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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现代社会的语言文字规范是不可少的，但不能做简单化理解和生硬的贯彻执行，也不能漠视规范、随意行事。做好语文规范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语文辞书应该以规范意识为生命线，为促进规范而努力。《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多年来全面、及时地贯彻各种语文规范，调整收字、分词以反映语言演变，为便于读者掌握规范，在义项排序、标注词性和易错提示等方面做了有效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综观已有的辞书，还普遍存在着两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文言和方言问题。偏爱文言词、书面语词，关注口语词、方言词不够，这是值得引起各种现代汉语辞书注意的。
关键词 语文 辞书 规范 意识
一、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规范观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一听到“规范”就会想到那些“不合规范”的事。新中国诞生之后，在一片混乱之中百废待兴，许多方面都要建立新的规范。单是语言文字生活方面就需要有扫盲常用字表(识字标准)，要整理古体字、异体字、方言俗字、简体字，要确定通用语——普通话的规范，要审订标准读音、制定拼音方案、编订词典，要确立语法修辞规范，制定标点符号使用规则，要选用汉字查检法，等等。一时间，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部门的各色人等——专家、官员、教师、学生——都忙得很，尤其是语文老师，得自己先学好而后教学、传播各种规范，还要努力纠正学生们的种种不合规范的现象，工作十分辛苦。那时新制定的标准未必都很合理，理解也比较简单，执行又有些生硬，一提起“规范”就难免有些紧张，有时还会造成一些不快。
其实，规范是有多方面的含义的。经过了几番曲折和反复，现在大家都会有许多新的理解。语言文字是沟通的工具、思维的依据、文学创造的凭借。语文规范是为了使社会交际更加便捷，思考和学习更加高效，艺术创作更加繁荣。语文规范应有刚柔两面，刚为矩，柔为规，规矩缺一不可，兼而有之才能成方圆。文字、字形是不能含糊的，但不能要求大家都说一口标准音，写一手宋体字，这在多民族的方言大国是办不到的。至于字词的意义理解和组句、修辞、语用等方面，就应该有更大的灵活度，否则千人一面，一动笔就都写成了条文式的公文，还有什么个人的创作可言?
语言是为社会生活的沟通服务的，它只能随着社会的变动而变动。尤其是使用汉语汉字的我国，人口众多、方言多样，汉字的字形复杂、笔画繁多，在社会生活急剧变革的年代，汉语的变动必定会加快速度。为它所制定的种种规范就不能一劳永逸、一成不变，更不能僵硬化。语文的规范必须在贯彻应用的过程中经历实践的验证，这就需要有人在社会实践中进行考察，总结行之有效的、好的标准，发现其中某些不合理的规定，并提出改进的措施，使规范成为动态的进程。
规范，作为名词，指的是合理的标准，作为动词，是探索、制定、推行、考察、调整标准的具体工作。语文的规范必须有人经过精细的研究去制定标准，各种标准应该刚柔适度。汉语的语言文字如此丰富多样，只靠几个专家“吾辈数人定则定矣”是不行的，这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使用语言文字的人都应该关注的事，是一个系统工程。能否形成合理的规范，建设健康的规范，关键在于大家有没有规范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处于转型之中，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南北城乡的人口流动和商业交际的复杂化，既加速了普通话的普及，也促使了方言的抬头；各种信息的大爆炸，使得在职场上奋战的中青年无暇静心推敲书面文字；网络交际的无拘无束纵容了充分展示自我、不考虑旁人能否接受的习惯；某些文学理论则鼓吹只有违抗已有的习惯才能有真正的艺术创造；时尚之风愈刮愈烈，有人便以为唯有新奇怪异才能争取好卖点。所有这些因素都会造成语文规范意识的淡漠。事实上，语言的历史早已证明，不论是什么时代，语言的系统都是承续多于变异。新词可以每天涌现，基本词汇的底座却不易动摇；语句不断创新，语法规律的定型却很缓慢；语音可以有许多人读不准，其系统也难得一变。从宋元白话、明清小说到现在，近千年过去了，当年的文学作品不是还在为代代新人欣赏?赵元任早已提出的北京“女国音”，近百年过去了，并没有冲垮“尖团不分”的规律。应该说，语文规范的观念是不可颠覆的，科学的规范是从实践中来的，把经过社会约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肯定下来，这样的规范便容易被多数人接受。在言语使用过程中，合理的规范措施能够刚柔相济，鼓励创新，也就不至于走向僵化，抑制创造。
