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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随便说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之间存在多少这样的隔离现象，但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之间的整合与协调，肯定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
近年来参加校外教育的研究、培训和有关活动，欣喜地看到校外教育的发展与进步，也对校外教育的价值、功能以及存在的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认为，这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教育领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记得在阅读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的名著《学校与社会》时，曾看到一篇非常精彩和深刻的文章：《教育的浪费》，专门讨论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有机衔接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杜威先生非常敏锐地对什么是教育的浪费，提出十分经典的观点，即教育的各个部分与阶段的隔离乃是最大的浪费。这里所谓的隔离，讲的就是教育的各个方面与阶段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与衔接，以至于相互矛盾冲突，甚至产生消极影响。杜威先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说明。首先是学校系统内部的隔离现象，他列举了幼儿园教育与初等学校教学之间的衔接问题，讨论了初等学校和中学之间的隔离；他还指出：“教育管理方面的重要问题是在一连串多少互不联系而又交叉重复的地方求得整体的统一性，从而减少由于互相摩擦、彼此重复和没有适当的衔接过渡所造成的浪费。”其次，杜威又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之间的隔离现象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指出，“从儿童的观点来看，学校的最大浪费是由于儿童完全不能把在校外获得的经验完整地、自由地在校内应用；另一方面，他在日常生活中又不能应用在学校学习的东西。那就是学校的隔离现象，就是学校与生活的隔离”。
我不敢随便说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之间存在多少这样的隔离现象，但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之间的整合与协调，肯定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显然，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都是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应该贯彻和遵循教育的规律，特别是儿童与青少年成长的规律，但是，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又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学校教育是一种体育比赛中的“规定动作”，那么，校外教育则是一种“自选动作”；如果说学校教育强调和重视的是一种普遍性的要求，那么，校外教育则是体现教育应该满足和促进儿童和青少年个性发展的要求，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发展和成长而言，两者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如何将两者有机地协调和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否则，必将出现杜威所批评的教育隔离的现象。如果说过去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调机制是一种校外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拾遗补缺，那么，在新的时代和社会发展背景中，尤其是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同为素质教育组成部分的情况下，这种新的协调与结合机制又应该如何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仍然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的课题，而且，也是一个相互参与的过程。在我看来，在新的协调与结合机制中，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比较系统和更具有组织性的教育机构，应该采取更加积极和自觉的姿态，主动与校外教育进行协调，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与校外教育形成互动和结合，避免相互之间的隔离，尤其是防止出现所谓“5 2=0”的现象，否则就不仅是浪费的问题，而是教育的失败了。
其实，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调与结合的问题，也从宏观上反映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即整个基础教育的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问题，它既包括教育内部的系统性，包括不同层次的教育之间的系统性，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系统性，以及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系统性，同时也包括教育或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系统性，包括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系统性，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之间的系统性。可以说，这种基础教育的结构调整与优化也是教育的本质要求，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仍然十分尖锐，其中，不同地区学校之间，不同层次的学校之间的隔离，以及学校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之间的隔离，是一个根本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这种教育和人才培养中的非系统性，的确会在人才培养的各种微观层面上影响教育的质量与效率。
同时，我进一步认为，这种隔离现象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与症结不能仅停留在微观或技术的层面，它还反映出教育体制上的问题与矛盾。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地区和学校已经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它们各自的部门利益与利益集团，而视教育的公共利益于不顾，而这恰恰是对教育和人才培养最大的伤害之一。教育系统中存在的这种日益强化与严重的部门利益或利益集团，从整体上损害了教育的公共性，进而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自不待言，教育的公共性是教育的重要基石之一，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根本保证，人才培养中所强调的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对文化传统与价值的认同，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等最基本的质量要求，都是依托在这种公共性之上的。因此，这种教育的公共性是教育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也是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与强调基础教育系统内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以及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制度安排的事情，也不单纯是一个不同层次或不同阶段衔接的问题，它体现或反映的是一种教育部门与机构的个体利益、国家与教育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是部门利益能否服从于国家利益的问题，也可能正是提出和强调人才培养的结构调整与系统性的更重要和更深层的意义。
