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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起源于反抗精神。作家将内心现实的灵动、激情、幻想与悲观乃至绝望,通过创作诗意地表达出来。创作的原动力便是作家平衡外在生活缺失和内心生活真实的窗口。
现代小说是没有制度、年代、阶层等限制的,是作家通过笔将各自的情感内心倾诉出来的一种表达情感、展现内心,并且沟通现实生活与内心的媒介。小说创作起源于反抗精神,作家们通过创作来表现对某些现实的反抗。
优秀的现代小说通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表达内心的现实。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的心理现象更为复杂,不是因为物质生活方面缺少什么,而是因为生活中的那份迷茫和失落。于是,故事情节不再是小说中最吸引人的部分,而是转向了对精神和心灵的探讨。小说从悬念中解放出来,将重点转向了心理现实,通过艺术探讨人性,诠释生命中的某些不能言明的情愫。
如白先勇的作品集《台北人》,就给了他一个回望传统文化的窗口。白先勇曾经经历着红楼梦时代般精致的生活,可是经过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后,他被宿命地抛进了一个“没落”的群体。在时代变动中他无可奈何地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具备敏锐艺术直觉的他无力、也不愿意叙述这些时局变动中所产生的是非功过,他关注的是那些因时间流逝、美好不再、繁华易歇后产生的人生况味、世态炎凉。白先勇将无法抒发的对因传统文化流逝而产生的“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敏感与失落的情感倾注在小说中,表达出内心对传统文化流失的感叹,在他身上表现出的文化冲突与流失之苦通过作品这个窗口表达出了他对人生流逝的深沉的喟叹。《游园惊梦》中,借助于钱夫人这一人物形象所体现的对历史苍凉的敏感度和强烈度,借助于昆曲艺术的盛衰所描画的沧桑意象的完整度和和谐度,将作品描绘得极其细腻。作品中通过钱夫人的视角,由于宴会里的人物和景象,触动她对自己往事的回忆,作者将阳春白雪般的传统文化作为其作品中稳定的参照物,将自己的情感渗入进“钱夫人”的视角中:“她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那么柔熟?”“可是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高楼大厦”。作者进入人物的心理和情感深处,以便寄予对人生、爱情乃至于人世的理解。“迁延,这衷怀那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目谁家院”,借助古典文化中的名句将作品串联,表达出自身灵魂处深深的悲哀。从作者对钱夫人言行举止和内心思维的纤细刻画和传达中,可见钱夫人是宴会中最“疏离”的人,却也是最“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人。这也映射出作者心中保留着最疏离也最深陷的对传统文化中的灵性和精致。当宴会的景象引起钱夫人一些今昔联想和感触,作者便随着探入她的内部思想,于是客观写实里便夹进一些主观思想的意见。作者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作品中体现着。“从前钱鹏志在的时候,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钱鹏志的夫人当然上坐,她从来也不必推让。南京那些夫人太太们,能僭过她辈份的,还数不出几个来。她可不能跟那些官儿的姨太太们去比,她可是钱鹏志明公正道迎回去做填房夫人的。可怜桂枝香那时出面请客都没份儿,连生日酒还是她替桂枝香做的呢。到了台湾桂枝香才敢这么出头摆场面。”作品中所有的对比都围绕着过去,历史自然地渗透在作品中,由人物形象牵引着在过去和现在的时光中游走着,钱夫人意念的混乱及“历史”的穿插,都是作者在现实中不能表达的心理状态,表现出作者生命中始终魂牵梦绕却又永远无法真实再现的“魂”。
再如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在1892年的作品《黄色墙纸》中所表现出的内心活动,也同样给读者以强烈的审美感知刺激。吸引我的不是作品故事本身,而是表达形式本身对我的冲击。作品在意识的流动中不着眼于故事便将复杂的心理现象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创作的原动力推动着作者身不由己地被题材所选择,作者的积累沉淀以及对艺术的敏锐成就了一部不凡的作品。作者将对未知命运的茫然、对平庸生活的不满通过墙上那幅黄色的墙纸传达出来。小说的开头,“我”被丈夫约翰带去一栋“鬼魂出没”、“颇富浪漫色彩”的老房子避暑疗养,还被丈夫强行安排住进了楼上的婴儿室,接着便出现了以黄色墙纸为叙事媒介的一系列内心活动以及对精神的深层次探讨。