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我国幼教发展陷入严重的职能困境和生存困境。为加深人们对幼儿教育的认知和重视，需要重新审视并评价幼儿园教育。对幼儿园教育进行评价，现行的指标结构包括条件、过程和结果三部分。但当评价由“甄别”转向“改进”，由“证明”转向“解释”时，不能不质疑这种评估体系的恰切性。由此，应积极引进以考察幼儿绝对发展为宗旨的教育效能增值评价模式。这种评价模式重视起点，关注过程，动态而客观地彰显幼儿的发展进步，是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模式。
【关键词】幼儿园教育；评价模式；评价指标；增值评价；重构
目前，我国幼教发展陷入严重的职能困境和生存困境：职能困境——幼儿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没有多少作为的教育；生存困境——幼儿教育是一种没有多少制度保障的教育，其依旧处在自生自灭的“自发状态”。当然，幼儿教育自身的特质——启蒙性、基础性以及效能的隐蔽性和迟滞性，“弱化”了其在促成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合法地位和作用，使其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状态。另外，幼儿教育社会化的推行，不仅未能实现其初衷——满足幼儿公平的受教育权，促进幼儿富有个性的全面和谐发展；反而加剧了幼教发展的两极分化。由于地方财政匮乏，导致托幼机构大量采用向受教育者收费及变相收费的方式发展，处境不利家庭的幼儿因而被拒之于机构教育之外，使教育不平等加剧。加之，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不仅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分化，在同一地区差异也很显著。所以，不切實际、“一刀切”的幼儿教育社会化，使我国“幼儿教育供给不仅延续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即使在城市内部，幼儿教育供给也越来越被分化为体制内为既定群体服务的幼儿教育、体制外的优质高价幼儿教育和一般水平的幼儿教育”。
1 对现行幼儿园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检视
面对我国幼教发展的窘境，首先要使人们充分认知幼儿教育效能，并加深认可程度，才能引起全社会对其具有实质性的重视，为此，我们首先就应重新审视当下的幼儿园教育评价体系，建构以教育效能为宗旨的教育评价模式。
教育评价是依据教育目标，选择科学的评价指标，运用合理的评价方法，对学校教育的实际状况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学校教育评价的指标结构一般包括：教育条件+教育过程+教育结果。教育条件主要包括师资、校舍、设备等；教育过程包括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过程；教育结果主要是指受教育者的学业成就和个性发展等。幼儿园教育评价作为教育评价的下位概念，是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对在园幼儿的发展变化及构成其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进行的价值判断。其指标结构也可概括为：条件、过程和结果三部分。当评价以“甄别”和“证明”为目的时，这种指标体系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当评价由“甄别”转向“改进”，由“证明”转向“解释”时，人们不能不质疑这种评估体系的适切性。
首先，以“改进”为目的的幼儿园教育评价，是对幼儿园教育效果的价值判断。在指标体系中，以“教育结果”代替“教育效果”，其科学性值得商榷。“教育结果”与“教育效果”既有密切关系，也有质的区别。其中“教育结果”是教育活动的“产品”，即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在教育目标上的达成度。一般采用常模参照或标准参照评价模式。“教育效果”则是学校教育（包括幼儿园教育）对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有效影响，是在剔除背景因素和受教育者自身因素的影响之后，受教育者在一定时期学校教育中的进步，是学校管理、服务和教师努力工作的结果，是受教育者的绝对发展。一般以受教育者的原有发展水平为“基线”进行增值评价。可见，“教育结果”包括“教育效果”，以及学校“不可控因素”对受教育者产生的影响。因此，以“教育结果”作为现行幼儿园教育评价指标，其科学性不能不引人深思。
