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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品文在中国文脉中是一株葳蕤的植物，也是丰饶的水源地。当代散文作家作品序列中，“80后”作者胡竹峰的创作赓续了小品文的文统。结构上的愈发短小，书写上的自由随便，审美形态上的行云流水，以上三点构成了其随笔小品可备辨识的因素。
关键词：小品文 胡竹峰 自由精神
如果推举表征古典中国文化精神最充分、最结实的符号型人物，根据李敖的句式，我会在心里将他默念三遍
“苏轼，苏轼，然后还是苏轼！”苏轼的一生足够坎坷，也足够精彩，当然，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也足够多元和宽阔。单拿古典诗学的理论建设来说，有两个原点星光璀璨。其一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论，如果将之与西方古典主义时期的《拉奥孔》对照观摩，里面则大有深意焉。作为读者，可洞见自南朝以来“气韵生动”之说于诗、书、画间的打通，以及这一审美精神的流转承续；其二为“作文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之说，看上去为作文之法，实则乃关于文章法统如何无限趋近自由状态的形象化描述。法度森严、中和之美为头顶高悬之物，立于法度，似破非破，何其难也！好在苏子能够“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作文之说，虽然后世征引甚多，但这个理念对于古典散文的意义，开发得还不够彻底。王国维《文学小言》里关于文学、文章的相关问题有精当的论述，两相比较，我觉得王国维的论说具备某种普适性，向着不同层次的作者、读者敞开，而且，其言说是在文学的现代观念初步确立，文学写作范式及受众转换的基本语境之中。而苏子的作文之说则彰显了某种高端性和纯粹性，与之对应的唯拥有一流资质的作者。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等观念，尚掺杂有非文学的诉求，至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等，仍然在法度之内探讨作文之法。而苏子所言，自成高格，灌注了丰产的神圣精神，可谓古典诗文天空中的北斗之星，居其位而众星拱之。
白话散文以降，散文范式虽然经历了剧变，而行云流水式的中国文脉并没有断绝，鲁迅的《野草》，周作人的饭蔬类小品，废名的冲和之文，汪曾祺拿得起放得下的笔墨，皆有神韵之或出或入。汪老故去后，有一些散文作者被指认为这一文脉的承继者，却总让人觉得色相虽备之，味道与韵致差之毫厘。在此有必要敞开我个人对行云流水之说的理解：文章行止，如流水随物赋形，指向散文形神兼备后步入自由大达的趋向。此时此刻，作者的人格襟抱、性情、见识、历练与体验的鲜活性等要素与外在世界交融汇合，天地造化，以手运心，渊然而深，泼墨于纸张之上，无中生有，空色趋一。当然，上述所指多为虚言，作为散文批评的标准很难加以量化，更难以绝对化，关键之处在于对其间精气神的理解和把握。
非虚构写作兴起加上新世纪以来散文的叙事转向，一种基于个体经验的苦难美学被再度放大。散文随笔中的情趣、兴味、神韵在时代风潮的挤压之下，退缩到少数人那里，能够作为枕边书的雅集愈发稀少。其实，枕边书是必不可少的，如同《浮生六记》在不同时期数度热闹一样，枕边书所提供的温度、性情、贴近日常的气味，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人生艺术化的读物。