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北平地下党和军管会北平市公安局，联络、策动和指挥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举行整建制起义，消除了原军统特务潜伏组织对北平市的巨大危害，成为对开国大典的一份献礼。
　　胡同里的保密局北平站
　　 徐宗尧是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北平站历来受到戴笠、毛人凤的重视，按保密局成立时报国防部核定编制，外勤站编制为三种，北平、上海、南京等为甲种站，编制160人。
　　 北平站成立于1946年，军统局改为保密局，原马汉三筹备的军统局华北办事处组建成北平站，办公地点原在板厂胡同，后搬至东城弓弦胡同，是几个四合院组成的大院。历任站长皆为资历很老的军统骨干，如马汉三、黄天迈、文强、乔家才、王蒲臣等，设六科，有近10个组、站，还有电讯支台、潜伏组、特别站、交通支臺等下属单位。
　　 1948年冬，平津战役基本结束。1949年1月22日上午10时，和平解放北平协定签字。在此之前，蒋介石为稳定、拉拢傅作义，想尽了各种办法，为保华北、北平，绞尽脑汁。特别是利用保密局控制傅作义，布置北平站实施暗杀计划，以威慑为和平奔走的爱国人士。
　　怀仁堂里的关键会议
　　 1949年1月22日下午5时，傅作义在怀仁堂召集保密局等秘密身份人员开会：宣布当日上午10时，和平协定签字，希望停止活动，保证生命财产安全，愿回南京可订机票……会议很短，但引起了与会人员的慌乱。
　　 这次会议参加者有徐宗尧、警察局长杨清植、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毛锡园、北平支台台长阎守仁、督察室督察王蒲臣等共十余人。
　　 当时，王蒲臣将早已拟定的人员名单交给傅作义的秘书，而他似早已知道和平协定要签字，但其他人并无心理准备。杨清植还问徐宗尧：“有无办法？”看到大势不好，杨决定第二天飞南京，通知当晚集合，次日早晨飞南京，约100人。
　　 1月23日，北平的保密局各机构头目基本南逃，北平站下属各单位人员群龙无首，惶惶不可终日，气氛凄凉紧张。
　　 1月24日下午1点，聚集在南池子缎库胡同北平支台的保密局人员争论何去何从，互相争辩，几乎动武。北平交通支台台长跑到北平支台，大叫：“你们投降共产党了！”支台台长阎守仁打电话叫来徐宗尧讲话，徐的大意是蒋介石、毛人凤不关心大家安全，至今未派飞机运人、电台，如继续坐以待毙，死路一条。
　　 大部分报务员，包括交通支台台长高呼：“拥护徐先生的说法！”22日会后，徐宗尧曾问阎守仁：“你为何接支台台长职？”阎答：“徐先生接任北平站，一定会有好办法，所以我才接。”徐回答他：“我的好办法是投诚共产党，你封闭支台，停止发报、联络，造册准备移交。”获得大部分人的支持后，徐宗尧才宣布军统北平站起义，命令所有人员放下武器、交出电台。
　　 北平站的起义使北平和平解放未受影响，社会基本安定。
　　上交清册，结局不同
　　 1949年2月1日，在弓弦胡同4号，徐宗尧见到解放军军管会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冯基平，交出了保密局北平站清册。
　　 2月6日，北京市公安局命令徐宗尧在东板桥14号徐的住处成立“军统人员登记处”，至22日已登记一百多人。由徐召集后带往西城后马厂胡同10号开会，当日将起义人员送往清河农场训练大队。
　　 保密局北平站的起义比较顺利，事实上徐宗尧早就开始接触中共，他接手北平站也是准备向中共献礼，起义有准备、有目的，并非临时动议，这在保密局的区站起义中是唯一的一例。
　　 北平站起义人员的结局不一：起义的一百多人并非全部自愿参加劳动、学习改造。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和平解放以后，各种人心理开始产生变化，进入改造学校后，表现并不相同。有的人，如徐宗尧是认真学习，真心向善，毫无保留，后安排适当工作，从1962年起任北京第三、四、五届政协委员。
　　 有的本身投诚就有条件，如潜伏组韩北辰，2月3日向北平市公安局交出电台、密码本前，谈条件要保证安全、要职务，受到徐宗尧斥责后不得已才交出。
　　 再如冯贤年，最早受徐策动，积极参加起义，对侦破潜伏组贡献很大（无冯贤年很难获取潜伏名单）。他是老资格，上下皆熟，人脉很广，在清河农场劳动改造时，听闻朝鲜战争爆发，又动摇起来，后悔起义。因他在华北地区特务系统中关系多，社会关系也广，开始阴谋串联改造中的旧部下暴动，计划劫夺看守、警卫武器，冲出去上太行山打游击，被侦破，1951年被镇压。这是很令人惋惜的，同时也说明保密局人员的改造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并不是仅仅起义了，就完全转变投向革命阵营了。
　　（摘自《北京日报》 朱小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