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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弘扬力度的加大，其传播方式也在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运用数字化媒介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播成为当下传统文化传播的必然趋势，本文将结合当下热播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分析数字化媒介对其传播意图和受众的影响，以期助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关键词】：媒介;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策略;效果
传媒数字化时代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便捷高效的数字传播技术，这也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了更为宽广的渠道。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力度日益加大。从传播媒介上看，有利用传统媒体，如易中天、于丹等人利用电视媒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更对其传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对传统文化起助推作用的商业性文学网站，《红袖添香》、《起点中文》等以及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而进行品牌化经营的大型网络游戏。
在现代这个空前的“读图”时代，通过纪录片这种大众艺术形态来传播科学、普及教育，是新时代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趋势和要求。但是继《舌尖上的中国》之后，可以在传播层次上达到现象级的纪录片仍然凤毛麟角，这与国家和社会在纪录片制作政策和投资上的大力扶持是不相匹配的。今年上半年，一部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突然异军突起，口碑颇佳。该纪录片于1月7日在央视9套首播，一个月后，这部纪录片却在二次元及花痴爱好者的聚集地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走红。它的成功耐人寻味，本文将从媒介的角度对《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进行分析，以此来探讨数字化媒介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及未来的传播趋势。
一、《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数字化传播意图
著名的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曾在1948年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指出大众传播具有社会遗产继承功能，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历史的继承和创新基础上的。我们只有将前人的智慧、知识、经验加以记录、整理并保存并传给后代，才能使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发展和创造。对于迅速走红的纪录片，导演叶君曾说：“我们是背着唐诗宋词长大的，但用着手机、坐着地铁。拍这部片子，我们希望用现代眼光去看传统，用现代人眼光去看故宫。”
（一）数字媒介的发展拓展了传播者的传播方式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了“媒介即讯息”理论，也就是说媒介形式本身在产生“效果”或影响，媒介形式的变革导致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和行为发生变革，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改变我们过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加速并扩大人们的功能”，即新的媒介导致我们在感知、思考与行为上引入了新的“尺度”、新的“速度”和新的“模式”。
得益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和影响，让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了更新颖便捷的传播途径。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自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后，在传播层次上能达到现象级纪录片的依然很少，而这部记录片却能异军突起，迅速走红，与数字化媒介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
作为提升了该片影响力的主要传播媒介，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最大的特点是悬浮于视频上方的实时评论功能。与传统视频网站相比，弹幕视频分享网站更加注重与广大用户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用户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还可以作为网站内容的制作者，自由分享信息。互联网时代下的年轻群体通过手机、电脑等媒介来浏览信息，学习交流的方式已经成为常态，互联网的开放性还为网民提供了表达意见和看法的平台。例如，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当师傅修复好世界上最大的黄花梨衣柜时说了一句“这擦完了真是幻彩生辉啊”，一片弹幕飞过：“学到了一个新词”、“回去怒背一个月古文”、“我只会说漂亮、好看”……
从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媒体电视过渡到大众传媒时代的弹幕视频网站，数字化媒介拓展了传播者传播传统文化的行为和方式。传播者为了迎合年轻人的行为习惯，扩大了新媒体传播的功能。
