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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第一枚『国印』，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
这枚国印是如何诞生的？
镌铸国印花了多长时间？
谁承接的国印镌刻任务？
谁亲手执刀镌刻的国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枚国印。此印是新中国建立初期（1949年至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各种法令、命令、指示和行使其他权力时钤印公文的凭证信物，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
长期以来，有关这枚国印的镌铸细则和印文的确定、交付镌铸和启用时间以及镌刻者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99年7月6日，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得到相关报章资料后的第一时间里，邀请曾参加新中国政府印信镌刻工作的北京印钞厂老师傅牛绍武、王桐尧等到馆内进行国印文物的鉴定工作。之后，有关人员又走访了国印镌刻者张樾丞幼子张幼丞，并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到了一些国印档案，因此建立了包括“国印鉴定记录”等在内的国印文物档案，揭开了国印镌铸的神秘面纱。
首次使用宋体字
1949年6月，为了筹建新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指示要邀请治印名家为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和下属机构治印，并讨论制定“政府印信镌铸细则”。因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叔通工作十分繁忙，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齐燕铭受命主抓了政府印信镌铸工作，副秘书长余心清等协助齐燕铭做组织协调工作。齐燕铭热爱书法篆刻艺术，对琉璃厂也十分了解，与篆刻大师张樾丞早就相识。主持此事后，齐燕铭邀请治印名家张樾丞、魏长青等商讨国印镌铸事宜，张樾丞为国印设计了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的印样。
同年8月19日下午3时，余心清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了“政府印铸问题座谈会”，张樾丞、张少丞（张樾丞长子）、马衡、梁蔼然、黄澍铭等14人出席。讨论中，余心清“主张一律用方印，约二寸余见方，字体仍用篆文，以便安排章法”。会议制定了新中国政府印信的“型式”、“字体”、“质料”、“字文”等“印铸问题”，同时修正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铸局组织条例”草案初稿等。9月27日，在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秘书厅管理印铸等事宜。10月27日晨，齐燕铭将“兹拟即行镌铸中央人民政府暨所属各院、委、署及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印信，并附铸印设计说明，可否请批示！”上报，并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批示。此批示文件中对包括第一枚国印在内的共45枚政府印信印文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从档案和国印等文物上可以看到，经过讨论制定的国印等政府印信的镌铸细则如下：
印型：曾规定“印的大小与边宽仿宋印”，最后确定为“一律正方形，中央人民政府印每边长九公分”。从文物上看，国印印体厚2.5厘米、柄长11厘米，方章直柄，印柄中部略向里凹进，线条流畅，印体四角棱角分明、打磨光滑，整体造型庄重、大方。其他44枚政府印信的直柄为圆柱式，印体四角都为抹角。
质料：规定“一律用铜质”。实际上，国印使用的铜料密度大、粘度大、兑铵多，质地较硬，执刀刻时比较吃力。
制法：规定“用铸胎镌字”。国印印柄与印体是分别铸造后套螺丝扣旋接的，非一体铸造（其他44枚政府印信则是一体铸造），铜胎精细、制作精良。
在刀法上，国印印文的镌刻刀口是斜的。国印背款是尖錾挑的，字口清晰、纤秀。国印印面精细镌刻的文字在粗阔边缘的衬托下显得刚劲、有力，15个字的印文刚好排3行，搭配对称严谨，布局疏密有致。印痕中，印文为阳文，笔画粗细协调兼用，与其他44枚政府印信相比，其字迹隽秀、清晰大气、舒展美观。
字文、字体和字数：在字文上，规定使用“印”。关于字体，最初暂定为“小篆为主，仿宋次之”，并说明“仿宋具有大众化意义”，由“黄澍铭设计两种样式，提供采择”。最后明确规定“用扁宋体”，并“附有印样两种”。从文物上看，国印印文中的“华”和“国”字都使用了繁体宋体，端庄的宋体字明了易识。中央档案馆档案中曾提到“字数为奇数时，不易排列”，说明当时在印文排列上是要求对称的。依此推测，国印印文中加入“之”字，为的是使15个字能够方正、整齐地框在正方形印面内。
背款：国印印体背面刻有阴文“印名”、“序号”和“时间”背款。印名刻在右侧，内容与印文相同；序号和时间都用汉字数字表示，分别为“第一号”、“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二者同位于左侧，依次排在里侧和外侧。