然而在遭遇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当下，紧张、对峙、焦虑、绝望的气息充溢于各种类型的散文文本之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出于对个体的过度强调，使得文章背后的精神影像中个人与世界、个人与生活之间形成大面积的分裂与对抗关系。叙事转向也好，身体叙事也好，皆隐含重新审视周遭世界的心理趋向。总体上看，作为一种潮流，散文写作朝着重、朝着沉奔逐而去。古典和现代时期轻的一面被丢弃。重和轻各有其好处，重是为了更好地认知世界，轻则是为了更好地拥抱生活，轻中有重，轻重搭配，方合乎审美多样性的需要。卡尔维诺曾指出：“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为了对生存之重做出反应而去寻找轻。”再说点题外话，太白饮酒，饮着饮着就能饮出几分月光，那是因为月亮早已种植于诗人的心胸中；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去，兴尽而返，那是因为其血液里灌注了兴致的颜色，因循环而流布全身。若日常生活的颜色与散文同色，何愁佳作不迭出！
来自安徽的“80后”散文作者胡竹峰，曾获得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其随笔小品自成体系，散发出浓郁的枕边书味道，盈盈在手，默默而有语。这种接续明清文人小品的写作范式，着实令人为之刮目。刚过而立之年，著述已有数种，更令人称道的则是，从未跨人大学学堂的他，对书法、泼墨写意、茶道、碑刻、笔记小品、文史掌故等皆了然于心，并融会贯通于笔端。胡竹峰以随笔创作为主，业已取得的创作成绩可从三个方面见出。著作层面，迄今已经出版十几本散文随笔集，且多为知名出版社的主动约稿，在纯文学作者的生存状况日渐逼仄的状态下，他是少有的能够有能力以稿费和版税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散文作家。刊发层面，《人民文学》《大家》《花城》《广西文学》等众多刊物皆曾集中推发过他的作品。选刊和年选层面，如果追踪近十年的《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及各种年选，其名字出现的频繁程度绝不弱于如熊育群、贾平凹、周晓枫这些名家。三个方面的描述可能有从俗之嫌，但考量一个作家的成就，这些因素皆可作为外部因素而存在。
曾经细读过胡竹峰《豆绿与美人霁》一书，也曾经在我所主持的《广西文学》散文新观察栏目推介过他的专题，再加上部分的追踪，虽然未讀完其全部作品，但在阅读量这个问题上，他的散文随笔可称我所阅读过的“80后”散文作家作品中最多的一位。我本人进入知识训练的初端阶段，以西方文学经典和哲学为主，后涉足古典诗文及理论，知识体系杂乱而无章法，且无沉溺某一学科或方向之倾向。不过，对于特别的格调和气韵，尚有初步辨别的能力。阅读胡竹峰之随笔小品，心头猛然滑过“有谁曳杖过烟林”的句子。这位来自安徽的“80后”新锐不独在“80后”散文群体中风姿卓然，即使放在当下散文语境中也是卓尔不群的。若将其作品的艺术性无限推高，尚不合适，但有一个判断还是可以下的，即他的随笔小品内蕴的精气神特别接近汪曾祺的散文精神，再往远处上溯，可追至魏晋笔记、唐宋文章、明清小品处。
孔子曾极为赞赏包羲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俯察之道，诉诸当下散文之作，远取诸物易，近取诸身则难。在胡竹峰笔下，诸物与诸身间似乎泯然一体，我心即物，物即本心。便于逻辑的推衍，我想还是要分几个层面来阐发其随笔小品之特性。先来说其文章形制问题，他的散文大多极短，个别文章甚至在百字左右。如《吃萝卜的人》，二三百字随手拈花即可成文。还有如《木鸡养到》，不及三百字，却拈花成文，谈了万物之修身这个很大的问题。这种形制会让人想起《世说新语》这部奇书，又依稀可见唐宋明清文人笔记、小品的影子，尤其是私人订制形式的笔记，谈史论道，志异传奇，大可将自我的喜好托付其中。