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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审计大学易先忠教授新著《国家规模、制度环境和外贸发展方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以下简称《国家规模》），从外贸起源及其本质作用的视角，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大国应该以及如何形成“国内产业部门与外贸部门联动发展”的贸易模式，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的重要思想高度契合。不仅从内外经济联动发展视角诠释了“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新途径，而且丰富了大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基础理论，为推进新时期中国外贸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一、脱离国内需求的
贸易模式亟待调整
经济（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本土供给能力与供给结构的动态改进。本土供给主要服务于国内需求，而出口则是本土企业依托国内需求培养竞争力，而后在开放条件下市场“自选择”的结果。对于大国而言，尤其如此。因此，出口结构与国内需求结构及产业结构应当一致。在“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对接条件下，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间良性互动，共同促进本土供给能力及供给结构的不断改善。一方面，本土企业可利用国内需求培育高层次竞争优势，持续推动本土供给能力及结构改进;另一方面，本土出口企业的“出口中学”效应也可通过技术扩散途径改善本土供给能力及结构，由此形成国内产业部门与外贸部门联动发展的良性机制。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国家规模》强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谨慎审视脱离国内需求的外贸发展模式在新发展阶段的适宜性。
严重脱离国内需求的出口模式，偏离了发展外贸“增长引擎”的本质作用。出口贸易之所以被誉为外贸发展的“增长引擎”，其根源在于，由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存在由要素流动、中间投入品、市场竞争以及示范效应实现的广泛关联，才使得外贸发展不仅可以通过“出口中学”等途径提升贸易部门自身的生产率水平，也可通过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广泛关联，以技术扩散促进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改进，进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而脱离本土需求、“体外循环”式的外贸发展，割裂了“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的内在关联，贸易部门难以通过对非贸易部门的技术扩散，改进主要服务于国内需求的本土产业的供给能力，因而偏离了外贸发展“增长引擎”的本质作用。
严重脱离国内需求的出口模式，也是中国本土企业缺乏整体性能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大国国内需求是本土企业培育高层次竞争优势的立足点，而脱离本土需求的贸易模式，从市场空间上掐断了本土企业利用不断扩张与升级的国内需求构建高层次外贸竞争优势的转化路径，使得外贸新优势的培育成为“无源之水”，造成外贸新优势“断点”，使粗放型外贸发展方式“顽固”延续。另一方面，由于出口部门与国内产业部门的割裂，出口企业的“出口中学”效应也难以通过“技术扩散”等途径带动国内产业部门及本土企业的整体性能力提升。
严重脱离国内需求的出口模式，并不都是合理现实因素的“正常现象”。《国家规模》研究发现，虽然发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深度依赖全球产品内分工，会使出口背离内需成为常态，但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使得“内需引致出口”功能缺位，进而形成背离国内需求的扭曲性出口产品结构，这也是脱离国内需求出口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而矫正由市场制度环境不完善导致的脱离国内需求出口模式的实质是，构建国内需求转化为外贸优势的制度环境。
二、内外联动贸易模式是大国
破解外贸转型困境的优势途径
国内产业部门与外贸产业部门联动发展的贸易模式，其实质是“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的双重对接。中国超大经济规模的内生性特征，决定了“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双重对接的必然性。这不仅体现在，相对小国而言，大国本土供给更加需要与国内需求匹配和平衡;而且体现在，大国国内需求是本土出口企业外贸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国家规模》提出，中国应当遵循经典理论共识，回归内外经济联动发展的贸易模式，并强调外贸的发展不能割裂与本土经济的关联。根植于国内市场的本土企业能力建设和由此带动的出口升级，才是外贸转型升級的关键。而全球终端市场转移下的国内需求，又是中国本土企业能力建设的“国家特定优势”。
内外经济联动发展的贸易模式，是大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应当倚重的优势途径。《国家规模》研究指出，内外经济联动发展的贸易模式，不仅是大国外贸发展的一般性经验，也是大国有效破解外贸转型困境的优势途径。具体体现在，依托国内需求发展对外贸易，能够实现出口升级、产品结构多元化，极大提升本土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但中国国内供需背离使得增长新动力失去内需支撑，并因此陷入发展方式难以转换的困境。脱离国内需求的出口结构，也会使得外贸新优势成为“无源之水”。而中国不断成长的国内需求所支撑的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消费反馈效应和虹吸效应，为中国本土企业培育外贸新优势提供了特殊优势途径。因此，中国应该建立以国内需求为依托的国内生产体系和出口生产体系，实现国内产业部门与外贸产业部门的联动发展。