二、规范意识是语文辞书的生命线
李宇明(2010：169)在《辞书与语文规范》一文中指出：“语文辞书和语文教科书等，是以记录语言文字现象、描述语言文字规律、传授语言文字知识和规范、指导人们正确使用语言文字为目的的图书，属于成文语言文字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又指出：“语文辞书的基本职能是‘提供与辞书内容相关的语言文字规范’和‘记录相关的语言文字现象’。”可见语文辞书是沟通语文规范标准和语文学习者、使用者的桥梁，它的任务是，一方面把语文规范标准向学习者、使用者做具体的展示；一方面又把社会生活中语文运用的事实做恰当的反映。社会应用的“语言文字现象”中势必有符合语文规范的，有偏离的，也有语文规范中尚未认定的新的创造。这就需要在记录的时候有所鉴别、有所判断，不可能有文必录。这个记录过程也必须有鲜明的规范意识。好的辞书既是规范标准的宣传者、贯彻者，也是语文生活中健康成分和优秀创造的发现者、推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意识是语文辞书的生命线。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规范二典”)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编写时就“以贯彻规范为宗旨，把‘规范’二字揭橥于书名，这种前瞻性实难能可贵”(曹先擢《序》)。十几年来，编者们努力创造的诸多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体现规范意识这一点上，这两部辞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经验。
首先，“规范二典”在贯彻国家有关部门的语文规范标准上是认真严肃而及时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二版(以下简称“二版”)所列“常用语言文字法律及规范标准”(1955－2009)就达20种之多。除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总表、常用字表、通用字表之外，各种字形表、异读词审音表、异形词表以及拼音正词法、汉字部首、笔顺、部件名称、标点符号用法等，都尽数列出，并全面贯彻其中。2010年的“二版”根据2009年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表》及时增删了相关的字头、词目和义项。
其次，为了反映现代汉语的当前状态，“规范二典”在收字、分词上运用了多种大型语料库进行调整、增删。“二版”就增加字头六百多个，删去不常用词一千多条，增收新词语两千多条，例如“打”、“大”这两个字头下的“打造、打制、打表、打工族、打非、打假、打卡、打包(新义项：在餐馆里打包)，大棚(种植)、大排档、大话(新 义项：漫无边际的谈论)、大农业、大经济、大教育、大科学、大众传播、大龄青年、大政方针”等等，都是近些年来进入常用词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是编写现代辞书应该提倡的。
其三，语文辞书不但要向学习者、使用者展示语文规范标准，还应该帮助他们运用好各种规范，并且在大众的社会运用中发现新问题，酝酿新的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语文规范得到顺利的贯彻，得到健康的发展。为此，辞书的编纂者还应该研究，如何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标准，达到规范。“规范二典”在这方面也是下了功夫的。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字义和词义，“规范二典”对自己提出了两项要求：1、词的义项按词义发展脉络顺序排列；2、给每一词目词标注词性。这两部辞书的首席顾问吕叔湘先生对此是赞同和欣赏的，他在序文里说，这两条不容易做好，“但做总比不做好。万事开头难，只要开了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总有一天会完备起来的”。看来，当年吕先生的鼓励是见效了。应该说，“规范二典”在这两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有眼力、有魄力的，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其四，“规范二典”还有另一个创举，是为初学者着想，在字目说解之后为字形、字义和字音的容易混淆之处添加必要的提示。在词条说解之后，提示异形词的规范意见、词音的读法、同义词辨析，词语组合的限制和规范用法。这似乎是普及型的学习词典的做法，但这也正是规范词典为了落实规范的分内之事，并非节外生枝，越俎代庖。