位多年的老友，出身美国长春藤名校的博士，年过六十，风度翩翩。这样的男子出现在“红包场”，简直就成了白马王子，“大哥”“大哥”地叫个不停，身上也搭上了女人的手。唱完了歌，给过红包，一同聊天的时候，我就随着大家的谈话问这些女子，从哪里来，大陆家里的情况怎样，结婚了没有，如果她是在台湾结的婚，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一回拉上的是做老兵口述史的谭端，一位年轻的帅哥，从未见过“红包场”的场面，一群歌手围着他，谭端紧张得把自己的背包紧紧地抱在胸前。
她们殷勤地坐在男人身边时，我就成了男人带来的亲戚。拉上男人去“红包场”聊天的次数多了，就能问出来一些事情，她们多是来自大陆，有的歌手已经50多岁。很多歌手是通过婚介公司来到台湾，嫁到台湾的大陆配偶到“红包场”来赚些生活费；有些歌手也是老兵妻子，下班了褪去脂粉，苍茫月色中坐上公车，回家照顾老伴。有的是假结婚——还要自己掏钱给假结婚的男人，以获得保障她合法在台的身份。台湾户政方面也查过假结婚的事件，提问时会加上男方的生活爱好，以及涉及隐私的问题，以辨明婚姻的真假。
在西门町过去可以有多家歌厅让大家选择，如今老“荣民”伯伯们也大多年迈，有些老得连走上台前送红包给歌星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在台上挥手，让服务员替他们转送红包。有些听着歌就开始打呼噜了。
这些老兵一生坎坷，如今，早已步入人生的黄昏，他们要的只是一份体温。卑微得只要有人关爱就行，别无他求。
那回我安排了到“退辅会”的武陵农场探望老兵。在正式拍摄之前，需要与农场场主沟通，并去老兵家里探访。在我先期来到农场选择主持人的定位时，恰巧见到许多中年女子在穿梭，于是就顺口问农场场主：“这是‘收尸队’吗？”
有争议的“爱情”
上世纪90年代，台湾报纸的社会新闻中出现了一批被称作“收尸队”的女性群体。关于这一群体的报道多是负面，她们刻意游走在单身垂暮、孤单无依的老兵中间。这些老兵是1949年随蒋介石来到台湾的，他们离开故乡时，万万没有想到一去不复返，人生最后是终老南方的岛屿。1950年代，为了抑制眷属人数的增加，减轻政府的财政困境，在 “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中，当局规定所有军官士兵在未达28岁以前不准结婚，因此大陆撤台的军人普遍晚婚。
令人欷的是，很多撤台军人只能靠微薄的退休俸禄生活，没有能力娶妻，一生戎马却没有体验到爱情与家庭的喜悦。一些中年女子看到老兵暮年生活孤单寂寞，就从做干女儿开始，或者说是“小伴”，用自己身体换取老兵晚年情爱，最后为老兵送终，待老兵走后，再在他们的朋友圈中，寻找下一个目标，这些女人因此被称为“收尸队”。
农场主听到我用了“收尸队”这个词，就很正式地说：“张小姐，我知道大家对这些女人有很多意见，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些‘荣民’伯伯背井离乡，青春都给了国家、战场，没有家庭的温暖，好不容易在他们晚年，有女人愿意用身体换取他们最后的体温，愿意在他们最后几年照顾他们，成为家人，即使大家心知肚明目的是什么，但这些女人也让老伯伯有了爱情；不是很好吗？”
从农场主那里我了解到，他们会一起搭车出去看电影，到小镇上逛街、买衣服。老伯伯们买几件衣服给她们，就让彼此间有了“爱情”的感觉。
我那时还年轻，30多岁，觉得自己充满了正义，要挑战一切不公、不义，加上长期以来以女性主义信徒自居，对女人用身体换取金钱不以为然。有关 “收尸队”新闻看多了，更是不齿，觉得这些“干女儿”“干妹妹”都动机不纯，加上她们多半是有组织地向独居老兵下手，几年后替其中之一送终，再把目标转向老张的同乡老王，老王死了、再找老陈……社会福利机构发现这种现象，曾一度请社工留意这些老人的交友情况，怕他们财去人亡，或是早早就被骗光财产。所以，台湾社会对于“收尸队”向来有不同观点。
我在拍摄专题报道时，看到有女人主动贴近、抚慰迟暮之年的老兵，替他们烹煮三餐，带他们看医生、挂号、拿药，既是看护，也是情人与家人。回到电视台，我细细品味场主的话语，重新面对自己的女性主义信条，渐渐地觉得自己很自私，年轻时对男女之间的爱与恨，总是二元分法，褪色的爱情，背叛的爱情，就是爱情的污点，顺手就“扔”了。在我早年的观念里，用身体换取金钱更是非道德行为，觉得这是在亵渎神圣的情爱。有位女性长辈曾提醒我，难道老人就不需要肌肤之亲吗？他们也要情爱呀！
