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作《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作为小说，篇幅算短的，约2700字。作者里柯克是加拿大作家。1869年出生于英格兰汉普郡的斯旺穆尔，1899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与政治学，之后他一直生活在加拿大。据说，在美国他被认为是继马克·吐温之后最受人欢迎的幽默作家。了解到这些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离作品更近一些，但真正想要走进小说，从而获得自己的审美体验、形成自己的思考，那非得认真而虚心地读作品不可，并且要暂时地抛开其他，诸如别人的评说、他人赋予的标签等。
　　小说是这样开头的——
　　在最近提出来的所有各式各样的意见中，我认为，一年过一次“母亲节”这个主意要算最高明了。难怪5月11日在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人人喜爱的日子，而且我还相信，这样的想法也一定会蔓延到英国去。
　　初读此段，尽管能够约略感受到小说的语气、节奏，但毕竟刚刚开始，还拿捏不准，知之不确。然而关于这个故事的一些基本信息已经清晰，比如故事发生的由头、地点、大致年份。母亲节起源于美国，1913年5月10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决议案，由威尔逊总统签署公告，决定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母亲节;由此推断，故事可能发生在1913年或之后不久。另外，更为要紧的是叙述者与叙述视角明确了，那就是“我”。
　　这个“我”，生活在一个虽然说不上富裕、但经济还算宽裕的家庭之中。兄弟姐妹四人，他排行第二。尚在大学念书。热衷于各种节日，为节日而欢腾;习惯于享受玩乐，痛痛快快似乎是他生活中最大的追求。如果不是母亲节，他未必能意识到母亲的辛劳，正如他所说的“它使我们大伙儿都体会到：母亲为我们长年累月地操劳，她吃足苦头和付出牺牲，全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至于自己的母亲是怎样地操劳与付出，具体的事情、细节、程度，他未必清楚，也未必能理解。所以他对母亲的感恩，真而不切：有感恩的想法，但难以付诸行动;一旦感恩与玩乐冲突，玩乐优先。
　　就是这样的一个大男孩儿，成为这次家庭内部庆祝母亲节活动的策划者、参与者与讲述者。计划中的重头戏是在母亲节这一天，“雇一輛汽车，把母亲载到乡下去美滋滋地兜游一番”。但事情不断地在变化，先是父亲提出不如带母亲去钓鱼，是时父亲刚好买了一根新钓竿，而据父亲自己说，这钓竿实际是给母亲买的。然后去钓鱼吧，偏偏车子太小，挤不下一家人，得留一个在家里，父亲和孩子们都表示愿意留下，但总有这个隐患那个担忧，诸如把父亲留下“准会闯祸”，安娜和玛丽“买了新帽子不戴一戴，未免太使人扫兴”，维尔和“我”在准备饭菜上“一点忙也帮不上”，结果只有把母亲留下，仿佛也只有这样才是最为合情合理的。
　　这一回，可把母亲忙坏了。如果不是母亲节，如果没有大伙儿谋划的庆祝母亲节的活动，绝对不至于这样。她之前先是在家中布置，安排格言和装饰品;又为两个女儿把她们新买的两顶帽子“修饰了一番”。当日又忙着为大伙儿准备吃的，出门在外有便餐，钓完鱼回家有正餐。正餐非常丰盛，“有烤火鸡和圣诞节吃的各种各样的好东西”，母亲必定早就开始准备，也许就是在大伙儿忙着买礼帽、领带、钓竿的时候，母亲在列出清单，备齐食材。当然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母亲操心：大家钓鱼回来之后，她得给丈夫拿手巾肥皂和干净的衣服，因为他钓鱼时总是弄得一身肮里肮脏;帮女孩子们开饭;吃饭的时候，不得不屡次三番地站起来，去帮着上菜、收盘;而吃完饭，尽管大伙儿争着要帮忙，但结果擦桌子、洗碗碟还是母亲的事。当然，母亲是有收获的，那就是“睡觉之前我们全都去吻过母亲”，母亲收获了吻，以及大伙儿的一番美意——也许对母亲来说这就够了。
　　这样的一个故事，为什么要让“我”来说呢？当然，就叙事而言，“我”并非不可替代，换一个视角，换一个叙述者，不是没有可能。但由“我”来叙述确实能产生一些特别的效果。