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受读者欢迎的，值得肯定和弘扬的。例如同音的“熔、溶、融”的用法，不同音的劲jin、jing表示不同意思，也都做了提示。“叶公好龙”的“叶”提示：“‘叶’在这里旧读she，今读ye。”“付”字下提示：“不是副和傅的简化字。”“庆”字下提示：“右下是大不是犬。”“拘泥”条下提示：“泥这里不读ni。”“刊误”下提示：“跟‘勘误’不同。‘刊误’侧重指最终的改错；‘勘误’侧重指用比对的方法校正。”“舍”字下提示：“舍’④跟‘家’⑨不同，谦称长辈或年龄比自己大的人时，用‘家’不用‘舍’。如‘家父’‘家兄’。”“苦劳”下提示：“一般只能和‘功劳’对举使用。”“明火执仗”下提示：“不宜写作‘明火执杖’。”大量的提示都十分准确有用。这是为读者着想、为规范着想的防范措施。
三、现代汉语辞书尚待解决的两个难题
吕叔湘先生在《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吕叔湘1987)一文中，关于汉语文系统的演变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说法：“从宏观方面观察的语文演变，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文言问题，一个是方言问题。”关于“文言问题”，他说：“汉语的书面形式是汉字，汉字可以离开口语而存在，这就促成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口语改变了而书面语不变或少变。”关于“方言问题”则说：“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封建阶段，也就迟迟未能以某种形式的官话为基础形成全民共同的口语。这期间，用汉字为其表现形式的‘文言’能够在各个方言区通行，这一事实对于共同口语的形成也起了消极的阻滞作用。”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差别大，共通语和方言分歧也大，这是大家熟知的事实，也是现代汉语的重要特点。编好指导规范化的现代汉语辞书所面临的难题也正是从这两个特点来的。
难题之一是处理文言词、古语词和口语词的关系。
汉字已有数千年历史，从隶变到现在两千多年了，形体上没有大变化。由于汉字以表义为中心，表音不力，所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都可以理解其字义，因而古语词、文言词就容易传承下来。中国又是一个文献大国，历代文人创造的文言文不仅卷帙浩瀚，而且珍品无数，美不胜收。现代汉语中的数以千计的成语大多是古代生成的。不少古时的诗文名句至今还经常被引用。现代辞书的编者常常不忍割爱，大量收录古语词、文言词和成语。然而实际上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口语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其实白话的潜力是很大的，咱们应当努力耕种白话的田地，不要图省事老向文言伸手”。而大量口语词很少写成文字，人们只在口头习得和使用。有的口语词读无定音，写无定形，甚至意义含混，进入通语的口语词和方言词又常常划不清界限，因而现代辞书多半回避困难，尽量少收口语词。专门为口语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就更少了。在辞书之潮汹涌澎湃的今日，现代汉语口语词典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然而，口语何尝不需规范?现代汉语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北方人可以由方言获得口语语感，南方人的方言语感往往不能进入通语，外国人学汉语就全然没有口语语感和语境，常常把书面语生硬地套用于口语之中。辞书少收口语词，语文教科书缺乏纯口语的课文，这些情况已经妨碍了南方方言区学生学母语，也相当明显地妨碍了外国人的汉语学习。
“规范二典”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收了7000多个字头，把一些生僻字(大约1600个)附于正文之后作为“备查字”，这就是一个创举。但从收字的比例看，文言词(标(文>)和古语词还是偏多，而口语词明显收得少。我曾抽查了十分之一页码(87－157页)的字目，其中标示(文>137字，未标(文>的古语用字(如郛、椟、篚、缶)还有30多个；而标<口)的字目只有22个(还有10多个明显是口语用字，没有标示符号，如嘀、哒、嘟、哆、屌)，标<方>的也应属于口语词，也只有22个。三项加起来口语用字也只有50多个。可见在处理古一今、书一口、文言一白话的关系上还是明显不当的。在减少古语词、多收口语词方面，《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表现可能较好。我抽查了两个字头的词目，就发现其中收了不少三音节以上的现代口语中的三字词和惯用语。例如：“大”字之下就有：大串联、大动作、大白天、大半天、大半夜、大方向、大不了、大部头、大老远、大肚汉、大老粗、大呼隆、大红伞、大个子、大块头、大包干儿、大小姐、大牲畜、大屋顶、大跃进、大檐帽、大碗茶、大有文章、大有希望、大功告成、大打出手、大错特错、大吃大喝、大吵大闹、大操大办、大龄青年、大红大绿、大街小巷，等等。这类口语词在现代生活中是常用的，立为词条释义不长，所占篇幅不多，对初学者，尤其是南方人和外国人，都是很实用的。