当局为了照顾1949年后到台湾的军人，特别成立了“退辅会”，平日工作就是为他们服务，并在台湾各地建农场与相关企业，以便安顿他们的生活。这些农场早期以种果树及经济作物为主，后来多转为休闲农场。农场中还有许多矮墙小屋，都是老“荣民”的家。
那天我们上山拍外景，陈履安住在农场的蒋介石行馆，早晨阳光正美，他心情很好，约我陪他四处走走。陈履安当时谈兴极佳，告诉我许多他的少年时光，过了一会，山上走下来几个裹着厚外套的“荣民”，他们看见陈履安后都聚集过来，其中一位“荣民”伯伯更是突然激动地跪下，我呆呆地还来不及反应，陈履安一把扶起老伯伯说：“别这样，别这样，生活好吗？”
老伯伯哽咽地回答说：“都这么多年了。”
“都这么多年了”，这句话重重地落在我心头，看着他们佝偻的背，满头零乱的白发，我突然想起在他们那拥挤杂乱堆放着纸箱、破报纸的小房间里，那些女人蹲在地上，用瓦斯炉烧菜，边上有锅吃了很久的炖肉，几把早上采的青菜。后来，在剪辑室里，我再三看着这些女人的脸，她们多不年轻，没有曼妙的身材，走在街上，她们只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大婶，在政府所谓口口声声照顾老“荣民”的教条中，真正陪伴着他们寂寥身心的，不就是这群女人吗？甚至在拍摄当天，为了配合我们，这些女人还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花洋装。
最后的“女人香 ”
1960年代，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希望逐渐渺茫，军人开始有了落地生根的想法，但他们大多收入极少、生活漂泊不定，加上语言不通、生活习性或族群等因素，愿意嫁给军人的本省籍家庭并不多，还有部分外省籍男性在过了适婚年龄后，向本省穷困家庭买“童养媳”来照顾自己。两岸开放探亲之后，不少迈入迟暮之年的老兵，跨海迎娶足够当自己女儿或孙女的大陆配偶，或东南亚籍配偶，相伴度过晚年。
我的小学同学阿玉，在前些年也加入了“收尸队”行列，她有过短暂婚姻，单身后在男人间“流浪”，迈入中年，仍一直单身且没有子女，中坜老旧村里仍有不少“荣民”老伯伯，她的一个姐妹替她介绍了一位退伍上校，平日她陪他上医院挂号、拿药，到银行排队办事、邮局寄信，或是到市场买菜，晚上一起看电视。
阿玉对我没有保留，她告诉我自己的生活，“有时候看这些老人推着轮椅、带着尿袋、打麻将，吃吃家乡菜，赢了给我几百元吃红”。她的“同行”姐妹们多半是来自台湾各角落的中年女子，单身离异，没有正式工作，有些是保险公司保险员，有些是看护，有些就四处打零工。
“每个女人都有目的，只是看谁比较有良心而已”，阿玉说有些女人，就一心一意地服侍一位终老，有些就是习惯性地脚踏三条船。“老男人谈起爱情也像年轻人。”阿玉说，“其实老伯伯们一生没有女人，没有家的感觉，在晚年有人一起生活，他们明知道女人的目的是什么，但依然很珍惜晚年的情愫。”为此，阿玉总觉得自己是骗子。
“有些女人还会主动给老伯伯们买伟哥，明知道老人家多有心脏病、糖尿病，食物要清淡，但却常常给他们吃大鱼大肉，不发病才怪。”对这个群体的知根知底，也促使阿玉主动断绝了和上校伯伯的联系，悄悄地搬了家。阿玉听人说起过，上校伯伯还到她的住处去找她，但她再也不出来见他了。
在我访问过的女子中，有些人甚至已经有了好几间店面出租，当了包租婆。“她们都不用工作，也不用跑保险了！”有的“荣民”老伯伯一生单身没有后人，临终把所有财产送给最后的“女人香”，也心甘情愿，“她愿意照顾我，我很感激呀”，“过了那么久一个人的生活，有人陪着吃香喷喷的热菜、热饭，才有家的感觉”，“有女人一起过，生病也有人照顾！”
负面的现实
社会新闻中有关“收尸队”的新闻，向来是负面大于正面，随手拈来都是“收尸队”的负面新闻。在探访中也从别人口中听到过有位老伯伯洗澡，女伴去唱卡拉OK，回家时老伯伯却冻死在浴缸里的惨剧。