（二）数字化媒介的发展为传播者提供了新的题材
近年来，以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播的方式屡见不鲜。传统的历史文化纪录片常常立足于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全局，体现出一种“大文化”的题材视野，类型多为科普类或者讲述类。题材多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工程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物，采用的创作风格多是以历史事件或历史遗迹为脉络进行拍摄，给人营造了一种严肃和使命感的气氛。
文物在人们看来就是一种呆板的古董，如何才能迎接新媒体时代下的年轻群体，传播者还需对文本进行创新。该片导演利用当代数字化媒介技术，加入年轻的视角和力量，创新了一种传播传统文化的新的题材内容。
在片子中，导演利用了纪录片真实性和主体性的特点，记录修复师们沿袭师徒传承制度在故宫里的真实工作状态，加入了一些生动有趣的画面，例如拍到他们闲暇时，种花植树，养鸟斗猫，欢闹地打杏接杏，收获果实的画面。题材的生活化，趣味化成为一大亮点。
“修文物”更是历史文化纪录片提出题材的创新点。它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成体系拍摄故宫稀世文物修复故事的大型纪录片，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揭秘世界顶级文物“复活”技术。纪录片总共分成三部分，分别是《青铜器、宫廷钟表和陶瓷的修复》、《木器、漆器、百宝镶嵌、织绣的修复》《书画的修复、临摹和摹印》。片子在拍到修复师修复某一种文物时，会介绍的文物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价值，并通过记录修复师在工作中的体会，感悟，向读者诠释一种新的传播题材和内容。
制作团队还借鉴了法国电影《红白蓝三部曲》的拍摄手法，对每一集拍摄的内容、对象进行设计和定位。每集里面有三到四种工艺，这一集他可能是主角，下一集可能会成为配角，解决了出场的问题。如果按照某一件或某几类文物进行讲解，就会容易束缚在文物中，导演以“人”为线索，每个组选几个代表性的人物，有师傅也有徒弟，几个类型的组和人相互交叉，并通过一定的情节设置，有强有弱，内容变得充实而不凌乱。在内容设置上，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说故宫夜里闹鬼，早上推门的时候要大叫一声，然后后面才娓娓道来为什么要大叫的原因，以往的纪录片里都是直接道明原因，而在在这部纪录片里进行了一种大胆的尝试，还被网友戏称为“官方版故宫闹鬼说”。 随着纪录片的演绎和变迁，传统文化的传播题材内容将会得到不一样的展现。甚至制作团队还会针对不同的媒介，开发创造出许多不一样的题材向大众展现传统文化。
二、数字化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及其效果
（一）数字化媒介的发展改变了受众的收视习惯
在电子媒介普及的今天，文化消费不仅指单纯地阅读纸质书籍，同时也包括对广播电视文化的视听阅读和视屏阅读，出现了读图时代的文化消费方式。如学者麦克卢汉所说，电视是一种冷媒介，意味着观众在看电视时必须保持积极主动。然而在观众自身也具有一种自我互动性，在通过对图像凝视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思想，并与自我进行审视。弹幕视频网的实时交流功能就让观众的自我互动性变为与外界的互动，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中把自己身体内部产生的反射性经验放在网络平台上与更多的人交流，促进自身对文化的接受。
不同的媒介方式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也有一定的影响。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给个人定位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对其进行“唤询”或“召唤”。媒介和其他文化文本“召唤”和“呼唤”读者，在这个过程中把读者的定位和他们所消费的东西联系起来。[1]《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在央视第九频道首播，作为国家的主流媒体，它带有一定的媒介话语权以及权威性，肩负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国家大力弘扬传统文化。随着经济时代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对精神文化的消费欲望日益强烈，人民的文化水准、审美能力也不断提高，新媒介的发展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其影响力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赶上时代的要求。作为主流媒体的央视已经为《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的受众数量打下一定基础。
根据梅洛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不同的传播方式会创造不同的社会情境，产生新的信息系统。电视节目的播出会有固定的时间安排，受众可以借助互联网在合适的时间观看因为一些原因而没有看到的视频，摆脱电视网的控制。这时，数字化媒介的发展为受众创造了多种情境，改变了受众的收视行为。受众可以运用媒介技术创建适合自己的时间表。因为当代的年轻人利用手机，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互相推荐比较符合价值观的新闻，电视，娱乐报道等等，作为90后最爱的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就成为了扩散这部纪录片的主力军。
另外，诺依曼提出的沉默螺旋理论中谈到，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就会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正是由于互联网上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和网民的评论推荐，很多人慕名到弹幕视频网站观看此片，这也是该片能迅速走红的原因之一。
（二）数字化媒介改变了受众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方式
