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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水浒传》中三个知识分子吴用、王伦、黄文炳的命运与经历，探讨他们悲剧命运与读书人身份的关系，探究时代与社会对他们命运的影响，政治对它们生存的裹挟与倾轧。从中看出元明乱世的知识分子的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和社会地位。
【关键词】《水浒传》 知识分子 吴用 王伦 黄文炳
想在《水浒传》里找出几个读书人大概和想从沙中淘金子一样困难。试图在其中找出几个典型并加以研究，粗看起来没有到什么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从《水浒传》这个武力和暴力的世界中勾勒出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地位，讨论他们悲剧命运与读书人身份的关系，探究武力社会对他们命运的影响，政治对他们生存的裹挟与倾轧，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元明乱世的知识分子的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和社会地位。
《水浒传》写的虽然是北宋时代的社会与政治，但是，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是元末明初，我们可以大致断定，《水浒传》中涉及的时代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掺入了元末明初的社会风貌。元末明初的社会是一个大动荡的社会，由于朝代的变迁，元代知识分子长期受到的压抑暂时被减轻了，知识分子对新朝充满了期望，满怀信心地想在新朝大展身手，为新朝的文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换代之后，朱元璋即位，以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以富贵功名使士人荣身，重新建立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由此，广大知识分子疯狂追求功名，纷纷应举。然而，朝廷对于知识分子的吸纳毕竟有限，也有自己的选择标准，有些人掌握了一定文化，进入了政府体制，如《水浒》中的陆谦、黄文炳，有的做官不成，又弄得无家无业，就成了游民知识分子，如吴用。同时，“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思想控制的松动以及王阳明心学的流行”①，使这些人有了更多的人生选择。这些人可能浪荡江湖，也可能参与造反活动。梁山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军师吴用，原头领王伦，就是这样的代表。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命运必然充满了诡异与不确定性，他们的道路注定是坎坷不平的。《儒林外史》中王冕评价当时的文化环境，说了一句“你看贯索文昌，一代文人有厄！”②庶几可以作为元明知识分子命运的注脚。
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阶级常分类为两个集团，一是帮助新皇帝而为谋士，一是帮助旧皇帝成为孤臣逆子”③，这两类人在《水浒传》中都可以见到，前者如梁山上的吴用，后者如黄蜂刺黄文炳，另外还有一个想当帝王而气概太小的王伦。本文试重点论述吴用、王伦、黄文炳这三个读书人，详加论述之。
吴 用
吴用第一次出场是在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书中这样写道：“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銮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显然是一副标准的读书人打扮。作者尚觉得渲染不够，又加了一首《临江仙》的赞词：“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极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自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直接把他比作能臣陈平、诸葛亮。但是，随后作者便揭示出吴用的身份不过是一介村夫子。作为一个村学究，拥有如此高的称赞，似乎有些过誉，但仔细想来，却是作者刻意的安排。村塾夫子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拥有不同一般的地位。他们饱读诗书，却与功名无关（有的无心，有的无力），生活萧疏，心怀旷朗，以教授村童为业，有明显的草根特色、民间情怀。同时，由于封建社会文化知识普及不够，作为知识拥有者的村学究便拥有了一种特权。他既可以与地方官员称兄道弟，又可以成为村落律法的制定与执行者，一句话，他是传统文化在村落基层的传播者，也是村落大事的决策者。吴用便是如此，他既可以给刘唐、雷横那样的泼皮劝架，又可以和保正晁盖商议劫生辰纲那样的大事。劫生辰纲这场大事全是吴用一手策划，且看他如何安排参加人员，如何说三阮撞筹，如何定下妙计，麻翻杨志等人，这显然不是一般村塾中的迂夫子做得出来的。即使王伦这位山大王也没有如此胆略。智劫生辰纲这一事件，奠定了吴用在整部小说中的民间智者形象。
