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前清、短暂的袁氏帝制、民国共和，到日寇侵华，在风云突变，你死我活的时局岁月里，能够平安度过，能够稳坐高官之位，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付增湘的一生或许就是这样完成的。
付增湘（1872——1950），四川江安县人，虽说是出生、生长于江安，但至入京为官以后，再没有踏上故乡这片土地。这不是因为付增湘不想回归故乡，或许是因为太忙，付增湘没有时间还乡。付增湘一生都在忙碌，为官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活中，酷爱藏书、校书，其足迹跑遍了大江南北。可以说，付增湘一生穷于奔命，罕有空闲，只有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到付增湘去世的几年里，才稍有闲暇，闲赋家中，致力于古籍藏书的研究。其时，付增湘也是心神疲惫，病痛缠身，即使想回乡看看，也无力为之。
纵观付增湘为官一生，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考为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以来，官场沉浮，付增湘每每能够从容应对，似乎成为了官场上的不倒翁。1902年，付增湘进入袁世凯幕府，至少在这时付增湘的选择是正确的，袁世凯此时思想表现激进，表面是拥护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大权在握，付增湘紧随左右，受袁世凯委任，参加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1914年，任袁世凯御用机构约法会议议员。袁世凯倒台，付增湘却没有随袁世凯的倒台而倒台。1917年12月，付增湘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总统一易，总理三易，付增湘的教育总长却牢而不动。以不变应万变，付增湘的宦海生涯里，似乎没有惊澜，只有不变。
无论后人怎样的评价，付增湘的处事哲学是随和的，袁世凯拥护共和，他也拥护共和，袁世凯称帝，他也不反对，袁世凯倒台，他不痛心，也不气馁，可以在北洋政府里继续担任教育总长。心态平和，随遇而安，或许就是付增湘的人生理念。当然，付增湘也有冲冠一怒的时候，在这付增湘一生中是少见的，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欲追究北大校长蔡元培策动包庇学生，逼蔡元培离职，付增湘极力抵制，辞去了教育总长之职。作为一位教育家，一代鸿儒，也有发怒的时候，也有冲动的表现，这在付增湘一生中是极少的。温文尔雅，处事不惊，与世无争是付增湘性情的写照。
教育总长不干了，政府又给了付增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之职，官不大，毕竟还是官，付增湘还是能够安于此职并能有所作为，藏书、校书成为付增湘一生的最大成就，也许，付增湘真正的人生价值也体现在这里。
付增湘的为人处事是到位的，官降了，图书收藏研究成了付增湘新的兴趣喜好，事实上，付增湘是十分的清醒的，官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官的大小已无所谓。既然不能做到清静无为，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付增湘为官多年，在政绩上，并没有多大的轰动效益或非常之举。在如此动荡的时局里，当权者几易其人，付增湘都能得以重视，官位稳坐。即使辞职了，也能再得官位，可见付增湘做人做到了极致。
由于付增湘的人品、学识、名气，低调的处事态度也没有领导者忘掉他。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夕，周恩来特派陈毅持自己的亲笔函，专程拜访付增湘。可惜此时付增湘已经仙逝，不然，付增湘至少会出任全国政协委员。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付增湘是成功的，他能够得到多任领导者的重视与信任，是非常难得的。当然，这与付增湘的儒雅为官之道是分不开的。
