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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史和党史界有种说法，认为陈独秀是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的学生，从四个方面我们排除了这个可能性：从时间上看不可能，从陈当时思想状态看没有反清倾向，可能是把安徽的求是和浙江的“求是”弄混淆了，和沈尹默并非同学。
关键词：陈独秀；求是书院；沈尹默
近代史研究中有这样的说法：“没有李鸿章，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胡适之，就没有中国的新文学。”它概括了三位安徽籍名人在近代史上的地位，特别是陈独秀对建立共产党的巨大贡献是世人公认的。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1898年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求学，因发表反清言论，1901年被书院开除，然后去日本留学。有的说是1897年入书院，1898年离开。说法不一，大都认为陈是求是书院第二届学生。但是另外很多学者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意见，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考证，特别是仔细分析研究陈独秀的自传、论文、诗作、书信等，事情真相基本水落石出。
一、关于是否进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求学？
说陈独秀是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学生，具体说法不一，概括起来有两种：一说陈是求是书院第一届学生，即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入学；一说陈是求是书院第二届学生，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入学。离开的时间暂且不管，光是从入学时间看，就很站不住脚。
第一届求是书院开学时间是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即1897年5月21日）。开学之前有严格的考试、复试，林启亲自命题、阅卷、择优录取，第一届只招30名，称为“举贡生监”。
研究陈独秀早期活动，最可靠的资料是陈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写的《实庵自传》。《实庵自传》恰好截止到光绪二十三年，他说：“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参加乡试了。……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
陈独秀讲得很清楚，这年阴历七月之前从未离开过母亲，既没有离开过安庆，也就没有到杭州进求是书院。当时求是书院在全国只招收30名学生，能进去是莫大的荣誉，如能进去陈自然不会忘记的。
到南京乡试结束，已经是阴历八月十六、七日，南京乡试之后，还要等发榜。其实如果他此时已经入学求是书院的话，似乎已无必要再等发榜了。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写《扬子江形势论略》［1］和与高登科之女高晓岚完婚了。《扬子江形势论略》文后写得清楚：“光绪丁酉冬怀宁陈乾生自识。”既称冬，应自11月起，阴历当是10月份起至年末这一时段内。这篇论文不是普通的论文，不是花上几天，或者开上几个夜车就可完成的。文章开头就说明：“按一统舆图”如何如何，这是起首之文，写到荆州为止，确实没有多少铺陈，可以看出这些是参照地图写的；自荆州起，逐渐铺开，已是一篇长江军事布防的论文了。文中对长江沿江有哪些哪些山，哪些哪些江洲、石矶、滩地，一一写出名称；如果这还可以各种地理书籍参照，那么，沿江已设置的炮台就不那么容易弄清了，而文章却把隐蔽的炮台也写了进去。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写了哪些炮台设置不妥，应该设置在哪里……等等，这就要有实地的考察；并且从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哪些是仅从书本上得来的议论，哪些是到实地考察过的。
陈独秀从安庆到南京是乘船航行的，可以说，这次航行，是引起撰写此文的动机之一，航行比较缓慢，也就有了观察、议论沿途各市镇的时间。这一段是沿途又看、又听，再联系他的历史知识和看到过的外国人布勒克斯登对长江的最为详细的调查报告，但必须一一核对才行。撇开安庆到南京这一段航程，还可以看到许多非亲历其境则无法写出的内容，例如：从岳阳到鄂州，称岳州一段江中，有磨盘石，舟行径此，必近右岸白沙崖以避之。又前行十里，亦必行近右岸以避。再以崇明岛为例，他写道：“崇明本沿海一岛，……距吴淞口北约七十三里又三分之一，其处入江之口，曰北洪, 曰南洪,均在崇明之南，为崇宝沙所隔……其南岸有三台，长江进吴淞口处有吴淞台、南石塘台。另有一台，在狮子林下，距吴淞十六里，去诸台太远，未能犄角。且崇宝沙无台，则他台皆成虚设，当以崇宝沙西北沙尖以为主台……”这个炮台设置计划，决不会是英人著述所说；而若不亲临此地，也不可能写此作为进谏。