在梁山好汉从散到聚，到最后上山的过程中，吴用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说他是“水泊梁山建设总设计师”大概也不为过。此后的火拼王伦、劫江州法场、三打祝家庄、智取大名府等事件，都是吴用设计。吴用显然比王伦更有清醒的头脑，虽然，他为梁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明白意识到自己在梁山军事集团中的地位，固守自己作为谋事者的军师职责，丝毫不逾职行之外，对主人忠于职守，对梁山竭忠尽智。这一点，民国社会学家萨孟武在《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④中说得明白。他“不是流氓（宋江）”，“也不是地主（卢俊义）”，流氓（游民）借地主的豪富，地主借游民的豪气，互相凭借，才能结成权势，而一旦结成权势，对于知识分子，不是压迫，就是利用，吴用也莫能外。因为熟读史书，所以他对“君臣名位”等封建伦常有异于常人的敏感。他敏锐地认识到梁山好汉在排座次之后，宋江与诸人已经由兄弟关系，转变为上下级关系。他的表现也就转为臣子对君主的审慎了。这与李逵武松等人不同，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适应这种由权力带来的关系变化。李逵时时说破宋江心中心思，时时逾越上下级的关系，总让宋江下不来台。而吴用则恪守封建知识分子的政治伦理——忠。所以，他始终受宋江的恩宠，也没有李逵那样被宋江毒死的命运。
但是，吴用毕竟是村学究出身，是一个深受封建忠义伦理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最后的选择是自缢梁山，用他那个阶层特有的忠诚与卑微，为烟消云散的昔日世界殉了葬。
王 伦
王伦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书中，是第十四回，柴进收容林冲时所言：“如今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驻，为头的唤作‘白衣秀士’王伦”，“……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多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从这里我们可以获得两个信息：一是王伦的气魄实在小。他的队伍不过七八百人，只是一支很小的队伍，干得也不过是“打家劫舍”之类的小事，与宋江一辈席卷半个中国的豪举根本不能相比。二是王伦并非不能容人，他也收容了大量“做下弥天大罪的人”，但这些人显然气派太小，不足以对王伦的权威构成威胁。待到林冲谒见王伦，作者特意给了王一段心理活动描写“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着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⑤这段心理实在是细致入微，搔到王伦心中痒处。王伦气量之小，在这几句话中显露无遗。
其实此时上山的林冲，只有安身的本能需求，未必有取而代之的欲望与野心，但王伦的心思却未必如此。王伦最可笑的行止在于他既没有雄心，也没有大量，他安于现状，只求做个一方山头的小头目，而没有与赵氏政权对峙的野心。这倒也罢了，他又心气狭小，不能见到有比自己水准更高，名望更大的人出现在面前。作者又安排了一首诗挑明：未同豪气岂相求，纵遇英雄不肯留。秀士自来多嫉妒，豹头空叹觅封侯。这种嫉妒在庙堂则为黄文炳，在山野则为王伦。秀士的嫉妒在知识界或可以成为“文人相轻”的话题，但在梁山之上，便成了英雄前途的拦路石，也是王伦最终覆灭的导火索。
林冲再三忍耐，才在梁山勉强扎驻下来。及至晁盖一伙上山，王伦的嫉贤妒能、不能容人发展到了顶峰。王伦推托道：“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些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终于激起了林冲忍耐已久的愤怒，提刀火并了王伦。