其次，以“教育结果”取代“教育效果”的幼儿园教育评价，其公平性受到质疑。例如，根据教育条件+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的评价模式，同时对优质园A和薄弱园B进行教育评价，结果肯定是A园幼儿发展水平高于B园。这种以“教育结果”为指标，不计“背景”的进行评价，对以处境不利幼儿为主体、园所设备较差、经费投入不足的幼儿园是极为不公平的。以优势群体幼儿为主体的幼儿园，在评价中总是获得较高的评价，“顺理成章”的成为所谓的“优质园”，从而减少了其改进教育过程与提高教育质量的驱动力。以处境不利幼儿为主体的薄弱园，即使付出巨大努力，也难以在“教育结果”上赶上或超过“优质园”，其改进的动力也自然不足。由此，这种评价模式模糊了“先赋”达成与“努力”达成之间的界限，使幼儿园缺乏清晰地“自我认知”，不知道何去何存，只能随波逐流；使人民大众也对幼儿园教育缺乏正确地认知，云里雾里，一头雾水，准幼儿园缺乏清晰地“自我认知”，不知道何去何存，只能随波逐流。。
2 教育效能理念下的新型评价模式
在幼儿园教育评价中，积极地引进教育效能的理念，运用增值评价模式对其加以评估，可在一定程度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教育效能是指人们有效获取和充分利用对培养人有利的各种资源，通过有效的管理和实施过程，以实现培养人的教育目标为核心，并能不断满足教育系统内外各方面的要求，进而使其得到相应发展的特性和有效作用。也就是说，幼儿园教育效能是幼儿园对幼儿发展的积极影响。那么，幼儿园教育评价就以考量幼儿绝对进步为宗旨。而增值评价理念正是建立在学校（包括幼儿园）可以增加“价值”到其学生（包括幼儿）的发展上这一假设之上的；“增值”表示学校所加诸学生身上、使其发展超过一般期望的额外部分。增值评价考察幼儿的绝对发展，即幼儿的实际发展与基于其自身特点和背景特征所预期的发展之间的差额。其重视起点，关注过程，动态而客观地彰显幼儿的发展进步，极具生态性。
由此看来，幼儿园教育增值评价以教育活动对幼儿预期发展的增值作为评价标准，用以判定教师、园所对幼儿发展变化的积极作用，是一种发展性教育评价。其以幼儿原初发展为基线，同时也关注幼儿发展过程中诸种因素的影响与作用，认为幼儿发展是“输入”与“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增值评价综合考察影响幼儿发展变化的多种因素，益于分清责任、促进发展。幼儿发展既有学校因素，也有家庭因素，更有其自身因素的影响与作用。教育评价不应将幼儿发展的全部责任归因于幼儿园，更不能全部归因于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水平。在运用这种评价模式进行评价时，通过多层回归分析的方法，还可逐个分解出各种因素对学生（包括幼儿）发展作用的大小，从而离析出幼儿园教育的“净影响”，这就分清了各方在幼儿发展上的责任，对幼儿园和教师的评价更为客观公正。在厘清责任的基础上，人们也清楚地看到各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使教育改革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基于此，我们在衡量一所幼儿园的办园水平时应转换视角，从其效能进行增值评价，使幼儿园教育评价真正建立在幼儿发展进步上而不是发展结果上。这样，就会消除薄弱园的自卑感与不公平感，使他们在教育增值上看到希望，并体验“自我奋斗”的成功，从而增添其改进幼儿园教育的动力，同时也给优质园带来适度压力，促使其改进管理、提升质量和提高效能。
3 结语
总之，我们应大力倡导以教育效能为理念的增值评价模式，使其在幼教实践中切实推广。使评价兼顾个体、群体差异，促进个体、群体在“原有”基础上都得到适宜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幼教质量的全面提升和幼教事业的长远发展，而且澄清了幼儿园教育在幼儿发展上的独特价值和作用，使社会科学合理地认识幼儿园教育的重要性和不可忽视性。
参考文献
[1]边玉芳，林志红.增值评价一种绿色升学率理念下的学校评价模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2]许嘉璐.论学前教育[J].求是杂志，2001（23）.