据了解，偏爱文言词、古语词，忽视现代口语词的情况在其他一些现代汉语辞书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难题之二是处理现代汉语通语和方言的关系。
汉语的方言品种多、差异大。尽管普通话已经大体普及，但是大多数人首先学会和主要使用的语言还是方言。据本世纪初所做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全国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人数占53.06％，能用方言的则有86.36％；最先会说普通话的只有13.47％，而先学会方言的则有84.23％；在家里最常用普通话与家人交谈的只有13.47％，大多数人使用的还是方言；会普通话的人中，能说得流利准确的只有20.42％。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所通行的普通话中必 定掺入了大量的方言成分，这就是不合规范的“地方普通话”。这些不合规范的成分包括读音不准、不合语法规则和使用方言词。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是封闭的，方言特点总是有限的几条，造成差误后有不少是听话的人可以折合着理解，造成含混的机会不会太多；词汇系统则是开放的系统，数以千万计。汉语方言之间的词汇差异随处可见，使用不当也是很常见的。要么说者表达的语义不当，要么听者理解困难，有时甚至会造成误解。因此，规范的语文辞书就应该承担帮助读者分辨通语词和方言词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且不说闽、粤、吴等东南方言，即使是官话方言之间，词汇差异也很明显。普通话词汇是以北方方言(官话方言)为基础的，陈章太(2005)曾就《北方话基本词汇集》的材料做过统计，在该书的3200条常用词中，各地方言中“基本相同”的只有1900多条，“有一定差异”的词共有1200多条，“各地差异较大的”有178条。在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区差异最大，如“祖父”就有“公、家公、爹、爹爹、老爹”等说法。如果扩大口语词的调查面，官话内部的词汇差异肯定会大得多。
然而已有的现代汉语辞书(包括“规范二典”)在区别规范词和方言词上，普遍还下力不够。方言调查时所列的方言词和普通话已经吸收的“方源词”(如名堂、老公、瘪三、买单、按揭、姥爷)和可能接受的方言词(如老姑娘最小的姑娘、老爹老大爷、老爷们、老玉米、发烧友行外的迷恋者、头家老板、堂客妻或女人)应该都有不同，如何为这几类词汇划界，还需要做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应该说，这项研究，至今为止，我们在语料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的分析上都做得很不够，甚至还没有认真组织过成规模的调查分析和理论探讨。
从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过程说，其词汇的主要源流是从宋元以来的古白话延续下来的，古白话就是早年的中原地区的官话方言。胡适之是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倡导者和第一批大作家之一，在谈到他自己是如何学写白话文的时候，他说：“我的家乡土话是离官话很远的；我在学校里学的上海话也不在官话系统之内。我十六七岁时在竞业旬报上写了不少的白话文，那时我刚学四川话。我写的白话差不多全是从看小说得来的。我的经验告诉我：水浒红楼西游儒林外史一类的小说早已给了我们许多白话教本，我们可以从这些小说里学到写白话文的技能。”(《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后来，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燕知草》作跋时说道：“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转引自张中行1988)这就把现代汉语的来源说得更全面了。基本的口语是宋元以来官话的延续，欧化语、古文、方言则是充入的其他因素。可见，古官话方言和现代各方言都是现代汉语词汇的主要来源。要认定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系统，就得研究古今方言如何进入普通话，如何进入现代书面语，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难题。