王伦的自取灭亡原因有二：其一，王伦是个朽儒，陈腐的思维观念使他把梁山作一家一姓的独裁天地，嫉贤妒能，排斥豪杰；其二，他既无雄才，又无大能，本不是做寨主的材料，却拼命占居要位，留下这种人，没用而有害。在面对强于自己、高于自己的人才时，他又触犯了江湖好汉心中最根本的伦理底线——义。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古老的平均分享思想是水浒好汉的处事准则。所谓“好汉见好汉，惺惺惜惺惺”，王伦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惜打破这条江湖铁律，触犯了好汉心中的伦理底线，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
王伦这种嫉贤妒能，固然与人性的通病有关，但与他小知识分子的性格也不无关系。作为一个在封建教化、科举制度倾扎下，心理变态，思想异化，人格畸形，品行扭曲的旧式读书人，我们在唾弃的同时，也应加上几分同情。
黄文炳
黄文炳绰号黄蜂刺，大概是《水浒》中最为卑劣的人之一。而《水浒》中最为不堪的人，如黄文炳、陆虞候，几乎都是读书人，实在让人深思。
黄文炳第一次出场，是在浔阳楼头，宋江题反诗后⑥。文中写道：“且说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却是个野去处。因有个闲住通判，姓黄，双名文炳。这这人虽读经书，却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褊窄，只要嫉贤能，一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每每来浸润他，时常过江来请访知府，指望他引出职，再欲做官。”这里透露给读者两个信息：一是黄文炳是个“在闲通判”，住的是“野去处”，久不得志，读书人的价值没有实现；二是黄文炳是个“心地褊窄，只要嫉贤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的人（这一点和王伦很像）。
黄见到宋诗后，“大惊”，凭着读书人敏锐的政治嗅觉，意识到这是一次自己往上爬的好机会。接下来他的处理可谓不动声色：他仔细抄下诗句，又认真问清题诗人的体貌特征，最后吩咐酒保不要将诗刮去，其心思之缜密，不弱于吴用。次日，他在蔡九知府面前巧用引申构陷捏造的手段，骗知府下令捉拿宋江，的确不负黄蜂刺的绰号。到当梁山好汉设计救人，伪造印信时，黄文炳的一身“才干”才显露无遗。试想好汉们的伪信作伪水准如何之高，连蔡知府都被骗过，却被黄文炳认出“这封书不是真的”。鲁迅曾经颇为悲观的将读书人分为“帮闲的”与“帮忙的”，那些“帮闲的”，就是围绕在权势者前后的恶奴，为虎作伥的师爷。作为一个读书人，不把学问用到正道上，而是将其用在钻营害人上，黄文炳是作者塑造的一个集封建帮闲恶德于一身的人物形象。他为了私人的前程，全然不顾他人性命，难怪宋江叹道：“你既读圣贤之书，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黄文炳终究未曾想到的是，他纵然聪明，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终于祸及自身，被梁山好汉活剐而死。
写到这里，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王伦和黄文炳两个人物，实际是作者特意设置安排的，这两个人实则是一个。只是由于所处的空间不同，他们的表现就各有异处。王伦若考上科举，进入体制，那便是黄文炳，黄文炳若无缘庙堂，流落民间，那就成为王伦，所不同者，一在朝而一在野耳。两人都长期不得志，读书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不能得到抒发，他们也做不到像吴用那样“村学究”式的疏旷清醒，两人都心地狭窄、嫉贤妒能，黄还要加上一条“阿谀谗佞”。王伦纵然不堪，却没有害人之心，而黄文炳却完全是那种在官僚体制影响下，丧失良知，连廉耻都已不顾的小人。
《水浒》中的知识分子大致是以上三类，他们分别是以吴用为代表的反对者的谋士；以王伦为代表的嫉贤妒能的小头目；以黄文炳为代表的旧皇帝的孤臣逆子。这三者构成了整个封建社会末路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在严酷的社会倾轧下，其中最为卑劣的留在旧势力身边，为虎作伥，做着升迁的美梦；旧势力中被挤出势力阶层的则流落民间，并试图把一家一姓的独裁延续到民间，黄文炳与王伦是其中的代表；另一类既无心功名，也不想进入体制，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反抗，吴用是其中的代表。由于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弱视，他们又最终被整个社会吞没了。这三者无论好坏优劣，最后的结果不是殉主就是横死，他们悲惨的遭遇，正是反映了宋元明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
【注释】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明代文学绪论.
② 吴敬梓.《儒林外史·楔子》.
③ 萨孟武.《吴用何以只能做第三把交椅》，《水浒传与中国社会》，第161页，北京出版社2005.
④ 上揭书，第162页.