在政府印信镌铸细则的商讨确定过程中，据说是毛泽东将字体选定为宋体字，后来经过新政协筹备会研究后确定用宋体字的印样。中国的官印制度历史悠久，历朝历代都制定有官印镌铸细则，并在形制和质料等方面各具特色，但字体基本上使用的都是篆书体。新中国第一枚国印在字体上最后确定使用“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的宋体字，这在中国官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交付镌铸到启用仅有5天时间
据中央档案馆档案记载，国印等45枚政府印信交付镌铸的时间是1949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令（厅秘字第二号）”是为“颁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铜质印信壹颗’”而签发的文件，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钤在毛笔写的撰稿日期“十月廿八日”上，而钢笔写的签发日期“十月三十一日九时”则写在第一枚国印的大红印痕之上，可以断定，第一枚国印上交并同时被启用的时间是在10月31日9时前。这份档案的“发文”日期是“1949年11月1日”，所以国印等45枚政府印信的启用时间为1949年11月1日。这份档案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早钤国印的文件。由此我们也可以确定，国家博物馆馆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命通知书”上的时间“1949年10月1日”是任命时间，而钤国印时间应在11月1日后。
实际上，第一枚国印从交付镌铸到镌刻完成并上交启用，期间只有5天的时间，而实际镌刻时间也仅有3天左右，可谓是时间紧、任务重。国家博物馆藏第一枚国印等绝大多数政府印信已磕损、生锈、变旧，印泥重并残留多，以致铜质印面已被染成红色，说明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印等政府印信都行使了它们的神圣使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印文中有国名和政府名称
新中国第一枚国印印文中含有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政府名称“中央人民政府”，印文的确定时间应在国名和政府名称确定之后。
1948年8月，毛泽东提出国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负责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1949年7月8日，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建议去掉国名中的“民主”二字，后经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筹备会把国名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8月17日，第四小组在提交给筹备会的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名已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的《共同纲领》等文件中，在国名后都还带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为此，一些代表建议取消简称。9月26日，周恩来设宴“请教长者”，在商谈会上绝大多数人也反对用简称，这一意见被报送筹备会大会主席团常委作最后决定。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决定去掉国名后面的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最终被确定下来。
政府名称的确定过程是怎样的呢？1948年8月至10月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相继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临时中央政府”。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之一是“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至此政府名称还未确定。8月19日，“政府印铸问题座谈会”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铸局组织条例”，政府名称“中央人民政府”已明确提出。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中央人民政府”这一名称最终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中央人民政府暨院、委、署，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等45个政府机构印信是新中国第一批交付镌铸的政府印信，镌铸细则是同时进行讨论和确定的。在国名与政府名称确定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和下属机构尚在组建之中，机构名称尚待正式确定，政府印信印文的讨论确定工作也随之推迟。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责成“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宣布各机构及委任名单。21日政务院宣告成立。27日晨，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和下属45个政府机构印信印文正式确定颁布。