近数十年来，古白话(近代汉语)的研究、现代方言词汇的调查和现代汉语形成历史过程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只要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本着规范的意识，认真地对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做动态的考察，总结其中的演变规律，探讨方言词汇进入通语的规范标准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编好语文辞书，建设合理健康的语文规范，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弘扬民族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为规范化服务的现代汉语的语文辞书编过很多，成绩很大，应该提倡更多地思考一些问题，对已有的辞书做认真的评议，取长补短，以期把此项事业做得更加完善。
(责任编辑 王慧敏)
关键词 语文 辞书 规范 意识
一、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规范观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人一听到“规范”就会想到那些“不合规范”的事。新中国诞生之后，在一片混乱之中百废待兴，许多方面都要建立新的规范。单是语言文字生活方面就需要有扫盲常用字表(识字标准)，要整理古体字、异体字、方言俗字、简体字，要确定通用语——普通话的规范，要审订标准读音、制定拼音方案、编订词典，要确立语法修辞规范，制定标点符号使用规则，要选用汉字查检法，等等。一时间，文化教育、新闻出版部门的各色人等——专家、官员、教师、学生——都忙得很，尤其是语文老师，得自己先学好而后教学、传播各种规范，还要努力纠正学生们的种种不合规范的现象，工作十分辛苦。那时新制定的标准未必都很合理，理解也比较简单，执行又有些生硬，一提起“规范”就难免有些紧张，有时还会造成一些不快。
其实，规范是有多方面的含义的。经过了几番曲折和反复，现在大家都会有许多新的理解。语言文字是沟通的工具、思维的依据、文学创造的凭借。语文规范是为了使社会交际更加便捷，思考和学习更加高效，艺术创作更加繁荣。语文规范应有刚柔两面，刚为矩，柔为规，规矩缺一不可，兼而有之才能成方圆。文字、字形是不能含糊的，但不能要求大家都说一口标准音，写一手宋体字，这在多民族的方言大国是办不到的。至于字词的意义理解和组句、修辞、语用等方面，就应该有更大的灵活度，否则千人一面，一动笔就都写成了条文式的公文，还有什么个人的创作可言?
语言是为社会生活的沟通服务的，它只能随着社会的变动而变动。尤其是使用汉语汉字的我国，人口众多、方言多样，汉字的字形复杂、笔画繁多，在社会生活急剧变革的年代，汉语的变动必定会加快速度。为它所制定的种种规范就不能一劳永逸、一成不变，更不能僵硬化。语文的规范必须在贯彻应用的过程中经历实践的验证，这就需要有人在社会实践中进行考察，总结行之有效的、好的标准，发现其中某些不合理的规定，并提出改进的措施，使规范成为动态的进程。
规范，作为名词，指的是合理的标准，作为动词，是探索、制定、推行、考察、调整标准的具体工作。语文的规范必须有人经过精细的研究去制定标准，各种标准应该刚柔适度。汉语的语言文字如此丰富多样，只靠几个专家“吾辈数人定则定矣”是不行的，这不是少数人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使用语言文字的人都应该关注的事，是一个系统工程。能否形成合理的规范，建设健康的规范，关键在于大家有没有规范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活各方面都处于转型之中，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南北城乡的人口流动和商业交际的复杂化，既加速了普通话的普及，也促使了方言的抬头；各种信息的大爆炸，使得在职场上奋战的中青年无暇静心推敲书面文字；网络交际的无拘无束纵容了充分展示自我、不考虑旁人能否接受的习惯；某些文学理论则鼓吹只有违抗已有的习惯才能有真正的艺术创造；时尚之风愈刮愈烈，有人便以为唯有新奇怪异才能争取好卖点。所有这些因素都会造成语文规范意识的淡漠。事实上，语言的历史早已证明，不论是什么时代，语言的系统都是承续多于变异。新词可以每天涌现，基本词汇的底座却不易动摇；语句不断创新，语法规律的定型却很缓慢；语音可以有许多人读不准，其系统也难得一变。从宋元白话、明清小说到现在，近千年过去了，当年的文学作品不是还在为代代新人欣赏?赵元任早已提出的北京“女国音”，近百年过去了，并没有冲垮“尖团不分”的规律。应该说，语文规范的观念是不可颠覆的，科学的规范是从实践中来的，把经过社会约定的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肯定下来，这样的规范便容易被多数人接受。在言语使用过程中，合理的规范措施能够刚柔相济，鼓励创新，也就不至于走向僵化，抑制创造。