那么他什么时候去长江的上下游？应该说就在去南京应试后的这段时间，可以是等发榜而先由南京航行至长江口，回南京见榜后，乘船到宜昌，再回安庆，于是回家核对整理成文。也可以发榜之后，再开始他的航程。总之，南京乡试后，没有时间赴浙江求学。
在《扬子江形势论略》文中也已经交代了他曾大体进行的考察，又说“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旧闻”是文中引用汉、蜀、晋、宋代军事家论荆襄形势；“白人所论”，都有注明；“旅话”则是长江旅行，沿途访谈，其中，老船工当是关键人物。这一番往来，总得一个月以上，已经到了阴历九月下旬。一路“旅话”新闻，加上“旧闻”、白人论述，综合起来，形成《论略》；按其自述，完稿于是年冬，即最早是阳历11月上、中旬，故下半年再赴杭州求学也没有可能。
求是书院第二届招收60名，称“经生”，入学要求也很严格，开学时间和上届一致。肯定不同于现在“滚动开班”的培训班之类，可以随时入学、想来就来。
陈也不可能是求是书院第二届学生，1898年春天他19岁（虚岁20岁），和兄孟吉（陈庆元）一起随陈昔凡（陈独秀的叔叔，此时已为其嗣父）去东北，在陈昔凡身边做些文书工作，1899年，陈氏兄弟得知母亲生病，一起匆匆南下，等他们回到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母丧以后，其兄到辽东道候补，陈东渡日本留学。他的一首《述哀》可为我们提供线索，此诗写于宣统元年秋，即1909年秋。诗的序文中称：“亡兄孟吉，与仲隔别，于今十载”，这就是说，他们兄弟1899年分别后即未再遇。那么1899年陈独秀在哪里呢？按其自述，在关东。1899年，其母病重，致函陈氏兄弟。诗云：“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所以1899年，陈独秀在东北无疑。其母病故后，陈独秀又去了哪里？诗云：“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相携出门去，顾影各涓涓。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海上各为别，一别已终天。”陈独秀又到辽东后东渡，没有南下杭州。当时的交通状况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动辄一两个月才可以到达目的地，1901年10月，陈第一次赴日留学。［2］
因此可以列个简单的时间表：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八月（阴历）第一次辞母出远门到南京参加乡试
1897年十月（阴历）——年末与高登科之女高晓岚完婚，考察地理撰写《扬子江形势论略》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天与兄孟吉赴东北沈阳,长子陈延年生于安庆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母亲病重，与兄回安庆探望，1900年春节前夕才到家，母已故，再返东北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住东北，次年东渡日本留学
二、有无反清言论？
流行的说法是，陈独秀在求是书院期间发表反清或反满言论，被开除、或被迫离校，时间有
1898、1899、1901年等不同版本。那么有必要考证一下陈独秀在1897－1901年的思想状态。从陈独秀经历中，1897年或者说1899年，均无反清、反满言论。因为他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写得清清楚楚，“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是为了提供给政府而写，不是为了反清而写。当时他对清政府还抱着幻想。即使到了1903年5月17日，陈独秀在安庆的藏书楼拒俄大会上发表爱国演说，也并无反清、反满言论。演说结束后他们趁热打铁，成立了爱国社，宗旨是“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在其参预起草的《安徽爱国社拟章》中，提出的规则称：“本社既名爱国，自应遵守国家秩序，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故在1897－1901年期间，没有发表反清言论而被追捕之事。
还有一种说法是，1899年陈在家乡安庆发表反清言论导致被迫逃往南京。根据也很薄弱。陈在家乡安庆发表演说有1902年和1903年两次。第一次在尚志学堂，影响不大；第二次在藏书楼（其实是同一个地方）。陈发起这两次演说会，不是反对清政府，而是把矛头指向外患沙俄。他提倡组织学生军，是请缨上前线卫国，他在爱国会的演说中特别强调守土，不作亡国之民，不要骂官，“以振独立尚任之精神”。官都不骂，焉能说是反清？爱国的拒俄运动被镇压之后，有志的爱国青年深感报国无门，陈独秀等才走上组织“岳王会”革命团体的道路。
三、两个“求是”混淆了？