一枚国印，镌刻者曾有三种说法
1985年7月6日，曾任西泠印社理事等职的马国权撰文说：“闻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即出其（张樾丞）手篆。”1987年新春，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的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在《〈效丞印草〉序》一文中讲到：张樾丞“参与铸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铜印。”1987年第2期《读者文摘》则载文称，顿立夫“精心镌刻”了“国玺”。1995年，曾任《北京教育报》记者的靳飞在《镌刻名家张樾丞和同古堂》一文中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即是出自其手。”至此，出现了“张樾丞镌刻国印说”和“顿立夫镌刻国印说”两种说法。
1996年1月1日，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出版，其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叔通给周恩来送去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鉴。”原来，周恩来嘱陈叔通邀请治印名家制作国印，陈返沪即向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厂说明意图，王将治国印任务交给了他的得意门徒、曾做过苦力车夫的顿立夫去完成。因为童小鹏长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此种说法一度很流行并被认同。6月4日《北京日报》载《新中国大玺何人镌刻？》一文，其中对“《风雨四十年》”中的“顿立夫镌刻国印说”和“《效丞印草》”中的“张樾丞镌刻国印说”提出了质疑，争议由此产生。
同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载《国玺究竟谁人镌刻——印钞厂老师傅提出第三种说法》一文中说到：牛绍武、王桐尧等看过《新中国大玺何人镌刻？》一文后，认为“顿立夫镌刻国印说”、“张樾丞镌刻国印说”都有待商榷，提出有可能是张樾丞接受了镌刻国印任务后，委托技艺超群、独具风格的刻铜活工匠王景华进行的“刻糙”，因为张樾丞“不能刻铜章。当时同古堂张先生应的一些铜活，大多是由一位名叫王景华先生刻的。”此即“王景华镌刻国印说”。
1997年2月14日《北京日报》载《国玺谁镌刻 “张”“王”两说不矛盾》一文，提到张幼丞所说：“……给玉章、铜章写字样印底，以便于拿到外面去粗加工，也就是行里说的‘刻糙’……在当时外加工接活的人中，只有王景华接同古堂的刻铜活……王师傅参与其中的某道工序是可能的……但不能说国印就是王景华镌刻完成的”。此后，相关著作和文章等对国印镌刻者在采用前两种说法的同时，也开始采用第三种说法。
三种国印镌刻者之说的主要分歧集中在：一是谁承接的国印镌刻任务，二是谁亲手执刀镌刻的国印。“张樾丞镌刻国印说”认为张樾丞即承接了国印镌刻任务，也完成了执刀镌刻等工序；“顿立夫镌刻国印说”则认为，陈叔通因国印镌刻任务找到王福厂后，王福厂将包括执刀镌刻等工序交由顿立夫完成；“王景华镌刻国印说”认为是张樾丞承接了国印镌刻任务，但将执刀镌刻这一道工序交由王景华完成。哪种说法是历史事实呢？
“顿立夫、王景华镌刻国印说”难以成立
马国权在《近代印人传》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中央政府及所属各级机构印监制作需人”，陈叔通受周恩来嘱托至沪物色，“拟请福老驾轻就熟北行作指导，福老转荐立夫”，立夫“乃重返京华”，“1968年始退休于541厂（即现北京印钞厂）。”顿立夫入室弟子杨广泰说：顿立夫“追随王福厂二十余年未离左右”，“一九四九年经陈叔通、马衡先生推荐，来京参与政府刻印工作”。由此可知，当中国人民印刷厂镌刻政府印信急需人时，陈叔通请王福厂是“北行作指导”而非镌铸国印。但顿立夫到北京后也没有参加国印镌刻工作。1949年12月，他到中国人民印刷厂（即现北京印钞厂，前身为541厂）时第一个刻的是“县”级印，没刻好，第二个才刻好，说明他好久没刻铜章了。牛绍武与顿立夫同在一个桌子上工作，无话不说，可顿立夫从没提起过镌刻国印之事。1988年3月顿立夫去世前，身体特别好，但1987年国印之事流传开来后，他并未说过参与镌刻国印之事，他的夫人也未说过什么。1999年，时任琉璃厂文雅斋经理的杨广泰说，师傅顿立夫生前与他交往甚密，情如父子，无所不谈，但他从没听顿立夫讲过刻治国印之事。因此，“顿立夫镌刻国印说”是无法成立的。 那“王景华镌刻国印说”能否成立？1949年10月27日，当与国印同一批交付镌铸的其他44枚政府印信交付中国人民印刷厂刻治时，厂内只有王景华、牛绍武、王桐尧、王启先等19名工人，“29日”开始镌刻，要“31日完成”。