二、规范意识是语文辞书的生命线
李宇明(2010：169)在《辞书与语文规范》一文中指出：“语文辞书和语文教科书等，是以记录语言文字现象、描述语言文字规律、传授语言文字知识和规范、指导人们正确使用语言文字为目的的图书，属于成文语言文字规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又指出：“语文辞书的基本职能是‘提供与辞书内容相关的语言文字规范’和‘记录相关的语言文字现象’。”可见语文辞书是沟通语文规范标准和语文学习者、使用者的桥梁，它的任务是，一方面把语文规范标准向学习者、使用者做具体的展示；一方面又把社会生活中语文运用的事实做恰当的反映。社会应用的“语言文字现象”中势必有符合语文规范的，有偏离的，也有语文规范中尚未认定的新的创造。这就需要在记录的时候有所鉴别、有所判断，不可能有文必录。这个记录过程也必须有鲜明的规范意识。好的辞书既是规范标准的宣传者、贯彻者，也是语文生活中健康成分和优秀创造的发现者、推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规范意识是语文辞书的生命线。
《现代汉语规范字典》和《现代汉语规范词典》(以下简称“规范二典”)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编写时就“以贯彻规范为宗旨，把‘规范’二字揭橥于书名，这种前瞻性实难能可贵”(曹先擢《序》)。十几年来，编者们努力创造的诸多成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体现规范意识这一点上，这两部辞书有许多值得称道的经验。
首先，“规范二典”在贯彻国家有关部门的语文规范标准上是认真严肃而及时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二版(以下简称“二版”)所列“常用语言文字法律及规范标准”(1955－2009)就达20种之多。除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汉语拼音方案、简化字总表、常用字表、通用字表之外，各种字形表、异读词审音表、异形词表以及拼音正词法、汉字部首、笔顺、部件名称、标点符号用法等，都尽数列出，并全面贯彻其中。2010年的“二版”根据2009年发布的《现代汉语常用词表》及时增删了相关的字头、词目和义项。
其次，为了反映现代汉语的当前状态，“规范二典”在收字、分词上运用了多种大型语料库进行调整、增删。“二版”就增加字头六百多个，删去不常用词一千多条，增收新词语两千多条，例如“打”、“大”这两个字头下的“打造、打制、打表、打工族、打非、打假、打卡、打包(新义项：在餐馆里打包)，大棚(种植)、大排档、大话(新 义项：漫无边际的谈论)、大农业、大经济、大教育、大科学、大众传播、大龄青年、大政方针”等等，都是近些年来进入常用词的，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是编写现代辞书应该提倡的。
其三，语文辞书不但要向学习者、使用者展示语文规范标准，还应该帮助他们运用好各种规范，并且在大众的社会运用中发现新问题，酝酿新的规范。只有这样，才能使语文规范得到顺利的贯彻，得到健康的发展。为此，辞书的编纂者还应该研究，如何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标准，达到规范。“规范二典”在这方面也是下了功夫的。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字义和词义，“规范二典”对自己提出了两项要求：1、词的义项按词义发展脉络顺序排列；2、给每一词目词标注词性。这两部辞书的首席顾问吕叔湘先生对此是赞同和欣赏的，他在序文里说，这两条不容易做好，“但做总比不做好。万事开头难，只要开了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总有一天会完备起来的”。看来，当年吕先生的鼓励是见效了。应该说，“规范二典”在这两方面所做的努力是有眼力、有魄力的，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
其四，“规范二典”还有另一个创举，是为初学者着想，在字目说解之后为字形、字义和字音的容易混淆之处添加必要的提示。在词条说解之后，提示异形词的规范意见、词音的读法、同义词辨析，词语组合的限制和规范用法。这似乎是普及型的学习词典的做法，但这也正是规范词典为了落实规范的分内之事，并非节外生枝，越俎代庖。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受读者欢迎的，值得肯定和弘扬的。例如同音的“熔、溶、融”的用法，不同音的劲jin、jing表示不同意思，也都做了提示。“叶公好龙”的“叶”提示：“‘叶’在这里旧读she，今读ye。”“付”字下提示：“不是副和傅的简化字。”“庆”字下提示：“右下是大不是犬。”“拘泥”条下提示：“泥这里不读ni。”“刊误”下提示：“跟‘勘误’不同。‘刊误’侧重指最终的改错；‘勘误’侧重指用比对的方法校正。”“舍”字下提示：“舍’④跟‘家’⑨不同，谦称长辈或年龄比自己大的人时，用‘家’不用‘舍’。如‘家父’‘家兄’。”“苦劳”下提示：“一般只能和‘功劳’对举使用。”“明火执仗”下提示：“不宜写作‘明火执杖’。”大量的提示都十分准确有用。这是为读者着想、为规范着想的防范措施。