[3]曾晓东.我国幼儿教育体制改革的困难和可能选择[J].教育导刊，2006（1）.
[4]孙绵涛，洪哲.学校效能初探[J].教育与经济，1994（3）.
【关键词】幼儿园教育；评价模式；评价指标；增值评价；重构
目前，我国幼教发展陷入严重的职能困境和生存困境：职能困境——幼儿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没有多少作为的教育；生存困境——幼儿教育是一种没有多少制度保障的教育，其依旧处在自生自灭的“自发状态”。当然，幼儿教育自身的特质——启蒙性、基础性以及效能的隐蔽性和迟滞性，“弱化”了其在促成个体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合法地位和作用，使其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状态。另外，幼儿教育社会化的推行，不仅未能实现其初衷——满足幼儿公平的受教育权，促进幼儿富有个性的全面和谐发展；反而加剧了幼教发展的两极分化。由于地方财政匮乏，导致托幼机构大量采用向受教育者收费及变相收费的方式发展，处境不利家庭的幼儿因而被拒之于机构教育之外，使教育不平等加剧。加之，我国经济发展不均衡，不仅存在严重的城乡差异和地区分化，在同一地区差异也很显著。所以，不切實际、“一刀切”的幼儿教育社会化，使我国“幼儿教育供给不仅延续城乡二元分割的格局，即使在城市内部，幼儿教育供给也越来越被分化为体制内为既定群体服务的幼儿教育、体制外的优质高价幼儿教育和一般水平的幼儿教育”。
1 对现行幼儿园教育评价指标体系的检视
面对我国幼教发展的窘境，首先要使人们充分认知幼儿教育效能，并加深认可程度，才能引起全社会对其具有实质性的重视，为此，我们首先就应重新审视当下的幼儿园教育评价体系，建构以教育效能为宗旨的教育评价模式。
教育评价是依据教育目标，选择科学的评价指标，运用合理的评价方法，对学校教育的实际状况进行价值判断的过程。学校教育评价的指标结构一般包括：教育条件+教育过程+教育结果。教育条件主要包括师资、校舍、设备等；教育过程包括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过程；教育结果主要是指受教育者的学业成就和个性发展等。幼儿园教育评价作为教育评价的下位概念，是依据一定的评价标准，对在园幼儿的发展变化及构成其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进行的价值判断。其指标结构也可概括为：条件、过程和结果三部分。当评价以“甄别”和“证明”为目的时，这种指标体系似乎无可厚非。但是，当评价由“甄别”转向“改进”，由“证明”转向“解释”时，人们不能不质疑这种评估体系的适切性。
首先，以“改进”为目的的幼儿园教育评价，是对幼儿园教育效果的价值判断。在指标体系中，以“教育结果”代替“教育效果”，其科学性值得商榷。“教育结果”与“教育效果”既有密切关系，也有质的区别。其中“教育结果”是教育活动的“产品”，即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在教育目标上的达成度。一般采用常模参照或标准参照评价模式。“教育效果”则是学校教育（包括幼儿园教育）对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有效影响，是在剔除背景因素和受教育者自身因素的影响之后，受教育者在一定时期学校教育中的进步，是学校管理、服务和教师努力工作的结果，是受教育者的绝对发展。一般以受教育者的原有发展水平为“基线”进行增值评价。可见，“教育结果”包括“教育效果”，以及学校“不可控因素”对受教育者产生的影响。因此，以“教育结果”作为现行幼儿园教育评价指标，其科学性不能不引人深思。