当时参加刻印的工人带行李住在厂里，日夜加班加点赶刻印信，都“没休息过”，而且“纪律十分严明，工作是保密的，不准随便出入”。所以，被称为“技术好，人缘好，守纪律”的王景华没有可能去承接44枚政府印信以外的镌刻工作。北京印钞厂老工人王启发说，“我们许多老人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大印是老工人王景华刻的。”对比后发现，政务院印镌刻刀口基本为上下垂直，国印镌刻刀口是斜的。当时，王景华是被公认的“技术好”，即使在“不熟”的情况下，3天内刀法也不会如此不同。可以说，政务院印与国印不是由同一人所镌刻。需说明一点，政务院印印文应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为“第贰号”，是交付中国人民印刷厂镌铸的44枚政府印信中尺寸最大的，边长为7.5厘米，其他都为7厘米，称得上是一枚大印。
国印鉴定工作一开始时，牛绍武、王桐尧即指出，国印镌刻的刀口是斜的，不像王景华所刻。王氏镌刻刀口是上下垂直，几乎是立的，不差半毫米，很利落。同时，《国玺究竟谁人镌刻——印钞厂老师傅提出第三种说法》一文中也说到：“……我们不无遗憾地声明：虽然种种迹象表明新中国‘国印’有可能是王景华先生镌刻，但至目前还只是一种假说……”；文中还说，王景华生前从未说过为国印“刻糙”之事……看来，“王景华镌刻国印说”也是不成立的。
“张樾丞镌刻国印说”最终被确认
据国家博物馆藏国印文物档案“采访张幼丞记录”等记载，国印镌铸细则讨论制定工作开始时，因年龄小，张樾丞没有让张幼丞参加，而是指定了他的哥哥张少丞。张幼丞经常看到父亲与哥哥秘密地商量着什么，不让家中其他人知道。张樾丞常会因印样等事要到北京饭店去，并与齐燕铭联系密切。中央档案馆档案记载，1949年8月19日，张樾丞与张少丞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政府印铸问题座谈会”，并且张氏父子二人是最先签到的。这是对张樾丞承接了镌刻国印任务之说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张樾丞能刻铜活吗？资料载，1910年，张樾丞在琉璃厂明远阁墨盒店时就兼事刻铜，当时琉璃厂各南纸店都挂有他的笔单。1912年后，张樾丞开设的同古堂在琉璃厂经营刻铜墨盒的店铺中首屈一指，刻出的铜墨盒极为精美。他还创制了在墨盒上刻汉印，他刻治铜印时运用刻竹的“沙地留青”刀法，刻出的阳文花卉生动古雅。他精于刻铜艺术，为旧京一绝，是刻铜艺术成就最高的艺术家之一。当时同古堂“因为买卖兴隆，张樾丞白天除了应酬、接活，没什么时间干活……”所以，同古堂请外人对铜章等“刻糙”，是因为生意太多、堂内刻工应接不暇，不是因为张樾丞不能刻铜活。
可见，当时因张樾丞和他的同古堂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便被指派接下了镌刻国印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张少丞一直协助他。张樾丞凭借早年的高超刻铜技艺，对国印全力以赴地进行执刀镌刻，最后圆满完成了任务。由于国印镌刻任务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本就鲜为人知。外加张樾丞本人不爱炫耀，张少丞1958年因病早逝，1961年1月15日张樾丞病逝后，齐燕铭等国印镌刻筹划直接负责人和协助者们也都相继离世，张樾丞镌刻第一枚国印的详细情况几乎无人知晓。张幼丞虽有所了解，但由于“文革”期间张家多次被抄，便对张樾丞镌刻国印之事守口如瓶。因此，张樾丞为新中国镌刻国印之事便成为了秘闻，从而引发了后来的诸多争议。
国印不许打样留底
需要一提的是，张樾丞接到新中国第一枚国印交付镌铸任务后，便按要求进行印章印模铸造等设计，并在琉璃厂“一家做铜章、铜盒的店铺”分别浇铸了国印“铜章的方块和柄”。第一枚国印印体和印柄成形后，张少丞和张幼丞都参加了打磨抛光等粗加工。之后，张樾丞把自己反锁在同古堂的工作间里，不准任何人进入，只准家人送饭送水等。就这样，他相继完成了写字样印底、执刀镌刻等各道工序。张樾丞注重印章刻出的阳文效果，在修印过程中下足了功夫，这从国印所钤的红色印痕中那隽秀、清晰大气、舒展美观的印文上可见一斑。篆刻名家马衡提出：“刻印家往往只讲刀法。能知用刀，即自以为尽刻印之能事。不知印之所以为印，重在印文”，“盖刀法者，所以传其所书之文，使其神采不失。”
两天后，张樾丞将国印执刀镌刻等工序圆满完成后，齐燕铭派人到同古堂将国印取走。新中国第一枚国印上交前，按照特殊规矩，不能打样留底，当时印章的四个角都留有高台，待上交国印那天磨平，即开封，便可启用。
链接 铁笔圣手
张樾丞，河北新河县人。1883年出生于贫寒的农民家庭，14岁入北京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学艺，他刻苦读书习字，钻研印艺和各方面知识，为人谦和不俗。出师后，1903年至1909年间自定润格，专以刻字为业。有一次，他受人之托镌刻了梁启超所书的“龙飞虎卧”四字而名声大噪，被誉为“铁画银钩”，亦得“铁笔圣手”之美誉，求其治印者日多。张樾丞刻铜印更是独步一时。
1912年，他在西琉璃厂开设了图章墨盒店，取名“同古堂”。同古堂刻印名闻遐迩，京津地区的名人都以能拥有张氏刻印为荣。末代皇帝溥仪用的“宣统御览之宝”、“宣统御宝”、“无逸斋精鉴玺”及鲁迅和周作人多枚用章、“北京大学授学位印章”、中央银行纸币上“中央银行总裁印鉴”等均出自张樾丞之手。有学者称：“樾丞平生治印数以十万计，当时王公贵人、文儒墨客，得其一印皆以为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印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印痕