李健吾先生曾将中国文化总结为一种“竹简精神”，这种精神渗透入国人的文章写作、欣赏心理、文人雅集之中。辞达而已，绘事后素，即为这种精神的精炼表达。新世纪以来叙事的转向，使得散文在容量和长度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万字左右的散文在各个刊物上频频露相。散文的加法依靠技术的提升很容易达到目的，而形制短小的文章，类似散文的减法过程，则极大地考验写作者的功力。所谓大道至简，患上技术依赖症的作家们，一旦上了道，很难重回至简的状态。再来说体式因素，短章形制在西方也不鲜见，主要集中在箴言体和随笔体两种体式之中。胡竹峰所作，与上述两种体式之间鸿沟分明，与现代小品文之标举趣味与识见也有不同。魏晋文章风华绝代，后面乃崇尚无为自在的精神个性，胡的散章，处处见烟火气，他谈吃喝，谈茶道，谈书法碑刻，谈行走途中所见所闻，谈自己的坏情绪和好心情。总之，吃喝拉撒皆可入文，于烟火气中穿行，找寻烟火之外的拈花瞬间，始终又不会忘掉烟火。他捕捉趣味的游动，却又自然而然，文中常见对古人、今人的评语，却非主观故意地向读者端出识见。尤喜《足衣癖》中批示格式的行文，如下：“足衣癖：天下收藏无奇不有。足衣披：鞋帮子开了，披在脚背上。足已劈：足能走路，亦可劈腿。足一批：肉摊猪蹄杂陈。组已批：组织批准比什么都重要。足矣批：够了，就这样吧。”这里面有长期焦虑的国人少有的放松与趣味。放松不是K歌和吹啤酒，也不是拉丁和麻将。放松是主体内心与周遭世界的和解。趣味不是衣服和鞋子的搭配，也不是丝袜控，更非食物之咸淡。趣味是清风徐来式的美的绽放。 再说其文之结构，文章之道，古今所谈甚多，每一时代皆有自己的法度诉求。近些年来，关于散文结构，集中于法在无法之中，集中于自由灵活上面。反观创作层面，灵活度倒是丰富，自由随便却甚罕见。胡竹峰所作，总体观之，在结构上有破体之势，落笔处如饭余之闲谈，二三人对坐，可长可短，可热闹相向，可静默无语。他将“散文大可以随便”之精神挥洒到某种极致的状态。形似的随便很容易做到，但是若把风骨灌注于随便的闲谈中，则需要真生活、真性情、真笔力的三位一体。晚年的张中行先生甚推崇顺生论，顺生论的核心藏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里。张先生的负喧系列为案头之书，可惜行文干枯，如老树虬枝。道者，形而上之境界也，率性者，天然本性，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也，与苏子行云流水说相贯通。率性之谓道，就作文之法而言，先要经历谨严的阶段，然后破之，再然后才是法在无法之间。以之比照，竹峰之习作，似乎从开始阶段就放得开，也因此，结构上的全然洞开也成为其散文特别醒目的地方。无论是谈书法、美食，还是日常记录、茶话、尺牍，甚至是序跋，皆飘然洒脱。如茶话之三一章，总共也就二百来字，先说自己对翠兰这种绿茶的钟爱，然后敘及给饮水机插上电，下面有这么一小段：“饮水机真好，叫机的电器都好。电视机、录像机、抽水机、焙茶机，还有发电机、柴油机、碾米机。只有机关不好，以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二则机关的人有官气。”由电器发散到尘世间的机心，再到社会结构挤压下个体造成的习气，非居高临下式的指摘，而是点到为止，收放自如。放得开的前提要求思维上的拘束要彻底拿掉，然后是行文上的纵横自如。
从精神气度上看，在其笔下，生活与创作间的阙域彻底被抚平，见出散文即人、生活即散文的一面。对于诸多散文作者来说，日常生活处于隐蔽的位置，作品中所书写的日常生活经过了多重的过滤，进而使得日常性成为一种拟叙述，一种转述的结果。这样一说，并不意味着否定诸多散文作品中场景和细节的真实性，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连接场景与场景、细节与细节间的微小单元被过滤掉了，使得存在的完整性与真实性遭遇部分的隔断。对于胡竹峰小品随笔而言，其用心处恰在那些日常性的、细微的、烟火气十足的小单元，且看《欢喜之心》的开头：“写完《幻灭之心》，不甘就此沉沦，应该写写欢喜之心，来冲淡幻灭之心。”这才是未经删节的日常生活，而且这里面灌注着率性之为道的基本精神。天然之色、坦荡之心、文人式的雅趣，此三者聚合在一起，构成了其随笔小品宽阔而本色，处处有生命律动的精神气度。