意玲曾在“退辅会”担任课长，每年总有几回轮班住在办公室，我问为什么还有公职人员得住办公室？不是每个部门都有保安或是紧急联络人吗？她说这些年老“荣民”逐次凋零，孤苦者常常因为生病、没人照顾，在台湾没有亲人，送医院常常得要亲人签字手术，还有许多老人选择自杀，她们得随时留守办公室处理意外——多是半夜赶赴医院，替老“荣民”处理住院、开刀事宜，甚至是送终。
台湾《中国时报》2010年10月22日就曾有过这样一则报道：
现年85岁的老士官长王士龙，近10年来，陆续迎娶了三任大陆妻子，结果一生的积蓄全被骗光，就连最后的养老住宅，也被第三任大陆妻子徐连英贱价变卖，得款2200万元逃回大陆。
因为前两位大陆妻子都是跟他要钱，要不到钱就吵架，所以每段婚姻都只维持两三年。王士龙对第三位来自大陆的妻子是有防备之心的。他把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藏了起来，不时地偷偷去看两眼还在不在。他没想到，这位妻子复印制作了一份假证件。在妻子用真房屋及土地所有权状去办各种手续的那段时间，他看到的“原封不动”的证件只是个复印品。
妻子有天说，来台三四年了，想让王士龙陪她回河南老家一趟，在河南期间，妻子说有事先回台湾，等他再回台时，走进公寓楼，门卫告诉他房子新主人已经入住。
对于“收尸队”中发生此类事件，社会的评论当然是负面的。
凋敝“红包场”
对于老“荣民”晚年生活的考察，从“收尸队”开始以后，我又关心了“红包场”。
1970年代起，台北市西门町汉口街、西宁南路一带，出现了一些专唱老歌的歌厅，上台演唱的歌手多是名不见经传的歌女，她们穿着艳丽华美却不合时尚的礼服，在台上高歌《南屏晚钟》或《东山飘雨西山晴》等数十年前流行在大陆的歌曲，茶资从50元到现在的300元，可以坐一天，观众都是老人家，其中大部分是老“荣民”，结伴一起来听歌，就成了最奢侈的享受。
西门町的一家肯德基门店附近，甚至还成了老“荣民”与女歌手私会或者性交易的地方。在报上看到一位女教授写的散文，说她披着一头长发从这里走过，被一位老伯伯误认为是自己要捧的歌星。正好我认识这位教授，在电话里向她求证了此事。
这里的歌手没有固定收入，靠红包抽成，还得付给歌厅固定的费用，所以红包多少、就决定了她们的薪水。我曾经想办法到里面考察过，开始去的时候没有经验，只身独往，根本没有歌手理我。女人不是她们的赚钱对象，所以她们不理睬女人。她们对想了解她们生存状况的陌生女人，更是心存戒备。
知道了内情，后来再去，我就拉上一些男士同往。
为了更为接近“红包场”，第一回我请出了姜思章老师，他是1988年“老兵回乡运动”的发起人。姜伯伯愿意陪我，他一到“红包场”，就被团团围住、递名片，要他点自己的歌，跟他要红包。陪我同去的男士总要包很多红包，掏出很多钱来，于是，我也准备了红包给歌手们。这样也可以和她们熟络一些。
另一回我拉上了一位多年的老友，出身美国长春藤名校的博士，年过六十，风度翩翩。这样的男子出现在“红包场”，简直就成了白马王子，“大哥”“大哥”地叫个不停，身上也搭上了女人的手。唱完了歌，给过红包，一同聊天的时候，我就随着大家的谈话问这些女子，从哪里来，大陆家里的情况怎样，结婚了没有，如果她是在台湾结的婚，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一回拉上的是做老兵口述史的谭端，一位年轻的帅哥，从未见过“红包场”的场面，一群歌手围着他，谭端紧张得把自己的背包紧紧地抱在胸前。
她们殷勤地坐在男人身边时，我就成了男人带来的亲戚。拉上男人去“红包场”聊天的次数多了，就能问出来一些事情，她们多是来自大陆，有的歌手已经50多岁。很多歌手是通过婚介公司来到台湾，嫁到台湾的大陆配偶到“红包场”来赚些生活费；有些歌手也是老兵妻子，下班了褪去脂粉，苍茫月色中坐上公车，回家照顾老伴。有的是假结婚——还要自己掏钱给假结婚的男人，以获得保障她合法在台的身份。台湾户政方面也查过假结婚的事件，提问时会加上男方的生活爱好，以及涉及隐私的问题，以辨明婚姻的真假。
在西门町过去可以有多家歌厅让大家选择，如今老“荣民”伯伯们也大多年迈，有些老得连走上台前送红包给歌星的力气都没有，只好在台上挥手，让服务员替他们转送红包。有些听着歌就开始打呼噜了。
这些老兵一生坎坷，如今，早已步入人生的黄昏，他们要的只是一份体温。卑微得只要有人关爱就行，别无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