　　“我”听到的未必是真话。比如转述父亲的话：“他还说，要是母亲愿意的话，她还可以使用那根钓竿;真的，他说过，钓竿实际上是给她买的。”前半句也许是真的，后半句假的成分居多，父亲话中的“真的”恰恰反映了他的内心，这番话其实连他自己都不信。
　　“我”听到的也未必是事实。比如，“他（父亲）说我们也用不着顾虑他三年来一直没有过过一个真正的假日这回事”，“他（父亲）还说，本来，他想过个什么节就是想入非非”。尽管小说中并没有具体交代以前那些节日是怎么过的，但种种迹象表明，父亲此番话与事实不符，他必然夸大了自己为节日、为家庭所付出的劳动，如果他有付出的话。
　　“我”看到的未必是全部。当“我们”行驶在“美妙无比的山岗”中，当“我们”钓到各式各样的鱼的时候，当看到“热腾腾的饭菜”摆在那里等着“我们”的那一刻，“我”看不到母亲为满足“我们”“吃一顿丰富的正餐”的意愿，她是怎么忙碌了大半天。
　　“我”的所感所想其实很有限——既然“我”是“我”。当最后母亲说“这是她有生以来过得最最快活的一天”，“我”感受到的仅仅是母亲很快乐，仅仅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得到了最大的报偿”。“我”不会去想：母亲为什么会这样说？我们为母亲做了什么？如果我是母亲除了快乐还会有什么心情？难道就没有哪怕一点点的烦怨、一点点的失落吗？如果有她为什么不说？
　　简而言之，“我”的话未可全信。而这恰恰增加了故事的不确定性、人物的复杂性，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拥有更多的想象余地和再创作的机会，从而获得更高层次的阅读的乐趣。此其一。其二，这也必然作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我”与母亲的比照中，每一位读者都感受到了母亲迁就、隐忍、付出、牺牲背后的无私与大度，由衷地感叹母爱的伟大与无法替代。而由“我”又很自然地连带起“我们”，小说中出现的“我们”大多是指“我”和父亲姐妹兄弟，而唯独将母亲排除在外，这种有意无意中的表达反映的是一种生活常态。“我们”依赖母亲，却又常常把母亲忽略。是“我们”的贪图享乐、自私自利凸显出了母爱的伟大，当然读者并不会因此而无视、原谅“我们”的过错，或者轻描淡写视之为淘气，作者也无意于此。其三，这又必然作用于主题的表达，增强主题的张力。尽管母爱令人震撼，但本篇小说之旨并不在此，“我”是怎么对待母亲的、面对母爱“我们”是怎么感恩的，才是小说要引发读者思考的真正问题，正如标题所示——“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而不是“母亲是怎么过母亲节的”。
　　说到这里，不妨回到第一段，再来读一读。如果进一步去揣摩第一段语言背后的意思、态度、语气，也许就会感觉到这里的“我”，与之后故事中的“我”颇有不同。后者活泼而幼稚，敏捷而肤浅，多嘴却不懂事;相比之下，前者要老练得多，话说半句，话中有话，意味深长。这就让人不禁要猜测，这是否是作者的介入呢？是否是里柯克借“我”之口，而表达自己的想法呢？应该说，这不是没有可能。那么“最高明”，究竟高明在哪里呢？高明在让“我们”都名正言顺地请了一天假、买了帽子领带钓竿、钓鱼玩乐、享受丰富的正餐、最终接受母亲的感动？“难怪5月11日在美国正在成为一个人人喜爱的日子”，“人人”是否包括母亲？到底是谁喜爱？他们喜爱的究竟是什么？这样一想一问，似乎就能体会到这一段语言中的嘲讽，感受到它的尖锐，从而形成一些对“幽默”的内涵与质地的认识。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是怎样过母亲节的》还不仅仅是一篇译作，更是一篇课文，被选录在沪教版高一语文教材的第二单元中。既是课文，就必定隐含着教学价值，而这一价值，又非个人能随意赋予，而须从课程标准中寻找依据，如果我们都认同语文是一门课程的话。更具体地说，遵循课程标准，教这样的一篇课文，究竟可以给学生什么呢？一方面，总要让学生通过学习活动读懂这篇小说，厘清情节，揣摩人物，分析情节、人物之于主题的意义，认识主题，发现作品的独特价值等。另一方面，是要给予学生一种运用一定的方法来阅读小说的经历，比如，如何读小说的第一段，如何分析小说的叙述者叙述角度之于人物形象塑造、主题表达的意义，期望学生通过这样的经历，树立起一些阅读小说的基本意识，而这些意识将作用于习惯的养成、经验的丰富、能力的提高。显然，后者更为重要，语文核心素养之审美鉴赏，应该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