钤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的沈钧儒任命通知书。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印面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印痕
专家为国印进行鉴定，右为常建国（时任保管部主任）、中为牛绍武、左为王桐尧。
这枚国印是如何诞生的？
镌铸国印花了多长时间？
谁承接的国印镌刻任务？
谁亲手执刀镌刻的国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被称为新中国第一枚国印。此印是新中国建立初期（1949年至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发各种法令、命令、指示和行使其他权力时钤印公文的凭证信物，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
长期以来，有关这枚国印的镌铸细则和印文的确定、交付镌铸和启用时间以及镌刻者等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99年7月6日，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在得到相关报章资料后的第一时间里，邀请曾参加新中国政府印信镌刻工作的北京印钞厂老师傅牛绍武、王桐尧等到馆内进行国印文物的鉴定工作。之后，有关人员又走访了国印镌刻者张樾丞幼子张幼丞，并在中央档案馆查阅到了一些国印档案，因此建立了包括“国印鉴定记录”等在内的国印文物档案，揭开了国印镌铸的神秘面纱。
首次使用宋体字
1949年6月，为了筹建新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在北平成立。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周恩来指示要邀请治印名家为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和下属机构治印，并讨论制定“政府印信镌铸细则”。因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陈叔通工作十分繁忙，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齐燕铭受命主抓了政府印信镌铸工作，副秘书长余心清等协助齐燕铭做组织协调工作。齐燕铭热爱书法篆刻艺术，对琉璃厂也十分了解，与篆刻大师张樾丞早就相识。主持此事后，齐燕铭邀请治印名家张樾丞、魏长青等商讨国印镌铸事宜，张樾丞为国印设计了隶、宋、汉篆、秦篆四种字体的印样。
同年8月19日下午3时，余心清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了“政府印铸问题座谈会”，张樾丞、张少丞（张樾丞长子）、马衡、梁蔼然、黄澍铭等14人出席。讨论中，余心清“主张一律用方印，约二寸余见方，字体仍用篆文，以便安排章法”。会议制定了新中国政府印信的“型式”、“字体”、“质料”、“字文”等“印铸问题”，同时修正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铸局组织条例”草案初稿等。9月27日，在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设秘书厅管理印铸等事宜。10月27日晨，齐燕铭将“兹拟即行镌铸中央人民政府暨所属各院、委、署及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印信，并附铸印设计说明，可否请批示！”上报，并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批示。此批示文件中对包括第一枚国印在内的共45枚政府印信印文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从档案和国印等文物上可以看到，经过讨论制定的国印等政府印信的镌铸细则如下：
印型：曾规定“印的大小与边宽仿宋印”，最后确定为“一律正方形，中央人民政府印每边长九公分”。从文物上看，国印印体厚2.5厘米、柄长11厘米，方章直柄，印柄中部略向里凹进，线条流畅，印体四角棱角分明、打磨光滑，整体造型庄重、大方。其他44枚政府印信的直柄为圆柱式，印体四角都为抹角。
质料：规定“一律用铜质”。实际上，国印使用的铜料密度大、粘度大、兑铵多，质地较硬，执刀刻时比较吃力。
制法：规定“用铸胎镌字”。国印印柄与印体是分别铸造后套螺丝扣旋接的，非一体铸造（其他44枚政府印信则是一体铸造），铜胎精细、制作精良。
在刀法上，国印印文的镌刻刀口是斜的。国印背款是尖錾挑的，字口清晰、纤秀。国印印面精细镌刻的文字在粗阔边缘的衬托下显得刚劲、有力，15个字的印文刚好排3行，搭配对称严谨，布局疏密有致。印痕中，印文为阳文，笔画粗细协调兼用，与其他44枚政府印信相比，其字迹隽秀、清晰大气、舒展美观。
字文、字体和字数：在字文上，规定使用“印”。关于字体，最初暂定为“小篆为主，仿宋次之”，并说明“仿宋具有大众化意义”，由“黄澍铭设计两种样式，提供采择”。最后明确规定“用扁宋体”，并“附有印样两种”。从文物上看，国印印文中的“华”和“国”字都使用了繁体宋体，端庄的宋体字明了易识。中央档案馆档案中曾提到“字数为奇数时，不易排列”，说明当时在印文排列上是要求对称的。依此推测，国印印文中加入“之”字，为的是使15个字能够方正、整齐地框在正方形印面内。