安庆也有个名叫“求是”的学校，称“求是学堂”，已不称书院。是否有把两个“求是”混淆的可能？《安徽通志稿·教育考》载：“安徽之有学校，自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始。初，皖抚邓华熙应诏陈言请敕各直省建设二等学堂（时京师、上海已设大学，由户部拨款充费，并钦派大臣管理，是为头等学堂）。总理衙门奏准通行，因就敬敷书院开办，并将书院书籍产业归并，名曰求是学堂，于光绪二十四年开学，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毕业，经巡抚王之春考取英法文学生十二名，奏奖监生及八品翻译官。”［3］这个求是学堂的创办比京师大学堂还早一年，推行新式教育，培养“既通西学，又切时务”的人才。翌年，该学堂移建同安岭府学宫旁，［4］即梓橦阁老书院之遗址，“而改为大学堂。复就安庆拐角头敬敷书院之原址设立藏书楼，以保存敬敷书院之藏书”。［5］在藏书楼的西院设尚志学堂一所，陈的第一次演说，即为尚志学堂开学之时。
四、和沈尹默是同学？
说“陈独秀少年读书于浙江求是书院，与沈尹默是同学”,［6］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后者也没有在求是书院读过书。沈尹默虽然祖籍在浙江吴兴县，但他1883年出生于陕西兴安，1898年他只有15岁，随父在陕西，22岁之前就没有离开过陕西省，1905年他22岁赴日本留学，用的是陕西籍。因经济窘迫次年回国，1907年他到杭州任教。也曾在浙江高等学堂即原求是书院代过课。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的陈独秀在朋友刘三处看到沈的诗稿，直接找到沈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处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沈以后苦练书法，成了书法名家。那次见面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沈的回忆录《我和北大》明确记载了此事，并且后来经常向人们说到这事。说两人在求是书院是同学云云，陈学习法语、英语、造船学，基本可以说是空穴来风。
如果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且是学生领袖，经常发表演说，必能在同时代学子的记述中找到信息。马叙伦此时在杭州养正书塾求学，与汤尔和、杜士珍是拜把兄弟，又是校中三杰，当时已萌发民主建国思想，先在本校联络同志，“还想向求是书院找同志”，所列出的名单中无陈仲甫之名。马是后来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提议人之一，在他的回忆录中，竟从未提及陈在求是书院学习的事。
关于陈独秀与浙江杭州的情结，他到过杭州没有？什么时候到杭州的？陈的确在杭州住了两三年，那是留学回国后的从教阶段。任教的时间：李帆群的《年表补正》称，1908年，陈独秀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1909年为兄亡赴东北；托玛斯·科尔
特［7］则称：1910年，陈在浙江省杭州初等军事学校任教。这个分歧也可以由陈独秀的信件来说清。1910年，陈有一封给苏曼殊的短信：“……去年岁暮，再来杭州……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这里说1909年岁暮“再来杭州，”那么前一次在何时？与陈独秀在杭州因书法而戏剧性的初次见面后成好友的沈尹默，在他的《我和陈独秀》一文中说：光绪末叶陈独秀
（那时名仲甫）［8］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光绪末叶，当是1908年。就是说，陈独秀是1908年始到杭州，是去陆军小学堂任教。两份《年表》说的1908年与1910年都没有错，1908年从东北到杭州，翌年季秋之初，获兄病故之电，仓卒北渡，载骨南还故里；岁暮再到杭州，仍在陆军小学任教，直至辛亥革命后回安庆。
陈独秀本人从未说过他曾经是求是书院的学生，如果说他确系该书院第一届或第二届的学生，最可靠的证据是陈参加考试的试卷、成绩单、入学名单、教师评语、完成作业、住宿登记等直接史料，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这些东西俱已消亡，不大可能找到。我们主要根据陈独秀本人的作品，加上其他佐证分析，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参考文献］
［1］该文制成木刻本散发，卷末题署“光绪丁酉冬怀宁陈乾生自识”。原件藏安庆市图书馆。据说他还写了另外两篇论文，只保存下来这一篇。
［2］关于陈独秀首次赴日的日期，历来有多种说法，相对而言，“1901年10月”说的佐证材料更为可靠，因为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书》，陈独秀自填留日时间是1901年10月。
［3］《安徽通志稿·教育考》，1934年。
［4］《怀宁县志》卷八《学校》。
［5］ 陈东原：《安徽省立图书馆二十一周年纪念》，《学风》第四卷第三期，1934年。