小说中“我”被善意地“囚禁”着,无法自由活动,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的迷茫感始终困扰着她。虽然“我”很不同意家人的所作所为,但还是为“没能好好地控制自己,让家人放心而心怀内疚”,但是内心的声音却一直呼喊着要走出这样的牢笼。外在与内心的冲突促使作者探索迷失的原因。小说的成功并不是因为题材的新颖,而是取决于作者对艺术感觉的敏锐、作者心中创作的原动力。小说的结尾,“我”“顺畅地在地板上爬着,终于出来了”,“我”意识紊乱,终于变成了“墙纸背后的疯女人”。这也暗含着作者冲破自己的精神牢笼,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现实生活中那些糟糕的生活程式给敏感的艺术家制造了一个个障碍,但没有那些障碍,艺术家们又可能会失去对艺术敏锐的感知。
因此,创作的原动力往往来自于生活现实与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发生严重错位的情况下,创作的原动力来自于对生活的反抗,在非现实生活中找到情感释放的窗口。通过小说这一文学表达形式,将想法变成意念中的行动,化为掩盖生活真理的谎言。所以,“虚构”便成了作家们表达情感、抒发创作原动力的出发点。
在非现实的创作世界里,艺术家可以尽情抒发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但虚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它与生活中大量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创作原动力一旦被作者本身识破,那么,在题材的选择过程中,作家的自由就是相对的,甚至可能是不存在的。“可能,那些让作家想象出故事的面孔、奇闻异事、荒诞的场景、冲突的事情,恰恰就是与现实生活、与眼下这个世界相对抗的那些事情。”真正的作家追求的是那些源于自身内心体验的素材,写内心深处受到鼓舞和要求的题材。如果一个事件能够刺激到作家,那么这一事件很大可能跟作家的生命基调是息息相关的。于是,有些用“道义”、“道德”无法诠释的情愫就通过“虚构”这一创作手法为作家找到一个释放的空间。在艺术空间里,有些艺术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是在道德之外的。
这类非道德的艺术中,《洛丽塔》便是典型。其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并没有挑战道德规范的雄心大志,也没有普度欲海众生的情怀,没有批判和嘲讽,也没有感伤和譬喻。他讨厌任何有关他的小说是不是道德的提问”,“艺术是最远离道德判断的领域,是深入人类最原始情感的武器”。要想进入艺术空间的深处,就要先将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悬置起来。《洛丽塔》这部作品不涉及道德领域,因为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此,将道德悬置起来看这部作品是对《洛丽塔》进行审美感知的前提。在这部巨作里,作者将艺术的触角伸向纯人性领域,里面没有概念化的思维模式,通过主人公亨伯特与洛丽塔的一系列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描画出一些看似凌乱的生活细节:“她(指洛丽塔)在讲话或听对方说话的时候都像往常一样把手里的书紧紧抱在胸前,两只脚始终动个不停:她把大脚趾踏在左脚背上,向后移去,双脚交叉,微微一晃,像勾勒草图似的在地上挪动几步,随后又把整个这套动作再做一遍”[注:《洛丽塔》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94页]、“在这些吓人的地方,双人房我们要付十元,苍蝇一个接一个地爬在没有沙门的房门外边,顺利地钻了进来,我们前面房客的烟灰仍然留在烟灰缸里,枕头上有一根女人的头发”[注:《洛丽塔》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36页]。一如此类的细节描写比比皆是,通篇阅读完,让人觉得里面充满着令人绝望的微小的细节。但细细体味过后,发现最有意义的地方,恰恰是细节的描写,细节往往带着读者走进作者所要表达的本质世界,带着读者走进纯粹的艺术审美。
纳博科夫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人性的深层次的关怀。小说中暗含了多种丰富的复杂的指向,没有思维定势的框架,作品中充满着许多含混性,让人既能肯定,又能否定,例如对身兼父亲与情人双重角色的亨伯特的身份认定便是一个具备强烈争议但又已成既定事实的可供讨论却没有任何讨论意义的问题。作品中似是而非的“逼真感”迫使读者在多重指向中飘忽不定地游走着。通过这种方式让艺术感觉在无概念中流动,因为解读的不明确性,导致读者没法对作品做出其自身已经期待的明确的解读判断。因此内心往往被作品的多重性所纠缠、刺激。读者内心所受到的纠缠与刺激往往就是作家创作原动力在作品中的体现。创作的原动力是一种艺术的魔力。最美丽的艺术总是将对人性的描述回归到最本质、最原始的状态。艺术家创作的原动力便是来源于生活中很多似是而非的含混的生活真实。