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也不应颠覆大国内外联动的贸易模式。长期以来，助推中国脱离国内需求出口模式的观点认为，脱离国内需求的外贸发展模式顺应了全球产品内分工深化的趋势。而《国家规模》研究指出，产品内分工深化并不必然弱化大国本土需求在外贸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尽管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会极大弱化国内需求在外贸发展中的作用，但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不仅会被“套牢”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也会导致外贸发展的低绩效，进而严重偏离外贸发展的本质作用。而以一般贸易方式参与产品内分工，大国国内需求会通过“国内需求——本土中间品供给——中间品出口”等多种途径，发挥国内需求对出口的促进效应。鉴于此，《国家规模》认为，通过中间品贸易改善本土供给能力，强化以“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关联为核心的“本土嵌入”，是应对全球产品内分工的长期有效利用形式。
三、实现内外联动贸易模式的
战略转换与政策重点
在全球消费终端市场大转移、国内需求扩张与升级的战略机遇下，实现内外联动贸易模式的战略转换。中国新一轮的外贸发展战略思路，需要牢牢把握国内需求这一大国特殊优势的战略基点，有效利用高速增长的本土市场空间和不断升级的本土需求结构，培育和发展以技术、品牌为核心的高层次竞争优势，形成依托国内大市场的内外经济联动发展的长效机制。同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稳外需”也是“稳增长”的重要内容。如何在中国目前外向型产能基础上建立依托内需的出口生产体系，由此成为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鉴于此，《国家规模》提出，外贸发展战略立足点应从“强化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向“依托巨大内需培育本土企业高层次竞争优势”转换，战略重点应从“重开放轻产业”向“重开放与重本土企业能力建设战略平衡”转换，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形式应从“注重短期产出效应”向“注重长期增长效应”转变。在稳定和消化外向型产能的基础上，“渐进式”回归内外经济联动发展的贸易模式。
制度环境是内外经济联动贸易模式形成的关键因素。《国家规模》研究发现，中国国内需求在外贸发展中的作用远低于大国平均水平。其深层原因在于，致使“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不能有效对接的制度环境，抑制了内外经济联动发展贸易模式的形成。回归内外经济联动发展贸易模式的政策重点在于，满足三方面的制度条件以实现“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的有效对接：即对国内需求有较强本土供给能力的制度环境、国内需求引致本土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制度环境、本土企业有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国际化的制度环境。其政策落脚点是，使本土企业有压力、有动力、有能力依托国内需求培育高层次竞争优势，激励本土企业放弃要素成本依赖与低价竞争的短效发展模式，转向以“工匠精神”依托国内需求进行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的长效发展模式。只有如此，中国正在释放的巨大国内需求优势才能转化为产业与外贸竞争新优势，全面推进的国内创新产业链才能与出口产业链兼容与互动，长期以来的外贸转型困境才能有望从根源上得以破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二级教授）
责任编辑：刘志刚
一、脱离国内需求的
贸易模式亟待调整
经济（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在于本土供给能力与供给结构的动态改进。本土供给主要服务于国内需求，而出口则是本土企业依托国内需求培养竞争力，而后在开放条件下市场“自选择”的结果。对于大国而言，尤其如此。因此，出口结构与国内需求结构及产业结构应当一致。在“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对接条件下，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间良性互动，共同促进本土供给能力及供给结构的不断改善。一方面，本土企业可利用国内需求培育高层次竞争优势，持续推动本土供给能力及结构改进;另一方面，本土出口企业的“出口中学”效应也可通过技术扩散途径改善本土供给能力及结构，由此形成国内产业部门与外贸部门联动发展的良性机制。正是基于这一基本认识，《国家规模》强调，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要谨慎审视脱离国内需求的外贸发展模式在新发展阶段的适宜性。
严重脱离国内需求的出口模式，偏离了发展外贸“增长引擎”的本质作用。出口贸易之所以被誉为外贸发展的“增长引擎”，其根源在于，由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之间存在由要素流动、中间投入品、市场竞争以及示范效应实现的广泛关联，才使得外贸发展不仅可以通过“出口中学”等途径提升贸易部门自身的生产率水平，也可通过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广泛关联，以技术扩散促进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改进，进而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驱动力。而脱离本土需求、“体外循环”式的外贸发展，割裂了“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的内在关联，贸易部门难以通过对非贸易部门的技术扩散，改进主要服务于国内需求的本土产业的供给能力，因而偏离了外贸发展“增长引擎”的本质作用。