为官多年，并不是付增湘的真正成就，付增湘的最大成就是古籍的收藏与整理、研究。傅增湘是现当代著名藏书家，其搜书之勤、藏书之富、版本之精，为近代诸藏书家之首，仅其祖传秘本、善本书达66000余卷。傅增湘经常流连于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书肆，又常到浙江、安徽等地访书。每得知某地有善本，必求一得，倘若资力不及，也必求一见，把书借来，进行校勘。其所得薪金，除生活费用之外，全部用以购书。有时绌于资金，往往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
作为一代鸿儒，付增湘在书画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付增湘的书法与其官道上的修为是一致的，温文尔雅，波澜不惊，沉稳淡定是付增湘书法的最大特色。这种书法特征，一如付增湘的为官之道，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太大的波澜跌荡，平平顺顺，泰然处事，但其间足以见出付增湘厚重的内涵与底蕴。
付增湘书法以楷书和行书为主。楷书兼容欧、柳，晚年又间些魏碑笔意，端庄典雅，沉稳淡定。行书以二王为本，融唐碑韵味，于俊秀中蕴含着厚重。
這一点，可以从泸州博物馆收藏的二幅付增湘书法作品中得以佐证。泸州博物馆收藏付增湘楷书而幅。
其一，付增湘楷书对联，纸本，横32厘米，纵123厘米。
楷书内容为“更欲洞霄为隐吏；自应洽札奏新书。”
上联右边题款，一行七字，楷书：“□□仁兄大人正是”。下联左边题款，一行五字，楷书：“润沅傅增湘”，款后钤白文方印“臣增湘印”，朱文方印“戊戌翰林”。
傅增湘书写的七言对联“更欲洞霄为隐吏；自应给札奏新书。”出自苏东坡的《洞霄宫诗》“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忆旧游。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和《次韵宋肇惠澄心纸二首》“诗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知君也厌雕肝肾，分我江南数斛愁。君家家学陋相如，宜与诸儒论石渠。古纸无多更分我，自应给札奏新书。”两首诗书体为楷书，中锋、侧锋兼用，用笔逆入平出，一波三折，方中带圆，点画清健，字體峻拔，字迹端庄典雅，功底深厚，兼容欧、柳笔意。特别是更、欲、为、隐等字中，欧体、柳体笔意更浓。精气饱满，结构于谨严见流朗，姿仪整肃而秀媚，内敛与舒展相得益彰，上下联题款遥相呼应，别有一番风韵。两印章一白一朱，字体一粗一细，笔画一方一圆，形成鲜明对比，为作品锦上添花。
其二，付增湘楷书扇面，纸本，横弧长65厘米，半径34厘米。
竹为扇骨。正面为傅增湘书行楷文，内容为“访胜琳宫未南大贫烟鬟涧吹似相亲千年松杏登山史几□棠□驻晚春林鸟悦人常自啭洞蛇依佛无能驯石亭瞑坐眈孤赏梦落吴山楚水滨秀岩媚孤亭春涧涨霄灵冥生待归人惘□然梦天目”。书后题款，三行十七字，行书“游岫山云寺□作，少修仁兄属正，傅增湘□书”。款后钤印白文方印“傅增湘”。竹骨款署“四朝夏□□如丝龙马精神海鹤姿天上玉堂传诏夜阵前金甲受降时曾经庚亮三秋月下□羊□一□茶惆怅旧□□绿野无□无限鸟飞迟”。
反面为从木作仙鹤人物图，设色画中央绘一老树，树下站立一人一鹤，人物拱手而立，仙鹤抬腿回望，周围绘杂树草木若干，画面右上角题款，七行十二字，行书“少修仁兄属，壬戊初秋从木作”，款后钤印朱文方印“从木”。竹骨款署“空声猎之戌旗风猖倚危□帐望中万里山川唐王地千年魂魄晋英雄虽心不忍□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儒冠□尉一枝长戟六均方 松亭刻”。
傅增湘先生的书法以楷书和行书为主。楷书兼容欧、柳，晚年又间些魏碑笔意，字迹端 庄典雅。行书以二王为基础，融唐碑笔意，于俊秀中添加了豪气，在转折处颇见楷书功底。尤其是先生写在书后的跋文，工整流畅且活泼，自由舒展，为文人字之典范。