在纪录片创作中，尽管创作者不能通过“导演生活”去干预创作对象，但是创作者却可以对生活片段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是控制。面对不同的创作对象，创作时之所以选择他（或她），必然是对象本身传递出的信息吸引了创作者的注意。如果创作对象所传递的信息还不够准确，那么创作者经过信息反馈和适度调节后，会对创作对象起到制约作用，以达到预期目的。[2]
以《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例，木器组屈峰组长在片中不紧不慢忙着手里的工作时说的一段话：“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从过去最早的时候说，玉有六德，以玉比君子，玉就是一块破石头，它有什么德性啊，但是中国人就能从上面看出德性来。所以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他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椅子。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跟你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在这个世上来了，走了一趟，虽然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很多人都一般认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因为把这个文物修好了，所以他有价值，其实不见得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面。他在修这个文物的过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对它的体悟，他上面已经把自己也融入到里头。文物是死的，要文物干什么，要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它传播文化，对吧，不是说文物就是为了保留一个物品放在那儿，那没有什么价值。”很多网友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工匠精神”这一主题，是与当今主流价值观相映衬的意识形态。传授手艺的同时，也传递了耐心、专注、坚持的精神。当今社会的心浮气躁，追求“即时利益而忽略了产品的品质灵魂。因此更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
纺织品组的陈杨因为职业的责任感推动着她去承担传承技艺的责任。漆器组的小闵和同事们跟着为了采集更天然的漆料，哪怕深更半夜也要上深山验收调试到最接近原色的天然胶。文物的修复就是看古人智慧的过程，正是一代代的修复，一代代的观摹，我们的民族性格和审美由此创造。这部纪录片不仅体现了工匠精神，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
创作者通过对人物和镜头画面的选择，加强了受众去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同时有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三、数字化时代下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发展趋势
总的来说，在媒介技术发展迅速的今天，我们不能忽略数字化媒介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一些小成本，新亮点，传播快的传播方式和题材在不断涌现。《我在故宫修文物》可以说是当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创新且成功的案例。它的成功缺少不了数字化媒介的影响。青少年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军，作为传播者，如何运用新媒介技术在传播渠道、传播题材方面拉近和受众之间的距离成为今后传统文化传播需要重视的问题。
在传播渠道上，应注意传统媒体和数字化媒体的结合，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引导受众参与到弘扬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来，加强数字化媒介的传播作用。另外，应充分发挥媒介的力量和作用，借鉴一些海内外成功的案例，结合自身特色以及当下主流文化，运用多媒体技术在题材方面多做创新，创造出既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又能够正确树立大众的价值观的作品。
同时，国家要继续坚持创新原则，并突破局限，鼓励更多有才华的人大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新媒介时代下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和特点的优秀作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占领新媒体传播领域。
参考文献：
[1]卡茨.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M].译林出版社，2011.
[3]阿瑟·伯格.媒介分析技巧[M].清华大学出社，2011.
[4]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 舆论 我们的社会皮肤[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任远.纪录片的理念与方法[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6]武新宏.电视纪录片提升传统文化传播效果探析[J].电视研究，2012（7）.
[7]贾彩萍.论电视媒介如何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大众传播——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J].攀登，2015（2）.
[8]朱洪举.论数字媒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J].福建论坛，2014（4）.
[9]钟鸣.浅析媒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J].新闻传播，2014（5）.