严重脱离国内需求的出口模式，也是中国本土企业缺乏整体性能力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大国国内需求是本土企业培育高层次竞争优势的立足点，而脱离本土需求的贸易模式，从市场空间上掐断了本土企业利用不断扩张与升级的国内需求构建高层次外贸竞争优势的转化路径，使得外贸新优势的培育成为“无源之水”，造成外贸新优势“断点”，使粗放型外贸发展方式“顽固”延续。另一方面，由于出口部门与国内产业部门的割裂，出口企业的“出口中学”效应也难以通过“技术扩散”等途径带动国内产业部门及本土企业的整体性能力提升。
严重脱离国内需求的出口模式，并不都是合理现实因素的“正常现象”。《国家规模》研究发现，虽然发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深度依赖全球产品内分工，会使出口背离内需成为常态，但不完善的制度环境使得“内需引致出口”功能缺位，进而形成背离国内需求的扭曲性出口产品结构，这也是脱离国内需求出口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而矫正由市场制度环境不完善导致的脱离国内需求出口模式的实质是，构建国内需求转化为外贸优势的制度环境。
二、内外联动贸易模式是大国
破解外贸转型困境的优势途径
国内产业部门与外贸产业部门联动发展的贸易模式，其实质是“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的双重对接。中国超大经济规模的内生性特征，决定了“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双重对接的必然性。这不仅体现在，相对小国而言，大国本土供给更加需要与国内需求匹配和平衡;而且体现在，大国国内需求是本土出口企业外贸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国家规模》提出，中国应当遵循经典理论共识，回归内外经济联动发展的贸易模式，并强调外贸的发展不能割裂与本土经济的关联。根植于国内市场的本土企业能力建设和由此带动的出口升级，才是外贸转型升級的关键。而全球终端市场转移下的国内需求，又是中国本土企业能力建设的“国家特定优势”。
内外经济联动发展的贸易模式，是大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应当倚重的优势途径。《国家规模》研究指出，内外经济联动发展的贸易模式，不仅是大国外贸发展的一般性经验，也是大国有效破解外贸转型困境的优势途径。具体体现在，依托国内需求发展对外贸易，能够实现出口升级、产品结构多元化，极大提升本土企业的出口竞争力。但中国国内供需背离使得增长新动力失去内需支撑，并因此陷入发展方式难以转换的困境。脱离国内需求的出口结构，也会使得外贸新优势成为“无源之水”。而中国不断成长的国内需求所支撑的规模经济、技术创新、消费反馈效应和虹吸效应，为中国本土企业培育外贸新优势提供了特殊优势途径。因此，中国应该建立以国内需求为依托的国内生产体系和出口生产体系，实现国内产业部门与外贸产业部门的联动发展。
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也不应颠覆大国内外联动的贸易模式。长期以来，助推中国脱离国内需求出口模式的观点认为，脱离国内需求的外贸发展模式顺应了全球产品内分工深化的趋势。而《国家规模》研究指出，产品内分工深化并不必然弱化大国本土需求在外贸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尽管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会极大弱化国内需求在外贸发展中的作用，但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不仅会被“套牢”于全球价值链低端，也会导致外贸发展的低绩效，进而严重偏离外贸发展的本质作用。而以一般贸易方式参与产品内分工，大国国内需求会通过“国内需求——本土中间品供给——中间品出口”等多种途径，发挥国内需求对出口的促进效应。鉴于此，《国家规模》认为，通过中间品贸易改善本土供给能力，强化以“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关联为核心的“本土嵌入”，是应对全球产品内分工的长期有效利用形式。
三、实现内外联动贸易模式的
战略转换与政策重点
在全球消费终端市场大转移、国内需求扩张与升级的战略机遇下，实现内外联动贸易模式的战略转换。中国新一轮的外贸发展战略思路，需要牢牢把握国内需求这一大国特殊优势的战略基点，有效利用高速增长的本土市场空间和不断升级的本土需求结构，培育和发展以技术、品牌为核心的高层次竞争优势，形成依托国内大市场的内外经济联动发展的长效机制。同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稳外需”也是“稳增长”的重要内容。如何在中国目前外向型产能基础上建立依托内需的出口生产体系，由此成为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鉴于此，《国家规模》提出，外贸发展战略立足点应从“强化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向“依托巨大内需培育本土企业高层次竞争优势”转换，战略重点应从“重开放轻产业”向“重开放与重本土企业能力建设战略平衡”转换，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形式应从“注重短期产出效应”向“注重长期增长效应”转变。在稳定和消化外向型产能的基础上，“渐进式”回归内外经济联动发展的贸易模式。
制度环境是内外经济联动贸易模式形成的关键因素。《国家规模》研究发现，中国国内需求在外贸发展中的作用远低于大国平均水平。其深层原因在于，致使“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不能有效对接的制度环境，抑制了内外经济联动发展贸易模式的形成。回归内外经济联动发展贸易模式的政策重点在于，满足三方面的制度条件以实现“国内需求——本土供给——出口结构”的有效对接：即对国内需求有较强本土供给能力的制度环境、国内需求引致本土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制度环境、本土企业有竞争力的产品能够国际化的制度环境。其政策落脚点是，使本土企业有压力、有动力、有能力依托国内需求培育高层次竞争优势，激励本土企业放弃要素成本依赖与低价竞争的短效发展模式，转向以“工匠精神”依托国内需求进行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的长效发展模式。只有如此，中国正在释放的巨大国内需求优势才能转化为产业与外贸竞争新优势，全面推进的国内创新产业链才能与出口产业链兼容与互动，长期以来的外贸转型困境才能有望从根源上得以破解。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二级教授）
责任编辑：刘志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