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选票”可分成两半儿来理解，前者是说民意指向，后者是说有型纸张，实属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这未免啰嗦，但惟其如此才能证明选举不是舶来品，中国“古已有之”。尧舜禅让据说就是由众方国察举所致，而造纸术自然又是中国发明的。哪一项不在外国之前？中国不是选票的发明国，那是因为不屑把它们二者简单地结合起来。这有孔夫子一笼统“听其言观其行”的议论证明。可随着“门户开放”，古老华夏开始摩登搞选票了：
　　 辛亥首义，孙中山该当大总统，可还是被逼着让位于袁世凯。山西参加举事者颇多，该当都督的人也真不少，大家选举，只有一人私携枪支与会，他跳到台上一挥枪：不选阎锡山，这枪不答应。从此，阎锡山就在山西做了38年“土皇帝”。民意乎？实力！
　　 实力乎？洪宪登基，雪片也似的电报劝进，连篇累牍的文章吹捧，众望所归，天人同劝，不当皇帝能行吗？可自登基那天起，普天下又皆曰可杀，袁大总统气得一命呜呼。蒋介石一手遮天，拟配个装衬的副手，可偏偏票选出个眼中钉肉中刺的李宗仁。人还是那个人，有实力也未必遂心愿，名不正言不顺事不成！
　　 名义乎？李宗仁名正言顺成了代总统，提名要不易听蒋介石调遣的居正为行政院长，下野的蒋介石却在乡间叮嘱陈立夫一定要把何应钦选上，否则提头来见。果然，何应钦沐猴而冠，掣肘得代总统左右受困进退维谷，活活地受洋罪。
　　 选票真和金钱一样，能把人搞得神魂颠倒，把世界搞得眩天驾雾。金钱作用于人的洋相，有莎士比亚的戏词作证；选票捉弄于人的笑话，有马克·吐温的小说作证。选票是有价证券，可以讨价还价，也可以当成“彩票”来押宝赌博，能投资以期得到回报。曹锟想过过当大总统的瘾，动员亲信以每张5000元之价收购议员的选票，议员们都成了“猪仔”，把手中的选票视作“当票”、“股票”，让“曹三傻子”心想事成。这种投资还必须是看行就市的，否则就得白白“割肉”折本。程潜和于右仁也曾参加过国民政府副总统的竞选，又送钱又送字画，可钱不到位，且据乱时期“文教不兴”，空忙碌一场，到头来文臣武将授人笑柄。而李宗仁凭着帐下有“小诸葛”白崇禧和“军师”黄绍竑的运作如愿以偿。
　　 不管靠什么来运作，得票多总不是坏事吧？可就有人为自己得票太多要吓死。国民党选总裁，陈立夫生怕自己的票数少，苦心经营去拉票。结果一唱票，自己竟比蒋介石多出两票，吓得他赶忙把两票移到蒋介石的头上，磕头捣蒜地求饶，请来老婶娘讲情，才算保住了脑袋。
　　 选票的运作真是妙趣横生，令人啼笑皆非。现在，常听到一些笑话：胡长青、成克杰都曾以2/3的多数票闯过了“三讲”关；马向东也曾以高票数击破张鸣岐当上了沈阳市副市长，等等。有人哭诉，事前人人告诉他“我可投了你一票！”事后才知道他只得了0票。有人玩游戏，让10个聪明人和1个傻子选出两个人当领导，必然有1张废票，10个聪明人各得1票，而傻子独得10票。人常说足球是圆的滚动的，是黑白二色相间的，不知什么时候就定格在哪一色。实际上，在资本统治、独裁专制和小集团利益操作下，选票也是个球。选民不过是些戏剧的票友，选中者也不过是穿着“皇帝的新衣”游街的小丑。然而，因为小丑当了皇帝，他第二天就会醒悟过来，自己穿起棉衣而把“新衣”赐给全体臣民，奴才们赤身裸体受着冻还要匍伏在地，山呼：“吾皇俭朴，感谢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被愚弄的还是老百姓。
　　 二
　　
　　 不公正的选举，常是选票戏选民，选民玩选票，最终不知造出些什么样的变种，人人都是一付可怜兮兮苦大仇深状。但这样的选票运作，未必没有积极的历史意义，我们不能把婴儿和污水一起泼掉。至少，它让国之重器丢人现眼、神圣庙堂洋相出尽，打破了封建的诡秘铁幕，使人们有必要请来“德先生”验证选票里的民主是真是假，请来“赛先生”计量票箱里的科学有几分。问题不暴露，藏着掖着，就永远没有解决的机会。
　　 对于历史和现实力量发展的不对称结果，马克思最能看得开，也最豁达。他认为这种结果常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碰撞而成的，也许是人人都不满意的一种结果。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只能“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由此来看待一切选举结果，才是最科学的观点。选票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社会民心的真实要求，说到底是要看民主进步的水平、社会文明的程度，有赖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的全面发展。这当然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又漫长的历史过程。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让我们没完没了地去等。安于现状，就这么累地过下去，我们势必在未来的生活中过得更苦，变得可能不再是我们自己。