其次，以“教育结果”取代“教育效果”的幼儿园教育评价，其公平性受到质疑。例如，根据教育条件+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的评价模式，同时对优质园A和薄弱园B进行教育评价，结果肯定是A园幼儿发展水平高于B园。这种以“教育结果”为指标，不计“背景”的进行评价，对以处境不利幼儿为主体、园所设备较差、经费投入不足的幼儿园是极为不公平的。以优势群体幼儿为主体的幼儿园，在评价中总是获得较高的评价，“顺理成章”的成为所谓的“优质园”，从而减少了其改进教育过程与提高教育质量的驱动力。以处境不利幼儿为主体的薄弱园，即使付出巨大努力，也难以在“教育结果”上赶上或超过“优质园”，其改进的动力也自然不足。由此，这种评价模式模糊了“先赋”达成与“努力”达成之间的界限，使幼儿园缺乏清晰地“自我认知”，不知道何去何存，只能随波逐流；使人民大众也对幼儿园教育缺乏正确地认知，云里雾里，一头雾水，准幼儿园缺乏清晰地“自我认知”，不知道何去何存，只能随波逐流。。
2 教育效能理念下的新型评价模式
在幼儿园教育评价中，积极地引进教育效能的理念，运用增值评价模式对其加以评估，可在一定程度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教育效能是指人们有效获取和充分利用对培养人有利的各种资源，通过有效的管理和实施过程，以实现培养人的教育目标为核心，并能不断满足教育系统内外各方面的要求，进而使其得到相应发展的特性和有效作用。也就是说，幼儿园教育效能是幼儿园对幼儿发展的积极影响。那么，幼儿园教育评价就以考量幼儿绝对进步为宗旨。而增值评价理念正是建立在学校（包括幼儿园）可以增加“价值”到其学生（包括幼儿）的发展上这一假设之上的；“增值”表示学校所加诸学生身上、使其发展超过一般期望的额外部分。增值评价考察幼儿的绝对发展，即幼儿的实际发展与基于其自身特点和背景特征所预期的发展之间的差额。其重视起点，关注过程，动态而客观地彰显幼儿的发展进步，极具生态性。
由此看来，幼儿园教育增值评价以教育活动对幼儿预期发展的增值作为评价标准，用以判定教师、园所对幼儿发展变化的积极作用，是一种发展性教育评价。其以幼儿原初发展为基线，同时也关注幼儿发展过程中诸种因素的影响与作用，认为幼儿发展是“输入”与“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另外，增值评价综合考察影响幼儿发展变化的多种因素，益于分清责任、促进发展。幼儿发展既有学校因素，也有家庭因素，更有其自身因素的影响与作用。教育评价不应将幼儿发展的全部责任归因于幼儿园，更不能全部归因于幼儿园的教育教学水平。在运用这种评价模式进行评价时，通过多层回归分析的方法，还可逐个分解出各种因素对学生（包括幼儿）发展作用的大小，从而离析出幼儿园教育的“净影响”，这就分清了各方在幼儿发展上的责任，对幼儿园和教师的评价更为客观公正。在厘清责任的基础上，人们也清楚地看到各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使教育改革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基于此，我们在衡量一所幼儿园的办园水平时应转换视角，从其效能进行增值评价，使幼儿园教育评价真正建立在幼儿发展进步上而不是发展结果上。这样，就会消除薄弱园的自卑感与不公平感，使他们在教育增值上看到希望，并体验“自我奋斗”的成功，从而增添其改进幼儿园教育的动力，同时也给优质园带来适度压力，促使其改进管理、提升质量和提高效能。
3 结语
总之，我们应大力倡导以教育效能为理念的增值评价模式，使其在幼教实践中切实推广。使评价兼顾个体、群体差异，促进个体、群体在“原有”基础上都得到适宜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幼教质量的全面提升和幼教事业的长远发展，而且澄清了幼儿园教育在幼儿发展上的独特价值和作用，使社会科学合理地认识幼儿园教育的重要性和不可忽视性。
参考文献
[1]边玉芳，林志红.增值评价一种绿色升学率理念下的学校评价模式[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2]许嘉璐.论学前教育[J].求是杂志，2001（23）.
[3]曾晓东.我国幼儿教育体制改革的困难和可能选择[J].教育导刊，2006（1）.
[4]孙绵涛，洪哲.学校效能初探[J].教育与经济，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