背款：国印印体背面刻有阴文“印名”、“序号”和“时间”背款。印名刻在右侧，内容与印文相同；序号和时间都用汉字数字表示，分别为“第一号”、“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一日”，二者同位于左侧，依次排在里侧和外侧。
在政府印信镌铸细则的商讨确定过程中，据说是毛泽东将字体选定为宋体字，后来经过新政协筹备会研究后确定用宋体字的印样。中国的官印制度历史悠久，历朝历代都制定有官印镌铸细则，并在形制和质料等方面各具特色，但字体基本上使用的都是篆书体。新中国第一枚国印在字体上最后确定使用“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认”的宋体字，这在中国官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从交付镌铸到启用仅有5天时间
据中央档案馆档案记载，国印等45枚政府印信交付镌铸的时间是1949年10月27日。“中央人民政府令（厅秘字第二号）”是为“颁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铜质印信壹颗’”而签发的文件，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钤在毛笔写的撰稿日期“十月廿八日”上，而钢笔写的签发日期“十月三十一日九时”则写在第一枚国印的大红印痕之上，可以断定，第一枚国印上交并同时被启用的时间是在10月31日9时前。这份档案的“发文”日期是“1949年11月1日”，所以国印等45枚政府印信的启用时间为1949年11月1日。这份档案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早钤国印的文件。由此我们也可以确定，国家博物馆馆藏“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任命通知书”上的时间“1949年10月1日”是任命时间，而钤国印时间应在11月1日后。
实际上，第一枚国印从交付镌铸到镌刻完成并上交启用，期间只有5天的时间，而实际镌刻时间也仅有3天左右，可谓是时间紧、任务重。国家博物馆藏第一枚国印等绝大多数政府印信已磕损、生锈、变旧，印泥重并残留多，以致铜质印面已被染成红色，说明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印等政府印信都行使了它们的神圣使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印文中有国名和政府名称
新中国第一枚国印印文中含有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政府名称“中央人民政府”，印文的确定时间应在国名和政府名称确定之后。
1948年8月，毛泽东提出国名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负责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1949年7月8日，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建议去掉国名中的“民主”二字，后经反复讨论并征求多方意见，筹备会把国名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8月17日，第四小组在提交给筹备会的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名已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的《共同纲领》等文件中，在国名后都还带有一个括号，里面写着“简称中华民国”。为此，一些代表建议取消简称。9月26日，周恩来设宴“请教长者”，在商谈会上绝大多数人也反对用简称，这一意见被报送筹备会大会主席团常委作最后决定。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一致决定去掉国名后面的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最终被确定下来。
政府名称的确定过程是怎样的呢？1948年8月至10月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相继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临时中央政府”。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之一是“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至此政府名称还未确定。8月19日，“政府印铸问题座谈会”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铸局组织条例”，政府名称“中央人民政府”已明确提出。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文件。“中央人民政府”这一名称最终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中央人民政府暨院、委、署，政务院各委、部、会、院、署、行等45个政府机构印信是新中国第一批交付镌铸的政府印信，镌铸细则是同时进行讨论和确定的。在国名与政府名称确定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和下属机构尚在组建之中，机构名称尚待正式确定，政府印信印文的讨论确定工作也随之推迟。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中，责成“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宣布各机构及委任名单。21日政务院宣告成立。27日晨，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和下属45个政府机构印信印文正式确定颁布。