关键词：小品文 胡竹峰 自由精神
如果推举表征古典中国文化精神最充分、最结实的符号型人物，根据李敖的句式，我会在心里将他默念三遍
“苏轼，苏轼，然后还是苏轼！”苏轼的一生足够坎坷，也足够精彩，当然，他留下的精神遗产也足够多元和宽阔。单拿古典诗学的理论建设来说，有两个原点星光璀璨。其一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论，如果将之与西方古典主义时期的《拉奥孔》对照观摩，里面则大有深意焉。作为读者，可洞见自南朝以来“气韵生动”之说于诗、书、画间的打通，以及这一审美精神的流转承续；其二为“作文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之说，看上去为作文之法，实则乃关于文章法统如何无限趋近自由状态的形象化描述。法度森严、中和之美为头顶高悬之物，立于法度，似破非破，何其难也！好在苏子能够“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作文之说，虽然后世征引甚多，但这个理念对于古典散文的意义，开发得还不够彻底。王国维《文学小言》里关于文学、文章的相关问题有精当的论述，两相比较，我觉得王国维的论说具备某种普适性，向着不同层次的作者、读者敞开，而且，其言说是在文学的现代观念初步确立，文学写作范式及受众转换的基本语境之中。而苏子的作文之说则彰显了某种高端性和纯粹性，与之对应的唯拥有一流资质的作者。文以载道、文章合为时而著等观念，尚掺杂有非文学的诉求，至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等，仍然在法度之内探讨作文之法。而苏子所言，自成高格，灌注了丰产的神圣精神，可谓古典诗文天空中的北斗之星，居其位而众星拱之。
白话散文以降，散文范式虽然经历了剧变，而行云流水式的中国文脉并没有断绝，鲁迅的《野草》，周作人的饭蔬类小品，废名的冲和之文，汪曾祺拿得起放得下的笔墨，皆有神韵之或出或入。汪老故去后，有一些散文作者被指认为这一文脉的承继者，却总让人觉得色相虽备之，味道与韵致差之毫厘。在此有必要敞开我个人对行云流水之说的理解：文章行止，如流水随物赋形，指向散文形神兼备后步入自由大达的趋向。此时此刻，作者的人格襟抱、性情、见识、历练与体验的鲜活性等要素与外在世界交融汇合，天地造化，以手运心，渊然而深，泼墨于纸张之上，无中生有，空色趋一。当然，上述所指多为虚言，作为散文批评的标准很难加以量化，更难以绝对化，关键之处在于对其间精气神的理解和把握。
非虚构写作兴起加上新世纪以来散文的叙事转向，一种基于个体经验的苦难美学被再度放大。散文随笔中的情趣、兴味、神韵在时代风潮的挤压之下，退缩到少数人那里，能够作为枕边书的雅集愈发稀少。其实，枕边书是必不可少的，如同《浮生六记》在不同时期数度热闹一样，枕边书所提供的温度、性情、贴近日常的气味，是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人生艺术化的读物。然而在遭遇社会结构性转型的当下，紧张、对峙、焦虑、绝望的气息充溢于各种类型的散文文本之中，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出于对个体的过度强调，使得文章背后的精神影像中个人与世界、个人与生活之间形成大面积的分裂与对抗关系。叙事转向也好，身体叙事也好，皆隐含重新审视周遭世界的心理趋向。总体上看，作为一种潮流，散文写作朝着重、朝着沉奔逐而去。