　　 所有的生物之漫长而复杂的进化过程都要受到人工的和自然的选择，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寻找着各自的出路。天文学家卡尔·萨根说：“人工选择的实质在于动植物的许多生理和行为特征被忠实地遗传下来。由于种种理由，人类促进了某些品种的繁殖，阻止了另一些品种的繁殖。被选中的品种竞先繁殖，终于繁盛起来；未被选中的品种日益稀少，甚至灭绝。”这种人工的选择驯化引起动植物的遗传变化是非常迅速的，“奶牛之所以有大乳房，是人类喜欢吃牛奶和乳酪的结果”。
　　 社会选举是最典型的“人工选择”，什么样的民主水平必然选出什么样的结果，被选中者都是一定时期民主进化的终端试验品，反过来又严重地影响着一定时期的民主变化。越是适应这种选择的人，他的生存机会就越大，后嗣也众多。就像日本渔民捕获到武士型的蟹要放生，最后产生了许许多多的武士蟹一样，贿选制造出更多更大的贪官，逼选制造出更恨更毒的独裁，拉票制造出更恶更险的门阀，于是，只好种下蒺藜得刺，拉下大便吃屎。如果社会纵容玩票者，玩家就会层出不穷，天下一时竟成玩家之天下。如果你不想过这种黑暗的生活，那么，现在就该怀抱一种超越自我、超越时代的精神，像鲁迅那样“肩住黑暗的闸门”，尽可能多地拦住劣种、放生优种，“留几分善念田供子孙耕种”。
　　
　　三
　　
　　 追求民主，“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人类历史上，民主是不断发展和演变的，一般的、普遍的、绝对的民主是不存在的，但是，历史上存在的阶级的具体的民主，则总是具有可以为后人继承借鉴的一般的普遍因素。
　　 山西“左手一指是太行，右手一指是吕梁”。在太行山，作家赵树理说过，根据地初创时，正直的农民在兵荒马乱的情形下多不敢出来做事，一些胆大妄为之徒多被选进基层政权内，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他的“小二黑”原型就死在那些干部的棒下。在吕梁山，一二O师政委关向应讲过一段话，大意是说：在地方想选出些能为老百姓办事的开明进步人士，但多选出的是当地旧有恶势力人物。老百姓都说那些人好。我们实行了减租减息，经过调查，除决了几个地主恶霸，掀开了盖子，再问老百姓，老百姓又拍手称快说原先选的那几个家伙早该杀了。
　　 愿望与现实永远是互相助进的，民主常常扮演着“心切于求，而目眩于视”的悲喜剧角色。民主的建设有时软弱到必须乞求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手段的支持，才能喘气。然而，真正的民主一旦成活，它就是人民群众自己的心头肉，任何人也无法夺去。1942年《新华日报》报道了发生在冀中平原上的一个故事：日军包围了根据地的一个村庄，把全村人押在村头要他们交出区长来，否则就要血洗全村。看到群众遭屠杀，这时人群中跳出一个人，他一脚踢落日军的刺刀，泪流满面地喊道：“放下他，我是区长！”敌人要押着区长走了，人群马上像决堤的洪水，一起冲上前去，人人高喊着“我是区长！”一个又一个人倒在了血泊中，一波又一波的人浪涌上去，老百姓喊着“抢救咱们的区长呀！”“是咱们自己选出来的区长呀！”区长被敌人抓走了，三天后，几个村的民兵联合着又把区长救了出来。区长激动地说：“是抗日和民主救了我的性命啊！”
　　 这个区长决不是用有型有款精致的选票选出来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是得到根据地群众公认，农民聚在村口手攥豆子选出来的。这种民主政治的情形，被艺术家们入木三分地记录下来了：村口一群像土地一样朴实的农民，手攥着豆子分别往三只土碗里投放；三个劳动者背对着人群，等待着豆选的结果。那豆子是持豆人经过汗水的耕种和浇灌、大地的沃养与阳光雨露的滋润才收获来的救命物。正是为了能让土地带来更多的收获和子孙有着恒久的幸福，他们才把救命物投出去。
　　 在开国大典的前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投票选举中央人民政府组成人员，主席台的两侧就悬挂着两幅来自根据地的木刻作品，其中一幅就是《豆选》。也许正是基于根据地人民广泛实行的豆选，毛泽东才在延安的窑洞里对黄炎培感慨地讲：我们已经找到了能够打破中国历史兴替“其兴也浡矣，其亡也忽矣”周期率的办法，人民决定干部，干部对人民负责，这就是人民民主。
　　 豆选，带着天籁的清风，泥土的芳香，阳光的味道。持着豆儿捧着心，把掌中的豆子投出去，就是把自己的劳动果实赌进去，就是把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赌进去。但你认清了没有，他是能帮助老百姓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梦想的人选吗？