【关键词】：媒介;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策略;效果
传媒数字化时代的发展，给人们带来了便捷高效的数字传播技术，这也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了更为宽广的渠道。近年来，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力度日益加大。从传播媒介上看，有利用传统媒体，如易中天、于丹等人利用电视媒体对传统文化的传播;同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更对其传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例如对传统文化起助推作用的商业性文学网站，《红袖添香》、《起点中文》等以及通过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而进行品牌化经营的大型网络游戏。
在现代这个空前的“读图”时代，通过纪录片这种大众艺术形态来传播科学、普及教育，是新时代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趋势和要求。但是继《舌尖上的中国》之后，可以在传播层次上达到现象级的纪录片仍然凤毛麟角，这与国家和社会在纪录片制作政策和投资上的大力扶持是不相匹配的。今年上半年，一部三集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突然异军突起，口碑颇佳。该纪录片于1月7日在央视9套首播，一个月后，这部纪录片却在二次元及花痴爱好者的聚集地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走红。它的成功耐人寻味，本文将从媒介的角度对《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进行分析，以此来探讨数字化媒介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以及未来的传播趋势。
一、《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数字化传播意图
著名的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曾在1948年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书中指出大众传播具有社会遗产继承功能，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历史的继承和创新基础上的。我们只有将前人的智慧、知识、经验加以记录、整理并保存并传给后代，才能使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发展和创造。对于迅速走红的纪录片，导演叶君曾说：“我们是背着唐诗宋词长大的，但用着手机、坐着地铁。拍这部片子，我们希望用现代眼光去看传统，用现代人眼光去看故宫。”
（一）数字媒介的发展拓展了传播者的传播方式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的了“媒介即讯息”理论，也就是说媒介形式本身在产生“效果”或影响，媒介形式的变革导致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和行为发生变革，每一种新的媒介都会改变我们过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加速并扩大人们的功能”，即新的媒介导致我们在感知、思考与行为上引入了新的“尺度”、新的“速度”和新的“模式”。
得益于大众传播媒介发展和影响，让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了更新颖便捷的传播途径。在前文中已经提到，自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后，在传播层次上能达到现象级纪录片的依然很少，而这部记录片却能异军突起，迅速走红，与数字化媒介的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
作为提升了该片影响力的主要传播媒介，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最大的特点是悬浮于视频上方的实时评论功能。与传统视频网站相比，弹幕视频分享网站更加注重与广大用户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用户在获取信息的过程中，还可以作为网站内容的制作者，自由分享信息。互联网时代下的年轻群体通过手机、电脑等媒介来浏览信息，学习交流的方式已经成为常态，互联网的开放性还为网民提供了表达意见和看法的平台。例如，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当师傅修复好世界上最大的黄花梨衣柜时说了一句“这擦完了真是幻彩生辉啊”，一片弹幕飞过：“学到了一个新词”、“回去怒背一个月古文”、“我只会说漂亮、好看”……
从代表着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媒体电视过渡到大众传媒时代的弹幕视频网站，数字化媒介拓展了传播者传播传统文化的行为和方式。传播者为了迎合年轻人的行为习惯，扩大了新媒体传播的功能。
（二）数字化媒介的发展为传播者提供了新的题材