［6］日本学者波多野乾一在其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成）》提出的说法
［7］亨利·托马斯·科尔特是印度哲学家、学者，他的年表是语言学、历史学详注的大型编年表。
［8］最早使用“独秀”一名是1914年11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章士钊主编）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一曰《双枰山绪》，署名“独秀山民”；一曰《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秀”。
关键词：陈独秀；求是书院；沈尹默
近代史研究中有这样的说法：“没有李鸿章，就没有中国的工业化。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胡适之，就没有中国的新文学。”它概括了三位安徽籍名人在近代史上的地位，特别是陈独秀对建立共产党的巨大贡献是世人公认的。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1898年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求学，因发表反清言论，1901年被书院开除，然后去日本留学。有的说是1897年入书院，1898年离开。说法不一，大都认为陈是求是书院第二届学生。但是另外很多学者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意见，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和考证，特别是仔细分析研究陈独秀的自传、论文、诗作、书信等，事情真相基本水落石出。
一、关于是否进入“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求学？
说陈独秀是浙大前身求是书院的学生，具体说法不一，概括起来有两种：一说陈是求是书院第一届学生，即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入学；一说陈是求是书院第二届学生，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入学。离开的时间暂且不管，光是从入学时间看，就很站不住脚。
第一届求是书院开学时间是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日（即1897年5月21日）。开学之前有严格的考试、复试，林启亲自命题、阅卷、择优录取，第一届只招30名，称为“举贡生监”。
研究陈独秀早期活动，最可靠的资料是陈在南京老虎桥监狱中写的《实庵自传》。《实庵自传》恰好截止到光绪二十三年，他说：“大概是光绪二十三年七月罢，我不得不初次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参加乡试了。……到了八月初七日，我们要进场考试了。……三场九天，总是吃那半生不熟或者烂熟或煨成的挂面。”
陈独秀讲得很清楚，这年阴历七月之前从未离开过母亲，既没有离开过安庆，也就没有到杭州进求是书院。当时求是书院在全国只招收30名学生，能进去是莫大的荣誉，如能进去陈自然不会忘记的。
到南京乡试结束，已经是阴历八月十六、七日，南京乡试之后，还要等发榜。其实如果他此时已经入学求是书院的话，似乎已无必要再等发榜了。
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写《扬子江形势论略》［1］和与高登科之女高晓岚完婚了。《扬子江形势论略》文后写得清楚：“光绪丁酉冬怀宁陈乾生自识。”既称冬，应自11月起，阴历当是10月份起至年末这一时段内。这篇论文不是普通的论文，不是花上几天，或者开上几个夜车就可完成的。文章开头就说明：“按一统舆图”如何如何，这是起首之文，写到荆州为止，确实没有多少铺陈，可以看出这些是参照地图写的；自荆州起，逐渐铺开，已是一篇长江军事布防的论文了。文中对长江沿江有哪些哪些山，哪些哪些江洲、石矶、滩地，一一写出名称；如果这还可以各种地理书籍参照，那么，沿江已设置的炮台就不那么容易弄清了，而文章却把隐蔽的炮台也写了进去。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写了哪些炮台设置不妥，应该设置在哪里……等等，这就要有实地的考察；并且从文章中也可以看出，哪些是仅从书本上得来的议论，哪些是到实地考察过的。
陈独秀从安庆到南京是乘船航行的，可以说，这次航行，是引起撰写此文的动机之一，航行比较缓慢，也就有了观察、议论沿途各市镇的时间。这一段是沿途又看、又听，再联系他的历史知识和看到过的外国人布勒克斯登对长江的最为详细的调查报告，但必须一一核对才行。撇开安庆到南京这一段航程，还可以看到许多非亲历其境则无法写出的内容，例如：从岳阳到鄂州，称岳州一段江中，有磨盘石，舟行径此，必近右岸白沙崖以避之。又前行十里，亦必行近右岸以避。再以崇明岛为例，他写道：“崇明本沿海一岛，……距吴淞口北约七十三里又三分之一，其处入江之口，曰北洪, 曰南洪,均在崇明之南，为崇宝沙所隔……其南岸有三台，长江进吴淞口处有吴淞台、南石塘台。另有一台，在狮子林下，距吴淞十六里，去诸台太远，未能犄角。且崇宝沙无台，则他台皆成虚设，当以崇宝沙西北沙尖以为主台……”这个炮台设置计划，决不会是英人著述所说；而若不亲临此地，也不可能写此作为进谏。