当然，泸州博物馆二幅付增湘书法作品虽然尚不能完全囊括付增湘书法艺术之全部，但其间至少可以见出付增湘书法艺术之基本特征与风格。这二幅书法作品，没有更多的张扬夸张，沉稳淡定，厚重俊秀，大家儒雅之气毕现。
如果将付增湘的为人之道，为官之道与付增湘所谓书法之道联系在一起，进行解读分析，就不难发现，所谓人道、官道，书道之内涵底蕴都同时体现在付增湘身上。事实上，付增湘就是一位学者，一位没有更多杂念，没有更多张扬夸张的一代鸿儒。他更多的是平平淡淡，更多的是沉稳淡定。
作者简介：付伟军（1978—），男，四川泸州人，助理馆员。
付增湘（1872——1950），四川江安县人，虽说是出生、生长于江安，但至入京为官以后，再没有踏上故乡这片土地。这不是因为付增湘不想回归故乡，或许是因为太忙，付增湘没有时间还乡。付增湘一生都在忙碌，为官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生活中，酷爱藏书、校书，其足迹跑遍了大江南北。可以说，付增湘一生穷于奔命，罕有空闲，只有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到付增湘去世的几年里，才稍有闲暇，闲赋家中，致力于古籍藏书的研究。其时，付增湘也是心神疲惫，病痛缠身，即使想回乡看看，也无力为之。
纵观付增湘为官一生，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考为进士，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以来，官场沉浮，付增湘每每能够从容应对，似乎成为了官场上的不倒翁。1902年，付增湘进入袁世凯幕府，至少在这时付增湘的选择是正确的，袁世凯此时思想表现激进，表面是拥护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大权在握，付增湘紧随左右，受袁世凯委任，参加唐绍仪的议和代表团南下议和。1914年，任袁世凯御用机构约法会议议员。袁世凯倒台，付增湘却没有随袁世凯的倒台而倒台。1917年12月，付增湘在北洋政府任教育总长，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近一年半的时间内，总统一易，总理三易，付增湘的教育总长却牢而不动。以不变应万变，付增湘的宦海生涯里，似乎没有惊澜，只有不变。
无论后人怎样的评价，付增湘的处事哲学是随和的，袁世凯拥护共和，他也拥护共和，袁世凯称帝，他也不反对，袁世凯倒台，他不痛心，也不气馁，可以在北洋政府里继续担任教育总长。心态平和，随遇而安，或许就是付增湘的人生理念。当然，付增湘也有冲冠一怒的时候，在这付增湘一生中是少见的，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欲追究北大校长蔡元培策动包庇学生，逼蔡元培离职，付增湘极力抵制，辞去了教育总长之职。作为一位教育家，一代鸿儒，也有发怒的时候，也有冲动的表现，这在付增湘一生中是极少的。温文尔雅，处事不惊，与世无争是付增湘性情的写照。
教育总长不干了，政府又给了付增湘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长之职，官不大，毕竟还是官，付增湘还是能够安于此职并能有所作为，藏书、校书成为付增湘一生的最大成就，也许，付增湘真正的人生价值也体现在这里。
付增湘的为人处事是到位的，官降了，图书收藏研究成了付增湘新的兴趣喜好，事实上，付增湘是十分的清醒的，官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官的大小已无所谓。既然不能做到清静无为，随遇而安，得过且过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付增湘为官多年，在政绩上，并没有多大的轰动效益或非常之举。在如此动荡的时局里，当权者几易其人，付增湘都能得以重视，官位稳坐。即使辞职了，也能再得官位，可见付增湘做人做到了极致。
由于付增湘的人品、学识、名气，低调的处事态度也没有领导者忘掉他。1949年新中国建国前夕，周恩来特派陈毅持自己的亲笔函，专程拜访付增湘。可惜此时付增湘已经仙逝，不然，付增湘至少会出任全国政协委员。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付增湘是成功的，他能够得到多任领导者的重视与信任，是非常难得的。当然，这与付增湘的儒雅为官之道是分不开的。