近年来，以历史文化纪录片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传播的方式屡见不鲜。传统的历史文化纪录片常常立足于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的全局，体现出一种“大文化”的题材视野，类型多为科普类或者讲述类。题材多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工程或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物，采用的创作风格多是以历史事件或历史遗迹为脉络进行拍摄，给人营造了一种严肃和使命感的气氛。
文物在人们看来就是一种呆板的古董，如何才能迎接新媒体时代下的年轻群体，传播者还需对文本进行创新。该片导演利用当代数字化媒介技术，加入年轻的视角和力量，创新了一种传播传统文化的新的题材内容。
在片子中，导演利用了纪录片真实性和主体性的特点，记录修复师们沿袭师徒传承制度在故宫里的真实工作状态，加入了一些生动有趣的画面，例如拍到他们闲暇时，种花植树，养鸟斗猫，欢闹地打杏接杏，收获果实的画面。题材的生活化，趣味化成为一大亮点。
“修文物”更是历史文化纪录片提出题材的创新点。它是目前为止唯一一部成体系拍摄故宫稀世文物修复故事的大型纪录片，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文物修复的历史源流，揭秘世界顶级文物“复活”技术。纪录片总共分成三部分，分别是《青铜器、宫廷钟表和陶瓷的修复》、《木器、漆器、百宝镶嵌、织绣的修复》《书画的修复、临摹和摹印》。片子在拍到修复师修复某一种文物时，会介绍的文物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价值，并通过记录修复师在工作中的体会，感悟，向读者诠释一种新的传播题材和内容。
制作团队还借鉴了法国电影《红白蓝三部曲》的拍摄手法，对每一集拍摄的内容、对象进行设计和定位。每集里面有三到四种工艺，这一集他可能是主角，下一集可能会成为配角，解决了出场的问题。如果按照某一件或某几类文物进行讲解，就会容易束缚在文物中，导演以“人”为线索，每个组选几个代表性的人物，有师傅也有徒弟，几个类型的组和人相互交叉，并通过一定的情节设置，有强有弱，内容变得充实而不凌乱。在内容设置上，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说故宫夜里闹鬼，早上推门的时候要大叫一声，然后后面才娓娓道来为什么要大叫的原因，以往的纪录片里都是直接道明原因，而在在这部纪录片里进行了一种大胆的尝试，还被网友戏称为“官方版故宫闹鬼说”。 随着纪录片的演绎和变迁，传统文化的传播题材内容将会得到不一样的展现。甚至制作团队还会针对不同的媒介，开发创造出许多不一样的题材向大众展现传统文化。
二、数字化媒介对受众的影响及其效果
（一）数字化媒介的发展改变了受众的收视习惯
在电子媒介普及的今天，文化消费不仅指单纯地阅读纸质书籍，同时也包括对广播电视文化的视听阅读和视屏阅读，出现了读图时代的文化消费方式。如学者麦克卢汉所说，电视是一种冷媒介，意味着观众在看电视时必须保持积极主动。然而在观众自身也具有一种自我互动性，在通过对图像凝视的过程中，不断产生思想，并与自我进行审视。弹幕视频网的实时交流功能就让观众的自我互动性变为与外界的互动，在文化消费的过程中把自己身体内部产生的反射性经验放在网络平台上与更多的人交流，促进自身对文化的接受。
不同的媒介方式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也有一定的影响。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给个人定位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对其进行“唤询”或“召唤”。媒介和其他文化文本“召唤”和“呼唤”读者，在这个过程中把读者的定位和他们所消费的东西联系起来。[1]《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在央视第九频道首播，作为国家的主流媒体，它带有一定的媒介话语权以及权威性，肩负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国家大力弘扬传统文化。随着经济时代的不断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生活得到满足后，对精神文化的消费欲望日益强烈，人民的文化水准、审美能力也不断提高，新媒介的发展带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其影响力已经扩散到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历史，赶上时代的要求。作为主流媒体的央视已经为《我在故宫修文物》这部纪录片的受众数量打下一定基础。
根据梅洛维茨的“媒介情境论”，不同的传播方式会创造不同的社会情境，产生新的信息系统。电视节目的播出会有固定的时间安排，受众可以借助互联网在合适的时间观看因为一些原因而没有看到的视频，摆脱电视网的控制。这时，数字化媒介的发展为受众创造了多种情境，改变了受众的收视行为。受众可以运用媒介技术创建适合自己的时间表。因为当代的年轻人利用手机，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互相推荐比较符合价值观的新闻，电视，娱乐报道等等，作为90后最爱的哔哩哔哩弹幕视频网就成为了扩散这部纪录片的主力军。
另外，诺依曼提出的沉默螺旋理论中谈到，人们在表达自己想法和观点的时候，如果看到自己赞同的观点且受到广泛欢迎，就会积极参与进来，这类观点就会越发大胆地发表和扩散。正是由于互联网上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和网民的评论推荐，很多人慕名到弹幕视频网站观看此片，这也是该片能迅速走红的原因之一。