综上所述,艺术是一座“充满了地狱之火的颜色的天堂”。艺术家的创作的原动力便是艺术中最充满美的诱惑的审美基石。艺术创作的原动力给创作者和读者一个释放内心真实的空间,也给创作者和读者的内心现实提供了一种与外界生活对流的方式。
(作者简介:宋巧萍(1989.10-)女,广东梅州人,深圳大学文学院07级汉语言文学本科生。)
现代小说是没有制度、年代、阶层等限制的,是作家通过笔将各自的情感内心倾诉出来的一种表达情感、展现内心,并且沟通现实生活与内心的媒介。小说创作起源于反抗精神,作家们通过创作来表现对某些现实的反抗。
优秀的现代小说通过小说这一文学形式表达内心的现实。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人的心理现象更为复杂,不是因为物质生活方面缺少什么,而是因为生活中的那份迷茫和失落。于是,故事情节不再是小说中最吸引人的部分,而是转向了对精神和心灵的探讨。小说从悬念中解放出来,将重点转向了心理现实,通过艺术探讨人性,诠释生命中的某些不能言明的情愫。
如白先勇的作品集《台北人》,就给了他一个回望传统文化的窗口。白先勇曾经经历着红楼梦时代般精致的生活,可是经过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后,他被宿命地抛进了一个“没落”的群体。在时代变动中他无可奈何地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具备敏锐艺术直觉的他无力、也不愿意叙述这些时局变动中所产生的是非功过,他关注的是那些因时间流逝、美好不再、繁华易歇后产生的人生况味、世态炎凉。白先勇将无法抒发的对因传统文化流逝而产生的“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敏感与失落的情感倾注在小说中,表达出内心对传统文化流失的感叹,在他身上表现出的文化冲突与流失之苦通过作品这个窗口表达出了他对人生流逝的深沉的喟叹。《游园惊梦》中,借助于钱夫人这一人物形象所体现的对历史苍凉的敏感度和强烈度,借助于昆曲艺术的盛衰所描画的沧桑意象的完整度和和谐度,将作品描绘得极其细腻。作品中通过钱夫人的视角,由于宴会里的人物和景象,触动她对自己往事的回忆,作者将阳春白雪般的传统文化作为其作品中稳定的参照物,将自己的情感渗入进“钱夫人”的视角中:“她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那么柔熟?”“可是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变得我都快不认识了——起了好多高楼大厦”。作者进入人物的心理和情感深处,以便寄予对人生、爱情乃至于人世的理解。“迁延,这衷怀那处言,淹煎,泼残生除问天”、“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悦目谁家院”,借助古典文化中的名句将作品串联,表达出自身灵魂处深深的悲哀。从作者对钱夫人言行举止和内心思维的纤细刻画和传达中,可见钱夫人是宴会中最“疏离”的人,却也是最“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人。这也映射出作者心中保留着最疏离也最深陷的对传统文化中的灵性和精致。当宴会的景象引起钱夫人一些今昔联想和感触,作者便随着探入她的内部思想,于是客观写实里便夹进一些主观思想的意见。作者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作品中体现着。“从前钱鹏志在的时候,筵席之间,十有八九的主位,倒是她占先的。钱鹏志的夫人当然上坐,她从来也不必推让。南京那些夫人太太们,能僭过她辈份的,还数不出几个来。她可不能跟那些官儿的姨太太们去比,她可是钱鹏志明公正道迎回去做填房夫人的。可怜桂枝香那时出面请客都没份儿,连生日酒还是她替桂枝香做的呢。到了台湾桂枝香才敢这么出头摆场面。”作品中所有的对比都围绕着过去,历史自然地渗透在作品中,由人物形象牵引着在过去和现在的时光中游走着,钱夫人意念的混乱及“历史”的穿插,都是作者在现实中不能表达的心理状态,表现出作者生命中始终魂牵梦绕却又永远无法真实再现的“魂”。
再如美国女作家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在1892年的作品《黄色墙纸》中所表现出的内心活动,也同样给读者以强烈的审美感知刺激。吸引我的不是作品故事本身,而是表达形式本身对我的冲击。作品在意识的流动中不着眼于故事便将复杂的心理现象淋漓尽致地呈现出来。创作的原动力推动着作者身不由己地被题材所选择,作者的积累沉淀以及对艺术的敏锐成就了一部不凡的作品。作者将对未知命运的茫然、对平庸生活的不满通过墙上那幅黄色的墙纸传达出来。小说的开头,“我”被丈夫约翰带去一栋“鬼魂出没”、“颇富浪漫色彩”的老房子避暑疗养,还被丈夫强行安排住进了楼上的婴儿室,接着便出现了以黄色墙纸为叙事媒介的一系列内心活动以及对精神的深层次探讨。小说中“我”被善意地“囚禁”着,无法自由活动,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的迷茫感始终困扰着她。虽然“我”很不同意家人的所作所为,但还是为“没能好好地控制自己,让家人放心而心怀内疚”,但是内心的声音却一直呼喊着要走出这样的牢笼。外在与内心的冲突促使作者探索迷失的原因。小说的成功并不是因为题材的新颖,而是取决于作者对艺术感觉的敏锐、作者心中创作的原动力。小说的结尾,“我”“顺畅地在地板上爬着,终于出来了”,“我”意识紊乱,终于变成了“墙纸背后的疯女人”。这也暗含着作者冲破自己的精神牢笼,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现实生活中那些糟糕的生活程式给敏感的艺术家制造了一个个障碍,但没有那些障碍,艺术家们又可能会失去对艺术敏锐的感知。