最后，我还是引用杜威的一段话，他在谈到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这种隔离现象时说，“必须承认，迄今为止，它们从来也没有结合成为一个完全的整体。教育管理方面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将这些不同的部分统一起来”。
【谢维和，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闫益佳
近年来参加校外教育的研究、培训和有关活动，欣喜地看到校外教育的发展与进步，也对校外教育的价值、功能以及存在的问题有了一定的了解。我认为，这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教育领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
记得在阅读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的名著《学校与社会》时，曾看到一篇非常精彩和深刻的文章：《教育的浪费》，专门讨论人才培养体系中的有机衔接问题。在这篇文章中，杜威先生非常敏锐地对什么是教育的浪费，提出十分经典的观点，即教育的各个部分与阶段的隔离乃是最大的浪费。这里所谓的隔离，讲的就是教育的各个方面与阶段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与衔接，以至于相互矛盾冲突，甚至产生消极影响。杜威先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说明。首先是学校系统内部的隔离现象，他列举了幼儿园教育与初等学校教学之间的衔接问题，讨论了初等学校和中学之间的隔离；他还指出：“教育管理方面的重要问题是在一连串多少互不联系而又交叉重复的地方求得整体的统一性，从而减少由于互相摩擦、彼此重复和没有适当的衔接过渡所造成的浪费。”其次，杜威又通过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之间的隔离现象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他指出，“从儿童的观点来看，学校的最大浪费是由于儿童完全不能把在校外获得的经验完整地、自由地在校内应用；另一方面，他在日常生活中又不能应用在学校学习的东西。那就是学校的隔离现象，就是学校与生活的隔离”。
我不敢随便说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之间存在多少这样的隔离现象，但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进一步改善和加强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之间的整合与协调，肯定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显然，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都是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应该贯彻和遵循教育的规律，特别是儿童与青少年成长的规律，但是，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又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学校教育是一种体育比赛中的“规定动作”，那么，校外教育则是一种“自选动作”；如果说学校教育强调和重视的是一种普遍性的要求，那么，校外教育则是体现教育应该满足和促进儿童和青少年个性发展的要求，对于儿童和青少年发展和成长而言，两者都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如何将两者有机地协调和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否则，必将出现杜威所批评的教育隔离的现象。如果说过去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调机制是一种校外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拾遗补缺，那么，在新的时代和社会发展背景中，尤其是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同为素质教育组成部分的情况下，这种新的协调与结合机制又应该如何呢？这实际上是一个仍然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探索的课题，而且，也是一个相互参与的过程。在我看来，在新的协调与结合机制中，学校教育作为一种比较系统和更具有组织性的教育机构，应该采取更加积极和自觉的姿态，主动与校外教育进行协调，采取各种有效的措施，与校外教育形成互动和结合，避免相互之间的隔离，尤其是防止出现所谓“5 2=0”的现象，否则就不仅是浪费的问题，而是教育的失败了。
其实，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调与结合的问题，也从宏观上反映出当前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即整个基础教育的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问题，它既包括教育内部的系统性，包括不同层次的教育之间的系统性，不同类型教育之间的系统性，以及不同学科专业之间的系统性，同时也包括教育或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系统性，包括学校教育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系统性，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之间的系统性。可以说，这种基础教育的结构调整与优化也是教育的本质要求，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所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仍然十分尖锐，其中，不同地区学校之间，不同层次的学校之间的隔离，以及学校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之间的隔离，是一个根本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这种教育和人才培养中的非系统性，的确会在人才培养的各种微观层面上影响教育的质量与效率。
同时，我进一步认为，这种隔离现象中更深层次的问题与症结不能仅停留在微观或技术的层面，它还反映出教育体制上的问题与矛盾。这种现象的产生与发展，根本原因在于，一些地区和学校已经不同程度地形成了它们各自的部门利益与利益集团，而视教育的公共利益于不顾，而这恰恰是对教育和人才培养最大的伤害之一。教育系统中存在的这种日益强化与严重的部门利益或利益集团，从整体上损害了教育的公共性，进而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自不待言，教育的公共性是教育的重要基石之一，是实现教育目的的根本保证，人才培养中所强调的对国家与民族的忠诚，对文化传统与价值的认同，以及对社会的责任感等最基本的质量要求，都是依托在这种公共性之上的。因此，这种教育的公共性是教育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也是教育和人才培养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重视与强调基础教育系统内结构的调整与优化，以及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制度安排的事情，也不单纯是一个不同层次或不同阶段衔接的问题，它体现或反映的是一种教育部门与机构的个体利益、国家与教育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是部门利益能否服从于国家利益的问题，也可能正是提出和强调人才培养的结构调整与系统性的更重要和更深层的意义。
最后，我还是引用杜威的一段话，他在谈到教育和人才培养的这种隔离现象时说，“必须承认，迄今为止，它们从来也没有结合成为一个完全的整体。教育管理方面的重要问题是如何将这些不同的部分统一起来”。
【谢维和，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闫益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