（二）数字化媒介改变了受众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方式
在纪录片创作中，尽管创作者不能通过“导演生活”去干预创作对象，但是创作者却可以对生活片段进行选择。这种选择本身就是控制。面对不同的创作对象，创作时之所以选择他（或她），必然是对象本身传递出的信息吸引了创作者的注意。如果创作对象所传递的信息还不够准确，那么创作者经过信息反馈和适度调节后，会对创作对象起到制约作用，以达到预期目的。[2]
以《我在故宫修文物》为例，木器组屈峰组长在片中不紧不慢忙着手里的工作时说的一段话：“文物其实跟人是一样的，你看，我们从过去最早的时候说，玉有六德，以玉比君子，玉就是一块破石头，它有什么德性啊，但是中国人就能从上面看出德性来。所以中国人做一把椅子，就像在做一个人一样，他是用人的品格来要求这个椅子。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跟你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在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在这个世上来了，走了一趟，虽然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很多人都一般认为文物修复工作者是因为把这个文物修好了，所以他有价值，其实不见得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面。他在修这个文物的过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对它的体悟，他上面已经把自己也融入到里头。文物是死的，要文物干什么，要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它传播文化，对吧，不是说文物就是为了保留一个物品放在那儿，那没有什么价值。”很多网友纷纷发表自己的看法。
“工匠精神”这一主题，是与当今主流价值观相映衬的意识形态。传授手艺的同时，也传递了耐心、专注、坚持的精神。当今社会的心浮气躁，追求“即时利益而忽略了产品的品质灵魂。因此更需要工匠精神。工匠精神也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品质。
纺织品组的陈杨因为职业的责任感推动着她去承担传承技艺的责任。漆器组的小闵和同事们跟着为了采集更天然的漆料，哪怕深更半夜也要上深山验收调试到最接近原色的天然胶。文物的修复就是看古人智慧的过程，正是一代代的修复，一代代的观摹，我们的民族性格和审美由此创造。这部纪录片不仅体现了工匠精神，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传承。
创作者通过对人物和镜头画面的选择，加强了受众去传统文化内涵的理解，同时有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
三、数字化时代下中国传统文化传播的发展趋势
总的来说，在媒介技术发展迅速的今天，我们不能忽略数字化媒介对传统文化传播的影响。一些小成本，新亮点，传播快的传播方式和题材在不断涌现。《我在故宫修文物》可以说是当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创新且成功的案例。它的成功缺少不了数字化媒介的影响。青少年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力军，作为传播者，如何运用新媒介技术在传播渠道、传播题材方面拉近和受众之间的距离成为今后传统文化传播需要重视的问题。
在传播渠道上，应注意传统媒体和数字化媒体的结合，充分发挥舆论的作用，引导受众参与到弘扬传统文化的道路上来，加强数字化媒介的传播作用。另外，应充分发挥媒介的力量和作用，借鉴一些海内外成功的案例，结合自身特色以及当下主流文化，运用多媒体技术在题材方面多做创新，创造出既符合大众的审美要求，又能够正确树立大众的价值观的作品。
同时，国家要继续坚持创新原则，并突破局限，鼓励更多有才华的人大胆地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新媒介时代下创造出符合时代要求和特点的优秀作品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优秀传统文化占领新媒体传播领域。
参考文献：
[1]卡茨.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麦克卢汉.理解媒介 论人的延伸[M].译林出版社，2011.
[3]阿瑟·伯格.媒介分析技巧[M].清华大学出社，2011.
[4]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沉默的螺旋 舆论 我们的社会皮肤[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5]任远.纪录片的理念与方法[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8.
[6]武新宏.电视纪录片提升传统文化传播效果探析[J].电视研究，2012（7）.
[7]贾彩萍.论电视媒介如何实现对传统文化的大众传播——以央视《百家讲坛》为例[J].攀登，2015（2）.
[8]朱洪举.论数字媒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J].福建论坛，2014（4）.
[9]钟鸣.浅析媒介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J].新闻传播，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