三、现代汉语辞书尚待解决的两个难题
吕叔湘先生在《汉语文的特点和当前的语文问题》(吕叔湘1987)一文中，关于汉语文系统的演变有一段十分精辟的说法：“从宏观方面观察的语文演变，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文言问题，一个是方言问题。”关于“文言问题”，他说：“汉语的书面形式是汉字，汉字可以离开口语而存在，这就促成了书面语和口语的分离，口语改变了而书面语不变或少变。”关于“方言问题”则说：“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封建阶段，也就迟迟未能以某种形式的官话为基础形成全民共同的口语。这期间，用汉字为其表现形式的‘文言’能够在各个方言区通行，这一事实对于共同口语的形成也起了消极的阻滞作用。”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差别大，共通语和方言分歧也大，这是大家熟知的事实，也是现代汉语的重要特点。编好指导规范化的现代汉语辞书所面临的难题也正是从这两个特点来的。
难题之一是处理文言词、古语词和口语词的关系。
汉字已有数千年历史，从隶变到现在两千多年了，形体上没有大变化。由于汉字以表义为中心，表音不力，所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都可以理解其字义，因而古语词、文言词就容易传承下来。中国又是一个文献大国，历代文人创造的文言文不仅卷帙浩瀚，而且珍品无数，美不胜收。现代汉语中的数以千计的成语大多是古代生成的。不少古时的诗文名句至今还经常被引用。现代辞书的编者常常不忍割爱，大量收录古语词、文言词和成语。然而实际上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口语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其实白话的潜力是很大的，咱们应当努力耕种白话的田地，不要图省事老向文言伸手”。而大量口语词很少写成文字，人们只在口头习得和使用。有的口语词读无定音，写无定形，甚至意义含混，进入通语的口语词和方言词又常常划不清界限，因而现代辞书多半回避困难，尽量少收口语词。专门为口语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就更少了。在辞书之潮汹涌澎湃的今日，现代汉语口语词典还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然而，口语何尝不需规范?现代汉语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北方人可以由方言获得口语语感，南方人的方言语感往往不能进入通语，外国人学汉语就全然没有口语语感和语境，常常把书面语生硬地套用于口语之中。辞书少收口语词，语文教科书缺乏纯口语的课文，这些情况已经妨碍了南方方言区学生学母语，也相当明显地妨碍了外国人的汉语学习。
“规范二典”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现代汉语规范字典》收了7000多个字头，把一些生僻字(大约1600个)附于正文之后作为“备查字”，这就是一个创举。但从收字的比例看，文言词(标(文>)和古语词还是偏多，而口语词明显收得少。我曾抽查了十分之一页码(87－157页)的字目，其中标示(文>137字，未标(文>的古语用字(如郛、椟、篚、缶)还有30多个；而标<口)的字目只有22个(还有10多个明显是口语用字，没有标示符号，如嘀、哒、嘟、哆、屌)，标<方>的也应属于口语词，也只有22个。三项加起来口语用字也只有50多个。可见在处理古一今、书一口、文言一白话的关系上还是明显不当的。在减少古语词、多收口语词方面，《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表现可能较好。我抽查了两个字头的词目，就发现其中收了不少三音节以上的现代口语中的三字词和惯用语。例如：“大”字之下就有：大串联、大动作、大白天、大半天、大半夜、大方向、大不了、大部头、大老远、大肚汉、大老粗、大呼隆、大红伞、大个子、大块头、大包干儿、大小姐、大牲畜、大屋顶、大跃进、大檐帽、大碗茶、大有文章、大有希望、大功告成、大打出手、大错特错、大吃大喝、大吵大闹、大操大办、大龄青年、大红大绿、大街小巷，等等。这类口语词在现代生活中是常用的，立为词条释义不长，所占篇幅不多，对初学者，尤其是南方人和外国人，都是很实用的。
据了解，偏爱文言词、古语词，忽视现代口语词的情况在其他一些现代汉语辞书中也是普遍存在的，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难题之二是处理现代汉语通语和方言的关系。