为官多年，并不是付增湘的真正成就，付增湘的最大成就是古籍的收藏与整理、研究。傅增湘是现当代著名藏书家，其搜书之勤、藏书之富、版本之精，为近代诸藏书家之首，仅其祖传秘本、善本书达66000余卷。傅增湘经常流连于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书肆，又常到浙江、安徽等地访书。每得知某地有善本，必求一得，倘若资力不及，也必求一见，把书借来，进行校勘。其所得薪金，除生活费用之外，全部用以购书。有时绌于资金，往往借债收书，或卖旧换新。
作为一代鸿儒，付增湘在书画方面也有极深的造诣。付增湘的书法与其官道上的修为是一致的，温文尔雅，波澜不惊，沉稳淡定是付增湘书法的最大特色。这种书法特征，一如付增湘的为官之道，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太大的波澜跌荡，平平顺顺，泰然处事，但其间足以见出付增湘厚重的内涵与底蕴。
付增湘书法以楷书和行书为主。楷书兼容欧、柳，晚年又间些魏碑笔意，端庄典雅，沉稳淡定。行书以二王为本，融唐碑韵味，于俊秀中蕴含着厚重。
這一点，可以从泸州博物馆收藏的二幅付增湘书法作品中得以佐证。泸州博物馆收藏付增湘楷书而幅。
其一，付增湘楷书对联，纸本，横32厘米，纵123厘米。
楷书内容为“更欲洞霄为隐吏；自应洽札奏新书。”
上联右边题款，一行七字，楷书：“□□仁兄大人正是”。下联左边题款，一行五字，楷书：“润沅傅增湘”，款后钤白文方印“臣增湘印”，朱文方印“戊戌翰林”。
傅增湘书写的七言对联“更欲洞霄为隐吏；自应给札奏新书。”出自苏东坡的《洞霄宫诗》“前生我已到杭州，到处长如忆旧游。更欲洞霄为隐吏，一庵闲地且相留。”和《次韵宋肇惠澄心纸二首》“诗老囊空一不留，百番曾作百金收。知君也厌雕肝肾，分我江南数斛愁。君家家学陋相如，宜与诸儒论石渠。古纸无多更分我，自应给札奏新书。”两首诗书体为楷书，中锋、侧锋兼用，用笔逆入平出，一波三折，方中带圆，点画清健，字體峻拔，字迹端庄典雅，功底深厚，兼容欧、柳笔意。特别是更、欲、为、隐等字中，欧体、柳体笔意更浓。精气饱满，结构于谨严见流朗，姿仪整肃而秀媚，内敛与舒展相得益彰，上下联题款遥相呼应，别有一番风韵。两印章一白一朱，字体一粗一细，笔画一方一圆，形成鲜明对比，为作品锦上添花。
其二，付增湘楷书扇面，纸本，横弧长65厘米，半径34厘米。
竹为扇骨。正面为傅增湘书行楷文，内容为“访胜琳宫未南大贫烟鬟涧吹似相亲千年松杏登山史几□棠□驻晚春林鸟悦人常自啭洞蛇依佛无能驯石亭瞑坐眈孤赏梦落吴山楚水滨秀岩媚孤亭春涧涨霄灵冥生待归人惘□然梦天目”。书后题款，三行十七字，行书“游岫山云寺□作，少修仁兄属正，傅增湘□书”。款后钤印白文方印“傅增湘”。竹骨款署“四朝夏□□如丝龙马精神海鹤姿天上玉堂传诏夜阵前金甲受降时曾经庚亮三秋月下□羊□一□茶惆怅旧□□绿野无□无限鸟飞迟”。
反面为从木作仙鹤人物图，设色画中央绘一老树，树下站立一人一鹤，人物拱手而立，仙鹤抬腿回望，周围绘杂树草木若干，画面右上角题款，七行十二字，行书“少修仁兄属，壬戊初秋从木作”，款后钤印朱文方印“从木”。竹骨款署“空声猎之戌旗风猖倚危□帐望中万里山川唐王地千年魂魄晋英雄虽心不忍□边马往事应须问塞鸿□□儒冠□尉一枝长戟六均方 松亭刻”。
傅增湘先生的书法以楷书和行书为主。楷书兼容欧、柳，晚年又间些魏碑笔意，字迹端 庄典雅。行书以二王为基础，融唐碑笔意，于俊秀中添加了豪气，在转折处颇见楷书功底。尤其是先生写在书后的跋文，工整流畅且活泼，自由舒展，为文人字之典范。
当然，泸州博物馆二幅付增湘书法作品虽然尚不能完全囊括付增湘书法艺术之全部，但其间至少可以见出付增湘书法艺术之基本特征与风格。这二幅书法作品，没有更多的张扬夸张，沉稳淡定，厚重俊秀，大家儒雅之气毕现。
如果将付增湘的为人之道，为官之道与付增湘所谓书法之道联系在一起，进行解读分析，就不难发现，所谓人道、官道，书道之内涵底蕴都同时体现在付增湘身上。事实上，付增湘就是一位学者，一位没有更多杂念，没有更多张扬夸张的一代鸿儒。他更多的是平平淡淡，更多的是沉稳淡定。
作者简介：付伟军（1978—），男，四川泸州人，助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