一枚国印，镌刻者曾有三种说法
1985年7月6日，曾任西泠印社理事等职的马国权撰文说：“闻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即出其（张樾丞）手篆。”1987年新春，作为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的文物鉴定家史树青在《〈效丞印草〉序》一文中讲到：张樾丞“参与铸造‘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铜印。”1987年第2期《读者文摘》则载文称，顿立夫“精心镌刻”了“国玺”。1995年，曾任《北京教育报》记者的靳飞在《镌刻名家张樾丞和同古堂》一文中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即是出自其手。”至此，出现了“张樾丞镌刻国印说”和“顿立夫镌刻国印说”两种说法。
1996年1月1日，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著《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出版，其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前夕……陈叔通给周恩来送去一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印鉴。”原来，周恩来嘱陈叔通邀请治印名家制作国印，陈返沪即向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王福厂说明意图，王将治国印任务交给了他的得意门徒、曾做过苦力车夫的顿立夫去完成。因为童小鹏长期在周恩来总理身边工作，此种说法一度很流行并被认同。6月4日《北京日报》载《新中国大玺何人镌刻？》一文，其中对“《风雨四十年》”中的“顿立夫镌刻国印说”和“《效丞印草》”中的“张樾丞镌刻国印说”提出了质疑，争议由此产生。
同年12月27日《北京日报》载《国玺究竟谁人镌刻——印钞厂老师傅提出第三种说法》一文中说到：牛绍武、王桐尧等看过《新中国大玺何人镌刻？》一文后，认为“顿立夫镌刻国印说”、“张樾丞镌刻国印说”都有待商榷，提出有可能是张樾丞接受了镌刻国印任务后，委托技艺超群、独具风格的刻铜活工匠王景华进行的“刻糙”，因为张樾丞“不能刻铜章。当时同古堂张先生应的一些铜活，大多是由一位名叫王景华先生刻的。”此即“王景华镌刻国印说”。
1997年2月14日《北京日报》载《国玺谁镌刻 “张”“王”两说不矛盾》一文，提到张幼丞所说：“……给玉章、铜章写字样印底，以便于拿到外面去粗加工，也就是行里说的‘刻糙’……在当时外加工接活的人中，只有王景华接同古堂的刻铜活……王师傅参与其中的某道工序是可能的……但不能说国印就是王景华镌刻完成的”。此后，相关著作和文章等对国印镌刻者在采用前两种说法的同时，也开始采用第三种说法。
三种国印镌刻者之说的主要分歧集中在：一是谁承接的国印镌刻任务，二是谁亲手执刀镌刻的国印。“张樾丞镌刻国印说”认为张樾丞即承接了国印镌刻任务，也完成了执刀镌刻等工序；“顿立夫镌刻国印说”则认为，陈叔通因国印镌刻任务找到王福厂后，王福厂将包括执刀镌刻等工序交由顿立夫完成；“王景华镌刻国印说”认为是张樾丞承接了国印镌刻任务，但将执刀镌刻这一道工序交由王景华完成。哪种说法是历史事实呢？
“顿立夫、王景华镌刻国印说”难以成立
马国权在《近代印人传》中指出，“新中国成立，中央政府及所属各级机构印监制作需人”，陈叔通受周恩来嘱托至沪物色，“拟请福老驾轻就熟北行作指导，福老转荐立夫”，立夫“乃重返京华”，“1968年始退休于541厂（即现北京印钞厂）。”顿立夫入室弟子杨广泰说：顿立夫“追随王福厂二十余年未离左右”，“一九四九年经陈叔通、马衡先生推荐，来京参与政府刻印工作”。由此可知，当中国人民印刷厂镌刻政府印信急需人时，陈叔通请王福厂是“北行作指导”而非镌铸国印。但顿立夫到北京后也没有参加国印镌刻工作。1949年12月，他到中国人民印刷厂（即现北京印钞厂，前身为541厂）时第一个刻的是“县”级印，没刻好，第二个才刻好，说明他好久没刻铜章了。牛绍武与顿立夫同在一个桌子上工作，无话不说，可顿立夫从没提起过镌刻国印之事。1988年3月顿立夫去世前，身体特别好，但1987年国印之事流传开来后，他并未说过参与镌刻国印之事，他的夫人也未说过什么。1999年，时任琉璃厂文雅斋经理的杨广泰说，师傅顿立夫生前与他交往甚密，情如父子，无所不谈，但他从没听顿立夫讲过刻治国印之事。因此，“顿立夫镌刻国印说”是无法成立的。 那“王景华镌刻国印说”能否成立？1949年10月27日，当与国印同一批交付镌铸的其他44枚政府印信交付中国人民印刷厂刻治时，厂内只有王景华、牛绍武、王桐尧、王启先等19名工人，“29日”开始镌刻，要“31日完成”。当时参加刻印的工人带行李住在厂里，日夜加班加点赶刻印信，都“没休息过”，而且“纪律十分严明，工作是保密的，不准随便出入”。所以，被称为“技术好，人缘好，守纪律”的王景华没有可能去承接44枚政府印信以外的镌刻工作。北京印钞厂老工人王启发说，“我们许多老人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大印是老工人王景华刻的。”对比后发现，政务院印镌刻刀口基本为上下垂直，国印镌刻刀口是斜的。当时，王景华是被公认的“技术好”，即使在“不熟”的情况下，3天内刀法也不会如此不同。可以说，政务院印与国印不是由同一人所镌刻。需说明一点，政务院印印文应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为“第贰号”，是交付中国人民印刷厂镌铸的44枚政府印信中尺寸最大的，边长为7.5厘米，其他都为7厘米，称得上是一枚大印。