古典和现代时期轻的一面被丢弃。重和轻各有其好处，重是为了更好地认知世界，轻则是为了更好地拥抱生活，轻中有重，轻重搭配，方合乎审美多样性的需要。卡尔维诺曾指出：“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为了对生存之重做出反应而去寻找轻。”再说点题外话，太白饮酒，饮着饮着就能饮出几分月光，那是因为月亮早已种植于诗人的心胸中；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去，兴尽而返，那是因为其血液里灌注了兴致的颜色，因循环而流布全身。若日常生活的颜色与散文同色，何愁佳作不迭出！
来自安徽的“80后”散文作者胡竹峰，曾获得紫金·人民文学之星奖。其随笔小品自成体系，散发出浓郁的枕边书味道，盈盈在手，默默而有语。这种接续明清文人小品的写作范式，着实令人为之刮目。刚过而立之年，著述已有数种，更令人称道的则是，从未跨人大学学堂的他，对书法、泼墨写意、茶道、碑刻、笔记小品、文史掌故等皆了然于心，并融会贯通于笔端。胡竹峰以随笔创作为主，业已取得的创作成绩可从三个方面见出。著作层面，迄今已经出版十几本散文随笔集，且多为知名出版社的主动约稿，在纯文学作者的生存状况日渐逼仄的状态下，他是少有的能够有能力以稿费和版税养活自己和家人的散文作家。刊发层面，《人民文学》《大家》《花城》《广西文学》等众多刊物皆曾集中推发过他的作品。选刊和年选层面，如果追踪近十年的《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及各种年选，其名字出现的频繁程度绝不弱于如熊育群、贾平凹、周晓枫这些名家。三个方面的描述可能有从俗之嫌，但考量一个作家的成就，这些因素皆可作为外部因素而存在。
曾经细读过胡竹峰《豆绿与美人霁》一书，也曾经在我所主持的《广西文学》散文新观察栏目推介过他的专题，再加上部分的追踪，虽然未讀完其全部作品，但在阅读量这个问题上，他的散文随笔可称我所阅读过的“80后”散文作家作品中最多的一位。我本人进入知识训练的初端阶段，以西方文学经典和哲学为主，后涉足古典诗文及理论，知识体系杂乱而无章法，且无沉溺某一学科或方向之倾向。不过，对于特别的格调和气韵，尚有初步辨别的能力。阅读胡竹峰之随笔小品，心头猛然滑过“有谁曳杖过烟林”的句子。这位来自安徽的“80后”新锐不独在“80后”散文群体中风姿卓然，即使放在当下散文语境中也是卓尔不群的。若将其作品的艺术性无限推高，尚不合适，但有一个判断还是可以下的，即他的随笔小品内蕴的精气神特别接近汪曾祺的散文精神，再往远处上溯，可追至魏晋笔记、唐宋文章、明清小品处。
孔子曾极为赞赏包羲氏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俯察之道，诉诸当下散文之作，远取诸物易，近取诸身则难。在胡竹峰笔下，诸物与诸身间似乎泯然一体，我心即物，物即本心。便于逻辑的推衍，我想还是要分几个层面来阐发其随笔小品之特性。先来说其文章形制问题，他的散文大多极短，个别文章甚至在百字左右。如《吃萝卜的人》，二三百字随手拈花即可成文。还有如《木鸡养到》，不及三百字，却拈花成文，谈了万物之修身这个很大的问题。这种形制会让人想起《世说新语》这部奇书，又依稀可见唐宋明清文人笔记、小品的影子，尤其是私人订制形式的笔记，谈史论道，志异传奇，大可将自我的喜好托付其中。李健吾先生曾将中国文化总结为一种“竹简精神”，这种精神渗透入国人的文章写作、欣赏心理、文人雅集之中。辞达而已，绘事后素，即为这种精神的精炼表达。新世纪以来叙事的转向，使得散文在容量和长度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万字左右的散文在各个刊物上频频露相。散文的加法依靠技术的提升很容易达到目的，而形制短小的文章，类似散文的减法过程，则极大地考验写作者的功力。所谓大道至简，患上技术依赖症的作家们，一旦上了道，很难重回至简的状态。