因此,创作的原动力往往来自于生活现实与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发生严重错位的情况下,创作的原动力来自于对生活的反抗,在非现实生活中找到情感释放的窗口。通过小说这一文学表达形式,将想法变成意念中的行动,化为掩盖生活真理的谎言。所以,“虚构”便成了作家们表达情感、抒发创作原动力的出发点。
在非现实的创作世界里,艺术家可以尽情抒发对生活现状的不满,但虚构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它与生活中大量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创作原动力一旦被作者本身识破,那么,在题材的选择过程中,作家的自由就是相对的,甚至可能是不存在的。“可能,那些让作家想象出故事的面孔、奇闻异事、荒诞的场景、冲突的事情,恰恰就是与现实生活、与眼下这个世界相对抗的那些事情。”真正的作家追求的是那些源于自身内心体验的素材,写内心深处受到鼓舞和要求的题材。如果一个事件能够刺激到作家,那么这一事件很大可能跟作家的生命基调是息息相关的。于是,有些用“道义”、“道德”无法诠释的情愫就通过“虚构”这一创作手法为作家找到一个释放的空间。在艺术空间里,有些艺术不是不道德的,而是非道德的,是在道德之外的。
这类非道德的艺术中,《洛丽塔》便是典型。其作者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并没有挑战道德规范的雄心大志,也没有普度欲海众生的情怀,没有批判和嘲讽,也没有感伤和譬喻。他讨厌任何有关他的小说是不是道德的提问”,“艺术是最远离道德判断的领域,是深入人类最原始情感的武器”。要想进入艺术空间的深处,就要先将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悬置起来。《洛丽塔》这部作品不涉及道德领域,因为它本身就是不道德的,因此,将道德悬置起来看这部作品是对《洛丽塔》进行审美感知的前提。在这部巨作里,作者将艺术的触角伸向纯人性领域,里面没有概念化的思维模式,通过主人公亨伯特与洛丽塔的一系列生活中的琐碎小事,描画出一些看似凌乱的生活细节:“她(指洛丽塔)在讲话或听对方说话的时候都像往常一样把手里的书紧紧抱在胸前,两只脚始终动个不停:她把大脚趾踏在左脚背上,向后移去,双脚交叉,微微一晃,像勾勒草图似的在地上挪动几步,随后又把整个这套动作再做一遍”[注:《洛丽塔》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94页]、“在这些吓人的地方,双人房我们要付十元,苍蝇一个接一个地爬在没有沙门的房门外边,顺利地钻了进来,我们前面房客的烟灰仍然留在烟灰缸里,枕头上有一根女人的头发”[注:《洛丽塔》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36页]。一如此类的细节描写比比皆是,通篇阅读完,让人觉得里面充满着令人绝望的微小的细节。但细细体味过后,发现最有意义的地方,恰恰是细节的描写,细节往往带着读者走进作者所要表达的本质世界,带着读者走进纯粹的艺术审美。
纳博科夫在作品中表达了对人性的深层次的关怀。小说中暗含了多种丰富的复杂的指向,没有思维定势的框架,作品中充满着许多含混性,让人既能肯定,又能否定,例如对身兼父亲与情人双重角色的亨伯特的身份认定便是一个具备强烈争议但又已成既定事实的可供讨论却没有任何讨论意义的问题。作品中似是而非的“逼真感”迫使读者在多重指向中飘忽不定地游走着。通过这种方式让艺术感觉在无概念中流动,因为解读的不明确性,导致读者没法对作品做出其自身已经期待的明确的解读判断。因此内心往往被作品的多重性所纠缠、刺激。读者内心所受到的纠缠与刺激往往就是作家创作原动力在作品中的体现。创作的原动力是一种艺术的魔力。最美丽的艺术总是将对人性的描述回归到最本质、最原始的状态。艺术家创作的原动力便是来源于生活中很多似是而非的含混的生活真实。
综上所述,艺术是一座“充满了地狱之火的颜色的天堂”。艺术家的创作的原动力便是艺术中最充满美的诱惑的审美基石。艺术创作的原动力给创作者和读者一个释放内心真实的空间,也给创作者和读者的内心现实提供了一种与外界生活对流的方式。
(作者简介:宋巧萍(1989.10-)女,广东梅州人,深圳大学文学院07级汉语言文学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