国印鉴定工作一开始时，牛绍武、王桐尧即指出，国印镌刻的刀口是斜的，不像王景华所刻。王氏镌刻刀口是上下垂直，几乎是立的，不差半毫米，很利落。同时，《国玺究竟谁人镌刻——印钞厂老师傅提出第三种说法》一文中也说到：“……我们不无遗憾地声明：虽然种种迹象表明新中国‘国印’有可能是王景华先生镌刻，但至目前还只是一种假说……”；文中还说，王景华生前从未说过为国印“刻糙”之事……看来，“王景华镌刻国印说”也是不成立的。
“张樾丞镌刻国印说”最终被确认
据国家博物馆藏国印文物档案“采访张幼丞记录”等记载，国印镌铸细则讨论制定工作开始时，因年龄小，张樾丞没有让张幼丞参加，而是指定了他的哥哥张少丞。张幼丞经常看到父亲与哥哥秘密地商量着什么，不让家中其他人知道。张樾丞常会因印样等事要到北京饭店去，并与齐燕铭联系密切。中央档案馆档案记载，1949年8月19日，张樾丞与张少丞参加了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政府印铸问题座谈会”，并且张氏父子二人是最先签到的。这是对张樾丞承接了镌刻国印任务之说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张樾丞能刻铜活吗？资料载，1910年，张樾丞在琉璃厂明远阁墨盒店时就兼事刻铜，当时琉璃厂各南纸店都挂有他的笔单。1912年后，张樾丞开设的同古堂在琉璃厂经营刻铜墨盒的店铺中首屈一指，刻出的铜墨盒极为精美。他还创制了在墨盒上刻汉印，他刻治铜印时运用刻竹的“沙地留青”刀法，刻出的阳文花卉生动古雅。他精于刻铜艺术，为旧京一绝，是刻铜艺术成就最高的艺术家之一。当时同古堂“因为买卖兴隆，张樾丞白天除了应酬、接活，没什么时间干活……”所以，同古堂请外人对铜章等“刻糙”，是因为生意太多、堂内刻工应接不暇，不是因为张樾丞不能刻铜活。
可见，当时因张樾丞和他的同古堂在业内享有很高的声誉，他便被指派接下了镌刻国印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张少丞一直协助他。张樾丞凭借早年的高超刻铜技艺，对国印全力以赴地进行执刀镌刻，最后圆满完成了任务。由于国印镌刻任务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本就鲜为人知。外加张樾丞本人不爱炫耀，张少丞1958年因病早逝，1961年1月15日张樾丞病逝后，齐燕铭等国印镌刻筹划直接负责人和协助者们也都相继离世，张樾丞镌刻第一枚国印的详细情况几乎无人知晓。张幼丞虽有所了解，但由于“文革”期间张家多次被抄，便对张樾丞镌刻国印之事守口如瓶。因此，张樾丞为新中国镌刻国印之事便成为了秘闻，从而引发了后来的诸多争议。
国印不许打样留底
需要一提的是，张樾丞接到新中国第一枚国印交付镌铸任务后，便按要求进行印章印模铸造等设计，并在琉璃厂“一家做铜章、铜盒的店铺”分别浇铸了国印“铜章的方块和柄”。第一枚国印印体和印柄成形后，张少丞和张幼丞都参加了打磨抛光等粗加工。之后，张樾丞把自己反锁在同古堂的工作间里，不准任何人进入，只准家人送饭送水等。就这样，他相继完成了写字样印底、执刀镌刻等各道工序。张樾丞注重印章刻出的阳文效果，在修印过程中下足了功夫，这从国印所钤的红色印痕中那隽秀、清晰大气、舒展美观的印文上可见一斑。篆刻名家马衡提出：“刻印家往往只讲刀法。能知用刀，即自以为尽刻印之能事。不知印之所以为印，重在印文”，“盖刀法者，所以传其所书之文，使其神采不失。”
两天后，张樾丞将国印执刀镌刻等工序圆满完成后，齐燕铭派人到同古堂将国印取走。新中国第一枚国印上交前，按照特殊规矩，不能打样留底，当时印章的四个角都留有高台，待上交国印那天磨平，即开封，便可启用。
链接 铁笔圣手
张樾丞，河北新河县人。1883年出生于贫寒的农民家庭，14岁入北京琉璃厂益元斋刻字铺学艺，他刻苦读书习字，钻研印艺和各方面知识，为人谦和不俗。出师后，1903年至1909年间自定润格，专以刻字为业。有一次，他受人之托镌刻了梁启超所书的“龙飞虎卧”四字而名声大噪，被誉为“铁画银钩”，亦得“铁笔圣手”之美誉，求其治印者日多。张樾丞刻铜印更是独步一时。
1912年，他在西琉璃厂开设了图章墨盒店，取名“同古堂”。同古堂刻印名闻遐迩，京津地区的名人都以能拥有张氏刻印为荣。末代皇帝溥仪用的“宣统御览之宝”、“宣统御宝”、“无逸斋精鉴玺”及鲁迅和周作人多枚用章、“北京大学授学位印章”、中央银行纸币上“中央银行总裁印鉴”等均出自张樾丞之手。有学者称：“樾丞平生治印数以十万计，当时王公贵人、文儒墨客，得其一印皆以为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印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印痕
钤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的沈钧儒任命通知书。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印面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印痕
专家为国印进行鉴定，右为常建国（时任保管部主任）、中为牛绍武、左为王桐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