那么他什么时候去长江的上下游？应该说就在去南京应试后的这段时间，可以是等发榜而先由南京航行至长江口，回南京见榜后，乘船到宜昌，再回安庆，于是回家核对整理成文。也可以发榜之后，再开始他的航程。总之，南京乡试后，没有时间赴浙江求学。
在《扬子江形势论略》文中也已经交代了他曾大体进行的考察，又说“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旧闻”是文中引用汉、蜀、晋、宋代军事家论荆襄形势；“白人所论”，都有注明；“旅话”则是长江旅行，沿途访谈，其中，老船工当是关键人物。这一番往来，总得一个月以上，已经到了阴历九月下旬。一路“旅话”新闻，加上“旧闻”、白人论述，综合起来，形成《论略》；按其自述，完稿于是年冬，即最早是阳历11月上、中旬，故下半年再赴杭州求学也没有可能。
求是书院第二届招收60名，称“经生”，入学要求也很严格，开学时间和上届一致。肯定不同于现在“滚动开班”的培训班之类，可以随时入学、想来就来。
陈也不可能是求是书院第二届学生，1898年春天他19岁（虚岁20岁），和兄孟吉（陈庆元）一起随陈昔凡（陈独秀的叔叔，此时已为其嗣父）去东北，在陈昔凡身边做些文书工作，1899年，陈氏兄弟得知母亲生病，一起匆匆南下，等他们回到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母丧以后，其兄到辽东道候补，陈东渡日本留学。他的一首《述哀》可为我们提供线索，此诗写于宣统元年秋，即1909年秋。诗的序文中称：“亡兄孟吉，与仲隔别，于今十载”，这就是说，他们兄弟1899年分别后即未再遇。那么1899年陈独秀在哪里呢？按其自述，在关东。1899年，其母病重，致函陈氏兄弟。诗云：“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所以1899年，陈独秀在东北无疑。其母病故后，陈独秀又去了哪里？诗云：“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相携出门去，顾影各涓涓。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海上各为别，一别已终天。”陈独秀又到辽东后东渡，没有南下杭州。当时的交通状况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动辄一两个月才可以到达目的地，1901年10月，陈第一次赴日留学。［2］
因此可以列个简单的时间表：
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七月——八月（阴历）第一次辞母出远门到南京参加乡试
1897年十月（阴历）——年末与高登科之女高晓岚完婚，考察地理撰写《扬子江形势论略》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天与兄孟吉赴东北沈阳,长子陈延年生于安庆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母亲病重，与兄回安庆探望，1900年春节前夕才到家，母已故，再返东北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住东北，次年东渡日本留学
二、有无反清言论？
流行的说法是，陈独秀在求是书院期间发表反清或反满言论，被开除、或被迫离校，时间有
1898、1899、1901年等不同版本。那么有必要考证一下陈独秀在1897－1901年的思想状态。从陈独秀经历中，1897年或者说1899年，均无反清、反满言论。因为他的《扬子江形势论略》写得清清楚楚，“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是为了提供给政府而写，不是为了反清而写。当时他对清政府还抱着幻想。即使到了1903年5月17日，陈独秀在安庆的藏书楼拒俄大会上发表爱国演说，也并无反清、反满言论。演说结束后他们趁热打铁，成立了爱国社，宗旨是“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在其参预起草的《安徽爱国社拟章》中，提出的规则称：“本社既名爱国，自应遵守国家秩序，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致涉叫嚣。”故在1897－1901年期间，没有发表反清言论而被追捕之事。
还有一种说法是，1899年陈在家乡安庆发表反清言论导致被迫逃往南京。根据也很薄弱。陈在家乡安庆发表演说有1902年和1903年两次。第一次在尚志学堂，影响不大；第二次在藏书楼（其实是同一个地方）。陈发起这两次演说会，不是反对清政府，而是把矛头指向外患沙俄。他提倡组织学生军，是请缨上前线卫国，他在爱国会的演说中特别强调守土，不作亡国之民，不要骂官，“以振独立尚任之精神”。官都不骂，焉能说是反清？爱国的拒俄运动被镇压之后，有志的爱国青年深感报国无门，陈独秀等才走上组织“岳王会”革命团体的道路。
三、两个“求是”混淆了？