⑤ 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⑥ 孙勇进〈漫话水浒〉说黄文炳作为官府中人，见到反对朝廷的文字，理应有所警惕，黄的行为是正当的。本文不敢苟同，认为黄明显知道这是醉酒之人的牢骚，不该将此构陷为反诗.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第一中学）
【关键词】《水浒传》 知识分子 吴用 王伦 黄文炳
想在《水浒传》里找出几个读书人大概和想从沙中淘金子一样困难。试图在其中找出几个典型并加以研究，粗看起来没有到什么意义。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来，从《水浒传》这个武力和暴力的世界中勾勒出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地位，讨论他们悲剧命运与读书人身份的关系，探究武力社会对他们命运的影响，政治对他们生存的裹挟与倾轧，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元明乱世的知识分子的性格以及他们的命运和社会地位。
《水浒传》写的虽然是北宋时代的社会与政治，但是，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是元末明初，我们可以大致断定，《水浒传》中涉及的时代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掺入了元末明初的社会风貌。元末明初的社会是一个大动荡的社会，由于朝代的变迁，元代知识分子长期受到的压抑暂时被减轻了，知识分子对新朝充满了期望，满怀信心地想在新朝大展身手，为新朝的文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换代之后，朱元璋即位，以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以富贵功名使士人荣身，重新建立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基础，由此，广大知识分子疯狂追求功名，纷纷应举。然而，朝廷对于知识分子的吸纳毕竟有限，也有自己的选择标准，有些人掌握了一定文化，进入了政府体制，如《水浒》中的陆谦、黄文炳，有的做官不成，又弄得无家无业，就成了游民知识分子，如吴用。同时，“随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壮大，思想控制的松动以及王阳明心学的流行”①，使这些人有了更多的人生选择。这些人可能浪荡江湖，也可能参与造反活动。梁山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军师吴用，原头领王伦，就是这样的代表。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分子的命运必然充满了诡异与不确定性，他们的道路注定是坎坷不平的。《儒林外史》中王冕评价当时的文化环境，说了一句“你看贯索文昌，一代文人有厄！”②庶几可以作为元明知识分子命运的注脚。
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阶级常分类为两个集团，一是帮助新皇帝而为谋士，一是帮助旧皇帝成为孤臣逆子”③，这两类人在《水浒传》中都可以见到，前者如梁山上的吴用，后者如黄蜂刺黄文炳，另外还有一个想当帝王而气概太小的王伦。本文试重点论述吴用、王伦、黄文炳这三个读书人，详加论述之。
吴 用
吴用第一次出场是在第十四回：“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书中这样写道：“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腰系一条茶褐銮带，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显然是一副标准的读书人打扮。作者尚觉得渲染不够，又加了一首《临江仙》的赞词：“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极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自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直接把他比作能臣陈平、诸葛亮。但是，随后作者便揭示出吴用的身份不过是一介村夫子。作为一个村学究，拥有如此高的称赞，似乎有些过誉，但仔细想来，却是作者刻意的安排。村塾夫子的地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拥有不同一般的地位。他们饱读诗书，却与功名无关（有的无心，有的无力），生活萧疏，心怀旷朗，以教授村童为业，有明显的草根特色、民间情怀。同时，由于封建社会文化知识普及不够，作为知识拥有者的村学究便拥有了一种特权。他既可以与地方官员称兄道弟，又可以成为村落律法的制定与执行者，一句话，他是传统文化在村落基层的传播者，也是村落大事的决策者。吴用便是如此，他既可以给刘唐、雷横那样的泼皮劝架，又可以和保正晁盖商议劫生辰纲那样的大事。劫生辰纲这场大事全是吴用一手策划，且看他如何安排参加人员，如何说三阮撞筹，如何定下妙计，麻翻杨志等人，这显然不是一般村塾中的迂夫子做得出来的。即使王伦这位山大王也没有如此胆略。智劫生辰纲这一事件，奠定了吴用在整部小说中的民间智者形象。