再来说体式因素，短章形制在西方也不鲜见，主要集中在箴言体和随笔体两种体式之中。胡竹峰所作，与上述两种体式之间鸿沟分明，与现代小品文之标举趣味与识见也有不同。魏晋文章风华绝代，后面乃崇尚无为自在的精神个性，胡的散章，处处见烟火气，他谈吃喝，谈茶道，谈书法碑刻，谈行走途中所见所闻，谈自己的坏情绪和好心情。总之，吃喝拉撒皆可入文，于烟火气中穿行，找寻烟火之外的拈花瞬间，始终又不会忘掉烟火。他捕捉趣味的游动，却又自然而然，文中常见对古人、今人的评语，却非主观故意地向读者端出识见。尤喜《足衣癖》中批示格式的行文，如下：“足衣癖：天下收藏无奇不有。足衣披：鞋帮子开了，披在脚背上。足已劈：足能走路，亦可劈腿。足一批：肉摊猪蹄杂陈。组已批：组织批准比什么都重要。足矣批：够了，就这样吧。”这里面有长期焦虑的国人少有的放松与趣味。放松不是K歌和吹啤酒，也不是拉丁和麻将。放松是主体内心与周遭世界的和解。趣味不是衣服和鞋子的搭配，也不是丝袜控，更非食物之咸淡。趣味是清风徐来式的美的绽放。 再说其文之结构，文章之道，古今所谈甚多，每一时代皆有自己的法度诉求。近些年来，关于散文结构，集中于法在无法之中，集中于自由灵活上面。反观创作层面，灵活度倒是丰富，自由随便却甚罕见。胡竹峰所作，总体观之，在结构上有破体之势，落笔处如饭余之闲谈，二三人对坐，可长可短，可热闹相向，可静默无语。他将“散文大可以随便”之精神挥洒到某种极致的状态。形似的随便很容易做到，但是若把风骨灌注于随便的闲谈中，则需要真生活、真性情、真笔力的三位一体。晚年的张中行先生甚推崇顺生论，顺生论的核心藏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里。张先生的负喧系列为案头之书，可惜行文干枯，如老树虬枝。道者，形而上之境界也，率性者，天然本性，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也，与苏子行云流水说相贯通。率性之谓道，就作文之法而言，先要经历谨严的阶段，然后破之，再然后才是法在无法之间。以之比照，竹峰之习作，似乎从开始阶段就放得开，也因此，结构上的全然洞开也成为其散文特别醒目的地方。无论是谈书法、美食，还是日常记录、茶话、尺牍，甚至是序跋，皆飘然洒脱。如茶话之三一章，总共也就二百来字，先说自己对翠兰这种绿茶的钟爱，然后敘及给饮水机插上电，下面有这么一小段：“饮水机真好，叫机的电器都好。电视机、录像机、抽水机、焙茶机，还有发电机、柴油机、碾米机。只有机关不好，以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二则机关的人有官气。”由电器发散到尘世间的机心，再到社会结构挤压下个体造成的习气，非居高临下式的指摘，而是点到为止，收放自如。放得开的前提要求思维上的拘束要彻底拿掉，然后是行文上的纵横自如。
从精神气度上看，在其笔下，生活与创作间的阙域彻底被抚平，见出散文即人、生活即散文的一面。对于诸多散文作者来说，日常生活处于隐蔽的位置，作品中所书写的日常生活经过了多重的过滤，进而使得日常性成为一种拟叙述，一种转述的结果。这样一说，并不意味着否定诸多散文作品中场景和细节的真实性，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些连接场景与场景、细节与细节间的微小单元被过滤掉了，使得存在的完整性与真实性遭遇部分的隔断。对于胡竹峰小品随笔而言，其用心处恰在那些日常性的、细微的、烟火气十足的小单元，且看《欢喜之心》的开头：“写完《幻灭之心》，不甘就此沉沦，应该写写欢喜之心，来冲淡幻灭之心。”这才是未经删节的日常生活，而且这里面灌注着率性之为道的基本精神。天然之色、坦荡之心、文人式的雅趣，此三者聚合在一起，构成了其随笔小品宽阔而本色，处处有生命律动的精神气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