安庆也有个名叫“求是”的学校，称“求是学堂”，已不称书院。是否有把两个“求是”混淆的可能？《安徽通志稿·教育考》载：“安徽之有学校，自前清光绪二十四年始。初，皖抚邓华熙应诏陈言请敕各直省建设二等学堂（时京师、上海已设大学，由户部拨款充费，并钦派大臣管理，是为头等学堂）。总理衙门奏准通行，因就敬敷书院开办，并将书院书籍产业归并，名曰求是学堂，于光绪二十四年开学，二十七年（1901年）三月毕业，经巡抚王之春考取英法文学生十二名，奏奖监生及八品翻译官。”［3］这个求是学堂的创办比京师大学堂还早一年，推行新式教育，培养“既通西学，又切时务”的人才。翌年，该学堂移建同安岭府学宫旁，［4］即梓橦阁老书院之遗址，“而改为大学堂。复就安庆拐角头敬敷书院之原址设立藏书楼，以保存敬敷书院之藏书”。［5］在藏书楼的西院设尚志学堂一所，陈的第一次演说，即为尚志学堂开学之时。
四、和沈尹默是同学？
说“陈独秀少年读书于浙江求是书院，与沈尹默是同学”,［6］更是无稽之谈。因为后者也没有在求是书院读过书。沈尹默虽然祖籍在浙江吴兴县，但他1883年出生于陕西兴安，1898年他只有15岁，随父在陕西，22岁之前就没有离开过陕西省，1905年他22岁赴日本留学，用的是陕西籍。因经济窘迫次年回国，1907年他到杭州任教。也曾在浙江高等学堂即原求是书院代过课。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的陈独秀在朋友刘三处看到沈的诗稿，直接找到沈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处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沈以后苦练书法，成了书法名家。那次见面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沈的回忆录《我和北大》明确记载了此事，并且后来经常向人们说到这事。说两人在求是书院是同学云云，陈学习法语、英语、造船学，基本可以说是空穴来风。
如果陈独秀在杭州求是书院读书，且是学生领袖，经常发表演说，必能在同时代学子的记述中找到信息。马叙伦此时在杭州养正书塾求学，与汤尔和、杜士珍是拜把兄弟，又是校中三杰，当时已萌发民主建国思想，先在本校联络同志，“还想向求是书院找同志”，所列出的名单中无陈仲甫之名。马是后来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提议人之一，在他的回忆录中，竟从未提及陈在求是书院学习的事。
关于陈独秀与浙江杭州的情结，他到过杭州没有？什么时候到杭州的？陈的确在杭州住了两三年，那是留学回国后的从教阶段。任教的时间：李帆群的《年表补正》称，1908年，陈独秀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习，1909年为兄亡赴东北；托玛斯·科尔
特［7］则称：1910年，陈在浙江省杭州初等军事学校任教。这个分歧也可以由陈独秀的信件来说清。1910年，陈有一封给苏曼殊的短信：“……去年岁暮，再来杭州……仲现任陆军小学堂历史地理教员之务……”这里说1909年岁暮“再来杭州，”那么前一次在何时？与陈独秀在杭州因书法而戏剧性的初次见面后成好友的沈尹默，在他的《我和陈独秀》一文中说：光绪末叶陈独秀
（那时名仲甫）［8］从东北到杭州陆军小学教书……光绪末叶，当是1908年。就是说，陈独秀是1908年始到杭州，是去陆军小学堂任教。两份《年表》说的1908年与1910年都没有错，1908年从东北到杭州，翌年季秋之初，获兄病故之电，仓卒北渡，载骨南还故里；岁暮再到杭州，仍在陆军小学任教，直至辛亥革命后回安庆。
陈独秀本人从未说过他曾经是求是书院的学生，如果说他确系该书院第一届或第二届的学生，最可靠的证据是陈参加考试的试卷、成绩单、入学名单、教师评语、完成作业、住宿登记等直接史料，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这些东西俱已消亡，不大可能找到。我们主要根据陈独秀本人的作品，加上其他佐证分析，基本上持否定态度。
［参考文献］
［1］该文制成木刻本散发，卷末题署“光绪丁酉冬怀宁陈乾生自识”。原件藏安庆市图书馆。据说他还写了另外两篇论文，只保存下来这一篇。
［2］关于陈独秀首次赴日的日期，历来有多种说法，相对而言，“1901年10月”说的佐证材料更为可靠，因为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书》，陈独秀自填留日时间是1901年10月。
［3］《安徽通志稿·教育考》，1934年。
［4］《怀宁县志》卷八《学校》。
［5］ 陈东原：《安徽省立图书馆二十一周年纪念》，《学风》第四卷第三期，1934年。
［6］日本学者波多野乾一在其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资料集成）》提出的说法
［7］亨利·托马斯·科尔特是印度哲学家、学者，他的年表是语言学、历史学详注的大型编年表。
［8］最早使用“独秀”一名是1914年11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章士钊主编）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一曰《双枰山绪》，署名“独秀山民”；一曰《爱国心与自觉心》，署名“独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