汉语的方言品种多、差异大。尽管普通话已经大体普及，但是大多数人首先学会和主要使用的语言还是方言。据本世纪初所做全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006)，全国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人数占53.06％，能用方言的则有86.36％；最先会说普通话的只有13.47％，而先学会方言的则有84.23％；在家里最常用普通话与家人交谈的只有13.47％，大多数人使用的还是方言；会普通话的人中，能说得流利准确的只有20.42％。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所通行的普通话中必 定掺入了大量的方言成分，这就是不合规范的“地方普通话”。这些不合规范的成分包括读音不准、不合语法规则和使用方言词。语音系统和语法系统是封闭的，方言特点总是有限的几条，造成差误后有不少是听话的人可以折合着理解，造成含混的机会不会太多；词汇系统则是开放的系统，数以千万计。汉语方言之间的词汇差异随处可见，使用不当也是很常见的。要么说者表达的语义不当，要么听者理解困难，有时甚至会造成误解。因此，规范的语文辞书就应该承担帮助读者分辨通语词和方言词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且不说闽、粤、吴等东南方言，即使是官话方言之间，词汇差异也很明显。普通话词汇是以北方方言(官话方言)为基础的，陈章太(2005)曾就《北方话基本词汇集》的材料做过统计，在该书的3200条常用词中，各地方言中“基本相同”的只有1900多条，“有一定差异”的词共有1200多条，“各地差异较大的”有178条。在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区差异最大，如“祖父”就有“公、家公、爹、爹爹、老爹”等说法。如果扩大口语词的调查面，官话内部的词汇差异肯定会大得多。
然而已有的现代汉语辞书(包括“规范二典”)在区别规范词和方言词上，普遍还下力不够。方言调查时所列的方言词和普通话已经吸收的“方源词”(如名堂、老公、瘪三、买单、按揭、姥爷)和可能接受的方言词(如老姑娘最小的姑娘、老爹老大爷、老爷们、老玉米、发烧友行外的迷恋者、头家老板、堂客妻或女人)应该都有不同，如何为这几类词汇划界，还需要做一番深入的调查研究。应该说，这项研究，至今为止，我们在语料的调查研究和理论的分析上都做得很不够，甚至还没有认真组织过成规模的调查分析和理论探讨。
从现代汉语形成的历史过程说，其词汇的主要源流是从宋元以来的古白话延续下来的，古白话就是早年的中原地区的官话方言。胡适之是中国现代白话文的倡导者和第一批大作家之一，在谈到他自己是如何学写白话文的时候，他说：“我的家乡土话是离官话很远的；我在学校里学的上海话也不在官话系统之内。我十六七岁时在竞业旬报上写了不少的白话文，那时我刚学四川话。我写的白话差不多全是从看小说得来的。我的经验告诉我：水浒红楼西游儒林外史一类的小说早已给了我们许多白话教本，我们可以从这些小说里学到写白话文的技能。”(《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后来，周作人在给俞平伯的《燕知草》作跋时说道：“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统制，才可以造出雅致的俗语文来。”(转引自张中行1988)这就把现代汉语的来源说得更全面了。基本的口语是宋元以来官话的延续，欧化语、古文、方言则是充入的其他因素。可见，古官话方言和现代各方言都是现代汉语词汇的主要来源。要认定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系统，就得研究古今方言如何进入普通话，如何进入现代书面语，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难题。近数十年来，古白话(近代汉语)的研究、现代方言词汇的调查和现代汉语形成历史过程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只要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本着规范的意识，认真地对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做动态的考察，总结其中的演变规律，探讨方言词汇进入通语的规范标准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编好语文辞书，建设合理健康的语文规范，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弘扬民族文化有着深远的意义。半个多世纪以来，为规范化服务的现代汉语的语文辞书编过很多，成绩很大，应该提倡更多地思考一些问题，对已有的辞书做认真的评议，取长补短，以期把此项事业做得更加完善。
(责任编辑 王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