在梁山好汉从散到聚，到最后上山的过程中，吴用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说他是“水泊梁山建设总设计师”大概也不为过。此后的火拼王伦、劫江州法场、三打祝家庄、智取大名府等事件，都是吴用设计。吴用显然比王伦更有清醒的头脑，虽然，他为梁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明白意识到自己在梁山军事集团中的地位，固守自己作为谋事者的军师职责，丝毫不逾职行之外，对主人忠于职守，对梁山竭忠尽智。这一点，民国社会学家萨孟武在《吴用何以只能坐第三把交椅》④中说得明白。他“不是流氓（宋江）”，“也不是地主（卢俊义）”，流氓（游民）借地主的豪富，地主借游民的豪气，互相凭借，才能结成权势，而一旦结成权势，对于知识分子，不是压迫，就是利用，吴用也莫能外。因为熟读史书，所以他对“君臣名位”等封建伦常有异于常人的敏感。他敏锐地认识到梁山好汉在排座次之后，宋江与诸人已经由兄弟关系，转变为上下级关系。他的表现也就转为臣子对君主的审慎了。这与李逵武松等人不同，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适应这种由权力带来的关系变化。李逵时时说破宋江心中心思，时时逾越上下级的关系，总让宋江下不来台。而吴用则恪守封建知识分子的政治伦理——忠。所以，他始终受宋江的恩宠，也没有李逵那样被宋江毒死的命运。
但是，吴用毕竟是村学究出身，是一个深受封建忠义伦理影响的知识分子。他最后的选择是自缢梁山，用他那个阶层特有的忠诚与卑微，为烟消云散的昔日世界殉了葬。
王 伦
王伦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书中，是第十四回，柴进收容林冲时所言：“如今有三个好汉，在那里扎驻，为头的唤作‘白衣秀士’王伦”，“……那三个好汉聚集着七八百小喽罗，打家劫舍，多有做下弥天大罪的人都投奔那里躲灾避难”。从这里我们可以获得两个信息：一是王伦的气魄实在小。他的队伍不过七八百人，只是一支很小的队伍，干得也不过是“打家劫舍”之类的小事，与宋江一辈席卷半个中国的豪举根本不能相比。二是王伦并非不能容人，他也收容了大量“做下弥天大罪的人”，但这些人显然气派太小，不足以对王伦的权威构成威胁。待到林冲谒见王伦，作者特意给了王一段心理活动描写“我却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续后宋万来，聚集这许多人马伴当。我又没十分本事，杜迁、宋万武艺也只平常。如今不争添了这个人，他是京师禁军教头，必然好武艺。倘着被他识破我们手段，他须占强，我们如何迎敌？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发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后患。”⑤这段心理实在是细致入微，搔到王伦心中痒处。王伦气量之小，在这几句话中显露无遗。
其实此时上山的林冲，只有安身的本能需求，未必有取而代之的欲望与野心，但王伦的心思却未必如此。王伦最可笑的行止在于他既没有雄心，也没有大量，他安于现状，只求做个一方山头的小头目，而没有与赵氏政权对峙的野心。这倒也罢了，他又心气狭小，不能见到有比自己水准更高，名望更大的人出现在面前。作者又安排了一首诗挑明：未同豪气岂相求，纵遇英雄不肯留。秀士自来多嫉妒，豹头空叹觅封侯。这种嫉妒在庙堂则为黄文炳，在山野则为王伦。秀士的嫉妒在知识界或可以成为“文人相轻”的话题，但在梁山之上，便成了英雄前途的拦路石，也是王伦最终覆灭的导火索。
林冲再三忍耐，才在梁山勉强扎驻下来。及至晁盖一伙上山，王伦的嫉贤妒能、不能容人发展到了顶峰。王伦推托道：“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许多真龙？聊备些小薄礼，万望笑留，烦投大寨歇马，小可使人亲到麾下纳降。”终于激起了林冲忍耐已久的愤怒，提刀火并了王伦。
王伦的自取灭亡原因有二：其一，王伦是个朽儒，陈腐的思维观念使他把梁山作一家一姓的独裁天地，嫉贤妒能，排斥豪杰；其二，他既无雄才，又无大能，本不是做寨主的材料，却拼命占居要位，留下这种人，没用而有害。在面对强于自己、高于自己的人才时，他又触犯了江湖好汉心中最根本的伦理底线——义。有酒大家喝，有肉大家吃。古老的平均分享思想是水浒好汉的处事准则。所谓“好汉见好汉，惺惺惜惺惺”，王伦为了自己的小算盘，不惜打破这条江湖铁律，触犯了好汉心中的伦理底线，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
王伦这种嫉贤妒能，固然与人性的通病有关，但与他小知识分子的性格也不无关系。作为一个在封建教化、科举制度倾扎下，心理变态，思想异化，人格畸形，品行扭曲的旧式读书人，我们在唾弃的同时，也应加上几分同情。
黄文炳
黄文炳绰号黄蜂刺，大概是《水浒》中最为卑劣的人之一。而《水浒》中最为不堪的人，如黄文炳、陆虞候，几乎都是读书人，实在让人深思。
黄文炳第一次出场，是在浔阳楼头，宋江题反诗后⑥。文中写道：“且说这江州对岸另有个城子，唤做无为军，却是个野去处。因有个闲住通判，姓黄，双名文炳。这这人虽读经书，却是阿谀谄佞之徒，心地褊窄，只要嫉贤能，一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专在乡里害人。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每每来浸润他，时常过江来请访知府，指望他引出职，再欲做官。”这里透露给读者两个信息：一是黄文炳是个“在闲通判”，住的是“野去处”，久不得志，读书人的价值没有实现；二是黄文炳是个“心地褊窄，只要嫉贤能，胜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的人（这一点和王伦很像）。
黄见到宋诗后，“大惊”，凭着读书人敏锐的政治嗅觉，意识到这是一次自己往上爬的好机会。接下来他的处理可谓不动声色：他仔细抄下诗句，又认真问清题诗人的体貌特征，最后吩咐酒保不要将诗刮去，其心思之缜密，不弱于吴用。次日，他在蔡九知府面前巧用引申构陷捏造的手段，骗知府下令捉拿宋江，的确不负黄蜂刺的绰号。到当梁山好汉设计救人，伪造印信时，黄文炳的一身“才干”才显露无遗。试想好汉们的伪信作伪水准如何之高，连蔡知府都被骗过，却被黄文炳认出“这封书不是真的”。鲁迅曾经颇为悲观的将读书人分为“帮闲的”与“帮忙的”，那些“帮闲的”，就是围绕在权势者前后的恶奴，为虎作伥的师爷。作为一个读书人，不把学问用到正道上，而是将其用在钻营害人上，黄文炳是作者塑造的一个集封建帮闲恶德于一身的人物形象。他为了私人的前程，全然不顾他人性命，难怪宋江叹道：“你既读圣贤之书，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黄文炳终究未曾想到的是，他纵然聪明，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终于祸及自身，被梁山好汉活剐而死。
写到这里，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王伦和黄文炳两个人物，实际是作者特意设置安排的，这两个人实则是一个。只是由于所处的空间不同，他们的表现就各有异处。王伦若考上科举，进入体制，那便是黄文炳，黄文炳若无缘庙堂，流落民间，那就成为王伦，所不同者，一在朝而一在野耳。两人都长期不得志，读书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不能得到抒发，他们也做不到像吴用那样“村学究”式的疏旷清醒，两人都心地狭窄、嫉贤妒能，黄还要加上一条“阿谀谗佞”。王伦纵然不堪，却没有害人之心，而黄文炳却完全是那种在官僚体制影响下，丧失良知，连廉耻都已不顾的小人。
《水浒》中的知识分子大致是以上三类，他们分别是以吴用为代表的反对者的谋士；以王伦为代表的嫉贤妒能的小头目；以黄文炳为代表的旧皇帝的孤臣逆子。这三者构成了整个封建社会末路时期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在严酷的社会倾轧下，其中最为卑劣的留在旧势力身边，为虎作伥，做着升迁的美梦；旧势力中被挤出势力阶层的则流落民间，并试图把一家一姓的独裁延续到民间，黄文炳与王伦是其中的代表；另一类既无心功名，也不想进入体制，而是选择了另一条路：反抗，吴用是其中的代表。由于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弱视，他们又最终被整个社会吞没了。这三者无论好坏优劣，最后的结果不是殉主就是横死，他们悲惨的遭遇，正是反映了宋元明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
【注释】
①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明代文学绪论.
② 吴敬梓.《儒林外史·楔子》.
③ 萨孟武.《吴用何以只能做第三把交椅》，《水浒传与中国社会》，第161页，北京出版社2005.
④ 上揭书，第162页.
⑤ 第十一回《朱贵水亭施号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⑥ 孙勇进〈漫话水浒〉说黄文炳作为官府中人，见到反对朝廷的文字，理应有所警惕，黄的行为是正当的。本文不敢苟同，认为黄明显知道这是醉酒之人的牢骚，不该将此构陷为反诗.
（作者单位：浙江省绍兴市第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